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迷的追寻到人的写真——评刘醒龙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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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刘醒龙是近些年来在小说创作园地中一位很见特色,因而颇受注目的湖北青年作家。他从大别山区走来。是那一方土地和人民的歌者。他的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发表于1984年4月,但真正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并为他赢得声名的,却是此后陆续发表的《大别山之谜》系列。这个系列以短篇为主,也有一些中篇。结集出版是在去年,取名《异香——大别山之谜系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异香》集的出版,为刘醒龙的前期创作,主要是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划了一个句号。如说他的前期创作是一种谜的追
其他文献
<正> 边域小说这个奇异的美学世界的整体价值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人们也许对这个世界中的“吊脚楼”、“蒙古包”、“等身头”等民俗风情发生过兴趣,却常将之放到社会、政治学的座标系中估量它的价值,这种估量固然有它的历史要求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这个庞大而又奇特的美学世界来说,显然不能只依靠这样一个座标系。而文化人类学却能给边域小说以全新的审美观点,从而使它具有全新的美学意义。中国边域小说的魅力首先源于它的边域性,它反映的都是中国的边域生活,如新疆、甘肃、内蒙、西藏,云南等偏僻之地的生活,它可能是富于民
<正> 伟大作家的心灵是一个小星球,他哺育的作品是一个小宇宙。文学创作是从纷繁的自然物象、社会生活中提取素材、思想,从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提取艺术情境,把众多的人物模特儿捏成一个艺术典型,其过程由多到一(“万取一收”);文学读解为发散性思维所支配,是把文本暗示的信息在心中无限扩展,犹如一石投水,圆波荡漾,愈散愈大,愈散愈远,其过程是由一到多、由点到面的辐射。
<正> 一文学的“精义”是什么? 宇宙在变,大气层在变,大自然在变,地球在变,气候在变,时代在变,社会在变,物理世界在变,精神世界在变,人在变,每个作家都在追求变化……那么文学会不会变?应不应该变?是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连根带梢全变? 一种固守纯洁的文学高地的勇士,不论其理论多么玄妙,其意识多么“现代”、多么“超前”、抑或多么“正统”,多么喜欢玩味扭曲、变态、丑恶、死亡、孤寂……简言之,骨子里热切地渴望永恒。不太在乎人间,却
<正> 荒煤同志在我国文艺这条堪称征途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半个世纪又十年。可贵的是,他至今仍健步不衰。随着我国伟大历史的转折,他的艺术生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荒煤在文艺领域里曾从事过多方面的工作,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如果以时间计算,他专职从事创作的时间,恐怕不及他在戏剧、电影和行政领导工作方面的时间
<正> 一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即一九三九年秋天,我随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总政治部派赴华北敌后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的干部队,越过敌伪重重封锁线,一天一夜走了二百里路左右,到了聂荣臻司令员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先以第五文艺小组组长身份,也就是作家的身份在军区和聂荣臻司令员一同进行“反扫荡”;后又到所
<正> 宋代文学作品的大众传播方式,大而分之,主要有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两种,口头传播之演唱,传诵,论者甚夥。书面传播之“书册”印卖,前贤也有较深入的探讨。而对“单篇”形式的书面传播,则涉及甚少。众所周知,宋代作家文集的编定印行(即“书册”传播),一般是在其晚年或身后,而那些名重天下的诗人,如苏轼、黄庭坚等,往往是“诗文一出,即日传播”,“诗词一出,人争传之”。这一篇篇的作品当时是通过什么大众传播工具迅速流传的?本文将对此作一初步探索。
<正> 在苏轼之前,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与陈世脩的《阳春集序》是难得的两篇早期词论文字,此外就是晏殊等人见诸笔记小说的谈词的片言只语。直到苏轼,开始词体的革新,标出“自是一家”的理论旗帜之后,苏门文人集团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人均相继对词这一艺术体裁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形成词学审美批评史上的第一个理论高潮。因为他们作为一个联系相当密切的文学团体,面对词坛的现状,提出时代的命题并作出理论的解答,各有侧重而互相生发互为补正。他们论词的范围之广,涉及歌词之作为抒情文学的本质论、创作主体作为抒情
<正> 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联合主办的“留学生暨域外题材创作研讨会”去年岁末在京举行。伴随近年的“出国热”,一批主要由大陆出国青年写作的旅外题材作品,如《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应运而生,并引起比较广泛的社会反响。会上,大家从历史与文化、审美价值与思想倾向等不同角度展开了认真讨
<正> 1992年11月底,中华文学基金会、人民文学出版社、辽宁盘锦市市委、市政府和《文学评论》杂志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丁周而复系列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作品研讨会。肖克、程恩远,文强、沈醉、姚雪垠,冯亦代、凤子、沙伯里,曾涛,陈昊苏、张锲、陈早春、李曙光、姜长喜等有关方面人士7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之后,与会文学评论家对这部系列作品的创作得失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陆定一、杨成武、宋希濂、黄源、贺敬之、陈荒煤、
<正> 一在梁启超一千四百余万字的著述里,涉及词学的论著不足十万字,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他的晚年为什么忽然对词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其绝笔之作竟是《辛稼轩先生年谱》。自清代初年即开始出现词学复兴之势,而近代的词学更呈极盛的局面,但令人惋惜的是,近代的词学家基本上都属于守旧的文人和学者,他们的文艺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深受传统的束缚。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梁启超,他的词学研究中所投入的新思想和新方法,才使近代词学有了一点近代学术的色彩。因此,探讨梁启超与近代词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