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二午睡时刻》中的母亲和《药》中的夏四奶奶是两类母亲形象的典型代表，都真实地再现了苦难母亲的生存现状。她俩都处在被侮辱被压迫的地位，同样是弱者，同样是儿子被杀，同样是上坟，却表现迥异。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由小说的情节、环境、形象意义和作者的写作风格、取向的差异所致。
　　 一、母亲的行为表现
　　 作为儿子的卡洛斯·森特诺和夏瑜，他们都年轻，都曾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他们都被视为有罪，得不到众人的同情，死得寂寞、悲凉;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尊重，人格更是无从谈起，死后草草掩埋。而他们能带给母亲的，除了深深的羞愧之外，就是无尽的哀痛与思念。
　　 1.“母亲”
　　 “母亲”是一个与儿女相依为命、家境贫困、坚强隐忍的劳动妇女形象，却有着常人难有的“安贫若素”的品质和“镇定安详”的神情。“母亲”没有流露出半点的羞愧和不安，而是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姿态——“固执”“执拗”“愣愣地”“坚决”“温和”“默默地”——出现在小镇人面前，彰显的是对一个被当作“小偷”打死的儿子深深的母爱。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神父的问话包含着强烈的反问语气，充满偏见、质疑和责问，这正代表了通常的世俗判断，作为小偷的母亲理应带着一种羞愧和负罪的心情而来。它有两层意思：母亲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责任，“从来”一词可见一斑;卡洛斯·森特诺从来就没有走上过正道，是一个彻底的坏人，死有余辜，全盘否定了他的人格。但“母亲”容不得这无端的猜忌和随意的判断，她要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儿子的人格和尊严。
　　 “母亲”根本就不相信儿子会是小偷，因为她理解儿子，相信儿子，他一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这样的傻事的，他可能是真的饿坏了，就是想找点吃的而已。“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言外之意即在强调他偷东西仅仅是为了吃——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需求。“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一词意在强调儿子的人品，是对小镇人偏见的一种强烈反驳，他并非像你们想象的那样，你们没有权利对他做出道德判断。为此，她还举例子来加以证明：懂事、顾家、有责任心、坚忍、能吃苦。而小女孩的插嘴补充，更能验证“母亲”的话。
　　 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从她简单的言行中，我们还是能感受到“母亲”平静的背后隐藏着无比的悲痛和宽广的母爱。正是“母亲”超越集体惯性法则和无意识道德判断的意识，使她的举动和言语具有一种颠覆意味，和小镇人进行思想交锋，并且得到了回应。这是特殊时刻下的非同寻常的母爱，这是超越道德世俗宗教无所畏惧无所不在的爱。“母亲”“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的信念，支撑着“母亲”的坚强和尊严，也让“母亲”变得无惧和无畏。卡洛斯·森特诺被理所当然地打死，背负一世的骂名，没有任何作为人的尊严，但熊熊燃烧的母爱，却能超越庸常道德、伦理等价值观，温暖了冰窟窿里的儿子，亦温暖了冷酷荒凉的世态人心，是一个在苦难中成长的母亲形象。
　　 2.夏四奶奶
　　 夏四奶奶是一个敏感、善良、愚昧、无知、年老的普通劳动妇女形象，她没有名字，家境贫困，与儿子相依为命。小说也只用寥寥几句对她的外貌、穿着和神态等做些许的描写。儿子的死给夏四奶奶带来的除了悲痛之外，再有的就是羞愧，这从“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等描述中表露无遗。但母爱最终还是战胜了羞愧，支撑着她“硬着头皮”走到了儿子坟前。
　　 夏四奶奶也不相信儿子犯了谋逆大罪，在她的心目中本分的、平和的儿子，根本不可能干出大逆不道的事。看到坟上的花圈时，她不解地对儿子说“他们都冤枉了你”“可怜他们坑了你”。其中的“冤枉”作“使无罪者有罪”解，可见她对儿子的信任。在“他们”后面还用了一个表示总括的程度副词“都”，一个“都”字可谓包含了她无尽的失望与遗憾之情。因为“他们”不仅有夏三爷之流，還有愚昧麻木的广大民众，竟然还有亲戚本家，“他们”无一例外都“冤枉”了夏瑜。对此她已有切身的体会与感受，自从儿子犯事以后，她已经受够了异样的眼神和背后的指指点点。
　　 “坑”作“坑害，用狡诈、狠毒的手段使人受到损害”解，那这里的“他们”指的又是谁呢？夏三爷之流直接“冤枉”夏瑜，当属“他们”之列。除此之外，这里的“他们”还应包括那些革命党人。因为正是这些人诱使本分的儿子误入歧途，走上叛逆、反抗的道路而丢了性命。与前文的“他们”不同的是，这里的“他们”成了她敌视和诅咒的对象。当然，一个痛苦的尚未觉醒的妇女，从怜惜和悲悼儿子的基点出发，产生这样的认识也是不足为怪的。
　　 既然知道“他们”是谁，那夏四奶奶又为什么不直说呢？原因有三：一是怕得罪人，康大叔、夏三爷等地痞恶霸得罪不起，官府更是得罪不起，而革命党人对他而言又不知是何物;二是怕再受指责和羞辱，儿子犯大罪被杀头，早已受尽别人异样的眼光和嘲讽;三是她敢怒而不敢言，正是当时社会黑暗的体现，如果再说儿子是冤枉的，说不定会被别人当成疯婆子，甚至会被当成同党而去官府行赏呢。因此，她这么说也只是想求得心中的一份念想和安慰罢了：我儿子是好人，没犯罪，是被冤枉的。或许内心更多了一份诅咒和怨恨：希望那些冤枉儿子的人遭受恶报。而显灵与报应之说，正是夏四奶奶封建迷信思想的表现。
　　 既然如此，夏四奶奶为什么还要说自己的儿子是被“冤枉”的呢？夏瑜因追求民主共和的理想而被处死，他的死在当时的大众心目中具有罪恶、耻辱的特性。而这种“罪恶”和“耻辱”全部都由她承担了。她的心理是矛盾的：她深爱自己的儿子，为儿子感到痛惜和不平，孤独地咀嚼着失去爱子的深刻惨烈的痛楚，悲伤忧戚;但她不得不面对统治者、普通民众（包括她自己的理性）对儿子的否定，而这种来自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集体的无意识的重压，严重地压制了她的母爱本性，使她怯于表露，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
　　 二、作品的时代背景
　　 人物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活动，事件也在一定的环境里发展。“母亲”和夏四奶奶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出现在两个既相似又有差异的地理空间里，呈现出相似又有差异的时代特征。 　　 《礼拜二午睡时刻》写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哥伦比亚处于拉斐尔·雷耶斯·普列托统治时期，殖民者不断的掠夺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拉丁美洲国家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政权的反复更迭更使整个社会陷于独裁、暴力和混乱之中，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不信任和恐惧的情绪就开始不可遏制地在人们身上蔓延。广大劳动人民在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下，并未觉醒，混沌、蒙昧、落后、无知，除了经受着贫穷之外，个体尊严与生命更没有丝毫的保障。
　　 《药》写于1919年，以1907年秋瑾被害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脱离群众，不发动、不组织群众，未能完成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更确切地说，当时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相结合的黑暗统治，广大劳动人民仍然在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下，处在贫困的愚昧的落后状态，觉悟低，迷信思想浓厚，革命思想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
　　 三、母亲的形象意义
　　 母亲叙事是文学中永恒的母题。高尔基、巴尔扎克、鲁迅、马尔克斯等中外作家，为我们塑造了许多可贵的母亲形象，他们从不同的时代、各异的环境及多方的角度，共同表现出对母亲的关注，而对母亲命运的关注正是对整个人类的关注。同时，母亲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力量，时刻提醒我们关注母亲所做的一切背后所蕴含的更为宽广的意义，母亲已成为作家用以寻找心灵家园、理解人性的窗口。
　　 马尔克斯塑造的母亲形象，大都勤劳能干，勇敢坚韧，有清醒明智的思维，有作为一位母亲的高贵尊严和对事物的敏感准确的判断力，都敢于以大无畏的态度和母亲的身份站出来和权威争辩。“母亲”亦属此类，而“母親”本身让人想得更多，因为母亲是人类存在的本源，是生命意义的所在，是拉丁美洲的象征。马尔克斯以高超的艺术审美力量，试图通过塑造一位完美的理想母亲形象，让处于混沌状态的人民觉醒。“母亲”坚韧的形象隐喻着拉丁美洲人的民族性格及精神存在方式。“母亲”拒绝小镇对儿子做出的道德判断，并且拷问着小镇人的心灵，揭示了小镇人的安然、麻木、蒙昧的思想状态。小说中的深沉忧郁和不满正体现了作者对人民觉醒的渴盼。从现实背景来看，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急切的愿望。
　　 鲁迅特别关注在封建压迫下母亲们的命运，塑造了一大批愚昧麻木、迷信无知、逆来顺受的母亲形象。母亲生命的无价值无意义，不只是母亲自身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悲剧。夏四奶奶也不例外，她身上带着永恒的贫穷、愚昧、麻木的阴影，是封建专制下艰难生存的千千万万普通劳动妇女的典型，是灵魂需要救治的对象，体现了作者对人民觉醒的渴盼。鲁迅以敏感的心灵、独特的感受塑造了一位苦难母亲的形象，书写着母亲的痛苦与忧伤、蒙昧与无知、可怜与可悲，这与其心中的理想母亲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鲁迅在冷峻的揭露与批判中，饱含着同情，热切与爱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达了对理想母亲和民众的急切呼唤与追寻，对国家民族振兴的期盼与希冀……
　　 四、作者的风格取向
　　 马尔克斯和鲁迅对笔下的母亲都体贴入微，场景细节和人物细节直指灵魂。但由于文化背景与写作风格的差异，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手法和语言，使遭遇类似境遇的母亲，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马尔克斯感同身受，含蓄节制，情感收敛，语言干净、客观，是平视。鲁迅悲悯而无助，笔带粘滞，情感浓烈，语言简约、凝练，是审视，折射出两位作家不同的叙写策略和相异的文化心理。他们的文字就像超浓的咖啡，尽呈严肃和分寸，越品越醇。
　　 《礼拜二午睡时刻》是马尔克斯自认为最好的小说。这样一个看起来并不复杂的故事，在马尔克斯的笔下却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文学因为节制耐人寻味而深刻。《外国小说欣赏》单元话题“情感”中告诉我们：情感的处理，节制胜于放纵。相反，适当的隐忍和节制，让小说情节和人物自己说话，会起到更好的效果。节制胜于放纵，可以说是贯穿全文的一个感情处理方法，“显示了一个优秀作家内敛的功夫”（余华）。他的叙述简洁而不动声色，几乎没有掺杂一丝一毫的感情，只写“母亲”面对一切的镇静，而镇静的背后却隐藏着无比的悲痛和宽广的爱。这当中有一双眼睛在慈爱地看着，但正是这种眼光能揭示人性在冷漠时代的悲苦与尊严。在整篇行文的过程中，作者一直是非常平静的、节制的、客观的，几乎是一种纯粹的白描，人物对话、人物性格、感情的表现和身世的介绍，绝没有过多的修饰和描述。
　　 平淡的叙述正是这篇小说的亮点。他不动声色地描述这个妇女的简单言行，制造内在的叙述张力，让读者去感受故事本质的力量。整篇小说的节奏非常缓慢，时间被作者有意拉长，我们阅读的时候，感受到时间的缓慢流动中有一种巨大的沉重感。小说的叙述因此变得含蓄、简约，看似平淡却又显得饱满而有张力，许多地方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母亲”情感的特殊表达，虽然客观、内敛，给人的感受却是主观而奔放，以母亲伟大的节制来抵御世俗的偏见，塑造了一个在苦难中成长的母亲形象。
　　 鲁迅的现实主义是冷峻的现实主义，善于以平常的笔法来写出深刻的社会主题，具有深度的穿透性，直刺人物的灵魂深处。它来源于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洞察力，他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以俯瞰超然的目光、人类文明的目光关照灾难深重的民族。从现实批判的高度，对社会时弊和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
　　 笔带粘滞，情感浓烈，语言简约、凝练是这篇小说的特点，鲁迅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夏四奶奶上坟时的描写虽然不多，但其中的情感流露却非常浓烈，意蕴丰富，意味深长。如“他们都冤枉了你”和“可怜他们坑了你”短短的两句话，便把夏四奶奶敏感、善良、愚昧的个性和此刻焦躁、烦恼、痛苦的心情表现得委婉尽致，入木三分。夏四奶奶的言行，完全是“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的一个愚昧无知的老妇人的真切感受。
　　 伟大作家都有伟大的情怀——对卑微生活的体贴和同情。鲁迅和马尔克斯作为有民族意识的文学巨匠，都是民族的脊梁，作为思想者和行动者，以赤诚之心、赤子之情，用满腔爱国热情，带着悲悯情怀，用如椽之笔书写大爱，表达对现实的深沉担忧，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对民族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