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在江夏医药园下车，前往朋友所在的饭馆。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饭庄就在精神病院对面，我随意问了一个路人：阿姨，精神病院怎么走？那个中年妇女一脸的惊愕和厌恶，至今令我印象深刻。这次经历在我读完杨邪的《那儿》再一次被唤醒，平心而论，这篇散文触及了一个在观念世界里不大吉利的词——死，它与殡仪馆、癌症等词相伴相生，充满禁忌，始终处于日常口语中被遮蔽的地带。事实上，这一类的词语还存在不少，诸如性、疯癫、艾滋病等等，人们对它们的讳莫如深，实则是一种有意地放逐与规避。
　　《那儿》起笔颇巧妙，一大清早，“我”拦下了四辆出租车，都没能成功地去往“那儿”，这种小说的笔法使得文章疑虑重重。在费尽力气坐上了红色出租车后，“我”深知如果说出地点是殡仪馆后，自然无法逃脱被拒载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女司机的询问，“我”王顾左右而言他，明明知道目的地，却始终以“那儿”搪塞她。“我”与她的对话颇具荒诞色彩，几个来回的交锋中充满了话语缝隙。终于，司机得知“我”是去往殡仪馆，满脸的冰冷扑面而来。
　　到达了“那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的白色”，这种冰冷的色调给人更多的是悲凉感。毋庸讳言，那个胖妇女乘坐公交车去殡仪馆的笑话又一次呼应了“我”早晨的经历，其中的尴尬与无奈只有自己知晓。“我”是去参加一位画家的追悼会，殡仪馆的局促、冥币与鞭炮的残骸、逝者亲属号啕大哭声……这些颇具死亡气息的意象引起了“我”的思索，在追忆与画家的交往后，“我”的内心生发出一种敬意与慨叹，他经过与死神的“这场战争”，赢得了十八年的时光，这段抗争的岁月凸显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与信仰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死亡的气息逐渐向作者靠拢。准备过六十大寿的三叔被查出肺部长有恶性肿瘤，生命所剩时间不长。对于家族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噩耗。而“我”明知事实，却想尽办法编故事来隐瞒真相，甘愿配合“完成出色的演出”。不难看出，“我”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痛苦，这就是一种命运的怪圈，当我们试图戳破词语坚硬的外衣时，却又不知不觉中给他裹上了一层隐形的壁垒。说出真相是残忍的，因为真相中藏有那些我们在生活中谨小慎微规避的“不良”词汇。饶有意味的是，作者将对死亡的思索与书写进一步延伸到了自身，轮椅上的三叔在“我”的幻觉中变成了“我”，而推着轮椅的“我”则像是“我那年幼无知的儿子”，这种角色的转换无疑拓宽了个体生命对死亡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使得死亡具有一种普遍而肃穆的意義。文末，“我”胸口剧烈的咣当之声，看似身体发出的信号，实际携带着丰富的人物心理讯息。从叙事层面上看，结尾的“咣当之声”是对散文开头四次拒载的回应，它是一种小说叙事笔法，流露出作者较强的叙事能力。
　　在我看来，“那儿”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词语。它既指代文中出现的“殡仪馆”，又暗指被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社会因素自觉或不自觉规避的一系列词汇，这些词语沉潜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之下，在我们的口语中难觅其踪迹，渐渐地成为被放逐的对象。发掘那些被规避的词语，寻找到其隐匿于生活的路径与原因，从而窥见词语背后携带的巨大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信息，不失为一条颇有艺术野心的写作之路。我以为，《那儿》的意义就在于此，杨邪的散文也因此而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