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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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力扬(1908——1964)在三十年代即写出不少好诗,有的曾受到茅盾赞赏,四十年代更以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等享誉文坛,是一位有成就有风格的现代诗人。他一生出过四个诗集,除《射》(1948)为长诗单行本外,其它都是结集:《枷锁与自由》(1939),《我底竖琴》(1944)、《给诗人》(1955)。这四个诗集所收的,除三首外,均为建国前所作,共43首。在同一时期,力扬已发表的诗尚有30首左右未收入集子,另有手稿近20首。后两部分,数量上竟多于已被选入诗集的,而其中又颇有可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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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力扬(1908——1964)在三十年代即写出不少好诗,有的曾受到茅盾赞赏,四十年代更以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等享誉文坛,是一位有成就有风格的现代诗人。他一生出过四个诗集,除《射》(1948)为长诗单行本外,其它都是结集:《枷锁与自由》(1939),《我底竖琴》(1944)、《给诗人》(1955)。这四个诗集所收的,除三首外,均为建国前所作,共43首。在同一时期,力扬已发表的诗尚有30首左右未收入集子,另有手稿近20首。后两部分,数量上竟多于已被选入诗集的,而其中又颇有可选之作。 1929年春,力扬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求美术上的深造发展。但生活却为力扬安排了另一条艺术的路。当时,在上海兴起的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宣传和论争的浪潮已波及西湖,尤其是鲁迅对苏联文艺和文艺理论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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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荒煤同志在我国文艺这条堪称征途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半个世纪又十年。可贵的是,他至今仍健步不衰。随着我国伟大历史的转折,他的艺术生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荒煤在文艺领域里曾从事过多方面的工作,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如果以时间计算,他专职从事创作的时间,恐怕不及他在戏剧、电影和行政领导工作方面的时间
<正> 一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即一九三九年秋天,我随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总政治部派赴华北敌后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的干部队,越过敌伪重重封锁线,一天一夜走了二百里路左右,到了聂荣臻司令员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先以第五文艺小组组长身份,也就是作家的身份在军区和聂荣臻司令员一同进行“反扫荡”;后又到所
<正> 宋代文学作品的大众传播方式,大而分之,主要有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两种,口头传播之演唱,传诵,论者甚夥。书面传播之“书册”印卖,前贤也有较深入的探讨。而对“单篇”形式的书面传播,则涉及甚少。众所周知,宋代作家文集的编定印行(即“书册”传播),一般是在其晚年或身后,而那些名重天下的诗人,如苏轼、黄庭坚等,往往是“诗文一出,即日传播”,“诗词一出,人争传之”。这一篇篇的作品当时是通过什么大众传播工具迅速流传的?本文将对此作一初步探索。
<正> 在苏轼之前,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与陈世脩的《阳春集序》是难得的两篇早期词论文字,此外就是晏殊等人见诸笔记小说的谈词的片言只语。直到苏轼,开始词体的革新,标出“自是一家”的理论旗帜之后,苏门文人集团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人均相继对词这一艺术体裁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形成词学审美批评史上的第一个理论高潮。因为他们作为一个联系相当密切的文学团体,面对词坛的现状,提出时代的命题并作出理论的解答,各有侧重而互相生发互为补正。他们论词的范围之广,涉及歌词之作为抒情文学的本质论、创作主体作为抒情
<正> 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联合主办的“留学生暨域外题材创作研讨会”去年岁末在京举行。伴随近年的“出国热”,一批主要由大陆出国青年写作的旅外题材作品,如《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应运而生,并引起比较广泛的社会反响。会上,大家从历史与文化、审美价值与思想倾向等不同角度展开了认真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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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在梁启超一千四百余万字的著述里,涉及词学的论著不足十万字,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他的晚年为什么忽然对词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其绝笔之作竟是《辛稼轩先生年谱》。自清代初年即开始出现词学复兴之势,而近代的词学更呈极盛的局面,但令人惋惜的是,近代的词学家基本上都属于守旧的文人和学者,他们的文艺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深受传统的束缚。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梁启超,他的词学研究中所投入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才使近代词学有了一点近代学术的色彩。因此,探讨梁启超与近代词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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