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梅娘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北沦陷区影响较大的女性作家，由于身处国土沦丧、政治压迫、文化高压的尴尬困境，其小说创作时有着复杂幽深的创作心理，即言与不言的两难心理、对苦难女性的深切关怀和童年经验的先结构影响，则以代表作水族系列小说为例，进行细致地文本分析。
关键词：梅娘；女性关怀；两难心理；童年经验
梅娘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北及华北沦陷区的一位影响广泛的女性作家，她曾与另一位沦陷区女性作家张爱玲并称为“南玲北梅”。近年来随着对沦陷区作家作品和女性作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梅娘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梅娘的作品多是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是她在1939到1941年间创作的水族系列小说：《鱼》《蚌》《蟹》。在沦陷区这片特殊地区的孕育之下，梅娘的创作心理复杂幽深，值得深入剖析。
一、言与不言的两难心理
1937年，日伪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文化宣传机构——弘报处，通过报纸、广播、电影等传播方式宣传其思想政策。1939年，创立了伪满洲国存在时间最长的期刊——《新满洲》。并冠冕堂皇地宣称以“忠爱、孝义、协和”为其办刊宗旨。为了拉拢梅娘，他们在《新满洲》第三辑中增加了文艺特辑，其中六月号的特辑主题是“久已驰名于国际的满洲出身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并在该特辑中发表了梅娘的小说《侨民》。不难看出，日军为在沦陷区推广日本文学，实行奴化教育，对作家文人实行拉拢胁迫。在那种文化高压的政策下，梅娘不可能畅所欲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当局的强硬命令下，梅娘没有更好的选择，只得遵从。或许这就是沦陷区作家所必须承受的痛苦，梅娘摇摆在“言”与“不言”的困境，努力寻求一种平衡。所以梅娘一开始翻译了很多日本文学作品，如丹羽文雄的《母之青春》，石川达三的《母系家族》。表面上是迎合了日本的推广文学政策，实际上，是梅娘的“缓兵之计”。我们不难发现梅娘所选择翻译的书目都是倾向于女性题材的作品，而这也为梅娘以后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平等博爱、女性解放等就已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梅娘格外关注女性解放也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却也恰好填补了40年代文学有关于此的空白。女性题材小说实际上成为梅娘“言”与“不言”两难的环境下做出的一种合理选择。梅娘作为沦陷区的女作家，她的作品言出了身陷沦陷区的尴尬但却真实的心理状态和生存困境。水族系列小说之一《鱼》发表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土沦陷的大环境必然影响梅娘作品的文化心理。《鱼》的心理状态是抗战背景下小人物的忐忑和屈从状态。这一心理状态结合水族系列另外两部小说——《蟹》和《蚌》来看，就表现得更为清晰深刻。“三叔说他们的日本長官要来家里了，来给老太太请安。这消息震惊了这整个的家庭，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大家动手整理着院子，房屋。在猜想着客人能到的地方，挂上了收在柜里的壁饰。所有的人都渴望着一见这掌握大权而又据说可亲的人物。”
梅娘身陷囹圄，有口难言，有情难抒，她的两难体现了艰难的生存和创作困境。作家两难的根源就在于清楚自身被束缚和限制的困境，但却对这种现实无力回天。外界的文化高压限制了自身的话语权，而自身却不甘于话语权的丢失，只能以曲折幽深的方式表达。
二、对苦难女性的深切关怀
梅娘的中短篇小说，大都以三四十年代中国沦陷区的战乱和颓废为大背景，展现小人物尤其是女性的痛苦和挣扎，这些女性人物是梅娘笔下的特殊群体，即在沦陷区中苦苦挣扎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背负着外国侵略压迫和国内封建男权制的双重压力，只能拼命地苦苦挣扎，但却没有出路。正如《鱼》中“我”所说的“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自己放到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他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第二步是后来的事。若怕起来，那就只好等在网里被提出去杀头，不然就郁死。”梅娘对女性的关怀主要体现在关注沦陷区女性的生存困境。在梅娘的作品中，这种生存困境来自于压在殖民女性身上的两座大山，一是外敌入侵所带来的殖民压迫，另一个则是封建遗留下来的男权文化压迫。梅娘在表现殖民压迫时处理得很好，常常只是一笔轻描淡写便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判断。在她的小说《蚌》中，梅丽和琦划船游湖时，遭到日本兵的调戏哄笑，文章中是这样描写的“白艇上四个黄色的兵士，兵士们醉红着脸，艇后的一个用着生硬的语调，唱着不完整的：我是二八……八的满洲姑娘……”梅丽与雯逛街时，也遭到欺侮，“醉了的人再追上来，去拉秀文垂着的手。受惊的三人在路中闪避着酒鬼，往后退，醉了的人追随着穿过去，横拦着去路。街上的人只望着，懦怯的他们不会加给这三个可怜的姑娘什么助力的，因为对方是高级的人种，躲还怕躲不清，谁肯找事呢？”作品中用“黄色”、“兵士”“高级人种”等敏感词汇构成了一个侵略者的形象。小说中不仅有女性在生活上受到的侮辱，还有女性在工作上受到的压迫。《蚌》中仆役请李玫和梅丽去给日本客人倒茶，“李玫把手中的笔往摊着的一本账簿的皮上一放，‘不干行不行？’‘别，李小姐，’老张打开僵局，‘细想起来可也没什么，端碗茶算什么？’”这些已有工作的女性，被逼迫去干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这些压力和痛苦都来源于沦陷区的社会结构，不公平的殖民待遇。相较于殖民压迫，传统遗留下来的男权文化压迫更是让身在沦陷区的女性窒息，因为这种文化压迫是萦绕在女性周围的，以父权和夫权为代表的男权文化始终笼罩着家庭上空。梅娘对于传统家庭男权文化的压迫比同时代的作家看的更深，因此梅娘在创作中也着重描写了这种男权文化压迫。在水族系列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是受到家庭压迫的，家庭在梅娘的小说中显然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挣脱不出的网。在小说中家庭分为两类，一类是女性未出嫁的家庭，即女性的娘家。一类是女性出嫁后的家庭。前者的囚笼是父亲或者是代表父亲角色的男主人为主导而构建的，后者是以丈夫为核心而构建的。无论是哪一种，这种压迫让女性避无可避。
在小说《鱼》中“芬”的家庭处境便是处处受人限制，连外出工作都要受到家人的盘问，更不用说在父亲知道自己外出一夜未归后受到怎样的惩罚，“一切比预料中还残酷的责难落在我的身上，我在众人面前连吃一口饭的自由都失去了，他们放我在我的小屋子中，用一个老妈子软禁着我。仿佛我不是人，而是一个疯子，孩子们因为大人的态度，有的也学着别人嘲笑着，有的惊异地看着我，像是要在我的脸上发现点什么。”由于这种残酷的家庭待遇，“芬”不得已逃离家庭，与林省民私奔同居，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次逃离。然而这只是从一个网逃到另一个网里而已。当芬成为母亲时，不再是如花似玉少女，要操持家务，要照顾孩子，抛开一切娱乐，还要在孤独中等待自己的丈夫。即便忍受寂寞和痛苦，“芬”又得到了什么？“我的爸爸骂我不肖，我的朋友说我胡闹，林家的人以为我不要脸。”连丈夫都说“细米白肉的就那么白养着你啊！”当琐碎真实的生活撕开爱情美好的面具，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长久以来，女性都作为男性的附庸，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独立的自由，不可以反抗夫家和家族，自己的手中从来没有可以维护自尊的权利。所以即便梅娘给“芬”安排了第二次逃离，她的处境仍然是艰难尴尬的，因为给女性造成这样生存困境的是失衡的社会结构和腐朽的文化背景。如果说梅娘的小说对女性的关怀带有冷静客观的视角，那么同时也带有一种殷切的盼望，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只等于我的生命，我要教育起我的儿子来，我教他成一个明白人，这社会上多一个明白人，女人就少吃一份苦。”受压迫的女性用自己的经历教育自己的孩子，达到女人不再受压迫的愿望，不得不说，这一点是和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目的是一致的。 三、童年經验的先结构影响
先结构的概念最早是由海德格尔提出的，其意为创作前的意向性准备，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写作的心理定势。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的先在意象结构从儿童时期开始建立，整个童年经验时期是其先在意象结构的奠基物。对于作家而言，他童年所遭遇的一切都是自己无法选择的，却恰恰成为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核心。著名女作家冰心曾说：“提起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的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梅娘的小说创作更是如此。 在梅娘的创作中，童年经验成为创作倾向最大的影响。在梅娘的大部分小说中，封建家庭是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景，是作家童年回忆机制起作用的表征。梅娘1920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原名孙嘉瑞。父亲孙志远是一位实业家，在一次出差时，与梅娘的生母偶遇在海参崴，继而两人相互吸引，情投意和，同居两年后生下梅娘。然而，孙志远本有家室，无奈将梅娘母女二人带回长春，不久梅娘的生母就被孙志远的正室用计逼走，从此杳无音讯，虽然两人相爱，却并没有相守白头。因此梅娘在对自己生母还没有记忆的年龄，便失去了母亲。父亲将对其生母的愧疚转化成对梅娘的疼爱，常常亲自督促女儿学习。由于父亲的教导，梅娘的学识素养很高，在报考吉林市省立女子中学时便可做文章《论振兴女权之好处》，在高中毕业之际就出版作文习作集《小姐集》。然而在梅娘高中毕业后，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对于梅娘来说，父亲是那个封建大家族中唯一对自己好的人，梅娘的继母虽然同她生活在一起，也给予梅娘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没有半点温情可言。没有了父亲，便失去了家庭唯一温暖。梅娘的这段童年经历自然而然地投射在她日后创作的作品之中。在梅娘的小说中，家庭永远作为封建男权文化的代表，纠葛着家庭成员的利益矛盾，人情冷漠，没有温情可言。如在《蟹》中“玲把自己比作一个小船，和母体隔绝着消息的飘在大海中的小船，他想着有一天大浪怎样从她的头上淹过，无言地夺去了她的生命，她那样悄悄地死去了，没人怜惜甚至无人知道。”梅娘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长在这样的封建家庭中，有着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但却孤独寂寞，守着贫瘠的亲情。女主人公的母亲始终作为一个逝者，隐含在作品之外。而代替母亲职能的继母则是冷漠自私的。《蟹》里玲的继母，面子上对玲特别的慈爱客气，却“生怕她得知了自己的秘密去告诉奶奶，拒绝玲到自己的屋里去，也限制自己的亲生儿子和玲交往。”而《蚌》里梅丽管事的继母也是表里不一的。明知道梅丽喜欢读书，但却不许梅丽高中毕业继续深造，反而要梅丽嫁人。“她一方面要问问梅丽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和梅丽的父亲擅自给梅丽定下了财是财，势是势却一身脏病的浪荡公子”。关于继母这一类形象的家庭成员塑造不得不说是梅娘童年时对继母印象在文学作品的投射。梅娘在作品中体现的童年经验大部分是一种童年的缺失性经验，这种先在意向结构的寓含更丰富更深刻，更能够激发作家的想象力，鼓舞作家的创作热情。虽然缺失、不幸、苦难会使作家忧伤哀痛，可也使人长久地沉思，沉思人的命运何以如此不公平，为什么有人那样幸运，而有人则如此坎坷。缺失、不幸、苦难的经验其外在的形态对人们的心理器官具有阻拒性，它不会给人们轻易带来快感，但却促使人们从苦难的表象中解脱出来而去关注与追寻苦难内部的真实而深封的人生意味。而且在沉思中，人将变得更敏锐、更聪慧、更博爱。很显然，梅娘将童年经验化作强烈的创作动机，创作出值得称道的具有浓烈关怀意识的作品。
童年经验、女性关怀和身陷囹圄的两难是梅娘在创作水族系列小说时的独特心理状态，体现了那个残酷年代女性作家关怀女性命运的真诚品质。
参考文献：
[1]陈晓凡编选.又见梅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梅娘代表作鱼[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王秀艳.长夜萤火中的生命余温—论梅娘小说的女性意识[D].东北师范大学，2007.
[4]周琼.走进梅娘的精神世界[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5]王佳琦.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梅娘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东北师范大学，2014.
[6]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8）.
关键词：梅娘；女性关怀；两难心理；童年经验
梅娘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北及华北沦陷区的一位影响广泛的女性作家，她曾与另一位沦陷区女性作家张爱玲并称为“南玲北梅”。近年来随着对沦陷区作家作品和女性作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梅娘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梅娘的作品多是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是她在1939到1941年间创作的水族系列小说：《鱼》《蚌》《蟹》。在沦陷区这片特殊地区的孕育之下，梅娘的创作心理复杂幽深，值得深入剖析。
一、言与不言的两难心理
1937年，日伪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文化宣传机构——弘报处，通过报纸、广播、电影等传播方式宣传其思想政策。1939年，创立了伪满洲国存在时间最长的期刊——《新满洲》。并冠冕堂皇地宣称以“忠爱、孝义、协和”为其办刊宗旨。为了拉拢梅娘，他们在《新满洲》第三辑中增加了文艺特辑，其中六月号的特辑主题是“久已驰名于国际的满洲出身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并在该特辑中发表了梅娘的小说《侨民》。不难看出，日军为在沦陷区推广日本文学，实行奴化教育，对作家文人实行拉拢胁迫。在那种文化高压的政策下，梅娘不可能畅所欲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当局的强硬命令下，梅娘没有更好的选择，只得遵从。或许这就是沦陷区作家所必须承受的痛苦，梅娘摇摆在“言”与“不言”的困境，努力寻求一种平衡。所以梅娘一开始翻译了很多日本文学作品，如丹羽文雄的《母之青春》，石川达三的《母系家族》。表面上是迎合了日本的推广文学政策，实际上，是梅娘的“缓兵之计”。我们不难发现梅娘所选择翻译的书目都是倾向于女性题材的作品，而这也为梅娘以后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平等博爱、女性解放等就已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梅娘格外关注女性解放也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却也恰好填补了40年代文学有关于此的空白。女性题材小说实际上成为梅娘“言”与“不言”两难的环境下做出的一种合理选择。梅娘作为沦陷区的女作家，她的作品言出了身陷沦陷区的尴尬但却真实的心理状态和生存困境。水族系列小说之一《鱼》发表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土沦陷的大环境必然影响梅娘作品的文化心理。《鱼》的心理状态是抗战背景下小人物的忐忑和屈从状态。这一心理状态结合水族系列另外两部小说——《蟹》和《蚌》来看，就表现得更为清晰深刻。“三叔说他们的日本長官要来家里了，来给老太太请安。这消息震惊了这整个的家庭，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大家动手整理着院子，房屋。在猜想着客人能到的地方，挂上了收在柜里的壁饰。所有的人都渴望着一见这掌握大权而又据说可亲的人物。”
梅娘身陷囹圄，有口难言，有情难抒，她的两难体现了艰难的生存和创作困境。作家两难的根源就在于清楚自身被束缚和限制的困境，但却对这种现实无力回天。外界的文化高压限制了自身的话语权，而自身却不甘于话语权的丢失，只能以曲折幽深的方式表达。
二、对苦难女性的深切关怀
梅娘的中短篇小说，大都以三四十年代中国沦陷区的战乱和颓废为大背景，展现小人物尤其是女性的痛苦和挣扎，这些女性人物是梅娘笔下的特殊群体，即在沦陷区中苦苦挣扎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背负着外国侵略压迫和国内封建男权制的双重压力，只能拼命地苦苦挣扎，但却没有出路。正如《鱼》中“我”所说的“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自己放到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他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第二步是后来的事。若怕起来，那就只好等在网里被提出去杀头，不然就郁死。”梅娘对女性的关怀主要体现在关注沦陷区女性的生存困境。在梅娘的作品中，这种生存困境来自于压在殖民女性身上的两座大山，一是外敌入侵所带来的殖民压迫，另一个则是封建遗留下来的男权文化压迫。梅娘在表现殖民压迫时处理得很好，常常只是一笔轻描淡写便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判断。在她的小说《蚌》中，梅丽和琦划船游湖时，遭到日本兵的调戏哄笑，文章中是这样描写的“白艇上四个黄色的兵士，兵士们醉红着脸，艇后的一个用着生硬的语调，唱着不完整的：我是二八……八的满洲姑娘……”梅丽与雯逛街时，也遭到欺侮，“醉了的人再追上来，去拉秀文垂着的手。受惊的三人在路中闪避着酒鬼，往后退，醉了的人追随着穿过去，横拦着去路。街上的人只望着，懦怯的他们不会加给这三个可怜的姑娘什么助力的，因为对方是高级的人种，躲还怕躲不清，谁肯找事呢？”作品中用“黄色”、“兵士”“高级人种”等敏感词汇构成了一个侵略者的形象。小说中不仅有女性在生活上受到的侮辱，还有女性在工作上受到的压迫。《蚌》中仆役请李玫和梅丽去给日本客人倒茶，“李玫把手中的笔往摊着的一本账簿的皮上一放，‘不干行不行？’‘别，李小姐，’老张打开僵局，‘细想起来可也没什么，端碗茶算什么？’”这些已有工作的女性，被逼迫去干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这些压力和痛苦都来源于沦陷区的社会结构，不公平的殖民待遇。相较于殖民压迫，传统遗留下来的男权文化压迫更是让身在沦陷区的女性窒息，因为这种文化压迫是萦绕在女性周围的，以父权和夫权为代表的男权文化始终笼罩着家庭上空。梅娘对于传统家庭男权文化的压迫比同时代的作家看的更深，因此梅娘在创作中也着重描写了这种男权文化压迫。在水族系列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是受到家庭压迫的，家庭在梅娘的小说中显然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挣脱不出的网。在小说中家庭分为两类，一类是女性未出嫁的家庭，即女性的娘家。一类是女性出嫁后的家庭。前者的囚笼是父亲或者是代表父亲角色的男主人为主导而构建的，后者是以丈夫为核心而构建的。无论是哪一种，这种压迫让女性避无可避。
在小说《鱼》中“芬”的家庭处境便是处处受人限制，连外出工作都要受到家人的盘问，更不用说在父亲知道自己外出一夜未归后受到怎样的惩罚，“一切比预料中还残酷的责难落在我的身上，我在众人面前连吃一口饭的自由都失去了，他们放我在我的小屋子中，用一个老妈子软禁着我。仿佛我不是人，而是一个疯子，孩子们因为大人的态度，有的也学着别人嘲笑着，有的惊异地看着我，像是要在我的脸上发现点什么。”由于这种残酷的家庭待遇，“芬”不得已逃离家庭，与林省民私奔同居，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次逃离。然而这只是从一个网逃到另一个网里而已。当芬成为母亲时，不再是如花似玉少女，要操持家务，要照顾孩子，抛开一切娱乐，还要在孤独中等待自己的丈夫。即便忍受寂寞和痛苦，“芬”又得到了什么？“我的爸爸骂我不肖，我的朋友说我胡闹，林家的人以为我不要脸。”连丈夫都说“细米白肉的就那么白养着你啊！”当琐碎真实的生活撕开爱情美好的面具，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长久以来，女性都作为男性的附庸，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独立的自由，不可以反抗夫家和家族，自己的手中从来没有可以维护自尊的权利。所以即便梅娘给“芬”安排了第二次逃离，她的处境仍然是艰难尴尬的，因为给女性造成这样生存困境的是失衡的社会结构和腐朽的文化背景。如果说梅娘的小说对女性的关怀带有冷静客观的视角，那么同时也带有一种殷切的盼望，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只等于我的生命，我要教育起我的儿子来，我教他成一个明白人，这社会上多一个明白人，女人就少吃一份苦。”受压迫的女性用自己的经历教育自己的孩子，达到女人不再受压迫的愿望，不得不说，这一点是和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目的是一致的。 三、童年經验的先结构影响
先结构的概念最早是由海德格尔提出的，其意为创作前的意向性准备，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写作的心理定势。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的先在意象结构从儿童时期开始建立，整个童年经验时期是其先在意象结构的奠基物。对于作家而言，他童年所遭遇的一切都是自己无法选择的，却恰恰成为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核心。著名女作家冰心曾说：“提起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的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梅娘的小说创作更是如此。 在梅娘的创作中，童年经验成为创作倾向最大的影响。在梅娘的大部分小说中，封建家庭是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景，是作家童年回忆机制起作用的表征。梅娘1920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原名孙嘉瑞。父亲孙志远是一位实业家，在一次出差时，与梅娘的生母偶遇在海参崴，继而两人相互吸引，情投意和，同居两年后生下梅娘。然而，孙志远本有家室，无奈将梅娘母女二人带回长春，不久梅娘的生母就被孙志远的正室用计逼走，从此杳无音讯，虽然两人相爱，却并没有相守白头。因此梅娘在对自己生母还没有记忆的年龄，便失去了母亲。父亲将对其生母的愧疚转化成对梅娘的疼爱，常常亲自督促女儿学习。由于父亲的教导，梅娘的学识素养很高，在报考吉林市省立女子中学时便可做文章《论振兴女权之好处》，在高中毕业之际就出版作文习作集《小姐集》。然而在梅娘高中毕业后，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对于梅娘来说，父亲是那个封建大家族中唯一对自己好的人，梅娘的继母虽然同她生活在一起，也给予梅娘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没有半点温情可言。没有了父亲，便失去了家庭唯一温暖。梅娘的这段童年经历自然而然地投射在她日后创作的作品之中。在梅娘的小说中，家庭永远作为封建男权文化的代表，纠葛着家庭成员的利益矛盾，人情冷漠，没有温情可言。如在《蟹》中“玲把自己比作一个小船，和母体隔绝着消息的飘在大海中的小船，他想着有一天大浪怎样从她的头上淹过，无言地夺去了她的生命，她那样悄悄地死去了，没人怜惜甚至无人知道。”梅娘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长在这样的封建家庭中，有着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但却孤独寂寞，守着贫瘠的亲情。女主人公的母亲始终作为一个逝者，隐含在作品之外。而代替母亲职能的继母则是冷漠自私的。《蟹》里玲的继母，面子上对玲特别的慈爱客气，却“生怕她得知了自己的秘密去告诉奶奶，拒绝玲到自己的屋里去，也限制自己的亲生儿子和玲交往。”而《蚌》里梅丽管事的继母也是表里不一的。明知道梅丽喜欢读书，但却不许梅丽高中毕业继续深造，反而要梅丽嫁人。“她一方面要问问梅丽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和梅丽的父亲擅自给梅丽定下了财是财，势是势却一身脏病的浪荡公子”。关于继母这一类形象的家庭成员塑造不得不说是梅娘童年时对继母印象在文学作品的投射。梅娘在作品中体现的童年经验大部分是一种童年的缺失性经验，这种先在意向结构的寓含更丰富更深刻，更能够激发作家的想象力，鼓舞作家的创作热情。虽然缺失、不幸、苦难会使作家忧伤哀痛，可也使人长久地沉思，沉思人的命运何以如此不公平，为什么有人那样幸运，而有人则如此坎坷。缺失、不幸、苦难的经验其外在的形态对人们的心理器官具有阻拒性，它不会给人们轻易带来快感，但却促使人们从苦难的表象中解脱出来而去关注与追寻苦难内部的真实而深封的人生意味。而且在沉思中，人将变得更敏锐、更聪慧、更博爱。很显然，梅娘将童年经验化作强烈的创作动机，创作出值得称道的具有浓烈关怀意识的作品。
童年经验、女性关怀和身陷囹圄的两难是梅娘在创作水族系列小说时的独特心理状态，体现了那个残酷年代女性作家关怀女性命运的真诚品质。
参考文献：
[1]陈晓凡编选.又见梅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梅娘代表作鱼[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王秀艳.长夜萤火中的生命余温—论梅娘小说的女性意识[D].东北师范大学，2007.
[4]周琼.走进梅娘的精神世界[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5]王佳琦.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梅娘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东北师范大学，2014.
[6]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