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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理论与批评是文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方面。其呈现的张力关系具体表现为两种倾向，理论的批评化和批评的理论化。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兴起的重要学科，它将这两种倾向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完美范式，体现了理论与批评的强大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性。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应保持为一种动态的张力平衡，将开放的外在形态与自律的内在品质相结合。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 批评的理论化 理论的批评化 张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論与批评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变化着，理论经历了“文学理论”、“大理论”以及“后理论”这三种不同形态，批评也经历了由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的转变，理论和批评自身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作为理论与批评关系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代表了批评和理论的时代性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新兴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式兼顾了“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这两种倾向，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体现了理论和批评的强大生命力，也昭示了文学研究模式的内在走向。
一.批评的理论化：提供规约与发现偏离
对“理论”与“批评”的集中探讨是二十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显著特点。“批评的理论化”是指批评寻求一种理性支撑，以获得科学品质的理论化倾向。体现为“通过文本个体论证得出一种有关文本语言、结构或意义方面的理性认识，藉此提高批评的理论含金量”[1]。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逐渐兴起和发展壮大的流派，是女性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主要是从女性作家发出的“声音”着手，将叙述模式和社会身份结合起来研究叙事结构中的性别政治，以此建构女性的自我权力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在对具体作品批评解读时，并不是进行随意的主观的阐释，而是从经典的叙事理论出发，使得批评“有理可据”。其批评采用的是典型的论文体，这种文体便于进行个案分析。其研究中的“批评的理论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理论化”体现为经典叙事理论为其批评提供了叙事模式、要素和形式规约。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是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兰瑟，其代表作《虚构的权威》是流派的重要著作。兰瑟主要致力于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声音”这一术语，来自于经典叙事学，“在叙事诗学（即‘叙事学’）里，‘聲音’这一术语的意义虽然更狭窄一点，却同样至关重要。它指故事中的讲述者，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2]P3。在叙事作品的“故事”层面，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往往聚焦于故事事件的结构特征和结构关系，在研究故事结构时，“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往往采用二元对立、叙事性等结构主义模式来进行探讨”[3]P201。在形式规约方面，女性主义叙事学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经典叙事学理论来展开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还广泛吸收了一些经典叙事理论的叙事模式和要素，如“作者型”、“个人型”的叙事模式，还有“叙事视角”等等。可见经典叙事理论构成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技术支撑。
其次，经典叙事学理论的支撑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通过关注偏离规约的结构现象，开拓了研究的发展空间。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对女性作品叙事结构的研究中逐渐动摇了经典叙事学的范畴和原则。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叙述技巧本身，而是强调叙述技巧本身的修辞效果。她们在经典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对立中找到了一种平衡。在叙事作品的“话语”层面，兰瑟突破了经典叙事学的限制，从而开展了富有新意和深度的探讨。“结构主义学者在探讨叙述权威时，一般仅关注模式本身的结构特点和美学效果。与此相对照，兰瑟将叙述模式与社会身份相结合”[3]P208，她将叙述模式视为政治斗争的场所或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不仅是形式技巧，且其关注的文本也是历史语境制约下的文本。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在借鉴经典叙事理论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不断地偏离，开拓了新的视野。在完成了“批评的理论化”这一步，又自然地过渡到下一阶段，即“理论的批评化”。通过批评化手段来对其所借鉴的理论进行反思和突破，从而完成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建构。
二.理论的批评化：阐释手段与实践旨归
“理论的批评化”具体表现为关注对文本的批评阐释，不再追求理论建构的体系性和宏阔性，“语言与意义问题取代了理性与感性问题”[4]，破除了“理性王国”的神话，逐步走向了以文本解析为指向的内部研究。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批评之上的，通过具有批评化特点的论文体这一载体来实现新理论的建构，是典型的批评理论。其“批评化”的显著标志是关注文本解析的内部研究，在具体作品的基础上进行阐发和升华。其研究的“理论的批评化”倾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女性主义叙事学通过“阐释”这种批评化的手段来完成自身的理论建构，具体采用了联系社会历史语境的“解释学模式”。女性主义叙事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语境中的文本，该学派对经典叙事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视性别，二是不考虑社会语境。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认为传统的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男性作家的作品，而将少量的女作家的作品“‘视为男作家的作品’不考虑源于性别的结构差异，难以解释女作家采用的叙事结构和叙述策略及其意识形态含义”。[3]P204因而兰瑟集中从女性作家的作品入手来进行叙事学研究。她还特别关注作者选择特定叙述技巧的社会历史原因，即将作品与语境阐释结合起来，充分考虑了社会历史语境对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性。此外，兰瑟还探讨了女性作家自我权威的建构，她从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集体型叙述声音来展开，研究了女作家如何“套用、批判、抵制、颠覆男性权威，如何建构自我权威”[3]P209。
其次，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多元批评中与时俱进，实现了自身的理论突破。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综合经典叙事理论和女性主义文评的基础上，建构了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从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叙述声音深入展开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研究，其独特的叙述视点，“对叙述者与总的情境、对叙述视点与叙述接受者的关系、对处于叙述视点关系网络中的作者、读者等各种关系从社会性别政治层面进行观照”[5]，在批评实践中实现了理论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方面扩大了叙事学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以其实用性的研究特点促进了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的出现，如电影叙事学、绘画叙事学等。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和多层面互动的格局”[6]，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迅猛发展挽救了经典叙事学，也极大地繁荣了叙事学。至此，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已经完成，先后经历了“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并且将批评与理论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体现了张弛有度、均衡发展的特点。
三.总结与展望
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在批评的过程中先后完成了对经典叙事理论的借鉴和对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建构。其操作模式是一种体现了科学性和理性的完美范式，对以后的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这种模式既不会出现过度“批评的理论化”所带来的机械性和空洞性，也不会出现过度“理论的批评化”所带来的理论科学性降低以及松散性的情况。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模式是一个“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很好地体现了新旧理论的转化以及批评与理论的张力关系。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经历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后，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逐渐被消解，日益掀起了反本体论、反中心论的热潮，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特质的多元动态模式。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兴起的，无疑它是深受着后现代主义以来思潮的影响，并且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理论与批评的关系不能被置于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下，而应该像德里达所谓的“增补”那样，没有所谓的主次层级之分，而是相互依赖共存的状态，并且时刻保持着张弛有度的良性互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结合无疑是一个创举，同时也是文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日新月异和高度开放的新时代，理论和批评的发展不能再囿于固有的静态模式，而应在与时俱进的同时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力求开放的外在形态与自律的内在品质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理论的批评化[J].德州学院学报，2006，22（01）：8-11.
[2]苏珊·S·兰瑟，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J].文艺争鸣，1993，（04）：6-8.
[5]孙桂芝.苏珊·兰瑟女性主义叙述观点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2013，（03）：134-137.
[6]杨永忠，周庆.女性主义叙事学30年[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04）：1-7.
（作者介绍：张佳佳，鲁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 批评的理论化 理论的批评化 张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論与批评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变化着，理论经历了“文学理论”、“大理论”以及“后理论”这三种不同形态，批评也经历了由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的转变，理论和批评自身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作为理论与批评关系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代表了批评和理论的时代性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范式。新兴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式兼顾了“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这两种倾向，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体现了理论和批评的强大生命力，也昭示了文学研究模式的内在走向。
一.批评的理论化：提供规约与发现偏离
对“理论”与“批评”的集中探讨是二十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显著特点。“批评的理论化”是指批评寻求一种理性支撑，以获得科学品质的理论化倾向。体现为“通过文本个体论证得出一种有关文本语言、结构或意义方面的理性认识，藉此提高批评的理论含金量”[1]。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逐渐兴起和发展壮大的流派，是女性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主要是从女性作家发出的“声音”着手，将叙述模式和社会身份结合起来研究叙事结构中的性别政治，以此建构女性的自我权力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在对具体作品批评解读时，并不是进行随意的主观的阐释，而是从经典的叙事理论出发，使得批评“有理可据”。其批评采用的是典型的论文体，这种文体便于进行个案分析。其研究中的“批评的理论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理论化”体现为经典叙事理论为其批评提供了叙事模式、要素和形式规约。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是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兰瑟，其代表作《虚构的权威》是流派的重要著作。兰瑟主要致力于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声音”这一术语，来自于经典叙事学，“在叙事诗学（即‘叙事学’）里，‘聲音’这一术语的意义虽然更狭窄一点，却同样至关重要。它指故事中的讲述者，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2]P3。在叙事作品的“故事”层面，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往往聚焦于故事事件的结构特征和结构关系，在研究故事结构时，“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往往采用二元对立、叙事性等结构主义模式来进行探讨”[3]P201。在形式规约方面，女性主义叙事学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经典叙事学理论来展开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还广泛吸收了一些经典叙事理论的叙事模式和要素，如“作者型”、“个人型”的叙事模式，还有“叙事视角”等等。可见经典叙事理论构成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技术支撑。
其次，经典叙事学理论的支撑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通过关注偏离规约的结构现象，开拓了研究的发展空间。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对女性作品叙事结构的研究中逐渐动摇了经典叙事学的范畴和原则。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叙述技巧本身，而是强调叙述技巧本身的修辞效果。她们在经典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对立中找到了一种平衡。在叙事作品的“话语”层面，兰瑟突破了经典叙事学的限制，从而开展了富有新意和深度的探讨。“结构主义学者在探讨叙述权威时，一般仅关注模式本身的结构特点和美学效果。与此相对照，兰瑟将叙述模式与社会身份相结合”[3]P208，她将叙述模式视为政治斗争的场所或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不仅是形式技巧，且其关注的文本也是历史语境制约下的文本。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在借鉴经典叙事理论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不断地偏离，开拓了新的视野。在完成了“批评的理论化”这一步，又自然地过渡到下一阶段，即“理论的批评化”。通过批评化手段来对其所借鉴的理论进行反思和突破，从而完成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建构。
二.理论的批评化：阐释手段与实践旨归
“理论的批评化”具体表现为关注对文本的批评阐释，不再追求理论建构的体系性和宏阔性，“语言与意义问题取代了理性与感性问题”[4]，破除了“理性王国”的神话，逐步走向了以文本解析为指向的内部研究。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批评之上的，通过具有批评化特点的论文体这一载体来实现新理论的建构，是典型的批评理论。其“批评化”的显著标志是关注文本解析的内部研究，在具体作品的基础上进行阐发和升华。其研究的“理论的批评化”倾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女性主义叙事学通过“阐释”这种批评化的手段来完成自身的理论建构，具体采用了联系社会历史语境的“解释学模式”。女性主义叙事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语境中的文本，该学派对经典叙事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视性别，二是不考虑社会语境。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认为传统的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男性作家的作品，而将少量的女作家的作品“‘视为男作家的作品’不考虑源于性别的结构差异，难以解释女作家采用的叙事结构和叙述策略及其意识形态含义”。[3]P204因而兰瑟集中从女性作家的作品入手来进行叙事学研究。她还特别关注作者选择特定叙述技巧的社会历史原因，即将作品与语境阐释结合起来，充分考虑了社会历史语境对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性。此外，兰瑟还探讨了女性作家自我权威的建构，她从三种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集体型叙述声音来展开，研究了女作家如何“套用、批判、抵制、颠覆男性权威，如何建构自我权威”[3]P209。
其次，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多元批评中与时俱进，实现了自身的理论突破。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综合经典叙事理论和女性主义文评的基础上，建构了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从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叙述声音深入展开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研究，其独特的叙述视点，“对叙述者与总的情境、对叙述视点与叙述接受者的关系、对处于叙述视点关系网络中的作者、读者等各种关系从社会性别政治层面进行观照”[5]，在批评实践中实现了理论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方面扩大了叙事学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以其实用性的研究特点促进了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的出现，如电影叙事学、绘画叙事学等。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和多层面互动的格局”[6]，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迅猛发展挽救了经典叙事学，也极大地繁荣了叙事学。至此，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已经完成，先后经历了“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并且将批评与理论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体现了张弛有度、均衡发展的特点。
三.总结与展望
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在批评的过程中先后完成了对经典叙事理论的借鉴和对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建构。其操作模式是一种体现了科学性和理性的完美范式，对以后的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这种模式既不会出现过度“批评的理论化”所带来的机械性和空洞性，也不会出现过度“理论的批评化”所带来的理论科学性降低以及松散性的情况。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模式是一个“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很好地体现了新旧理论的转化以及批评与理论的张力关系。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经历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后，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逐渐被消解，日益掀起了反本体论、反中心论的热潮，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特质的多元动态模式。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兴起的，无疑它是深受着后现代主义以来思潮的影响，并且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理论与批评的关系不能被置于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下，而应该像德里达所谓的“增补”那样，没有所谓的主次层级之分，而是相互依赖共存的状态，并且时刻保持着张弛有度的良性互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结合无疑是一个创举，同时也是文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日新月异和高度开放的新时代，理论和批评的发展不能再囿于固有的静态模式，而应在与时俱进的同时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力求开放的外在形态与自律的内在品质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理论的批评化[J].德州学院学报，2006，22（01）：8-11.
[2]苏珊·S·兰瑟，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J].文艺争鸣，1993，（04）：6-8.
[5]孙桂芝.苏珊·兰瑟女性主义叙述观点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2013，（03）：134-137.
[6]杨永忠，周庆.女性主义叙事学30年[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04）：1-7.
（作者介绍：张佳佳，鲁东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