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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译学史》原名为《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由陈福康教授于1992年编纂，上海外语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又修订出版，并在2002年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获得语言学著作类三等奖。2010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中国译学史》为名将其收入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专题史系列丛书》中并出版发行。其结构上没有什么改动，只是内容上有所修订补充。该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本译学理论专题史，不仅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和线索，而且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及翻译学的跨学科交流奠定了基础，在译学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意义。
《中国译学史》全书包含以下几个部分：“引言”、四个主体章节、“余话”、“翻译论文参考篇目”、“初稿绪”、“后记一”、“后记二”。主体部分为按历史发展的顺序编排的四个章节：“古代译论”、“晚清民初的译论”、“民国时期的译论”、“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涵盖翻译理论的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以及翻译的社会功用等。这四个章节都主要以描述和谈论该时期内著名译论者的翻译思想和译学主张为线索，间或对一些有共性的译论综合谈论，譬如“少数民族零星译论”，但为数较少。每章最后附带“章末片谈”，是作者对该时期译论的总结。
本书是一本挖掘的比较深的翻译史著作。例如大多数人谈到翻译史时总是从支谦的《句法经序》说起，但本书竟然从孔子的言论中找到了相关话语，“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从周作人谈论译名音译一直到我们今天都是音译外国人名地名的原则，却很少人提及此句出自孔子之口，而作者是一名研究文学史的专家，对史料的源头敏感，因而提及，这对学习翻译理论和研究译学史的人是有启发意义的。此外，他还深挖了不少直到当时仍被大多数翻译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人物和论述，例如关于支谦的“文质”主张，大多数人认为其仅反应了“质”派的译学观点，而作者从《中国佛教史》找出“文”派的角色。书中关于此类挖掘人物思想和译论本质的例子并不止以上这些，这一切都说明了作者关于译论文章的大量阅读，以及对我国古代译论的深入思考。
该书对中国译学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各部分连贯有条理。在“引言”中作者谈到本书的具体写法时指出他选择现在这种写法的原因；再者，此种写法为作者的专长。事实证明，作者确实按此种写法将全文的脉络拿捏得很好，作者采集了丰富的资料信息，并把重要译论者论述得比较详尽。首先，作者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将全书分成了四个历史时期，在未看书之前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出各个时期可能的特色，读罢全书，我们便更是清楚作者这样划分的原因了，因为我们能对每个章节提炼出它的特色。另外，在各个章节之间以及章节内部作者都不只是简单的罗列。例如第一章，作者从支谦、道安的“质”派到鸠摩罗什“文”派思想的提出，最后到慧远的“厥中之论”，这是一个从矛盾到矛盾解决的过程。第二章中作者开篇就当时的时代背景，第三章和第二章紧密相连，其中所谈译论是第二章中的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选取重要译论者的时候是经过精心思考的，内容布局也是精心策划过的，使读者对中国译论发展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另外，本书叙述很全面，涉及翻译范围很广。作者从春秋战国的孔子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跨越时间范围之大在最初版出版之时为很少类似的翻译史所能比拟，在那之前的有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仅写了中国古代到“五四”以前部分。另外，这本书不仅包括翻译理论还包括翻译史，而此前的著作要么只含有翻译史，要么既涵翻译理论又涵翻译史或仅涵翻译理论，总之叙述没有此本书全面。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本书设专节论述的译论研究者就有65人，另外提到的还有188人。”且对各个译论者译论的评述“有史有论”，作者通过大范围的史料考证，不仅对我们熟知的译论者的译论作了分析和概括，而且对很多我们不熟悉的译论者的译论做了探索和总结。不失为一部全面的译学著作，为翻译学者展现一幅全面而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译学史画卷。
然而，作者作为一个研究文学史出生的文学博士，在写出以上优势的同时，必然会有一些令当下翻译研究者不会苟同之处。譬如文中作者说，很多史料中的译论和译论者知道直到当时都被大多数人忽略或鲜有提及，而却被作为史学家的作者所论及，这让人想到这些译论的启发性的同时必然会怀疑它们的可信性及实用性。另外，专业问题的讨论也遭到过人们的质疑，譬如赵秀明指出，“《史稿》对于传统译论中直译与意译这样重大的课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结论茫然。”关于各章节内部的条理，如上所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但是也有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史学家容易忽略的专业性疏漏，如第一章讲了两次翻译高潮，都是关于宗教的，但作者“却并没有将古代佛教僧侣的翻译活动和近代传教士进行比较和综合论述。”
总之，《中国译学史》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的情况，将历史上重要译论者的论述分析的比较详细而深刻，而且书中大多数观点都以史料的形式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可信而且韵味无穷，好似在漫游于从古至今的译论者及其言论之间，聆听他们的观点和教诲。作为第一本译学理论专题史，它将必定能为中国的翻译学习者及译论研究者提供一个扎实的材料基础和清晰的理论框架，也能作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史料基础以及推动我国翻译学的跨学科交流。而且在它的带领下，中国译学和翻译事业定能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官琴.《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评述[J].文学教育，2011.
[2]秦岚，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J].华西语文学刊，2009.
《中国译学史》全书包含以下几个部分：“引言”、四个主体章节、“余话”、“翻译论文参考篇目”、“初稿绪”、“后记一”、“后记二”。主体部分为按历史发展的顺序编排的四个章节：“古代译论”、“晚清民初的译论”、“民国时期的译论”、“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涵盖翻译理论的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以及翻译的社会功用等。这四个章节都主要以描述和谈论该时期内著名译论者的翻译思想和译学主张为线索，间或对一些有共性的译论综合谈论，譬如“少数民族零星译论”，但为数较少。每章最后附带“章末片谈”，是作者对该时期译论的总结。
本书是一本挖掘的比较深的翻译史著作。例如大多数人谈到翻译史时总是从支谦的《句法经序》说起，但本书竟然从孔子的言论中找到了相关话语，“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从周作人谈论译名音译一直到我们今天都是音译外国人名地名的原则，却很少人提及此句出自孔子之口，而作者是一名研究文学史的专家，对史料的源头敏感，因而提及，这对学习翻译理论和研究译学史的人是有启发意义的。此外，他还深挖了不少直到当时仍被大多数翻译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人物和论述，例如关于支谦的“文质”主张，大多数人认为其仅反应了“质”派的译学观点，而作者从《中国佛教史》找出“文”派的角色。书中关于此类挖掘人物思想和译论本质的例子并不止以上这些，这一切都说明了作者关于译论文章的大量阅读，以及对我国古代译论的深入思考。
该书对中国译学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各部分连贯有条理。在“引言”中作者谈到本书的具体写法时指出他选择现在这种写法的原因；再者，此种写法为作者的专长。事实证明，作者确实按此种写法将全文的脉络拿捏得很好，作者采集了丰富的资料信息，并把重要译论者论述得比较详尽。首先，作者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将全书分成了四个历史时期，在未看书之前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出各个时期可能的特色，读罢全书，我们便更是清楚作者这样划分的原因了，因为我们能对每个章节提炼出它的特色。另外，在各个章节之间以及章节内部作者都不只是简单的罗列。例如第一章，作者从支谦、道安的“质”派到鸠摩罗什“文”派思想的提出，最后到慧远的“厥中之论”，这是一个从矛盾到矛盾解决的过程。第二章中作者开篇就当时的时代背景，第三章和第二章紧密相连，其中所谈译论是第二章中的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选取重要译论者的时候是经过精心思考的，内容布局也是精心策划过的，使读者对中国译论发展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另外，本书叙述很全面，涉及翻译范围很广。作者从春秋战国的孔子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跨越时间范围之大在最初版出版之时为很少类似的翻译史所能比拟，在那之前的有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仅写了中国古代到“五四”以前部分。另外，这本书不仅包括翻译理论还包括翻译史，而此前的著作要么只含有翻译史，要么既涵翻译理论又涵翻译史或仅涵翻译理论，总之叙述没有此本书全面。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本书设专节论述的译论研究者就有65人，另外提到的还有188人。”且对各个译论者译论的评述“有史有论”，作者通过大范围的史料考证，不仅对我们熟知的译论者的译论作了分析和概括，而且对很多我们不熟悉的译论者的译论做了探索和总结。不失为一部全面的译学著作，为翻译学者展现一幅全面而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译学史画卷。
然而，作者作为一个研究文学史出生的文学博士，在写出以上优势的同时，必然会有一些令当下翻译研究者不会苟同之处。譬如文中作者说，很多史料中的译论和译论者知道直到当时都被大多数人忽略或鲜有提及，而却被作为史学家的作者所论及，这让人想到这些译论的启发性的同时必然会怀疑它们的可信性及实用性。另外，专业问题的讨论也遭到过人们的质疑，譬如赵秀明指出，“《史稿》对于传统译论中直译与意译这样重大的课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结论茫然。”关于各章节内部的条理，如上所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但是也有作者作为一个文学史学家容易忽略的专业性疏漏，如第一章讲了两次翻译高潮，都是关于宗教的，但作者“却并没有将古代佛教僧侣的翻译活动和近代传教士进行比较和综合论述。”
总之，《中国译学史》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的情况，将历史上重要译论者的论述分析的比较详细而深刻，而且书中大多数观点都以史料的形式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可信而且韵味无穷，好似在漫游于从古至今的译论者及其言论之间，聆听他们的观点和教诲。作为第一本译学理论专题史，它将必定能为中国的翻译学习者及译论研究者提供一个扎实的材料基础和清晰的理论框架，也能作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史料基础以及推动我国翻译学的跨学科交流。而且在它的带领下，中国译学和翻译事业定能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官琴.《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评述[J].文学教育，2011.
[2]秦岚，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J].华西语文学刊，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