回到滨州，暂时没有活干，距离自己四年前制定的五年规划，武征觉得手里没有筹码去实现。回家，是个诱惑，更是个纠结。
　　
　　武征曾经是一个“大城市成就人生梦想”的典型代表，他勤奋，能吃苦，有明确的人生规划。
　　但是，一切都在2008年的春节改变了。老父亲希望他回到滨州老家。
　　这是一个三线城市，没有火车站，也没有他所从事的行业——信用担保软件开发。
　　但是，人生就这么突然转弯了。老父亲的一番话和妻子的期望，让他最终决定回家。
　　在北京，他可以每年有十几万的收入，回到滨州还能保障这个收入水平么？从一个三线城市重新开始，意味着什么？
　　
　　曾经壮怀激烈
　　再往前推八年，武征第一次远足。
　　2001年，他考取了重庆通讯学院，这是一所军校，武征作为军校招收的地方生被录取。地方生的特点是，和国家统招军校生一样接受完全的军事化学习，但是不能享受国家包分配服务军队的待遇。
　　武征在学校里是先进分子，进校第一年就入党，当着不大不小的学生干部，时常对着上百名学生讲话。按照军队里的话说，他就是那种“政治合格，思想牢靠，技术过硬的好同志”。他一心想“锻炼自己，做点事”。
　　2004年底，作为毕业实习，武征带着5000块钱跑到深圳，进了“深圳恒泰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做信用担保软件的公司。
　　生活条件和所有“漂族”一样：早上2块钱买两个馅饼，中午6块钱买个盒饭，晚上4块钱买四个馅饼……一间15平米的无窗小屋，两人住，轮换睡地铺。
　　心气也和大部分“漂族”的心境一样：吃苦没什么，干点事出来！
　　略有不同的是，他的人生规划具体到了数字上：五年赚100万！
　　家人对武征的这个选择颇有意见。按照家里的关系，如果毕业就回家，武征可以进本市建设局下面的事业单位，安安稳稳，衣食不愁。
　　武征不愿过这种生活，公司老板的话更让他兴奋：“和有钱人打交道，你也会变成有钱人！”
　　2004年，信用担保软件还是个很前沿的行业，交易的双方也都是做民间借贷的老板们，是有钱的主，武征觉得自己找对了行。半年后完成实习，签约为正式员工，开始做市场，拿提成。
　　后来，他还和要好的朋友做过一个软件公司，领域也是信用担保，每卖出一套软件，利润就有好几万。和朋友的合作，是他的第一次创业实践。一年后，公司关门。武征说：“每人赚了十几万拉倒，不好干。而且，在大城市，人脉很难拉，小公司很难维持。”
　　在深圳三年，武征想过若干个“我想……”，脑子一直没有停下来，却终究苦于没有迈出那一步。
　　“一个人在外，不好弄。”端起一杯茶，送到嘴边，没喝，停了一下，他对记者补充说，“有时候没方向。”
　　
　　城市自闭症
　　打拼两三年，武征越来越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得了一种怪病，自己也一样，“下了班，就是回到租的屋子里，也没有个人聊天。整个人经常很烦躁，烦了就去喝酒，越来越不喜欢交流，整个人很闭塞，有自闭倾向。”
　　他不称住的地方是“家”，而是叫它“小屋子”。
　　武征发现，“同事们，朋友们，交往的目的性比较强，聊也聊不爽。”武征自己下了个结论：“大城市的人节奏快，交流的时间短，闭塞。”
　　工资从1800元涨到3400元，年终奖从五万到十万，钱包在一点点鼓起来，他却高兴不起来。
　　他想起刚到公司面试时，总经理问他的话。
　　“你对自己有怎样的规划？”
　　“五年赚足100万。”
　　“在这个公司，五年不可能赚到100万。”
　　“没关系，经历也是一种锻炼。”
　　眼看时间到了2007年，武征还在自己的五年计划上匍匐。2007年底，武征努力用这句“经历也是一种锻炼”安慰自己。同时，继续用那句“和有钱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变成有钱人”来鼓舞自己。
　　和同事的聊天中，家是个渺茫的词语。
　　在要么出差，要么和同事喝酒聊天的生活里，爱情也离他越来越远。
　　武征说，这个行当的人很少30岁前结婚。“自己出差多，没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在外面，个人管个人。那时候婚恋网站基本没有，再说，我也不精通网络。”
　　单身两年后，武征和老家自己的一位高中女同学联系越来越密切。那是他高中的一个“死党”，两人知根知底，他曾对她开玩笑说，“到时候还没嫁出去的话，我就收了你。”
　　玩笑就这么成了真。一年的电话联系后，2007年底，两人结婚。
　　虽然不能生活在一起，武征很满足，他说：“心灵就像有了港湾，踏实。”
　　
　　到北京去大干一场
　　2007年中，武征做了北京分公司市场部的经理。
　　从深圳到北京，从一个大城市，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武征有自己的梦想：在北京大干一场！
　　到北京负责北方市场，是武征自己提出来的要求。他的考虑是：公司在北京的市场还是零，潜力大，能有几个大手笔。其次，以北京为中心，把北方市场都接过来，扩大自己的管理范围，当然就距离自己的五年梦想更近一点。当然，他也有私心，离家近了。至少，回山东滨州的家看看家人更方便了。
　　公司给定的目标是每年四百多万的任务量，凭着三年多南征北战打市场的经验，武征觉得，“很简单”。
　　他分析说：北京市场大，尽管有很多竞争对手，但是市场对行业的认知度高，更容易让人接受；其次，自己在过去三年的打拼中，把内蒙、东北的市场做得不错，自己又是北方汉子，能喝酒，会交际，有经验，不愁打交道。
　　这股子拼劲，让武征在最初的日子不觉得辛苦。
　　有一次，他去吉林催讨款项。熬了半个月依旧没要到钱，客户在给他的送行饭桌上，指着一杯白酒，一杯红酒和一杯啤酒说，喝酒就给钱。武征记不清楚每一杯代表给多少钱了，只知道自己从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一个小时喝了一斤白酒，两瓶红酒和八瓶啤酒。然后赶上晚上7点的火车，一上车，他就冲进厕所里狂吐。
　　第二天，火车到站，同事从火车的厕所里把他拽出来送回家。
　　即使这么拼，北方市场也越来越难做。武征低估了竞争的惨烈，特别是央企下属的信用担保公司的绝对杀伤力。
　　家，激发了他最柔软的地方。
　　一处已经看好的房子，位于北京西南五环附近的一个小区，最终没有付钱。
　　
　　回家的纠结
　　他开始觉得400万是个沉重的压力，干劲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抱怨：“皇城根下，我谁也不认识，根本联系不到天皇老子在哪……没资源，一个央企单位就把自己所有努力都泡汤……一天就干一件事情，北京太大了，效率太低了。”
　　武征的一个同事住在通州，上班要两个小时，看着他疲惫地赶时间，武征心里开始有一丝悸动。
　　坐在记者对面，武征后仰着身子，说到这里，声音放缓了一个步调，“以前就这样，一面是下班回到家，自己在一个小屋子，另一面，就是跑市场，拼了命的打拼。一个电脑，一个旅行箱，一年200天，四处是家，四处无家。”
　　2008年春节回家，老父亲终于开口了： “不管怎么样，在家能养着你，能让你吃上饭。”
　　听完这话，武征说，“酸，心里真酸！”这种家庭的温度，让自己招架不住。
　　妻子也希望他留在家里，稳稳当当的过日子，一切都好。他决定回家了。
　　在送行晚会上，老板扔出了气话，“小武，你小子到哪里都干不出来！”
　　武征说：“这句话够狠，但是是气话，能理解，我心里也有不甘，但是回家的心意已定。”
　　2008年3月，在外拼搏四年，武征带着十六七万元的存款，回到滨州。这是一个三线城市，或者干脆说是四线城市，没有火车站，更像个县城。
　　回到老家，27岁的武征，一下子从“小武”变成了“老武”。在家里，这个年纪的男人应该是上有老，下有小，稳定为上。
　　回来干什么？
　　“我硬着头皮回来的。回家了总得找个活干，养活自己。”至于要做什么，武征也没想好。每天跑来跑去，寻出路。一种重新开始的茫然和不甘缠着他。
　　家人偶尔提起来旧事，“怎么不早回来。现在事业单位也进不去了。”压力还来自于周边的闲言碎语，“那时，也有人说我整天在外面瞎跑，最后什么也没干成。听了，心里不是滋味。”武征说。
　　连续8个月，他没有活干。那段时间，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纠结”。
　　偶尔，武征和在北京的同事们打电话，问过得怎么样。同事说：“还那样。”武征明白什么叫“那还样”，那是他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紧张的节奏，自闭的生活，没有家庭，没有发财……
　　2008年，闲了8个月的武征，和山东省里一家信用担保公司达成沟通：在滨州注册一个分公司，自己跑市场，从头干起。最初的启动资金，是找当地的朋友帮忙弄到的。2009年，他成立了一个自己的担保公司。时来运转，武征在毕业五年的尾巴上，真的赚到了100万。
　　武征的生活变了，他现在准备要孩子，平日找好吃的地方，找能发财的项目。他还会纠结，是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但是不迷茫和漂泊了。曾经不甘的情绪，也已经在每天的觥筹交错中消散。
　　起身离开时，他忽然问我，“生活在北京，你纠结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