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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会上汇报的东西都是经过踩点、审查、拟发言稿、送审这一套,经过了多少筛选,最后才定下来,让这些人去发言,能听到多少真话呢。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
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感叹“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说真话为什么难?这里有一个风险计算的问题——在某种语境下,说真话的风险大于收益,说“正确的废话”则可降低风险。这个语境需要改变。
朱振中 广州市政协主席
有些地方千篇一律的会议和死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与张维庆“所见略同”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朱振中在政协大会上痛斥官员不正之风,发言8分钟,响起9次掌声,最长一次掌声持续25秒。有委员将这次发言评价为今年来最敢讲真话的大会发言。
牟新生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干一把手时间长了,觉得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以直言闻名,今年两会期间,有记者问他为何现今真话少、官话多,牟新生认为体制改革滞后是根本原因;另一个因素是官本位思想太厉害。
李金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了解,有些垄断企业的领导权力过大,有些企业里,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投资,也是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有些企业本来只生产一段产品,但是现在上下游都垄断了,大家反应强烈的国有企业人员收入那么高也跟这个有关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两会期间说。李金华当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时,以作风凌厉、发起审计风暴着称,如今退居二线,还不改当年风采,值得钦佩。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职时就勇于说真话,而不是等到退休才敢说敢言。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高校行政化导致没有人真正钻研学问。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陈景润这样的学生早就被学校淘汰了,因为他不出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组的讨论会上说。朱清时的真话让人期待,因为朱有一个重要身份——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能不能运用他的权力将南科大建成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范本呢?也许就看他能获得多大的改革腾挪空间吧。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从学术腐败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层面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卑鄙,而且往往出来以后有“掩护”的——任何院士、校长如果论文剽窃或者作假被发现,都会推给学生。学术腐败行为已经演变成了“癌症”。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客中青在线“两会直播间”,炮打学术腐败问题。不造假、不抄袭,这是做学问的底线,底线屡屡被突破,病根必然不浅。仅靠几个书生在两会期间出来呐喊几声,无异于隔靴搔痒。整个学术体制必须改造。
冯小刚 导演
由心而发,先谢爹妈,后谢国家,何错之有?她在冬奥会上拿到了世界冠军,这就是给咱国家争光了。本身就已做到感谢、报答国家了。我希望官员莫名其妙做批评这种事,今后能少点。
3月10日,在政协文艺组讨论会上,导演冯小刚打破多日来的低调形象,开腔力挺运动员周洋。周洋夺金后说了句大实话,却被颟顸的领导横加指责。冯导敢出来打抱不平,难能可贵,希望冯导拍电影时,也能直面现实,少些涂脂抹粉。
崔永元央视主持人
履行(委员)职责是一件很有责任的事,不是让你到这风光来了。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你也没必要去做这个委员和代表,也挺辛苦的,早出晚归,何必呢,干点什么不好?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说起当政协委员的感受,认为“今年感觉尤其好”。那些“没有实际意义,说的都是漂亮话,就是场面上的话”,越来越少了,一定程度上讲不太好意思说了。纵观小崔在今年两会上的表现,批政府调控房价不力,批教育部门清退代课教师,果真有主持“实话实说”的风范。
人民大会堂第一声“我反对”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 对!”
黄顺兴,早年在日本学习农学。1985年,黄顺兴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1992年,全国人大会上表决三峡工程时,他按 规则要求发言,但没有获准,他因而退席。后来他说:“大水又不会淹到台湾去。我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反对票,弃权票都创造 了新纪录。1993年,他辞去全国人大常委并一度返回台湾。
两年后,黄顺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式后,他的骨灰被儿子带回了台湾,遵其遗嘱,撒在大海里。 (摄影 贺延光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整理)
会上汇报的东西都是经过踩点、审查、拟发言稿、送审这一套,经过了多少筛选,最后才定下来,让这些人去发言,能听到多少真话呢。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
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感叹“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说真话为什么难?这里有一个风险计算的问题——在某种语境下,说真话的风险大于收益,说“正确的废话”则可降低风险。这个语境需要改变。
朱振中 广州市政协主席
有些地方千篇一律的会议和死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与张维庆“所见略同”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朱振中在政协大会上痛斥官员不正之风,发言8分钟,响起9次掌声,最长一次掌声持续25秒。有委员将这次发言评价为今年来最敢讲真话的大会发言。
牟新生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干一把手时间长了,觉得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以直言闻名,今年两会期间,有记者问他为何现今真话少、官话多,牟新生认为体制改革滞后是根本原因;另一个因素是官本位思想太厉害。
李金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了解,有些垄断企业的领导权力过大,有些企业里,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投资,也是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有些企业本来只生产一段产品,但是现在上下游都垄断了,大家反应强烈的国有企业人员收入那么高也跟这个有关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两会期间说。李金华当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时,以作风凌厉、发起审计风暴着称,如今退居二线,还不改当年风采,值得钦佩。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职时就勇于说真话,而不是等到退休才敢说敢言。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高校行政化导致没有人真正钻研学问。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陈景润这样的学生早就被学校淘汰了,因为他不出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组的讨论会上说。朱清时的真话让人期待,因为朱有一个重要身份——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能不能运用他的权力将南科大建成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范本呢?也许就看他能获得多大的改革腾挪空间吧。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从学术腐败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层面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卑鄙,而且往往出来以后有“掩护”的——任何院士、校长如果论文剽窃或者作假被发现,都会推给学生。学术腐败行为已经演变成了“癌症”。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客中青在线“两会直播间”,炮打学术腐败问题。不造假、不抄袭,这是做学问的底线,底线屡屡被突破,病根必然不浅。仅靠几个书生在两会期间出来呐喊几声,无异于隔靴搔痒。整个学术体制必须改造。
冯小刚 导演
由心而发,先谢爹妈,后谢国家,何错之有?她在冬奥会上拿到了世界冠军,这就是给咱国家争光了。本身就已做到感谢、报答国家了。我希望官员莫名其妙做批评这种事,今后能少点。
3月10日,在政协文艺组讨论会上,导演冯小刚打破多日来的低调形象,开腔力挺运动员周洋。周洋夺金后说了句大实话,却被颟顸的领导横加指责。冯导敢出来打抱不平,难能可贵,希望冯导拍电影时,也能直面现实,少些涂脂抹粉。
崔永元央视主持人
履行(委员)职责是一件很有责任的事,不是让你到这风光来了。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你也没必要去做这个委员和代表,也挺辛苦的,早出晚归,何必呢,干点什么不好?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说起当政协委员的感受,认为“今年感觉尤其好”。那些“没有实际意义,说的都是漂亮话,就是场面上的话”,越来越少了,一定程度上讲不太好意思说了。纵观小崔在今年两会上的表现,批政府调控房价不力,批教育部门清退代课教师,果真有主持“实话实说”的风范。
人民大会堂第一声“我反对”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 对!”
黄顺兴,早年在日本学习农学。1985年,黄顺兴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1992年,全国人大会上表决三峡工程时,他按 规则要求发言,但没有获准,他因而退席。后来他说:“大水又不会淹到台湾去。我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反对票,弃权票都创造 了新纪录。1993年,他辞去全国人大常委并一度返回台湾。
两年后,黄顺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式后,他的骨灰被儿子带回了台湾,遵其遗嘱,撒在大海里。 (摄影 贺延光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