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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２００３年第八期李维民同志的《南昌起义史实与评价断想》一文，对南昌起义及其重要领导人物作了客观公正评价，笔者受益匪浅。只是文中关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情况，三处有误：一是说陈友仁参加了南昌起义；二是说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没有赶到南昌，但通过发表声明等方式，表示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三是说彭泽民在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笔者本着对历史人物“不增美、不溢恶”的精神，对此进行了考证。
当时，我党举行南昌起义是被动的仓促的，时间是紧迫的。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改组。１３日，改组后的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调整党的政策，脱离武汉政府，但仍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与国民党左派结成新的联盟。在军事上，把希望寄托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身上，“依张回粤徐图发展”。１６日，在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５１页，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１８日，中央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否则实行脱离关系”（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１９２７年）。２０日，在九江的中央领导与军事方面的负责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鉴于事态发展严重，提出脱离张发奎，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即请示中央。２４日，中央正式决定举行南昌起义。２６日，共产国际来电，对是否举行南昌起义作了比较含糊的指示。所以，３１日早晨，还在南昌争论起义不起义的问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是在２７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后决定的。
时间这么紧，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事先无法知道中共要在南昌起义以及担任起义后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即使中共想告知其本人也来不及。张国焘在回忆中说：“国民党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被列入南昌暴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２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１９８０年１２月）
早在６月１７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被正式解除武汉国民政府高等顾问时，他就意识到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离开中国前对后事作了安排。除改组中共中央，还“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１２１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５月），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同时邀请宋庆龄、邓演达等访苏。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等商量，决定分批撤离武汉，赴苏共商大计。６月底，邓演达与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离汉经西北，于８月１５日抵达莫斯科，等待与宋庆龄、陈友仁会合。宋庆龄离汉前国共已分裂，在安排好《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的发表事宜以后，于７月１７日晚同美国友人雷娜·普罗梅乘英国怡和号顺江东下，于１８日抵达九江，转上庐山，看望正在庐山避暑的母亲宋太夫人，并与下榻庐山仙崖客寓的鲍罗廷进一步商讨访苏事宜。２０日，宋庆龄偕母下山赴上海，于２２日抵沪，住进莫利哀宋的寓所（“变化中之浔汉现状”，《申报》，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４日）。陈友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安排好其儿子陈丕士陪同鲍罗廷等一批苏联顾问回国事宜，并于７月２７日与汪精卫、孙科等送走鲍罗廷一行以后，才以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为名，与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和自己两个女儿离汉赴沪，与宋庆龄会合，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即使事先没有这样安排，陈友仁当时对汪精卫还抱有幻想，也不可能参加南昌起义。８月２３日，宋庆龄、陈友仁、吴之椿、雷娜·普罗梅和陈的两个女儿一行６人，秘密离开上海，乘苏轮到海参崴，于９月６日抵达莫斯科，与邓演达会合。
国民党左派虽然反对汪精卫“分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但是到了真正要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分道扬镳，“另立山头”时，在感情上也不容易接受。宋庆龄在武汉期间，曾明确表示：“我相信共产党，我还想看一看。”（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１７８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她与邓演达对共产党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从而加深了革命危机，也是有看法的。她离开上海前一天，才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中，表示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态度。经亨颐、于右任得知自己被列入革命委员会名单时，不得不先后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声明。经亨颐在声明中说：“顷闻报载南昌所谓革命委员会名单，亨颐亦被捏与列，谨特声明，绝未预闻。亨颐近多病，凡事嫌烦，一年来深感党务纠纷，闹成今日局面，已看明白今后与共产党无再合作之理……”（《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３日）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于右任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以“沉痛呢？更正呢？”为题，在声明中说：“宣言发表了，南昌事变发生了，这岂不教人万分痛心呢？”（《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３日）也委婉地批评了共产党。至于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对南昌起义以及自己被列入革委会名单的态度，就不得而知。
彭泽民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共产党的挚友。７月中旬，他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一道，以“东征讨蒋”为名随军抵达九江，准备“依张回粤，徐图发展”，这是他与宋庆龄、邓演达商量决定的，不是他个人的行动。随后，情况有了变化，参加了南昌起义，然后随军南下。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１日，中共前委和革委机关在江西瑞金停留一周。期间，贺龙、郭沫若二人分别由谭平山、周逸群和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笔者查阅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写的《南昌起义》和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写的《谭平山研究史料》等史书，除了记载贺龙、郭沫若二人加入共产党外，没有发现彭泽民加入共产党的史实。依据当时他仍是国民党中央执委、海外部长和国民党左派代表的身份，以及与邓演达、宋庆龄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也不可能加入中国共产党。９月下旬，彭泽民得知取消起义军原有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为苏维埃时，就与夫人邓冠梅离开起义军，由江西经湖南进入粤东，最后转到香港。在莫斯科的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另起炉灶”，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以此名义于１１月１日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完全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
当时，我党举行南昌起义是被动的仓促的，时间是紧迫的。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改组。１３日，改组后的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调整党的政策，脱离武汉政府，但仍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与国民党左派结成新的联盟。在军事上，把希望寄托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身上，“依张回粤徐图发展”。１６日，在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５１页，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１８日，中央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否则实行脱离关系”（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１９２７年）。２０日，在九江的中央领导与军事方面的负责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鉴于事态发展严重，提出脱离张发奎，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即请示中央。２４日，中央正式决定举行南昌起义。２６日，共产国际来电，对是否举行南昌起义作了比较含糊的指示。所以，３１日早晨，还在南昌争论起义不起义的问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是在２７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后决定的。
时间这么紧，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事先无法知道中共要在南昌起义以及担任起义后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即使中共想告知其本人也来不及。张国焘在回忆中说：“国民党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被列入南昌暴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２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１９８０年１２月）
早在６月１７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被正式解除武汉国民政府高等顾问时，他就意识到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离开中国前对后事作了安排。除改组中共中央，还“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１２１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５月），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同时邀请宋庆龄、邓演达等访苏。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等商量，决定分批撤离武汉，赴苏共商大计。６月底，邓演达与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离汉经西北，于８月１５日抵达莫斯科，等待与宋庆龄、陈友仁会合。宋庆龄离汉前国共已分裂，在安排好《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的发表事宜以后，于７月１７日晚同美国友人雷娜·普罗梅乘英国怡和号顺江东下，于１８日抵达九江，转上庐山，看望正在庐山避暑的母亲宋太夫人，并与下榻庐山仙崖客寓的鲍罗廷进一步商讨访苏事宜。２０日，宋庆龄偕母下山赴上海，于２２日抵沪，住进莫利哀宋的寓所（“变化中之浔汉现状”，《申报》，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４日）。陈友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安排好其儿子陈丕士陪同鲍罗廷等一批苏联顾问回国事宜，并于７月２７日与汪精卫、孙科等送走鲍罗廷一行以后，才以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为名，与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和自己两个女儿离汉赴沪，与宋庆龄会合，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即使事先没有这样安排，陈友仁当时对汪精卫还抱有幻想，也不可能参加南昌起义。８月２３日，宋庆龄、陈友仁、吴之椿、雷娜·普罗梅和陈的两个女儿一行６人，秘密离开上海，乘苏轮到海参崴，于９月６日抵达莫斯科，与邓演达会合。
国民党左派虽然反对汪精卫“分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但是到了真正要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分道扬镳，“另立山头”时，在感情上也不容易接受。宋庆龄在武汉期间，曾明确表示：“我相信共产党，我还想看一看。”（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１７８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她与邓演达对共产党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从而加深了革命危机，也是有看法的。她离开上海前一天，才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中，表示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态度。经亨颐、于右任得知自己被列入革命委员会名单时，不得不先后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声明。经亨颐在声明中说：“顷闻报载南昌所谓革命委员会名单，亨颐亦被捏与列，谨特声明，绝未预闻。亨颐近多病，凡事嫌烦，一年来深感党务纠纷，闹成今日局面，已看明白今后与共产党无再合作之理……”（《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３日）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于右任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以“沉痛呢？更正呢？”为题，在声明中说：“宣言发表了，南昌事变发生了，这岂不教人万分痛心呢？”（《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３日）也委婉地批评了共产党。至于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对南昌起义以及自己被列入革委会名单的态度，就不得而知。
彭泽民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共产党的挚友。７月中旬，他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一道，以“东征讨蒋”为名随军抵达九江，准备“依张回粤，徐图发展”，这是他与宋庆龄、邓演达商量决定的，不是他个人的行动。随后，情况有了变化，参加了南昌起义，然后随军南下。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１日，中共前委和革委机关在江西瑞金停留一周。期间，贺龙、郭沫若二人分别由谭平山、周逸群和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笔者查阅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写的《南昌起义》和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写的《谭平山研究史料》等史书，除了记载贺龙、郭沫若二人加入共产党外，没有发现彭泽民加入共产党的史实。依据当时他仍是国民党中央执委、海外部长和国民党左派代表的身份，以及与邓演达、宋庆龄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也不可能加入中国共产党。９月下旬，彭泽民得知取消起义军原有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为苏维埃时，就与夫人邓冠梅离开起义军，由江西经湖南进入粤东，最后转到香港。在莫斯科的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另起炉灶”，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以此名义于１１月１日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完全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