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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应多元化的社会，好像现在却只有一元化成功标准，那就是拥有名利。
每个人都在感慨社会的浮躁，人心的浮躁。有钱人不开心，没钱人也不开心，成功者纠结，不成功者也纠结。到底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到底是别人影响了我们，还是我们忘记了初心？
也许最初，每个人的心灵都是纯净的。但是随着年华渐长，我们的视界就开始迷茫。特别是企业管理者，走着走着，便有了方向，没了信仰。
“别人都听我的，我却不知道如何去管理。”“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类似的感慨，不是个例。
如何不痛苦，从哪里寻找管理智慧？也许有些东西，不是商学院能教给你的。到最后，通过修心找到信仰，才能重新看清前方。
企业家修大心
口述|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 张杰
前段时间我看了两部电影，分别是《箫红》和《1942》。故事的背景都在战乱时期，主人公都生活窘迫。其实我们的父辈也都经历过那段岁月。而今，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老百姓都过上了父辈们曾经不敢奢望的生活。
但是，为何现在仍有很多人面临着困惑？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发展仍然处在转型、进步、调整中，仍存在着太多的变化，同样也蕴藏着很多的机遇。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人通过“拼爹”、“无底线”等极端的方式获得了所谓的成功，这自然会使社会个体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这是社会的焦虑。
其次，在社会的转型中，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与担忧，对社会抱有太多的焦虑与不满。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的所欲所求更多是被周边的变化所影响，中国人太爱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内心就被失落与不满所充斥，也就逐渐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而一些西方欧美国家已经度过了社会的焦虑期，人们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因此，人们应当通过修心去把握住原本的东西，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修心要修大心。因为有大我，才能平衡小我。
比如，作为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组织结构，央企、国企的定位就让我们总是饱受争议。但人生总是有追求，有信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修大心意味着要以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为先，中国未来30年不应聚焦在国企与民企之争，而是共同发展。有了大我，平衡小我就容易的多。
作为企业家而言，我认为在管理中，修心和强势应该同时存在、并行不悖。修心是内功，它体现为你是否能够坚持信念，克服困难；强势是外功，它决定着你是否能够将你的影响力与个人风格带给企业。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如果不强势，很难实现成功。你可以看到，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家一般都是强势的。
最后我认为，企业管理中，对人的管理是中西方管理之道的区别所在，也是融合的契机。
（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沿着梦想去生活
口述| 涛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 李山
1986年，我离开清华大学去美国留学，后在美国待了九年，香港两年，又去英国一年，然后从英国回国。
父母为我取名李山，就是因为我是在山沟里出生的。我们小县城去年才通高速，虽然闭塞，但也保存下了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近代以来出了很多志士名人。
1998年，我要从高盛辞职的那天，得知高盛即将上市，我会有几百万美元的股票。我可以不签辞职书的，但我正在国开行参与筹备国家投资银行，所以丝毫没犹豫，都没跟太太商量就签字了。对此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当时我确实比较理想主义，也可以说幼稚，到现在我也没有本质的改变。
但结果政策变了，国开行不能做投行了。筹备工作搁浅以后，我确实很苦闷，为国家做国际化投行的梦想没实现。2001年我来到中银国际，一上来就大刀阔斧地改革，而且取得了成功，这靠的是在国开行的积累。几年下来，中银国际已经步入正轨，管理架构和机制已经比较完善。我再做就只能做些按部就班的事，再往后就不是创业而是管理。
2005年，我辞去了中银国际的职务，开始创业，一切从零做起。
在我看来，我回国这15年，谈不上很成功，却是很充实的。也许有人会说李山你闹腾什么，没当大官，也没成巨富。其实个人不需要多少物质的东西。我现在在大学兼职教哲学，把很多问题都想了一遍。
能沿着自己的梦想去工作、生活、奋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我的幸运，结果反倒是其次的。我的人生也挺多姿多彩的，跨国银行高管、国企领导、上市公司创始人、大学特聘教授都干过了，过程中就有了对社会人生的感悟。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福的。
我并不孤独，许多人怀有和我共同的理想。当时陈元行长让我找一帮人筹备国家投资银行。我秘密联络了王兟、汪潮涌、葛甘牛、许小年、沈南鹏、项兵等十几位在海外的投 行家和学者。我说准备回国搞个投行，香港回归那天，咱们一声令下，全部回去。没有一个人犹豫，马上都是yes，没有一个人问待遇是多少，他们知道回去就意味着国外优厚的待遇没有了。这帮人都回国了，现在都干得很成功。我从高盛辞职时对自己说，千金散尽还复来，还真复来了。
我爱看历史、哲学，看过多个版本的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一个人把自己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就会超然了。我也许有一些英雄情结，很欣赏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天之骄子，也希望自己做一些大事。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我们留学归来，就是为了改变中国。
我没有专门去修行。阅读是我每天的习惯。同时我的思想也得益于与政、商、学界的朋友交流。而我更深刻的感悟还是来源于我的生活和工作，做每件事我都会去反思其成败得失，探究个中奥秘，也许这也可以算作一种世俗的修行吧。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太阳明天还会升起
企业家的焦虑真是太多了，几乎90%都有过。我觉得目前没有办法，因为企业家有一种性格，他闲不住，要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只能盼望社会今后给企业家一个公正的待遇，因为企业家都不容易，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付出的辛苦比常人多。
我们的压力很多是来自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政策风险。
2000年，我在中关村做一个写字楼，已经挖了地基，政策说要圈一个科技园区，里面的项目由一级开发商全部收购。我当时投了9000万，人家只给赔5000万。我那是起步阶段。2004年的时候，我们谈了很多地，甚至都签了协议，花了设计费。结果“八三一大限”一出来，我们算违法了，都得挂牌出来，这给企业带来不少损失。
在金融危机或新政策出来，资金链出现紧张时，我就会很苦闷，有时感到束手无策，睡不着觉，有时就找做地产的朋友聊天。怎么办呢？利息该付了，工程款得拨，可是销售回款没有。朋友安慰说，扛吧，反正太阳今天落下了，明天还会升起。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得，苦闷的时候，就想想这句。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你拿出时间、精力，还是有办法的。
我这几年变化比较大，边工作边休闲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很大。之前的圈子比较小，后来欧亚平把我介绍进TNC，让我更关心环保事业，另外在这个平台大家有很深层的交流。
可能当我七八十岁，回想四五十岁时，我非常感谢欧亚平，使我能觉醒享受生活。否则我还是在拼命做事业，没准哪天发展大了倒闭了，还不如现在控制一下自己的脚步。
关于修行，我觉得就是心善。有些事，能帮的就帮一下，能忍就忍一下。实际上每个人都把心态放平和了，这个社会就平和了。没有钱也可以平和。
特别是中国企业家，我觉得还是要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但是永远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就OK了。
如果让我从头再活，我会在更年轻时，拿出更多时间陪家人和锻炼。富兰克林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什么是富裕，不是你拥有最多，而是你需求最少。幸福感是一个曲线，你钱很少的时候，幸福感低；钱多时，幸福感会上升；钱再多时，幸福感会下降，而你失去的会更多。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口述|方太集团总裁 茅忠群
这几年，我给企业制定了三条戒律：“不打价格战、不上市、不欺骗”。
从提出“不上市”这三个字开始，很多人就质疑我思想太保守，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方太能走到今天，也并不是靠利润和资本的驱动，而是靠使命和愿景。相对于资本市场中逐利的短视，我们更注重利益之上的意义，这也是方太特有的企业文化。
在方太起步阶段，1996—2000年之间，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过了2000年，我突然发现管理跟不上企业规模的发展，甚至阻碍了企业进一步成长。为了突破瓶颈，我们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国内外的事例，发现有好文化的企业更容易成功。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更凝聚人心，更利于企业的发展。
出于一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我想到了儒家文化。众所周知，信仰的力量很强大，西方大部分人都有宗教信仰。但大部分中国人没有信仰，也不讲宗教。我认为比宗教更有优势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就开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确立企业文化。
可能很多人并不赞同我的说法，认为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会制约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质疑儒家文化的声音，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儒家文化讲什么，却跟风诟病儒家思想。其实，这都是对儒家文化的误会。在方太，我们会告诉员工，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
比如，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一定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觉悟。儒家讲的“行有不得，反得自己”，意思就是遇到事情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也是典型的儒家文化思想，强调觉悟，通过内心深处的良知和自己的修行来觉悟。
为此，我还总结了16个字的理论：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驭术。简单地讲，就是企业管理中东西文化都离不开，东方的传统要继承，西方成熟的管理方法也不可否定。但不能让东西文化形成两张皮，一旦发现有冲突，就要想办法相互融汇，以“东方之道驭西方之术”。
其实，每一家企业的管理都不会一样，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西方企业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反过来讲，其他方利益最少化。但东方不是这样的。我们讲究的是共赢，要以员工为本，顾客为本，股东利益至多是相关方里面的一部分。做企业是想一时投机还是基业长青？是急功近利还是稳扎稳打？不同的定位的企业家，就会有不同的思想和管理方式。对于方太来说，儒家文化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适用的。现在我们是全员持股制，如果不是学习儒家文化，很难做到。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每个人都在感慨社会的浮躁，人心的浮躁。有钱人不开心，没钱人也不开心，成功者纠结，不成功者也纠结。到底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到底是别人影响了我们，还是我们忘记了初心？
也许最初，每个人的心灵都是纯净的。但是随着年华渐长，我们的视界就开始迷茫。特别是企业管理者，走着走着，便有了方向，没了信仰。
“别人都听我的，我却不知道如何去管理。”“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类似的感慨，不是个例。
如何不痛苦，从哪里寻找管理智慧？也许有些东西，不是商学院能教给你的。到最后，通过修心找到信仰，才能重新看清前方。
企业家修大心
口述|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 张杰
前段时间我看了两部电影，分别是《箫红》和《1942》。故事的背景都在战乱时期，主人公都生活窘迫。其实我们的父辈也都经历过那段岁月。而今，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老百姓都过上了父辈们曾经不敢奢望的生活。
但是，为何现在仍有很多人面临着困惑？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发展仍然处在转型、进步、调整中，仍存在着太多的变化，同样也蕴藏着很多的机遇。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人通过“拼爹”、“无底线”等极端的方式获得了所谓的成功，这自然会使社会个体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这是社会的焦虑。
其次，在社会的转型中，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与担忧，对社会抱有太多的焦虑与不满。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的所欲所求更多是被周边的变化所影响，中国人太爱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内心就被失落与不满所充斥，也就逐渐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而一些西方欧美国家已经度过了社会的焦虑期，人们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因此，人们应当通过修心去把握住原本的东西，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修心要修大心。因为有大我，才能平衡小我。
比如，作为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组织结构，央企、国企的定位就让我们总是饱受争议。但人生总是有追求，有信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修大心意味着要以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为先，中国未来30年不应聚焦在国企与民企之争，而是共同发展。有了大我，平衡小我就容易的多。
作为企业家而言，我认为在管理中，修心和强势应该同时存在、并行不悖。修心是内功，它体现为你是否能够坚持信念，克服困难；强势是外功，它决定着你是否能够将你的影响力与个人风格带给企业。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如果不强势，很难实现成功。你可以看到，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家一般都是强势的。
最后我认为，企业管理中，对人的管理是中西方管理之道的区别所在，也是融合的契机。
（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沿着梦想去生活
口述| 涛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 李山
1986年，我离开清华大学去美国留学，后在美国待了九年，香港两年，又去英国一年，然后从英国回国。
父母为我取名李山，就是因为我是在山沟里出生的。我们小县城去年才通高速，虽然闭塞，但也保存下了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近代以来出了很多志士名人。
1998年，我要从高盛辞职的那天，得知高盛即将上市，我会有几百万美元的股票。我可以不签辞职书的，但我正在国开行参与筹备国家投资银行，所以丝毫没犹豫，都没跟太太商量就签字了。对此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当时我确实比较理想主义，也可以说幼稚，到现在我也没有本质的改变。
但结果政策变了，国开行不能做投行了。筹备工作搁浅以后，我确实很苦闷，为国家做国际化投行的梦想没实现。2001年我来到中银国际，一上来就大刀阔斧地改革，而且取得了成功，这靠的是在国开行的积累。几年下来，中银国际已经步入正轨，管理架构和机制已经比较完善。我再做就只能做些按部就班的事，再往后就不是创业而是管理。
2005年，我辞去了中银国际的职务，开始创业，一切从零做起。
在我看来，我回国这15年，谈不上很成功，却是很充实的。也许有人会说李山你闹腾什么，没当大官，也没成巨富。其实个人不需要多少物质的东西。我现在在大学兼职教哲学，把很多问题都想了一遍。
能沿着自己的梦想去工作、生活、奋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我的幸运，结果反倒是其次的。我的人生也挺多姿多彩的，跨国银行高管、国企领导、上市公司创始人、大学特聘教授都干过了，过程中就有了对社会人生的感悟。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福的。
我并不孤独，许多人怀有和我共同的理想。当时陈元行长让我找一帮人筹备国家投资银行。我秘密联络了王兟、汪潮涌、葛甘牛、许小年、沈南鹏、项兵等十几位在海外的投 行家和学者。我说准备回国搞个投行，香港回归那天，咱们一声令下，全部回去。没有一个人犹豫，马上都是yes，没有一个人问待遇是多少，他们知道回去就意味着国外优厚的待遇没有了。这帮人都回国了，现在都干得很成功。我从高盛辞职时对自己说，千金散尽还复来，还真复来了。
我爱看历史、哲学，看过多个版本的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一个人把自己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就会超然了。我也许有一些英雄情结，很欣赏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天之骄子，也希望自己做一些大事。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我们留学归来，就是为了改变中国。
我没有专门去修行。阅读是我每天的习惯。同时我的思想也得益于与政、商、学界的朋友交流。而我更深刻的感悟还是来源于我的生活和工作，做每件事我都会去反思其成败得失，探究个中奥秘，也许这也可以算作一种世俗的修行吧。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太阳明天还会升起
企业家的焦虑真是太多了，几乎90%都有过。我觉得目前没有办法，因为企业家有一种性格，他闲不住，要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只能盼望社会今后给企业家一个公正的待遇，因为企业家都不容易，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付出的辛苦比常人多。
我们的压力很多是来自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政策风险。
2000年，我在中关村做一个写字楼，已经挖了地基，政策说要圈一个科技园区，里面的项目由一级开发商全部收购。我当时投了9000万，人家只给赔5000万。我那是起步阶段。2004年的时候，我们谈了很多地，甚至都签了协议，花了设计费。结果“八三一大限”一出来，我们算违法了，都得挂牌出来，这给企业带来不少损失。
在金融危机或新政策出来，资金链出现紧张时，我就会很苦闷，有时感到束手无策，睡不着觉，有时就找做地产的朋友聊天。怎么办呢？利息该付了，工程款得拨，可是销售回款没有。朋友安慰说，扛吧，反正太阳今天落下了，明天还会升起。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得，苦闷的时候，就想想这句。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你拿出时间、精力，还是有办法的。
我这几年变化比较大，边工作边休闲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很大。之前的圈子比较小，后来欧亚平把我介绍进TNC，让我更关心环保事业，另外在这个平台大家有很深层的交流。
可能当我七八十岁，回想四五十岁时，我非常感谢欧亚平，使我能觉醒享受生活。否则我还是在拼命做事业，没准哪天发展大了倒闭了，还不如现在控制一下自己的脚步。
关于修行，我觉得就是心善。有些事，能帮的就帮一下，能忍就忍一下。实际上每个人都把心态放平和了，这个社会就平和了。没有钱也可以平和。
特别是中国企业家，我觉得还是要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但是永远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就OK了。
如果让我从头再活，我会在更年轻时，拿出更多时间陪家人和锻炼。富兰克林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什么是富裕，不是你拥有最多，而是你需求最少。幸福感是一个曲线，你钱很少的时候，幸福感低；钱多时，幸福感会上升；钱再多时，幸福感会下降，而你失去的会更多。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口述|方太集团总裁 茅忠群
这几年，我给企业制定了三条戒律：“不打价格战、不上市、不欺骗”。
从提出“不上市”这三个字开始，很多人就质疑我思想太保守，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方太能走到今天，也并不是靠利润和资本的驱动，而是靠使命和愿景。相对于资本市场中逐利的短视，我们更注重利益之上的意义，这也是方太特有的企业文化。
在方太起步阶段，1996—2000年之间，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过了2000年，我突然发现管理跟不上企业规模的发展，甚至阻碍了企业进一步成长。为了突破瓶颈，我们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国内外的事例，发现有好文化的企业更容易成功。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更凝聚人心，更利于企业的发展。
出于一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我想到了儒家文化。众所周知，信仰的力量很强大，西方大部分人都有宗教信仰。但大部分中国人没有信仰，也不讲宗教。我认为比宗教更有优势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就开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确立企业文化。
可能很多人并不赞同我的说法，认为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会制约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质疑儒家文化的声音，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儒家文化讲什么，却跟风诟病儒家思想。其实，这都是对儒家文化的误会。在方太，我们会告诉员工，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
比如，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一定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觉悟。儒家讲的“行有不得，反得自己”，意思就是遇到事情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也是典型的儒家文化思想，强调觉悟，通过内心深处的良知和自己的修行来觉悟。
为此，我还总结了16个字的理论：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驭术。简单地讲，就是企业管理中东西文化都离不开，东方的传统要继承，西方成熟的管理方法也不可否定。但不能让东西文化形成两张皮，一旦发现有冲突，就要想办法相互融汇，以“东方之道驭西方之术”。
其实，每一家企业的管理都不会一样，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西方企业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反过来讲，其他方利益最少化。但东方不是这样的。我们讲究的是共赢，要以员工为本，顾客为本，股东利益至多是相关方里面的一部分。做企业是想一时投机还是基业长青？是急功近利还是稳扎稳打？不同的定位的企业家，就会有不同的思想和管理方式。对于方太来说，儒家文化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适用的。现在我们是全员持股制，如果不是学习儒家文化，很难做到。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