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奇参加南昌起义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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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南昌起义90周年,也是老红军、国家林业部原副部长唐子奇诞辰110周年。唐子奇参加过南昌起义,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大革命时期投身农运初露锋芒
  湖南省东部的浏阳县(今浏阳市),是一座古老而又美麗的县城。弯弯曲曲的浏阳河像一条碧绿的玉带,沿城而过。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907年农历3月26日,唐子奇就诞生在浏阳县永和镇的一户农民家中。
  历史前进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湖南的农民运动发展十分迅速,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据1926年11月湖南省农会统计,全省75个县中37个县有了农会组织。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至200万。由于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每户以5人计,实际农会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已达千万人左右,几乎占了湖南全省农民的一半。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地方,农会成立后,打倒了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给予了热情的礼赞,大呼“好得很”!
  与此同时,中共党组织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就离长沙较近的浏阳来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22年1月中共党组织就在金江学校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书记陈昌,党员有夏明翰、陈作。1925年,中共党组织在北乡毛公桥刘家庵组建了浏阳农村特别党支部。1926年10月中共浏阳县委成立,在县城文庙召开了中共浏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员代表96人,代表全县22个支部,561名党员。到1927年5月,全县大多数乡建立了党的支部,党员发展到1760人,同时团支部发展到37个,团员2300人。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浏阳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女联合会相继成立,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算公堂、寺院财产,推倒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实行减租减息、禁毒禁赌,组建特别法庭,民主选举县长,举办公益事业等活动,掀起了浏阳农民运动的高潮。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读过几年私塾、聪明好学的唐子奇,通过听上级党组织的宣讲和阅读新报刊,以及参加农会活动的实践,很快地接受了大量新事物,思想豁然开朗。“革命”这个蕴藏着丰富内涵的新词汇,激励着十几岁的他,饱含激情地向着他向往的未来奔跑。唐子奇于1927年2月参加浏阳县永和农民协会,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唐子奇投身农民运动后,在各项活动中初露锋芒。当北伐军路过当地时,他曾亲自组织征集200担粮食给予支援。与他熟识的乡妇女协会委员长的李贞(后成为开国唯一女将军),也很快组织了500余名会员支援北伐。他们与广大工农骨干一起,广泛发动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传消息、当向导等方面,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大肆挥舞屠刀,随后一些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5月21日晚,驻守长沙的军阀团长许克祥,率叛军袭击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抓捕共产党员、工农群众达3000余人,屠杀百余人。浏阳距长沙仅百余公里,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这次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唐子奇后来回忆说:“白色恐怖的浪潮迅速波及到我的家乡,农会垮了,人员散了,呆不下去了。我们13名党团员和群众,一起躲到一个名叫上下冲的地方。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投奔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去。”当时,贺龙的名声很大,“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流传甚广,在民间留下了深刻印象。唐子奇等人在上下冲只停留了一个晚上,就乘火车来到了武汉,这已是5月下旬了。
  1927年6月,贺龙指示将被反动派追捕而逃到武汉来的湖南工农革命骨干和一些被解散的武汉工人纠察队,组成一个教导团,隶属于二十军,为党保存和培训了一大批骨干。6月初,唐子奇等人报名参加了这个教导团。
  唐子奇说,当时参加贺龙的部队,要经过考试,目的是要考察你究竟是真心干革命还是为个人目的来参军的。考试出了两道题:一道是我们的敌人是谁?另一道是我们的枪杆子应该对准谁?对于参加过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唐子奇等人来说,这样的考题实在太简单了。唐子奇对主考官响亮地回答说:“我们的敌人是反革命蒋介石,应该把枪口对准他!”就这样,唐子奇通过了考试。由于贺龙的部队刚刚扩编,枪支弹药十分缺乏,教导团一个连只有几支枪,唐子奇这些新兵一时没有领到枪支弹药。
  7月15日,在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叛变革命,正式作出“分共”决定,与在南京的蒋介石由“对立”转为“合流”,联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蒋汪合流后,汪精卫的亲信、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所属部队中也开始“清党”了,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
  ★南昌起义徒手勇参战
  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新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7月24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组织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影响和掌握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张发奎所属部队中,其中包括贺龙、叶挺和朱德领导的部队。
  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27日进入南昌。周恩来当日赶到后立即成立了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7月28日,周恩来来到二十军指挥部,把行动计划告诉贺龙,并任命他为起义总指挥。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7月31日,周恩来签发了以贺龙和叶挺名义发布的绝密作战命令。
  唐子奇随第二十军教导团于7月25日、26日,从九江乘火车开赴南昌,在途中他就开始感到形势有变化。比较明显的是,不久前指导员领着大家喊的口号,都是欢迎汪精卫、张发奎之类的内容,而到了九江涂家埠,口号就截然相反了,变成以枪炮子弹欢迎汪精卫、张发奎。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在南昌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大部、第四军一部、第二十军全部、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南昌市警察局警察各一部,共2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经过激烈战斗,歼灭反动军队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控制了南昌城。
  起义时,贺龙的第二十军教导团驻扎在南昌城外,与朱培德所属的第九军新兵团仅一墙之隔。唐子奇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连受领的任务就是进攻这个新兵团,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按照连长的布置,凌晨两点前大家就起床了,做好了准备。起义一开始,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奋勇争先,一下子就把墙砸倒了,全连一枪未放,迅速缴下了敌人的枪支弹药。那些敌人的新兵还在睡大觉,不知怎么回事呢?”唐子奇特别高兴,自己终于在战斗中第一次夺得了属于自己的枪。
  起义后,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构,刘伯承兼参谋团参谋长。为了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方面军所属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九军,朱德任副军长(不久任军长)。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依靠海口,争取国际援助,待机北伐。8月3日,前委率领起义部队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起义没有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起义部队于9月底10月初遭到广东潮汕地区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辗转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会合,開启了星火燎原的征程。
  如今,在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2万多人中,留下姓名镌刻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上的只有858人,唐子-奇名列其中。这是苦难的记忆,也是辉煌的丰碑。
  ★建立秘密联络站掩护地下党
  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唐子奇所在的连队因担任警戒任务脱离了大部队,他和一些战士被敌人抓去关押达66天之久,适逢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所部征召挑夫,敌人才把他们放出来当了挑夫。在党组织安排下,唐子奇于1928年被派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工作。这时,正值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在荆江两岸、洪湖地区,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唐子奇在洪湖地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还担任过“新堤特支”的负责人,为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唐子奇有了一段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后,1930年中共长江局将他调到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经过考察和研究,他先是在武昌水陆街开了个杂货铺,后来又搬迁到汉口六渡桥民生路72号,设立秘密联络站。这是一座小洋楼,楼上住家、从事接待,楼下是一家修理、出租自行车的铺面。这个位置选得很好,因为六渡桥是汉口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人来人往,有利于人员随时疏散;而当时的自行车名叫“自由车”,属于高档消费品,只是有钱人家才拥有,因此进出车铺的人员也不是很多,有利于隐蔽。联络站接待来往人员时,遇有可疑情况,常以嘈杂的麻将声迷惑敌人,掩护我方人员转移,可谓“动中有静,静利于动”,非常符合地下工作的要求。更有意思的是,联络站对面是一个警察局,这也是经过深深考虑的。唐子奇的子女们不解地询问父亲,联络站离警察局这么近多不安全啊!唐子奇笑着回答说,搞地下工作就是要与敌人比智慧,其实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因为靠近警察局,敌人是会放松警惕的。事实正是这样,唐子奇利用这个联络站,帮助地下党安全转移了许多同志,其中包括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的任弼时和保卫战线上的知名人物陈赓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唐子奇有幸参加了打响这“第一枪”的伟大行动。从参加南昌起义及其前后的革命实践中,他开始懂得了中国革命“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正是从这时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唐子奇走向了湘赣苏区,走上了漫漫长征路,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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