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户人家》是董时进晚年写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的主线是四川省垫江县（今重庆市垫江县）母安桥两户黄姓农家的发展变化，背景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可以说，它描述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小史，展示的却是一幅近代中国农村变迁的大图。这种从个人亲历出发，以较长时段农村变迁为主题的纪实作品非常罕见，因而也更有价值。
　　董时进，1900年出生在垫江县一户农家，读过私塾，也进过新式高等小学堂。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公费留学美国。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25年回国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等任教数年。1938年担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不久，他一边自筹经费创办《现代农民》月刊，用以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做农民的喉舌，一边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创办大新农场，种植果树，饲养畜禽。1946年，董时进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农民党”，自任主席，1949年6月宣布解散。1950年，他上书反对土改。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土地分配不均，而是人多地少，如何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实行土改，不仅不会解决农村的问题，反而会抑制农民经营土地的兴趣，也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因意见不得重视，董时进携家1950年赴香港，后辗转定居美国。中美建交后，他先后于1979、1981、1983年回中国探视。1984年辞世。
　　正如他的侄辈所说，董时进一生志在兴农，不仅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创农场，建农党，而且著书立说多不离“农”字，除1930、1940年代在《独立评论》、《现代农民》发表了大量有关农事的文章外，还出版了《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多部专著，被后人称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
　　《两户人家》成书于董时进晚年，是他对早年切身观察与感受的记述，是浓郁思乡情的催产物。它最早于1981年在台湾出版，大陆版于2012年面世。

二

　　故事从垫江县母安桥兴隆塆两户亲兄弟的儿辈开始。十九世纪后半叶，黄运隆和黄运盛兄弟平分从父亲手中接过的家产，各立门户。黄运盛好吃懒做，又爱惹是生非，人称“凿锅漏”，很快就败了下去。他的儿子黄文楷完全继承了乃父的风格。黄运隆勤俭持家，为人谦逊和气，人称“补锅匠”，家业不断发展，到晚年有租田一百余石，除了一部分自己耕种外，其余租给佃农，是当地的殷实人家。可惜他到四十多岁才生下的唯一儿子钜楷，虽天姿聪颖，志向不凡，却因科举屡试不中，二十多岁便抑郁而死，留下寡妇章氏和两儿一女三个年幼的孩子。
　　文楷一家对钜楷的死暗中欢喜，伺机侵吞他的家产，无奈运隆在世，无法下手。不料有一天，年近七旬的运隆正驾牛碾米，牛猛冲过去朝他的胸膛使力一角，把他打翻在地，他从此卧床不起，不久去世。
　　肥脸大头、身材魁梧的文楷，生有银堆（人称“大蠢棒”）、元宝、三儿、四儿、五儿、六儿等几子。他仗着人多势重，根本不把章氏和她的三个幼子放在眼里，不断生事，图谋霸占运隆留下的家产。章氏凭着智慧、勇敢，再加上家里雇佣多年的长工老陈的帮助，不仅顶住了文楷的滋扰，而且置买田产，把三个幼子抚养成人：老大是个女儿，嫁与当地曾家，丈夫勤劳聪明，家境不错，生有公勤、玉音、菊妹、公勇等几个子女；老二正纶和老三正绪都读过几年私塾，正纶生性严肃，寡言笑，烟、酒、赌样样不沾，十六岁已娶妻卢氏，生有秀音、可大、咏音、慧音、可五等；正绪壮实，好动作，兴趣广，烟、酒、牌样样都会，却毫不痴迷，木、石、泥、水等技能，都略知一二，妻刘氏不为家人所喜，婚后不久自杀，续弦熊氏，生有可生、可法、桃香、桂香、可立、可志等。
　　章氏在世时，已经成婚的正纶、正绪除了务好庄稼外，还配合做鸦片生意，正纶经常上街和鸦片烟商打交道，摸清行情，掌握信息；正绪在鸦片收割时，串乡走户，收买农家的零碎鸦片，回家后改装成一样大小的块状贮藏，由正纶负责销售。兄弟俩做过几笔生意之后，就积攒了可以置买新屋的银两。
　　章氏去世后，正纶、正绪分家另过。正纶靠着到樊城做鸦片生意赚了不少钱，同时带回来一个小妾，后来生了儿子吉祥。正绪在家经营庄稼，也把日子过得很是殷实。
　　正绪年少时想多读几年书，可是拗不过寡母的坚持，早早就辍学回家料理家事，娶妻生子。所以，他对儿子的读书特别肯用心、用力。正纶在正绪的影响下，也乐于投资于子辈的学业。可生、可法、可立、可志先后被送往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读书。对正纶来说，有做鸦片生意赚来的白花花的银子，供可大去外地读书并不十分吃力。对正绪而言，靠着做庄稼供四个儿子去上海、北京读书确非易事，可他愿意卖米、卖田，倾其所有让儿子们去接受新式教育，见识外面的世界，他甚至愿意筹资上千元资助可生去美国留学。
　　与章氏一家的逐渐壮大相比，文楷一家不断萎缩。文楷生有六个儿子。大儿银堆，高大壮实，但说话天一句，地一句，没头没脑，人称“大蠢棒”，年长后娶妻赵氏，育有四子，只有两子长大成人：大的卢狗儿，生有一把好力气，以种鸦片发家，娶一妻一妾，却一直未能生育；小的终身未娶。二儿元宝，家境不好，养大一女一子，女嫁出不久便去世了，子一直未娶。三儿读过几年书，当过半年教书先生，可是教不好，学生都纷纷退学了，他于是变成一个小偷；他的两个儿子青春和端午无地可耕，无工可做，成天痴痴地闲坐着。四儿夫妇勤俭，儿子松林不仅对人有礼，而且手脚勤快，生活稳定。到五儿、六儿出世后，文楷已经穷到没人愿意将女儿许配给他家。五儿成年后独立门户，靠着肯劳动、勤耕耘，到四十多岁时，自己攒钱娶了妻子。六儿一直跟着父母，终身没有独立成家。

三

　　母安桥其他人家的兴衰书中也有记述。和钜楷、文楷同族的兴楷，几乎是白手起家，靠着聪明的天资和勤劳的双手，到中年时已经赚了一份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家业。他日子过得十分节俭，甚至称得上吝啬，就连对独孙双龙的教育投资都精打细算。有一年，四川万县两个人到母安桥街上招赌，在鸦片烟馆打杂的诨名“癞叫化儿”的本地赵姓贫民以十吊本钱，两个晚上就赚了五百吊，大大激起了母安桥人们一赌财运的欲望。当时，一个长工一年的工钱是四吊。五百吊可以置办一份相当不错的家业。兴楷的独子显之趁兴楷外出的机会，也去参赌。不料，他不仅输掉了自己仅有的两三吊本钱，还欠下了四十吊的赌债。显之正暗中竭力想办法偿还赌债的时候，他输钱的消息传到父亲耳中，兴楷大怒，找人写了驱逐显之出家门、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的告白贴到母安桥人来人往之处。显之已经娶妻生子，哪里经得起被父亲驱逐出门的羞辱？他对被驱之后携妻带子无处落脚的尴尬充满忧虑，于是趁天黑之际，吊死在屋后的树林子里。显之的儿子双龙读过几年私塾，但成年后既好赌又吸鸦片，兴楷辛苦积累的田产被一批一批当出去，迅速败落了。 　　正绪家的佃客邱大汉有个儿子叫青林，曾经和可生、可大、双龙在私塾里同学。他辍学的时候，邱大汉已经因为跟着正纶去樊城卖鸦片赚了两三千两银子回来，不再佃田耕种了，靠放贷取利过活。青林不像他父亲年轻时那样肯下力干活，而是成天和一帮朋友酒馆进、烟馆出，摆出绅士的气派。青林的家业是只小船，哪里载得了他绅士的大派头？他的破败在所难免。
　　可生和可大发蒙时期的同学鲁保之是鲁大人的孙子。鲁大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立了战功，受到朝廷奖赏，回到家乡后，依照北京紫禁城在母安桥建了一座非常奢华的府邸。大概因这府邸四周有护城河，当地人称“水围子”。鲁大人去世后，他的长子鲁耀亭住在水围子里，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不仅穿用多是苏、广洋货，而且常去重庆、汉口等大城市玩耍，每次回家，都带回一个新的妓女。再奢华的水围子也经不起公子哥儿的长期消费，水围子很快便显出外强中干的败相。鲁耀亭的儿子鲁保之幼时聪明可爱，可是因失之管教，对读书根本不用心，很快就自暴自弃了，长大后成为一个鸦片烟鬼，穷困得连癞叫化儿都不如。残破的水围子无人修补，跟成年鲁保之枯槁破烂的模样一样，令人感叹富不过三代。
　　辛亥革命后，皇权统治的秩序已不复存在，新的社会秩序一时难以建立，匪患四起，抢掠频发，风气堕落。母安桥也没有了往日的安宁，有一点家产的人时时担心被绑票、被明抢，没有家产的人肆意妄为。先是以悭吝出名的黄兴楷家一应值钱东西被抢，接着做鸦片生意的徐茂堂家被抢掠一空，徐茂堂和他的长子被抢匪杀死。不久，正纶和正绪在赶场回家的路上被绑票，家里花了不少银子才把他们救出来。就连当地有名的周保正团总，也在大白天庆祝生日的时候被土匪绑票。
　　与可生同岁、同族、一同发蒙的五一，小时候读书比顽石还难开化，没读几天书就被先生送出了学堂。成年后的五一不再安于像父辈那样靠勤劳过日子，成了抢匪，不仅抢掠到母安桥做生意的外乡人，本乡的人也不放过，就连本村一个做过放牛娃，完全靠勤俭有个小居所的名叫长发的人也被他为了逼出钱财而活活烧死。
　　在母安桥赌场里两晚赢了五百吊钱的癞叫化儿，很快又全部输掉了赢到的钱。民国时期，他做了土匪头领，在母安桥一带招兵买马，为非作歹，文楷三儿的两子青春和端午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四

　　《两户人家》中的女性除了小时候有姓有名外，一到婚后便有姓无名，统一成为“某氏”、“某妹儿”，或以夫之姓名称之为“某某嫂”。
　　女性大多隐藏在男性身后，有时可以隐约看到她们的身影，有时只是作为男性生活的一部分出现。运隆、文楷、兴楷、鲁耀亭、邱大汉、李好仁在书中都不是一笔带过的人物，但她们的妻子从未出现过。
　　可大、可生、可法在家乡娶的妻子，一直都是沉默的，甚至于丈夫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可大的妻子章妹儿仅在可大的两次谈话中提及。第一次是可大新婚之后到北京读书，可生去车站接他，可生问起可大新婚妻子，可大只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谈了几句就不再提了。第二次是可大到美国后告诉可生，章妹儿在他出国前一个月病逝。可生婚后两天即赴上海，准备到美国留学，离家时他对吴妹儿不曾有不舍，吴妹儿也只撩开门帘远远地看着他上轿。一别几年，再次听到吴妹儿的消息时，便是刚到美国的可大告诉他吴妹儿已经去世。可生虽有伤感，但也感到解决了一个婚姻上的困难，心生释然。可法娶几年前就订下的亲表妹李凤英时，已经从上海带回了一个妻子——袁幼珍，李凤英无可奈何，只求有夫妻之名，不奢望夫妻之实。后来，可法又从北京带回来一位新妻郝女士，李凤英仍旧只能睁眼闭眼。
　　可大、可生、公勤的姊妹们，嫁出之后，跟章妹儿、吴妹儿的命运大体相同：嫁给老实无用的男子，一辈子跟着受委屈，嫁给有能力的男子，随时可能被丢掉；无论嫁给怎样的男子，公公婆婆管束极严，动辄得咎；她们心中压抑，又得不到丈夫的帮助与宽慰，抑郁是免不了的。
　　命运自主的女性在母安桥只有两个，一个是正纶、正绪的母亲章氏，一个是文楷家五儿的妻子五嫂。章氏虽然因为丈夫早逝，公公不久也病逝，不得不独自撑起整个家庭，但也免去了管束与压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持家待人。文楷家五儿魁梧勤劳，小时因家贫无人肯嫁女儿给他，年过四旬之后攒足了三百两银子决定娶妻。恰好四十里以外东山脚下一个二十四五岁年轻妇人对老实贫穷又无技能的丈夫很不喜欢，夫妻都感到在一起生活十分苦恼。经人穿线，五儿与年轻妇人一见倾心，五儿以几吊钱打发了妇人的丈夫，与她结为夫妻。

五

　　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几十户人家的母安桥不仅经历了个人的生生死死、家庭的兴衰变化，更见证了从晚清传统文化下的安静与秩序，到辛亥革命传统被打破后的社会失序，再到抗战结束后社会秩序的重构。文楷和钜楷两家百年的贫富盛衰，母安桥远亲近邻的纷扰琐碎，还有母安桥附近的山地从郁郁葱葱，溪水潺潺，到因为人口增加而对林、坡的过度砍伐与开垦，成为山光坡秃，河沟淤塞，折射的是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大画面。
　　（董时进：《两户人家》，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