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以及海外的热血青年纷纷爬山涉水奔向抗日的灯塔——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延安那时已经有了培养抗战军事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政治干部的陕北公学。为了培养抗战的文艺干部，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倡议，1938年春天在延安创办了培养抗战文艺人才的高等艺术学府——鲁迅艺术学院（该院第二期增设了文学系后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均简称为“鲁艺”）。
　　该院陆续汇聚了来到延安的众多文艺界人士，如音乐系就有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向隅、张贞黻、周巍峙、杜矢甲、何士德、李元庆、任虹、马可、瞿维、潘奇、寄明、麦新、孟波等。1943年鲁艺并入综合性的延安大学，成为该校下属的鲁迅文艺学院。该院培育了许多文艺人才（仅音乐方面就有安波、郑律成、李焕之、李凌、李鹰航、梁寒光、时乐濛、王莘、卢肃、张鲁、刘炽、张棣昌、陈紫、海啸、李波、王昆、黄准、李群等人），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及歌剧《农村曲》等著名作品。抗日战争胜利后，鲁艺奉命迁至东北新解放区办学（后改名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于1945年11月离开了延安。
　　为了继承和发扬延安鲁艺的革命传统，1999年延安大学恢复设立“鲁迅艺术学院”，每年招收热爱艺术的青年，培养新时期服务于社会的人才，还经常约请原延安鲁艺的人员回母校去指导和讲学。1985年我曾经回到延安参观，延安城那时的变化已经使人惊叹。承蒙延安大学的盛情邀请，去年夏天我以88岁高龄再次重返延安故地凭吊（同行者有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会长林冬、原《光明日报》总编辑张常海等人）。看到延河边广阔的校园，比邻高耸的楼房。众多的学子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我们参加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活动，延安大学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欢乐延安行”特别节目，与延安大学的领导以及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见面座谈，荣幸地被聘请为该院的客座教授，我发言后率领大家共唱难忘的历史歌曲《延安颂》。我们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凤凰山、王家坪、枣园、宝塔山、鲁艺等历史革命遗址。来到杨家岭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旧址时我的心情格外激动，这里就是当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地方。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这次文艺座谈会时，除了朱德、洛甫（张闻天）、任弼时、王稼祥、凯丰、徐特立、博古、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近百名与会者中，就有多达49人是当时鲁艺的教职员（另外还有李伯钊等12名与会者，也曾经在鲁艺工作或学习过）。作为该院的声乐指导和音乐系教员，我与我的丈夫向隅有幸一起应邀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那时我们从鲁艺的所在地桥儿沟出发，每次都要步行十余里路到杨家岭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食堂参加会议和讨论。毛泽东同志在会议室门口欢迎大家，亲切地和人们握手、交谈。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一直很关心，并经常约鲁艺的师生们去他的住处叙谈、观看文艺演出和来鲁艺作报告、看望老朋友，因而认识很多文艺界的人士，能叫出许多人的名字（毛主席还给我们的儿子起名为“延生”）。我当时经常在延安的各种文艺演出中担任女声独唱；作为鲁艺教职员工俱乐部的副主任（主任是1949年后曾经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书记的袁文殊），我率领延安水平最高的鲁艺乐队（由李焕之、时乐濛、汪鹏、任虹、徐徐等人组成），时常去王家坪、杨家岭为中央领导人举办的舞会伴奏，多次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共舞，因此毛泽东也称我为“熟人”、“湖南老乡”。
　　毛泽东同志5月2日在座谈会第一天的大会上首先致词（即后来发表的文章里的“引言”部分），其后和5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主要是听取与会者的发言、随时用铅笔记写些问题的要点，有时也简短地插话、与发言者对话。在艾青16日发言批评鲁艺的院长周扬有宗派主义后，向隅也站起来发言质疑鲁艺的党组织，说鲁艺的党组织曾经三次动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有同意，后来他主动要求入党时，鲁艺的党组织却拖了两年多至今也不予解决（毛泽东同志为此说应该允许加入么。下个月向隅就被批准入党了）。座谈会的最后一天5月23日仍然先是大会发言，发言的人非常踊跃。负责拍摄照片的吴印咸下午三点多提议说再晚室外的光线就不能拍照了（延安那时没有电，更没有灯光设备），于是会议的主持者让大家抓紧时间先去会议室的门外合影留念，才留下了那三张珍贵的照片。
　　大家回到会议室后，毛泽东同志先请朱德总司令发言，然后他才针对会议二十余天来所讨论的问题、延安文艺界当时存在的情况和发生的争论，进行会议总结（即该文的“结论”部分）。会议招待大家吃晚饭后，在会议室门外的小广场吊起一盏气灯，由毛泽东继续作总结（很多人闻讯后都赶来聆听毛泽东的精彩讲话）。那天散会时已经夜深，我们踏着月色步行返回鲁艺时，大家仍然兴致勃勃地回忆、议论着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些人难以完全听懂毛泽东同志浓重的湖南话，途中还相互核对一些他的话语和观点，我作为他的同乡则毫无障碍）。
　　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些话简直就像是针对着我说的——虽然1933—1937年我在中国当时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时，很早就与张曙、冼星海、贺绿汀、吕骥、孙慎、周巍峙等人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参加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初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分配来到延安全力投入革命工作已经数年，演唱了《延安颂》《黄河怨》等歌曲，但是从上海的“亭子间”来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后，我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世界观上、考虑问题的立足点上，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生活实际、与工农兵群众的结合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灵魂深处仍然存在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我深感今后还需要在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中、在与工农兵群众的结合中，进行长期的脱胎换骨的磨炼与改造。
　　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仅7天，5月30日毛泽东同志来到延安最大的文艺单位鲁艺，在篮球场上直接对数百名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住在附近的部队文艺干部学校等单位的人员，闻讯也赶来聆听毛主席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根据“讲话”的精神，他强调鲁艺的师生要走出“小鲁艺”，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大鲁艺”中去。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认真地向广大的劳动群众学习，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文艺创作才会有取之不竭的源泉。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创作热情高涨。从1943年初起涌现出了歌曲《拥军花鼓》《南泥湾》《东方红》《绣金匾》，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夫妻识字》《周子山》，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同志，你走错了路》《抓壮丁》，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秦腔《血泪仇》，版画《丰收》《减租斗争》《改造二流子》，小说《小二黑结婚》《高乾大》，报告文学《田保霖》，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新歌剧《白毛女》等众多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开创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特别是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后，我明确了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根本问题，坚定了我致力于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决心。抗战前我在上海国立音专读书时，学习的是欧洲的美声唱法，演唱的都是西方的古典歌曲和中国的艺术歌曲。到延安后我主要是演唱抗战歌曲和苏联的革命歌曲，演唱的方法与风格已经有所改变。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此后我参加秧歌运动，加入鲁艺工作团去绥德地区巡回演出，与公木、孟波、刘炽、于兰组成一个小组去米脂县辅导群众的春节文艺活动，学习和收集《东方红》《三十里铺》等陕北民歌。1945年在延安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文艺演出中，我首次独唱了全都是民歌风格的歌曲《翻身道情》《信天游》（由马可、张鲁、刘炽担任民乐伴奏）。
　　解放战争时期我随着鲁艺奔赴东北战场，参加歌剧《白毛女》的演出，慰问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新中国建立后，致力挖掘民族民间音乐宝藏，组建中国青年民歌合唱团（1957年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首次获得合唱比赛金质奖章），创办中央民族乐团，多次率团在国内外访问演出（1984年率团与重返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去美国洛杉矶参加奥林匹克艺术节，然后去美国14个城市巡回演出），为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和文化素养的提高，毛泽东同志65年前发表于战争年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某些方面虽然难免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其哲学思想、其根植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必须与人民群众结合、要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对繁荣和发展当前的文艺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人民群众广泛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都对文艺事业提出了更高、更为广泛的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在文艺创作和演出中弘扬主旋律和民族特色，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才能使文艺工作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不辜负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努力缔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唐荣枚原中央民族乐团团长，曾任延安老战士合唱团团长、文化部老艺术家合唱团首任团长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