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NGO脆弱江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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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钱难,雇人难,和当地政府打交道难,草根NGO绿家园排除万难,连续第五年考察中国西部的六条大江大河。或多或少,由于他们的努力,部分水电站被叫停了,而汪永晨们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利益集团的眼中钉。
  
  汪永晨坐在大巴的最末排,守着靠窗位,腿上支好了手提电脑,颠簸着写江河信息。沿途经过河谷、滑坡的山体、污染的工厂,她便举起相机,“咔咔”摁上两张,穿插着感慨:明年再来,还能见到激流么?有时车里没了讨论,她会摆出教母的架势发话:“晓刚,要不你拿着话筒,讲讲社会影响评价的研究?”
  汪永晨是环保NGO绿家园的召集人,用其话说,是常着急的人。
  大巴上的讲授者和听众,交替着是媒体人、学者以及绿家园的志愿者。2006年伊始,逢年末,汪永晨便把这股人拧成团队,用大巴载着,到西南走访六条大江大河。
  六条江河,指的是流经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岷江。
  江河行的时间跨度,被雄心勃勃地制定为十年。“2000年后,水电项目开始蜂拥上马,五大电力集团跑马圈地,瓜分江河,我们用十年的时间去追踪,把变化记录下,是在给西部的江河写断代史。”汪永晨说。
  NGO的社会地位不高,汪永晨更愿意提及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身份。职业使然,她曾去过七次木格措,九次怒江,十多次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及其支流。当发现,20世纪80年代采访时所见的美景被破碎的山河取代后,她自问:我不管吗?要管的话,靠手中的笔就够了吗?
  2006年11月19日,绿家园的志愿者自成都起程,取“要要要久”的谐音,开始关注中国西部江河的十年征途。
  
  不花钱也办事
  但找钱的能耐,是绿家园的短板,早年在恩格贝沙漠种树,也寻求过金援,那时富士胶卷给了100个卷儿,康师傅送来过两箱方便面。
  这一回,江河行走到第五个年头,绿家园没能拿到现金资助。云南的富群环境研究所认同项目,包揽下租车费用,但一行人的吃住花销,却得靠AA制来解决。
  有记者给绿家园写调研报告,把“不花钱也办事”写入了优势总结的章节。汪永晨没本事源源不断地从大公司、大基金会拉得赞助,但友人给她的评价是“杀手”,她把朋友的钱全掏过来了。
  11月初去香港开会,汪永晨结识了思汇政策研究所的刘素,向其义卖绿家园出版的图书。刘素摸出张1000港币买下五六百元的书,汪诚恳地问:要找么?“我顿时就明白了,不找了。”刘素顺从道。没找的钱,被用来设立了两间小学的图书室。
  朋友们怂恿汪永晨用这些狠招去打动企业家,被企业邀去讲课,就该先声表明:绿家园需要帮助。她却完全没这根弦,在台上一用情讲到对自然的爱,不管底下的人如何使眼色,都把集资忘一边去了。
  央视记者李路是第四年登上江河行的大巴,早在2007年行程过半时,他就发现,记录汪永晨与随行团员间的分歧,比拍摄河流、水坝或库区移民更具冲突性。
  为强调纪律,也为杯水车薪地松弛资金压力,汪永晨定过一条规则:凡迟到或不守时者,要为全队人的用餐埋单。李路回忆:几年来,有人顺受着摸了钱,也有人因此而大骂、摔过本子。
  “他们会讲我固执、专横,可我活得很率性。”汪永晨想解释她并不那么刻意强势,甚至会有点自卑。自卑感来源于文凭,她的学历是北大图书馆系的在职大专。“我有学历情结,内心会不自信,但对于认准的事,又特别坚定。”便有人管她叫死磕,磕上的事情,她会挖尽潜力去做。
  三问移民的事,就被李路演成了段子。
  有一年,江河行的队伍到达澜沧江漫湾库区移民点,已是夜里一时半。为鼓舞士气,汪永晨攥着录音笔带头采访。“她当时脑子已经木了,仍抛出三个问题,第一问:移民的政策怎么给你们落实的?问完就耷拉下脑袋。”李路模仿着把头往前一冲,顺势丢掉了手里指代录音笔的纸片,“移民看着摄像机镜头还继续答,过五分钟,汪回神接上茬:后来又是怎么解决的?再合眼五分钟,第三个问题又接上了:我们这次来,就是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最后,汪永晨不再是低头打盹,而是整个人从板凳上滑了下来。“等她摔醒了,仍要求团员7点半必须起床,并且早饭自理。”
  李路钦佩汪永晨做事的投入,“熬夜开车和她没有关系,准点吃饭和她没有关系,充足睡眠和她没有关系。”但并非每个团员都能抖擞精神,像打了吗啡似的去死磕。
  有人却奔着汪永晨的个人魅力而来,愿意成其拥趸,助其做事。“她是敢想敢干的人。”宋丽莎的评价简短而中肯。她在自然求知社的讲座中与汪相识,言谈投机,迅速成为了绿家园的工作人员。旋即,宋丽莎也在磨合中看到了差异,她习惯了企业里的中规中矩,“NGO按个人意愿做事的多,按生意规则做事的少。”她最终选择了退出,但仍看重汪永晨的执拗,愿以志愿者的身份继续帮忙。
  另一个朋友倪一璟,是企业高管,与汪永晨有十年的交情。她在7月时写信给汪,谈论自己“钱途”不错,但想投奔NGO做点实事。“有人建议我,要找个月薪一万的能人来打理事务。”汪永晨便花这代价,请倪一璟做总干事,期望将商业运作引入绿家园。
  两人的性格和工作方式都截然不同。汪以朋友人情为办事基础,倪一璟却讲究契约精神,再有交情都得落实于纸面。“我强调效率,她强调组织明晰。我想影响媒体,她想影响企业。”虽行事有异,汪永晨仍稀释权力,退出管理,她不想外人闲话这是其个人的组织,“一个健康的NGO是不该专属于谁的。”
  可8月至今,倪一璟也没能谋得一分钱,靠着库底存货,绿家园勉强支撑运作。筹款不得,她主动给会计发了函,自觉降薪为每月6000元。
  
  梨园电站潜入行动
  “怒江保卫战”是NGO间合纵连横,打的漂亮仗。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河在滇西北的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内并流而行。2003年7月,“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计划在毗邻“三江并流”区的怒江干流上修建13座大坝。
  11月底,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在泰国举行,中国的环保NGO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及云南大众流域在会上为保护怒江奔走游说。最终有60余家NGO以大会名义为保护怒江联合签名。签名被递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到回应,言其“关注怒江”。
  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未获通过。温家宝总理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公众可以影响决策。”汪永晨看成功的先例来得顺利,便想着再复制。
  11月30日凌晨4时半,六身“冲锋衣”在丽江古城外的路口集结,待等候的小面的一到,便吐纳着白气鱼贯入内。为行事方便,江河行的队伍被分成了两拨。一队由地质学家杨勇领着,坐大巴去虎跳峡水库。二队随了汪永晨,租小车,要潜到梨园电站的工地里头去。
  梨园电站位于香格里拉与玉龙交界的金沙江干流上,汪永晨得到消息,这个在国家环保部网站上检索不到环评批示公告的工程,已经开始了截流动工,此行的目的,是要拍照取证。
  “梨园队”赶着大早出发,只为躲掉路途上必经景区的门票钱。小车在盘山路上旋行,冷风不断地往车缝里钻。
  6人中,数云南大众流域的于晓刚最有潜伏经验。9点时,一行人迫近了梨园工地的哨卡,于晓刚示意停车,安排大家先吃早点,接着要乔装打扮。
  汪永晨问饭馆的老板讨了件黑袄,于晓刚戏谑她:“你要穿上纳西族老妇的花衣,才好蒙人。”另两位脱去了城里味十足的冲锋衣,又往身上拍了些土,于才点头通过。还有一位,顶上了大边沿的黄草帽。只有拍纪录片的郑伟,于晓刚看他一眼说:你不用换装。小伙子以为自己生得土气,郁闷了半宿。
  最煞有介事的还是于本人,他变出顶蓝灰色绒线帽,戴上副脏兮兮的纱布手套,传经授道地讲:“都佝偻着身子,别太神气,步伐要放缓,迈起外八字,眼神再闪烁些,才像是做活的人。”
  为求稳妥,于晓刚还以“寻机会承接工程”为由,另雇了台四驱车。车主与守岗的门卫相熟,能空驶着进出工地。六人先要自坡上下到山坳里,由过了关卡的四驱接上,再进到核心区去。
  当车里人都掖藏着相机,伺机拍摄已建成的导流洞、被截断的江面和如山体痂皮般存在的护坡时,汪永晨忍不住露了身份痛斥:“没通过环评,怎么就有胆开工!”
  早在2009年11月,绿家园就联合过四家NGO,发布了针对此环评公示的《关于金沙江中游梨园水电站的意见》。
  在杨勇看来,NGO的接招类似儿戏,既未打蛇七寸,又造成了对话的假象。“在利益集团和业主无视法律的前提下,NGO还与其谈移民的补偿、鱼类洄游通道的设立、大坝施工料场的烟尘污染,是避重就轻。”
  汪永晨却举出实例:2009年6月,金沙江上的龙开口和鲁地拉电站被国家环保部叫停,就与包括绿家园在内的NGO持续不断地公示各类信息,有直接的关系。
  但有所建树,也给江河行在活动范围和调查深度上带来了更多干扰。
  汉源境内大巴事件
  东河客栈的饭厅里,挂着幅“集贤聚雅”的大字。从虎跳峡库区与梨园电站折回的队伍,在这开起了“丽江会议”。
  汪永晨把这样的场合,视作为大巴课堂的延伸与升级,李路却在会上支招,提出要取消统一行动的大巴模式:“可以分散了坐小车,队伍拆成两支,一支只看电站,看10年里,造了多少电站;一支专访移民,看建坝的拆迁,出了多少民生问题。”
  “只有12天时间,却要走遍6条江河,想抓的点很多,到头来哪个都抓不牢。”
  “现在的安排,很难用上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像长期跟踪或深度访谈,都无法做到。”
  倡议得到了呼应,汪永晨不得不皱眉表态:“明年会想一想改变。”
  讨论渐入佳境,司机小张却撂手不干了。
  打点后勤的宋丽莎去探他口风,左右小张的,正是租车公司。公司指责绿家园擅改路线,又超时加班,不能保证行车安全,且表示“加钱也没戏”,坚决要让小张撤回。汪永晨依经验判断:连钱都不愿意商量,他们多半是受到了压力。
  辗转了几层关系,杨勇在攀枝花市谈定了新车租约。司机换成了两位,瘦高个的卢刚和大身板的刘兵轮流掌舵,车波澜不惊地驶到了石棉。
  在石棉吃罢午饭,刘兵却突然喊了起来:“走不得了,方向盘底下有响声。”当日的计划是先去汉源采访,再赶夜路到康定住下。
  车抛在路边,召集人汪永晨又开始着急了,她安排凤凰网的赵兰健去截小面的,又听得眼尖的团员提供信息,有白色的本田车一路盯梢着大巴。
  本田车间隔了四五个车位,就停在大巴后头。“上回去汉源也被跟踪过,我凭直觉觉得,得和他们聊聊。”汪永晨领着团员径直朝白车走去,扯一下前车门,没锁,拉开了。里头的人有些没想到。
  右座的男子本能地去挡脚边的警灯,汪永晨直接质问,“是你们让司机说不能走的?”对方回答,“不认识司机。”“那我们不去汉源,给我们找车,我们跳过汉源去康定。”汪试探说。
  男子和驾驶员耳语几句,给出回复,“商量一下。”随即关掉车门,几分钟后再摇下车窗,“租车的费用是多少?”“2000元一天。”汪永晨回答得实诚。“帮你们去租。”说罢,白色本田就一溜烟跑了。
  汉源方面的紧张,是事出有因。2004年因瀑布沟电站修坝,要淹了老城,移民问题没处理好,酿成了群体性事件。
  大巴不肯走了,汪永晨决定把队伍打散,分乘小面的,悄悄摸进汉源城去。
  从石棉到汉源大约四十分钟车程,进到汉源地界之后,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不但撞见了交警设卡;还被年轻女子半路截下,意在搭车;甚至连屁股后头,都紧紧咬上了六七辆跟车。面的司机没见过这阵势,微微有些渗汗,问副驾驶位的杨勇,“你们是做什么的?”杨轻描淡写只一句“慢点开”。
  但司机还是紧张地开岔了路,错过了要去的万工集镇。再要掉头,回路已被后面的跟车挡住。
  县委副书记余刚平走下车,笑脸嘻嘻地迎接汪永晨:“各位老师都大名鼎鼎,你们走到哪里不震动一方,所以我们知道老师们来了。”
  知道的结果是一行人被劝进了备好的考斯特车,一路开出汉源县境,去金口河用餐。
  警车开道,余副书记坐官车殿后,在考斯特内陪同的,是充做说客的县电视台台长唐亮。
  汪永晨越思量越生气,就反过来对唐亮说教:“你入行的那一天,是怎么告诫自己,要做个好记者的?”
  “建瀑布沟电站,汉源人做得了主么?”唐被激得有些失控,“专家说公正话,首先要讲良心,你对地方了解么?”
  “我们过来了解,你们却阻碍了解。”
  唐亮索性背过身来,用膝盖顶住车座位,手扶椅背,对着全车人大吼:“你们知道这十年来,汉源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吗?2004年汉源事件时,我七天七夜没合眼,现在大坝修起来了,难道能把它炸了吗?建大坝我们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吗?330万千瓦的电站是我们汉源人在用吗?木已成舟,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让汉源和谐稳定。”
  “你以为这样就稳定了?”汪永晨追问。
  “我们需要暂时的稳定。”
  “我们需要长久的安宁。”汪把每个字都说的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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