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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阅读必然涉及对文化内容的理解，也就是当代语文所说的文本解读。虽然解读的理论很多，如阐释学、接受美学、文本学、“主体间性”的现象学等。从文化理解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传统的“作家-作品”式的知人论文，还是“文本-读者”式的互动重构，都要遵循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符合文化基因的精神指向。
文化基因才是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文本。文化基因体现一个民族对世界的文化认知方式与文化表达方式。文化解读，是用相同的方式去打开密封在文字里的民族智慧与生命哲思，通过正解经典价值观，完成文化基因与文化人格的传递与塑造，实现用文化的方式培养本国文化人的目标。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方式，这从不同的礼仪、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可以体现。对于一个国家的经典文本，必须用适应这个国家文化的表达方式去解读才是正途。这对于纠正目前中国语文界的解读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读张籍的《节妇呤·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如果按照现代文本理念，如“文本-读者”式的互动生成方式，遵从文本，抛弃文本以外的干扰，只与文本进行对话，那么这首诗只能理解为爱情诗。
但如果用文化基因的方式来解读，就是一首政治诗。
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历来含蓄委婉，情感隐忍，以“曲”为美。所以夫子表面赞松柏“后凋”，实质是赞人的品质。屈原表面说“香草美人”，其实是以“香草美人”喻忠臣，以臭禽恶物比奸佞，以此构成中华文化独特的象征体系。
经后世演变，就形成了一个传承恒久的诗歌模式：以男女之情来比喻君臣之义。男为君，女为臣，君臣是国家中的男女（也可以用阴阳观来审视）。屈原在《离骚》中就自比美人，向楚怀王发出“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感慨。因此，很多貌似柔情蜜意的情诗，其实质却是政治诗，无关风月，和男女情爱不沾边。
张籍早年经孟郊介绍结识韩愈，又经韩愈推荐入长安进士及第，官阶累迁，在政治上自然站队韩愈这边。中唐以后，国势渐衰，藩镇节度使政治欲望膨胀，不断诱惑、勾引、拉拢文人名士和中央官吏。平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就是其中之一，他看中了文采名气俱佳且在朝中做官的张籍，便以高官厚禄“双明珠”向他抛来橄榄枝。
张籍与老师韩愈站在同一战壕，反对藩镇割据，但如果一口回绝，可能就得罪了这位边关大员。作为文人的张籍自然就想到采用借爱情诗以明志的表达方式：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借助诗歌，通过三方的位置关系：夫、君、妾，既表明“妾有夫”的身份，表达对君“缠绵意”的感恩，又表达“事夫”“同生死”的决心。最后一句，非常精彩，打消了对方的所有不快。据说李师道收到全诗后，捋着胡须哈哈大笑，不住地把酒吟唱“恨不相逢未嫁时”！
其实这首诗还暗含讽谏之意，“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含蓄地表明我是“皇家”的人，希望节度使是维护统一的力量，而不是割据势力。
这种婉拒，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审美意蕴，其实跟传统讽谏文化一样，是一种智慧。与禅宗的话头禅机具有神似之处，都是标准的“中国风格、中国气质”。
类似的诗歌，张籍创作中还有。张籍为考官时，朱庆馀参加应试，应试之后，内心忐忑焦急，于是作《闺意》爱情诗以试探：“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仿张籍《节妇吟》中的少妇身份，以自己为新娘，假想张籍为新郎的口吻，询问自己的试卷是否符合考官的心意。
据说张籍看罢，也是哈哈大笑，当场以诗答复：“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庆馀顺利通过考试，从此名声大噪。他的那首《闺意》诗后被收录进《唐诗三百首》，名字换作《近试上张水部》。
西方的文本解读理论，自然有适合西方表达方式的内在合理性。但西方直接的表达与中国委婉含蓄的“曲美”表达以及《春秋》褒词贬令的传统审美，在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上已积淀为不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生搬适应西方文化的解读理论，放在中国的文化锁孔里，可能就只能是笑话式的结果。
中西方文化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与选择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精神，这些精神通过不同的文本传承下来。在解读它们时，不管有多少种理论，都应该以符合自身文化精神的方法来解读，才能培养理解这种文化，并传递这种文化精神的文化人。
以颇有争议的《愚公移山》为例。该文从1924年入选《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教材至今，历来为文言文经典课文。但对它的解读，十多年来却五花八门。特别是2005年郭初阳老师发表在《教师之友》上的教学实录，以强烈的陌生感、颠覆感和尖锐感，引发争议。
比如通过模拟智叟的反驳，批判愚公“子子孙孙无穷匮”的理论可能会遇到“断子绝孙”或“后代改变移山的祖传思想”甚至“移民美国”等挑战。
比如指责愚公最终并非成功，而是靠天帝这个“外援”;移山是“掠夺性开发”“不可持续性”;解决了愚公的出路，但却阻拦了别人的出路，最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愚公不应该说“何苦而不平”，而应该说这样挖山会感动天帝，那样就与结尾吻合了;现代人嘲笑愚公的子孙还在挖山;愚公和天帝早就达成了协议，内藏着一个阴谋;愚公很狡猾、毒辣，是阴谋家;愚公是很自私的人，影响了他的整个后代;愚公把个人意志，强加给子孙，剥夺了子孙的自由;愚公是害群之马，耽误子孙后代;甚至我们不是炎黄子孙，而是愚公的子孙;这是一个愚蠢老头的故事;中国的老人专制传统的文化密码等等。
这样的解读，放在那个消解英雄、恶搞经典、丑化传统的大背景下，是很正常但也很悲哀的事。毕竟，教育界还有部分人认为至少这也是诠释文本的方式之一，却不知郭初阳们在课堂上扮演损害文化的帮凶角色，恰恰是缺文化的表现。 2005年左右，正是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代表的中国恶搞文化泛滥时期，恶搞名著、恶搞名人、调笑崇高、审判英雄、亵渎经典、颠覆历史、翻案奸臣，以此解构传统，诋毁传统。受此波及，教育界难以成为净土。
从本质上讲，这几代人被隔离在传统文化之外，有这样的想法和教学行为，并产生一定共鸣，只能说是这个时代教育群体精神萎缩的见证，也是教魂阉割的必然反馈。
文化阅读，需要我们用民族文化基因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来正解文本，从而获得关于文本的文化密码，构建文化谱系，并完成将五千年的文化胎记烙印在学生的思想和灵魂上的天命。
这才是文化解读的意义所在：我们要培养怎样的文化人！
“原始神话对世界或大自然的解释，不在于它具体的讲述言语，而在于它隐藏在讲述背后的神话意义。”这些神话都可看作是来自远古的历史记忆，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转变为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影响和左右着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
解读这篇文章，还要回到上古宗教语境中去。
中国神教史上有一次重要的改革，叫“绝地天通”。用神话语境来描述为：黄帝时期，民神杂糅，神可以自由的上天下地，而人也可以通过天梯——即“昆仑山，黄帝所造”往来于天地之间。但遭受蚩尤带领众神和山精水怪与黄帝作乱之后，殃及生民，杀戮不止。于是黄帝的继承者颛顼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断掉昆仑天梯，隔绝天地通道，人神事务分开，“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这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包含了宗教改革、政治革命和文化变革，《尚书·吕刑》《国语·楚语》《山海经·大荒西经》均有记载。它的核心是重立天规（符合天道、地道、人道规律），把“人间”还给“人”，通过第三方“巫”，将民意上达于天，将神旨下传于民，人神分离而和于德，重构了天人之间的文明秩序。
它的意义非同寻常。任何扰乱人间意志的行为，都将受到天规处罚，由此建构了最原始的人本思想，使中国社会在上古时期完成了将人从神的意识里解救出来，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的思想者和行为者，关注现世的人的生命和社会的人间管理。这个变革，欧洲是几千年后的文艺复兴才开始，而部分政教合一的国家，至今没有完成。
“绝地天通”使中国人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独立的人”，《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唱出了中国第一个王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人本思想，神本已经消失。到“汤武革命”，人事力量进一步上升，中国由巫官文化向史官文化转换，史学界称为“敬天保民”，進入了“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的天人统一的新秩序。
人间成为“人”的世界，原始神话中不适合这一思想的故事便逐渐在时间的长河中被选择性淡化和遗忘。流传下来的神话，自然是张扬人本精神的那些文本：虽然全世界都有太阳崇拜，但太阳多了，影响人的生活，在中国就可以把它射下来（后羿射日）;神虽然高高在天界，但如果祸乱人间，一样受惩罚;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断，地维绝，百川水潦归东南，大洪水泛滥，危及天下万民，于是人神分工协作，共同治理。我们在《淮南子·览冥训》《列子·汤问》看到，作为神的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在《尚书·禹贡》《山海经·海内经》看到，大禹带领人在奋力治水;神如果帮助人类，便会被人感恩纪念，立祠贡香;甚至有专门的神来维护人间道德，人如果做了坏事或违背誓言，就有可能遭五雷轰顶死去（雷神）;同时把人生存最核心的东西，如火、庄稼等，全部由人自己创造出来。……中国的神话，基本上是一部以人为核心剪裁的神界故事。
这种神话基因奠定了本土宗教的格局取向。从中华巫文化脱变出来的道家，在后世演变中就拟定出天条天律管理各界鬼神，凡是影响人间百姓的，一律重罚。《太上混洞女青诏书天律》《太上老君金口科玉条正律》《玄都律文》等，对正神、灶神、山神、井神、六蓄神、水司神、树木神、龙王、雷神等，分类列条，有章可循。比如灶王爷碰上本家翻修房子必须带着部下，先搬出去住，如果装修吵闹他，一生气，给这家降灾降祸，那么灶王爷就犯了天条。一要打一雷针，二是流放到八千里以外的地方，如果伤人则要受分形之罚。《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诏书天律》有法条：
诸灶神，遇人民修造屋宇，即收部下七十二候神将，暂归他方。候工毕事，方还本位。若人误犯而妄加祸患者，针决，流八千里。伤人者分形。
对小孩则更是保护。如果鬼神吓唬小孩子，把小孩吓哭，则是斩罪。如果吓唬的是还不会说话的小孩，罪加一等（那就是分形了）。法条原文是：
诸邪精，以生小孩为戏，以致惊恐啼叫者，处斩。未能话语小孩者，加一等。
其实，中国古代各种建筑物上的仙人神兽，也是为人间的人服务，镇凶伏妖，保境平安，也是这种人文思想在建筑上的体现。
把《愚公移山》放回人本这一语境，就明白它宣示了一种重要的华夏文化基因：抗争精神与人的意志，让人真正站立起来。这种不屈从的基因还可以从精卫填海、鲧禹治水，以及夸父逐日等神话中找到痕迹，它在后世历史发展中演化为一种深层的“铁血精神”（阳刚）和隐忍负重的品质（阴柔）。我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汉唐雄风、虽远必诛、燕然勒石、封狠居胥、天子守国门等，就是这种精神的阳刚流变。
文本还有两个重要文化密码，长期为教材忽略，即文中的四字文眼：“帝感其诚”，它揭示了感天文化和意诚文化的意义。
先说感天文化。它对接“绝地天通”宗教改革后对人意志的尊重，人执着的意望和强健的行为可以感天动地，从而创造出奇迹或神迹般的效果。后来演变为人神之间双向的天人感应观和人与道之间的天人合一观，完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重塑。余英时先生《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有非常精深的阐述。在由“旧天人合一”向“新天人合一”转变中，中国文化转向“道”“心”合一的“心学”，实现内向性超越。“心学”与禅宗碰撞，完成佛学的中国化交接。 后世去掉了人神之间的第三者中介“巫”，天道不再以人格形象出现，而以特殊的天象、地象、物象甚至托梦等瑞兆或凶兆形式奖励或警示人间管理者，将“德”作为最大的天规来约束人神两界。所以中国历史上，365天无论昼夜，都有五个人站在高台上，仰望天空，记录着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星相变化，由钦天监专业解读，也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完整且连续记录世界天文现象的国家。
神有超自然的力量，但在更高的“天”面前，人神平等，都以“德”为唯一衡量标准，而且人神会因功德而相互转换，由此树立了中国思想界最朴素最伟大的精神坐标和朝圣丰碑，影响至深。
再说意诚文化。愚公表现出的移山诚意，以子子孙孙为行为支撑，成为意诚文化的神话源点，到春秋儒家完成定型。“诚”是《中庸》的核心范畴，诚道横通内外，纵通天人。是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天人合一之道。求诚、思诚、修诚，才能把握中庸之道，修道进德，完成君子人格的塑造。
《大学》说：“意诚而后心正。”
《孟子·离娄上》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荀子·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
《中庸》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偷窥中道，圣人也。……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华育。……故至诚如神。”
有人对儒家经典作这样的“意诚”文化概括：《论语》讲仁——是谈“诚”的原理;《大学》是讲“诚”的内容;《中庸》是讲“诚”的方法;《孟子》是讲“诚”的境界;群经之首《周易》是讲“诚”的规律，并认为“诚”是自然、宇宙、天地人的法则。
虽然这样的观点有待磋商，但至少说明了“诚”已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
什么是诚呢？是专一、虔诚的心态和勤奋实践的毅力，是一种精神和奉献，是一种境界和一种人生修养方法，是一种负重、求知、超越、殉道的品质等，一个群体满满的正能量。
通过这样的解读，我们完成了基于中华文化基因的文本透析，将抗争品质、感天文化、意诚文化这三种精神沉淀在学生的灵魂，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特征的内化与塑造。
对于感天文化，以现代科学来说，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或者明确不认可（如果坚信科学可以证伪的话），但作为中华五千年文化品性，学生不可以不知道。至少学生应该有文化知情权，至于未来科学是否会进一步证明它的谬误，甚或突然证明它的正确，这是另外一回事。
教学神话系列，要有基本的中西方神话比较观。
中西方神话对比是很有趣的现象。比如东方的大洪水是神与神之间的战争造成，所以责任在神。西方的大洪水是神对人的惩罚，责任在人。希腊神话说：天帝宙斯统治大地，看到人类残忍无道，弱肉强食，正义和礼节渐离而去，于是召集诸神开会，决定下大雨制造洪水把人类淹死。圣经神话说：耶和华看到人罪恶愈来愈大，很后悔造人，于是用大洪水把人和走兽、昆虫及飞鸟等，从地上除灭。
东方的洪水语境，是神们的战争破坏了宇宙秩序，让万民处于危累之中，人的灾难来自神的错误，对人而言，神是有罪的，神应该向人赎罪。不仅是洪灾，旱灾也是十个太阳不守天规造成，理当被射杀，所以射杀者成了英雄。
由此形成中西方文明對待人神的态度：西方的人有原罪、世罪，处于待罪的审判视角，一切生死掌握在神的手上，所以必须信神以赎罪，求得神的原谅。中国的人是神的受害者和保护者，是女娲神的后人，所以神的天律必须善待人，协助治理人间，适度满足人的合理愿望，把人间还给人。并对人间的最高管理者通过天象或地象，实施奖励或警示，要求他们爱民如子，以天子的身份，代行人间管理，代施天恩，死后由后人根据功德盖棺定论，以谥号昭示天下，张扬正气，维护道统。
人本与神本哲学，如此泾渭分明。
神话是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符号或思维密码，隐喻着一个民族集体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意识。我们可以从神话文本中，读出属于各个民族的文化元素和信息，与现在的民族属性进行观照，帮助我们认识这个民族的集体性格与内在精神。
对一个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经典文本，要有基本的敬畏之心，教师要有职业良知与文化担当，正解文本传递的民族精神，千万不能用亵玩的心态渎犯一个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大厦和精神殿堂。特别是在课堂，教师个人此一刻的错误观点或情绪，有可能成为阻碍学生理解文化、亲近文化的恶介，这是对教育的犯罪。
因此，对文化经典的解读，必须符合民族文化基因的精神指向，不管这种精神在这一代教师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教师看来是多么荒诞，但至少应该让接受文化的学生有文化知情权。由他们那一代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际遇和科技认知水平去解读，去做出接受或保留或反对的决定，这个判断权属于他们，不属于这一代教师。
这应该成为勒在我们这一代教师头上的紧箍咒。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被传统文化隔离的一代，我们的责任是让后面的子孙们，重新回到五千年文化的母体中去成长，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天职。
提倡全方位文化视野下的文化思辨，促进学生多元文化共存共享下的多元成长，更符合这一时代的文化需求。作为教育人，要明白此一时代坐标下的核心任务，要有基本的文化定力和慧力，才能在纷乱的理论与炒作的课改景象中，做好培养文化人的工作。
[作者通联：谭恒君，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王洪，重庆市江津区教师进修学校]
文化基因才是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文本。文化基因体现一个民族对世界的文化认知方式与文化表达方式。文化解读，是用相同的方式去打开密封在文字里的民族智慧与生命哲思，通过正解经典价值观，完成文化基因与文化人格的传递与塑造，实现用文化的方式培养本国文化人的目标。
一、基于文化的表达方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方式，这从不同的礼仪、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可以体现。对于一个国家的经典文本，必须用适应这个国家文化的表达方式去解读才是正途。这对于纠正目前中国语文界的解读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读张籍的《节妇呤·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如果按照现代文本理念，如“文本-读者”式的互动生成方式，遵从文本，抛弃文本以外的干扰，只与文本进行对话，那么这首诗只能理解为爱情诗。
但如果用文化基因的方式来解读，就是一首政治诗。
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历来含蓄委婉，情感隐忍，以“曲”为美。所以夫子表面赞松柏“后凋”，实质是赞人的品质。屈原表面说“香草美人”，其实是以“香草美人”喻忠臣，以臭禽恶物比奸佞，以此构成中华文化独特的象征体系。
经后世演变，就形成了一个传承恒久的诗歌模式：以男女之情来比喻君臣之义。男为君，女为臣，君臣是国家中的男女（也可以用阴阳观来审视）。屈原在《离骚》中就自比美人，向楚怀王发出“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感慨。因此，很多貌似柔情蜜意的情诗，其实质却是政治诗，无关风月，和男女情爱不沾边。
张籍早年经孟郊介绍结识韩愈，又经韩愈推荐入长安进士及第，官阶累迁，在政治上自然站队韩愈这边。中唐以后，国势渐衰，藩镇节度使政治欲望膨胀，不断诱惑、勾引、拉拢文人名士和中央官吏。平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就是其中之一，他看中了文采名气俱佳且在朝中做官的张籍，便以高官厚禄“双明珠”向他抛来橄榄枝。
张籍与老师韩愈站在同一战壕，反对藩镇割据，但如果一口回绝，可能就得罪了这位边关大员。作为文人的张籍自然就想到采用借爱情诗以明志的表达方式：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借助诗歌，通过三方的位置关系：夫、君、妾，既表明“妾有夫”的身份，表达对君“缠绵意”的感恩，又表达“事夫”“同生死”的决心。最后一句，非常精彩，打消了对方的所有不快。据说李师道收到全诗后，捋着胡须哈哈大笑，不住地把酒吟唱“恨不相逢未嫁时”！
其实这首诗还暗含讽谏之意，“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含蓄地表明我是“皇家”的人，希望节度使是维护统一的力量，而不是割据势力。
这种婉拒，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审美意蕴，其实跟传统讽谏文化一样，是一种智慧。与禅宗的话头禅机具有神似之处，都是标准的“中国风格、中国气质”。
类似的诗歌，张籍创作中还有。张籍为考官时，朱庆馀参加应试，应试之后，内心忐忑焦急，于是作《闺意》爱情诗以试探：“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仿张籍《节妇吟》中的少妇身份，以自己为新娘，假想张籍为新郎的口吻，询问自己的试卷是否符合考官的心意。
据说张籍看罢，也是哈哈大笑，当场以诗答复：“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庆馀顺利通过考试，从此名声大噪。他的那首《闺意》诗后被收录进《唐诗三百首》，名字换作《近试上张水部》。
西方的文本解读理论，自然有适合西方表达方式的内在合理性。但西方直接的表达与中国委婉含蓄的“曲美”表达以及《春秋》褒词贬令的传统审美，在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上已积淀为不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生搬适应西方文化的解读理论，放在中国的文化锁孔里，可能就只能是笑话式的结果。
二、基于民族文化基因的精神传递
中西方文化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与选择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精神，这些精神通过不同的文本传承下来。在解读它们时，不管有多少种理论，都应该以符合自身文化精神的方法来解读，才能培养理解这种文化，并传递这种文化精神的文化人。
以颇有争议的《愚公移山》为例。该文从1924年入选《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教材至今，历来为文言文经典课文。但对它的解读，十多年来却五花八门。特别是2005年郭初阳老师发表在《教师之友》上的教学实录，以强烈的陌生感、颠覆感和尖锐感，引发争议。
比如通过模拟智叟的反驳，批判愚公“子子孙孙无穷匮”的理论可能会遇到“断子绝孙”或“后代改变移山的祖传思想”甚至“移民美国”等挑战。
比如指责愚公最终并非成功，而是靠天帝这个“外援”;移山是“掠夺性开发”“不可持续性”;解决了愚公的出路，但却阻拦了别人的出路，最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愚公不应该说“何苦而不平”，而应该说这样挖山会感动天帝，那样就与结尾吻合了;现代人嘲笑愚公的子孙还在挖山;愚公和天帝早就达成了协议，内藏着一个阴谋;愚公很狡猾、毒辣，是阴谋家;愚公是很自私的人，影响了他的整个后代;愚公把个人意志，强加给子孙，剥夺了子孙的自由;愚公是害群之马，耽误子孙后代;甚至我们不是炎黄子孙，而是愚公的子孙;这是一个愚蠢老头的故事;中国的老人专制传统的文化密码等等。
这样的解读，放在那个消解英雄、恶搞经典、丑化传统的大背景下，是很正常但也很悲哀的事。毕竟，教育界还有部分人认为至少这也是诠释文本的方式之一，却不知郭初阳们在课堂上扮演损害文化的帮凶角色，恰恰是缺文化的表现。 2005年左右，正是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代表的中国恶搞文化泛滥时期，恶搞名著、恶搞名人、调笑崇高、审判英雄、亵渎经典、颠覆历史、翻案奸臣，以此解构传统，诋毁传统。受此波及，教育界难以成为净土。
从本质上讲，这几代人被隔离在传统文化之外，有这样的想法和教学行为，并产生一定共鸣，只能说是这个时代教育群体精神萎缩的见证，也是教魂阉割的必然反馈。
文化阅读，需要我们用民族文化基因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来正解文本，从而获得关于文本的文化密码，构建文化谱系，并完成将五千年的文化胎记烙印在学生的思想和灵魂上的天命。
这才是文化解读的意义所在：我们要培养怎样的文化人！
“原始神话对世界或大自然的解释，不在于它具体的讲述言语，而在于它隐藏在讲述背后的神话意义。”这些神话都可看作是来自远古的历史记忆，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转变为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影响和左右着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
解读这篇文章，还要回到上古宗教语境中去。
中国神教史上有一次重要的改革，叫“绝地天通”。用神话语境来描述为：黄帝时期，民神杂糅，神可以自由的上天下地，而人也可以通过天梯——即“昆仑山，黄帝所造”往来于天地之间。但遭受蚩尤带领众神和山精水怪与黄帝作乱之后，殃及生民，杀戮不止。于是黄帝的继承者颛顼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断掉昆仑天梯，隔绝天地通道，人神事务分开，“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这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包含了宗教改革、政治革命和文化变革，《尚书·吕刑》《国语·楚语》《山海经·大荒西经》均有记载。它的核心是重立天规（符合天道、地道、人道规律），把“人间”还给“人”，通过第三方“巫”，将民意上达于天，将神旨下传于民，人神分离而和于德，重构了天人之间的文明秩序。
它的意义非同寻常。任何扰乱人间意志的行为，都将受到天规处罚，由此建构了最原始的人本思想，使中国社会在上古时期完成了将人从神的意识里解救出来，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的思想者和行为者，关注现世的人的生命和社会的人间管理。这个变革，欧洲是几千年后的文艺复兴才开始，而部分政教合一的国家，至今没有完成。
“绝地天通”使中国人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独立的人”，《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唱出了中国第一个王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人本思想，神本已经消失。到“汤武革命”，人事力量进一步上升，中国由巫官文化向史官文化转换，史学界称为“敬天保民”，進入了“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的天人统一的新秩序。
人间成为“人”的世界，原始神话中不适合这一思想的故事便逐渐在时间的长河中被选择性淡化和遗忘。流传下来的神话，自然是张扬人本精神的那些文本：虽然全世界都有太阳崇拜，但太阳多了，影响人的生活，在中国就可以把它射下来（后羿射日）;神虽然高高在天界，但如果祸乱人间，一样受惩罚;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断，地维绝，百川水潦归东南，大洪水泛滥，危及天下万民，于是人神分工协作，共同治理。我们在《淮南子·览冥训》《列子·汤问》看到，作为神的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在《尚书·禹贡》《山海经·海内经》看到，大禹带领人在奋力治水;神如果帮助人类，便会被人感恩纪念，立祠贡香;甚至有专门的神来维护人间道德，人如果做了坏事或违背誓言，就有可能遭五雷轰顶死去（雷神）;同时把人生存最核心的东西，如火、庄稼等，全部由人自己创造出来。……中国的神话，基本上是一部以人为核心剪裁的神界故事。
这种神话基因奠定了本土宗教的格局取向。从中华巫文化脱变出来的道家，在后世演变中就拟定出天条天律管理各界鬼神，凡是影响人间百姓的，一律重罚。《太上混洞女青诏书天律》《太上老君金口科玉条正律》《玄都律文》等，对正神、灶神、山神、井神、六蓄神、水司神、树木神、龙王、雷神等，分类列条，有章可循。比如灶王爷碰上本家翻修房子必须带着部下，先搬出去住，如果装修吵闹他，一生气，给这家降灾降祸，那么灶王爷就犯了天条。一要打一雷针，二是流放到八千里以外的地方，如果伤人则要受分形之罚。《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诏书天律》有法条：
诸灶神，遇人民修造屋宇，即收部下七十二候神将，暂归他方。候工毕事，方还本位。若人误犯而妄加祸患者，针决，流八千里。伤人者分形。
对小孩则更是保护。如果鬼神吓唬小孩子，把小孩吓哭，则是斩罪。如果吓唬的是还不会说话的小孩，罪加一等（那就是分形了）。法条原文是：
诸邪精，以生小孩为戏，以致惊恐啼叫者，处斩。未能话语小孩者，加一等。
其实，中国古代各种建筑物上的仙人神兽，也是为人间的人服务，镇凶伏妖，保境平安，也是这种人文思想在建筑上的体现。
把《愚公移山》放回人本这一语境，就明白它宣示了一种重要的华夏文化基因：抗争精神与人的意志，让人真正站立起来。这种不屈从的基因还可以从精卫填海、鲧禹治水，以及夸父逐日等神话中找到痕迹，它在后世历史发展中演化为一种深层的“铁血精神”（阳刚）和隐忍负重的品质（阴柔）。我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汉唐雄风、虽远必诛、燕然勒石、封狠居胥、天子守国门等，就是这种精神的阳刚流变。
文本还有两个重要文化密码，长期为教材忽略，即文中的四字文眼：“帝感其诚”，它揭示了感天文化和意诚文化的意义。
先说感天文化。它对接“绝地天通”宗教改革后对人意志的尊重，人执着的意望和强健的行为可以感天动地，从而创造出奇迹或神迹般的效果。后来演变为人神之间双向的天人感应观和人与道之间的天人合一观，完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重塑。余英时先生《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有非常精深的阐述。在由“旧天人合一”向“新天人合一”转变中，中国文化转向“道”“心”合一的“心学”，实现内向性超越。“心学”与禅宗碰撞，完成佛学的中国化交接。 后世去掉了人神之间的第三者中介“巫”，天道不再以人格形象出现，而以特殊的天象、地象、物象甚至托梦等瑞兆或凶兆形式奖励或警示人间管理者，将“德”作为最大的天规来约束人神两界。所以中国历史上，365天无论昼夜，都有五个人站在高台上，仰望天空，记录着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星相变化，由钦天监专业解读，也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完整且连续记录世界天文现象的国家。
神有超自然的力量，但在更高的“天”面前，人神平等，都以“德”为唯一衡量标准，而且人神会因功德而相互转换，由此树立了中国思想界最朴素最伟大的精神坐标和朝圣丰碑，影响至深。
再说意诚文化。愚公表现出的移山诚意，以子子孙孙为行为支撑，成为意诚文化的神话源点，到春秋儒家完成定型。“诚”是《中庸》的核心范畴，诚道横通内外，纵通天人。是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天人合一之道。求诚、思诚、修诚，才能把握中庸之道，修道进德，完成君子人格的塑造。
《大学》说：“意诚而后心正。”
《孟子·离娄上》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荀子·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
《中庸》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偷窥中道，圣人也。……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华育。……故至诚如神。”
有人对儒家经典作这样的“意诚”文化概括：《论语》讲仁——是谈“诚”的原理;《大学》是讲“诚”的内容;《中庸》是讲“诚”的方法;《孟子》是讲“诚”的境界;群经之首《周易》是讲“诚”的规律，并认为“诚”是自然、宇宙、天地人的法则。
虽然这样的观点有待磋商，但至少说明了“诚”已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
什么是诚呢？是专一、虔诚的心态和勤奋实践的毅力，是一种精神和奉献，是一种境界和一种人生修养方法，是一种负重、求知、超越、殉道的品质等，一个群体满满的正能量。
通过这样的解读，我们完成了基于中华文化基因的文本透析，将抗争品质、感天文化、意诚文化这三种精神沉淀在学生的灵魂，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特征的内化与塑造。
对于感天文化，以现代科学来说，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或者明确不认可（如果坚信科学可以证伪的话），但作为中华五千年文化品性，学生不可以不知道。至少学生应该有文化知情权，至于未来科学是否会进一步证明它的谬误，甚或突然证明它的正确，这是另外一回事。
教学神话系列，要有基本的中西方神话比较观。
中西方神话对比是很有趣的现象。比如东方的大洪水是神与神之间的战争造成，所以责任在神。西方的大洪水是神对人的惩罚，责任在人。希腊神话说：天帝宙斯统治大地，看到人类残忍无道，弱肉强食，正义和礼节渐离而去，于是召集诸神开会，决定下大雨制造洪水把人类淹死。圣经神话说：耶和华看到人罪恶愈来愈大，很后悔造人，于是用大洪水把人和走兽、昆虫及飞鸟等，从地上除灭。
东方的洪水语境，是神们的战争破坏了宇宙秩序，让万民处于危累之中，人的灾难来自神的错误，对人而言，神是有罪的，神应该向人赎罪。不仅是洪灾，旱灾也是十个太阳不守天规造成，理当被射杀，所以射杀者成了英雄。
由此形成中西方文明對待人神的态度：西方的人有原罪、世罪，处于待罪的审判视角，一切生死掌握在神的手上，所以必须信神以赎罪，求得神的原谅。中国的人是神的受害者和保护者，是女娲神的后人，所以神的天律必须善待人，协助治理人间，适度满足人的合理愿望，把人间还给人。并对人间的最高管理者通过天象或地象，实施奖励或警示，要求他们爱民如子，以天子的身份，代行人间管理，代施天恩，死后由后人根据功德盖棺定论，以谥号昭示天下，张扬正气，维护道统。
人本与神本哲学，如此泾渭分明。
神话是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符号或思维密码，隐喻着一个民族集体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意识。我们可以从神话文本中，读出属于各个民族的文化元素和信息，与现在的民族属性进行观照，帮助我们认识这个民族的集体性格与内在精神。
对一个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经典文本，要有基本的敬畏之心，教师要有职业良知与文化担当，正解文本传递的民族精神，千万不能用亵玩的心态渎犯一个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大厦和精神殿堂。特别是在课堂，教师个人此一刻的错误观点或情绪，有可能成为阻碍学生理解文化、亲近文化的恶介，这是对教育的犯罪。
因此，对文化经典的解读，必须符合民族文化基因的精神指向，不管这种精神在这一代教师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教师看来是多么荒诞，但至少应该让接受文化的学生有文化知情权。由他们那一代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际遇和科技认知水平去解读，去做出接受或保留或反对的决定，这个判断权属于他们，不属于这一代教师。
这应该成为勒在我们这一代教师头上的紧箍咒。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被传统文化隔离的一代，我们的责任是让后面的子孙们，重新回到五千年文化的母体中去成长，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天职。
提倡全方位文化视野下的文化思辨，促进学生多元文化共存共享下的多元成长，更符合这一时代的文化需求。作为教育人，要明白此一时代坐标下的核心任务，要有基本的文化定力和慧力，才能在纷乱的理论与炒作的课改景象中，做好培养文化人的工作。
[作者通联：谭恒君，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王洪，重庆市江津区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