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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一向以严谨、细致著称——这个国民性为日本制造业之发达做了最好的注解，也使日本制造成为品质优良的代名词。但在过去一年，日本接二连三的风波和丑闻令很多观察家瞠目结舌——东京奥运会主会场和会徽设计方案，因费用过高和涉及抄袭被迫重新修改；东芝公司等行业巨头，相继被爆出震惊全国的财务、业务数据造假丑闻；尽管罕见假货，但日本免税店联手中国低价旅游团宰客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笔者旅居日本近10年，之前从未感受到各类“不祥事”如近两年般频繁发生。联想到2014年震惊全球科技界的新型万能细胞“STAP细胞”造假风波（指导者笹井芳树在舆论压力下自杀），不由得感叹东瀛之世风日下，不禁要问：日本，你怎么了？
奥运会筹办“出师不利”
2013年，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这是东京自1964年以来再次结缘奥运会。按原计划，2015年本是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的开工之年，会徽也将在奥运会召开的5年前公布。然而，东京奥组委的麻痹大意引起一连串混乱，给原本就对奥运不是特别“感冒”的民众一次又一次泼上了冷水。
2015年9月，日本文部科学省第三方调查委员会批评相关人士和机构缺乏基本的责任意识，由原首相森喜郎任会长的东京奥组委决定之缓慢，是造成问题的根源。该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称：“所有决定都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气氛中作出的，承担国家级重要项目的组织体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在主会场计划撤回一周后，东京奥组委公布了由日本著名美术指导佐野研二郎设计的会徽。很快就有网友指出，该设计方案与比利时剧院标志颇为相似，堪称“山寨版”。东京奥组委被迫于9月宣布停止使用该会徽，重新进行征集。
尽管早已有人质疑主会场建筑费用之庞大，但是文部科学省、东京奥组委却无视质疑；而会徽的征集过程更是被批判在“秘室”进行——要求应征者必须获得两项以上国际大奖，评选过程则是8名专家在两天之内匆匆完成。
与半个世纪前相比，此次奥运会对日本而言，是其作为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展示自身形象的良好契机。但是，筹备工作刚刚开始便如此漏洞百出，不仅失去了本国民众的信赖，也给日本的国际信用投下阴影。
2015，企业道歉年
相比奥运会筹办“出师不利”，东芝公司大规模、长时期的集体篡改财务数据更是骇人听闻。而且，这只是日企造假的冰山一角：2015年以来，“东洋橡胶工业”伪造产品的防震数据，打桩龙头企业“旭化成建材”在施工时偷工减料——一系列危机导致海外投资者担心日本企业治理机制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抑制不正当行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经济界原本将2015年定位成“企业治理元年”。而在这些企业东窗事发后，其负责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鞠躬道歉已经成为日本一景。
这年3月，东洋橡胶工业被批伪造产品防震数据，其生产的低于日本国内标准的防震橡胶用于日本国内55栋建筑——在之后的排查中，这个数字更新为150栋；其用于铁路、船舶的橡胶产品也有篡改数据问题。最终，该公司社长山本卓司黯然辞职。
4月份曝光、7月份被证实的东芝公司造假丑闻，规模之大、恶劣影响之深，堪称史无前例。与此同时，东芝也开始抛售旗下业绩糟糕的部门，经营基础已经出现动摇。
10月，日本媒体披露建筑承包商、旭化成建材篡改混凝土用量、地盘强度等数据。该公司在过去10年承包的3000多个房地产项目中，有10%涉及数据篡改，问题建筑遍布几乎整个日本。
11月，秋田市的肥料公司“太平物产”社长佐佐木胜美召开记者会，承认伪造有机肥原料比率标示等，并表示“至少10年前就造假了”。
安倍内阁将强化企业治理作为日本成长战略的支柱，但是一系列丑闻让人怀疑日本企业推进企业治理的意志——这也直接影响到海外投资者对日本资本市场的信心。
“老人”是问题根源
笔者认为，包括奥运会筹办风波，一系列丑闻的根源恐怕在于随着老龄化加剧，日本社会已经被“老人”统治——这里的“老人”是指五六十岁的老一辈。传统的“年功序列”导致企业等各类组织的新陈代谢缓慢，作为管理层的“老人”集中占据了强大的社会资源和发言权，在组织内部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
年轻一代不会也无法对其提出挑战——这样做的成本太高，而是选择了对“老人”权威主义的绝对服从——这也是日本社会闭塞、组织僵化，不正之风日渐横行的根源。在笔者看来，日本社会的诸多问题源于此。
期待这些“老人”的自净作用无异于幻想。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所述，西欧崇尚的是根据宗教伦理观自律地对善恶进行判断，即“罪文化”；日本则是以他人的看法为标准，而非内在伦理观，即“羞耻文化”。简言之，作恶时如果无人知，日本人心中的罪恶感便十分淡薄。而一旦被披露，日本人倾向于从组织中找替罪羊，而非对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如此看来，各种规章制度对于“老人们”来说有名无实，培养与其对抗、提出异议的年轻力量，才是遏制各种愈演愈烈的造假风波的关键——这需要打破现有的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格局，对其进行重新架构。然而在老龄化率高达25%的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端倪仍然没有显现。
（摘自《南风窗》）
笔者旅居日本近10年，之前从未感受到各类“不祥事”如近两年般频繁发生。联想到2014年震惊全球科技界的新型万能细胞“STAP细胞”造假风波（指导者笹井芳树在舆论压力下自杀），不由得感叹东瀛之世风日下，不禁要问：日本，你怎么了？
奥运会筹办“出师不利”
2013年，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这是东京自1964年以来再次结缘奥运会。按原计划，2015年本是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的开工之年，会徽也将在奥运会召开的5年前公布。然而，东京奥组委的麻痹大意引起一连串混乱，给原本就对奥运不是特别“感冒”的民众一次又一次泼上了冷水。
2015年9月，日本文部科学省第三方调查委员会批评相关人士和机构缺乏基本的责任意识，由原首相森喜郎任会长的东京奥组委决定之缓慢，是造成问题的根源。该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称：“所有决定都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气氛中作出的，承担国家级重要项目的组织体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在主会场计划撤回一周后，东京奥组委公布了由日本著名美术指导佐野研二郎设计的会徽。很快就有网友指出，该设计方案与比利时剧院标志颇为相似，堪称“山寨版”。东京奥组委被迫于9月宣布停止使用该会徽，重新进行征集。
尽管早已有人质疑主会场建筑费用之庞大，但是文部科学省、东京奥组委却无视质疑；而会徽的征集过程更是被批判在“秘室”进行——要求应征者必须获得两项以上国际大奖，评选过程则是8名专家在两天之内匆匆完成。
与半个世纪前相比，此次奥运会对日本而言，是其作为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展示自身形象的良好契机。但是，筹备工作刚刚开始便如此漏洞百出，不仅失去了本国民众的信赖，也给日本的国际信用投下阴影。
2015，企业道歉年
相比奥运会筹办“出师不利”，东芝公司大规模、长时期的集体篡改财务数据更是骇人听闻。而且，这只是日企造假的冰山一角：2015年以来，“东洋橡胶工业”伪造产品的防震数据，打桩龙头企业“旭化成建材”在施工时偷工减料——一系列危机导致海外投资者担心日本企业治理机制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抑制不正当行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经济界原本将2015年定位成“企业治理元年”。而在这些企业东窗事发后，其负责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鞠躬道歉已经成为日本一景。
这年3月，东洋橡胶工业被批伪造产品防震数据，其生产的低于日本国内标准的防震橡胶用于日本国内55栋建筑——在之后的排查中，这个数字更新为150栋；其用于铁路、船舶的橡胶产品也有篡改数据问题。最终，该公司社长山本卓司黯然辞职。
4月份曝光、7月份被证实的东芝公司造假丑闻，规模之大、恶劣影响之深，堪称史无前例。与此同时，东芝也开始抛售旗下业绩糟糕的部门，经营基础已经出现动摇。
10月，日本媒体披露建筑承包商、旭化成建材篡改混凝土用量、地盘强度等数据。该公司在过去10年承包的3000多个房地产项目中，有10%涉及数据篡改，问题建筑遍布几乎整个日本。
11月，秋田市的肥料公司“太平物产”社长佐佐木胜美召开记者会，承认伪造有机肥原料比率标示等，并表示“至少10年前就造假了”。
安倍内阁将强化企业治理作为日本成长战略的支柱，但是一系列丑闻让人怀疑日本企业推进企业治理的意志——这也直接影响到海外投资者对日本资本市场的信心。
“老人”是问题根源
笔者认为，包括奥运会筹办风波，一系列丑闻的根源恐怕在于随着老龄化加剧，日本社会已经被“老人”统治——这里的“老人”是指五六十岁的老一辈。传统的“年功序列”导致企业等各类组织的新陈代谢缓慢，作为管理层的“老人”集中占据了强大的社会资源和发言权，在组织内部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
年轻一代不会也无法对其提出挑战——这样做的成本太高，而是选择了对“老人”权威主义的绝对服从——这也是日本社会闭塞、组织僵化，不正之风日渐横行的根源。在笔者看来，日本社会的诸多问题源于此。
期待这些“老人”的自净作用无异于幻想。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所述，西欧崇尚的是根据宗教伦理观自律地对善恶进行判断，即“罪文化”；日本则是以他人的看法为标准，而非内在伦理观，即“羞耻文化”。简言之，作恶时如果无人知，日本人心中的罪恶感便十分淡薄。而一旦被披露，日本人倾向于从组织中找替罪羊，而非对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改革。
如此看来，各种规章制度对于“老人们”来说有名无实，培养与其对抗、提出异议的年轻力量，才是遏制各种愈演愈烈的造假风波的关键——这需要打破现有的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格局，对其进行重新架构。然而在老龄化率高达25%的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端倪仍然没有显现。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