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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平谷民告官的案件中，局长和镇长们被鼓励亲自应诉。他们曾经刷出了令人吃惊的“一把手”50%的出庭率，远远高出北京市高院要求的5%。
这个在平谷区内自上而下的改革，仍然面临挑战。
区长带头应诉
两年前的那起案子，让不愿意出庭的镇长、局长们无话可说。
2011年6月30日，平谷区人民法院行政庭摆放了七八台摄影机，几十位记者早早到场恭候。案情并没什么出奇之处。平谷区王辛庄镇大辛寨村三位村民，起诉平谷区政府违规为某养殖基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可这一次，是区长张吉福本人坐上了被告席。旁听席上，坐着平谷区城管大队、国土资源局、药监局、质量监督局、计生委等机关的二十多位领导。而在2005年至2009年五年间，平谷区114件行政诉讼案中，没有一个“一把手”出庭。
张吉福这么解释自己为什么出庭：“现在的行政负责人应该具有法律意识，应该主动出庭，这是对法律的尊重。”
最终，区政府胜诉了。
区长出马，不只是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更是要推动平谷推动的一项新举措，让更多“一把手”们走上法庭。
“法院没法强制领导们必须来。”平谷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张海成告诉记者。我国目前实施的《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相关的硬性法律规定，“民告官，不见官”是个普遍现象。
而在他看来，“大官”出庭却有着深远的意义：使老百姓感觉诉求得到了重视，平复不满情绪；体现法律面前官民平等，塑造法治政府的形象；长远角度讲，让“一把手”们俯下身去了解民意，发现问题和不足，能敦促基层工作人员依法行政。
大道理谁都明白，一开会在座的领导们都纷纷点头支持。但通知他们出庭时，却往往得到类似这样的答复：“工作太忙，会议太多，等有时间再去。”
2010年，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均出台文件，提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主动”、“积极”出庭应诉。借这个机会，平谷区法院向区政府提交了司法建议。
2011年5月，区政府出台《平谷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意见》，把“一把手”应当出庭率与考核区优秀机关、五好乡镇挂钩。
这是一招杀手锏。平谷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在2011年8月份达到50.78%，比2010年提高了近一半，远高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5%的要求。
大多人上庭只能“勉强应付”
区长以身作则之后，真正的主角们登场了。平谷区的局长和镇长们，他们也在试探如何适应那个被告的新位置。真开了庭，一个行政“一把手”对法律的熟稔，不一定高过老百姓。
在一起起诉强制拆除案件的法庭上，出现了这样一幕。
“被告方，请陈述你们的行政行为。”审判长问出庭的镇长。
按照庭审程序，这个环节是由被告方回答“我做了什么”。镇长只需答复时间地点和简单的依据即可。
“我们没有错。”镇长一上来就辩解道，随后就开始详细描述该村民未经过审批手续，就在村子里私搭乱建的情况……
眼看着对方就要发表一通长篇大论，审判长不得不打断了他的讲话。
“乱套了，他所说的内容，应该放在答辩过程中。”张海成解释说。
实际上，庭审前三天，法院会对原被告双方都进行诉讼程序指导，告之到了哪个步骤，该说什么内容。
更多的案件中，镇长书记们违反法庭秩序的现象也屡屡发生。
在一场夏各庄村民姜某起诉镇政府强拆并赔偿的诉讼中，该镇镇长出庭应诉。就在双方律师辩论得正激烈时，他却掏出了手机，侧着头猫下腰打起了电话。而另一场官司中，出庭的副镇长也有着类似的举止。在开庭前，他就一直在用手机发短信。庭审开始后，在律师申辩的时候，他又掏出手机打了电话。
张海成用“勉强应付”来形容大部分官员的表现，但并非没有特例。
某汽车部件公司起诉区人力社保局，要求撤销对其公司一位员工的工伤裁定。原告认为，员工受伤，不是因为工作所致，不应算工伤。人社局局长刘忠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三工”认定原则，逐一进行了反驳。“他对案情特别了解，说得很有逻辑性，不像有些官员好不容易开口了，却半天都说不到点上。”
遗憾的是，有这样表现的官员，就那么一两个。张海成总结出一把手们消极应诉的理由：“与老百姓对簿公堂，有人放不下当官的架子。有些执法过程本身存在瑕疵，自己觉得理亏，索性不直接交锋。还有些官员担心应诉能力不够，怕出丑。”
实际效果难衡量
在张海成看来，能出庭已经是个很大进步，短时间内提更高的要求“并不现实”。
庭审现场，多数官员自始至终都一言不发。为此，庭审过程特设了行政机关负责人独立发言环节。官员们的发言表现，同样纳入了考核。
这样一来，造成了一种现象：领导们到了法庭上就照着稿子念，放下稿子，就继续“保持沉默”。各个机关单位都聘请了法律顾问，稿子基本都由他们负责起草。
平时谈笑风生、风度翩翩的领导们，遇到原告方提出稿子里没有的观点和细节时，就开始支支吾吾，再一追问就愣在那儿，扭头往边上看。这时候代理律师就赶紧接过话茬，化解尴尬。
而行政负责人出庭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才是最难衡量的。
2011年底，区政府出台了更具体严格的《平谷区行政应诉工作规则》，要求除了一把手出庭应诉的6种情形外，还应至少有一名本行政机关的副职出庭。2012年，行政机关正副职领导出庭应诉了40件，占开庭结案总数（87件）的46%，其中一把手出庭28件，出庭率为32%，与2011年相比基本持平。 与北京市的平均水平相比，平谷区已经遥遥领先。一些区县开始效仿借鉴经验，纷纷将出庭率纳入考核指标。
但另一组数字说明，出庭应诉的效果，还没明显地体现出来。
与去年相比，全年的行政诉讼案件激增，一共172件，增长了77%。其中，光是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纠纷就有125件。因为原告基数大，法院一般会选择十多个案子集中宣判。
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一把手”出庭带来的进步消减很多。
2012年，区行政机关的败诉率是6.17%，比2011年下降了1.27%。按常理，败诉率下降，说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提高了。可张海成态度谨慎：“这究竟是不是行政负责人出庭带来的积极影响，至少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下定论。”
“面子”和“里子”
2012年11月份，区长张吉福又一次坐在了被告席上。
官司又一次引起了关注，有三十多家媒体到场旁听。
原告方马坊镇蒋里庄村民委员会起诉区政府，认为其2001年为北京金庄经济开发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程序违法，原告方也从未收到过征地安置补偿费，要求撤销。原告律师提出，区政府的举证中，审核批准、勘察程序的时间，发生在颁证时间后一天这属于程序倒置。
当庭宣判，区政府败诉了。在闪光灯和摄像机镜头前，区长表情严肃地说了一句：“愿打服输。政府有问题，我们就要敢于担责任，就要改正。”
行政机关输不起，老百姓同样不愿意输。
目前的《行政诉讼法》，是不适用于调解的，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一审一旦败诉，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老百姓，基本上都会上诉。
2012年年底，白各庄新村建设拆迁过程中，最后一家钉子户状告区住建委。如果这家村民搬迁了，开发工作马上就可以动工。无论谁胜谁败，事情都得往后拖。出庭的住建委领导，就主动参与了庭下的协调过程，并且当场拍板，同意解决原告的诉求。最终原告签了拆迁协议，没通过法院裁决就撤诉了。
“行政负责人出庭，对提高一审服判率是有促进作用的。”一位书记员表示，“他们直接出庭了解情况，减少了下属向他汇报的环节，有利于提升协调的效率。”
在法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目睹过形形色色的行政案件，张海成觉得，能走到目前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有种说法，法官是刀剑上的舞者。搞行政审判，是在夹缝中生存。两边都压着你，你还得做。”
在平谷区法院所做的调研报告中，这样描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意义：这是改变政府形象的“面子”工程，也是促进行政纠纷实质性化解的“里子”工作。
“其实他们出庭与否，发言与否，对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影响。”张海成长叹一口气，“但我们有个长远的想法，希望他们通过出庭，了解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善不严谨、不规范的手段，最终，平复社会矛盾。平时多管管，不比事后亡羊补牢强么？”
这个在平谷区内自上而下的改革，仍然面临挑战。
区长带头应诉
两年前的那起案子，让不愿意出庭的镇长、局长们无话可说。
2011年6月30日，平谷区人民法院行政庭摆放了七八台摄影机，几十位记者早早到场恭候。案情并没什么出奇之处。平谷区王辛庄镇大辛寨村三位村民，起诉平谷区政府违规为某养殖基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可这一次，是区长张吉福本人坐上了被告席。旁听席上，坐着平谷区城管大队、国土资源局、药监局、质量监督局、计生委等机关的二十多位领导。而在2005年至2009年五年间，平谷区114件行政诉讼案中，没有一个“一把手”出庭。
张吉福这么解释自己为什么出庭：“现在的行政负责人应该具有法律意识，应该主动出庭，这是对法律的尊重。”
最终，区政府胜诉了。
区长出马，不只是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更是要推动平谷推动的一项新举措，让更多“一把手”们走上法庭。
“法院没法强制领导们必须来。”平谷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张海成告诉记者。我国目前实施的《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相关的硬性法律规定，“民告官，不见官”是个普遍现象。
而在他看来，“大官”出庭却有着深远的意义：使老百姓感觉诉求得到了重视，平复不满情绪；体现法律面前官民平等，塑造法治政府的形象；长远角度讲，让“一把手”们俯下身去了解民意，发现问题和不足，能敦促基层工作人员依法行政。
大道理谁都明白，一开会在座的领导们都纷纷点头支持。但通知他们出庭时，却往往得到类似这样的答复：“工作太忙，会议太多，等有时间再去。”
2010年，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均出台文件，提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主动”、“积极”出庭应诉。借这个机会，平谷区法院向区政府提交了司法建议。
2011年5月，区政府出台《平谷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意见》，把“一把手”应当出庭率与考核区优秀机关、五好乡镇挂钩。
这是一招杀手锏。平谷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在2011年8月份达到50.78%，比2010年提高了近一半，远高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5%的要求。
大多人上庭只能“勉强应付”
区长以身作则之后，真正的主角们登场了。平谷区的局长和镇长们，他们也在试探如何适应那个被告的新位置。真开了庭，一个行政“一把手”对法律的熟稔，不一定高过老百姓。
在一起起诉强制拆除案件的法庭上，出现了这样一幕。
“被告方，请陈述你们的行政行为。”审判长问出庭的镇长。
按照庭审程序，这个环节是由被告方回答“我做了什么”。镇长只需答复时间地点和简单的依据即可。
“我们没有错。”镇长一上来就辩解道，随后就开始详细描述该村民未经过审批手续，就在村子里私搭乱建的情况……
眼看着对方就要发表一通长篇大论，审判长不得不打断了他的讲话。
“乱套了，他所说的内容，应该放在答辩过程中。”张海成解释说。
实际上，庭审前三天，法院会对原被告双方都进行诉讼程序指导，告之到了哪个步骤，该说什么内容。
更多的案件中，镇长书记们违反法庭秩序的现象也屡屡发生。
在一场夏各庄村民姜某起诉镇政府强拆并赔偿的诉讼中，该镇镇长出庭应诉。就在双方律师辩论得正激烈时，他却掏出了手机，侧着头猫下腰打起了电话。而另一场官司中，出庭的副镇长也有着类似的举止。在开庭前，他就一直在用手机发短信。庭审开始后，在律师申辩的时候，他又掏出手机打了电话。
张海成用“勉强应付”来形容大部分官员的表现，但并非没有特例。
某汽车部件公司起诉区人力社保局，要求撤销对其公司一位员工的工伤裁定。原告认为，员工受伤，不是因为工作所致，不应算工伤。人社局局长刘忠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三工”认定原则，逐一进行了反驳。“他对案情特别了解，说得很有逻辑性，不像有些官员好不容易开口了，却半天都说不到点上。”
遗憾的是，有这样表现的官员，就那么一两个。张海成总结出一把手们消极应诉的理由：“与老百姓对簿公堂，有人放不下当官的架子。有些执法过程本身存在瑕疵，自己觉得理亏，索性不直接交锋。还有些官员担心应诉能力不够，怕出丑。”
实际效果难衡量
在张海成看来，能出庭已经是个很大进步，短时间内提更高的要求“并不现实”。
庭审现场，多数官员自始至终都一言不发。为此，庭审过程特设了行政机关负责人独立发言环节。官员们的发言表现，同样纳入了考核。
这样一来，造成了一种现象：领导们到了法庭上就照着稿子念，放下稿子，就继续“保持沉默”。各个机关单位都聘请了法律顾问，稿子基本都由他们负责起草。
平时谈笑风生、风度翩翩的领导们，遇到原告方提出稿子里没有的观点和细节时，就开始支支吾吾，再一追问就愣在那儿，扭头往边上看。这时候代理律师就赶紧接过话茬，化解尴尬。
而行政负责人出庭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才是最难衡量的。
2011年底，区政府出台了更具体严格的《平谷区行政应诉工作规则》，要求除了一把手出庭应诉的6种情形外，还应至少有一名本行政机关的副职出庭。2012年，行政机关正副职领导出庭应诉了40件，占开庭结案总数（87件）的46%，其中一把手出庭28件，出庭率为32%，与2011年相比基本持平。 与北京市的平均水平相比，平谷区已经遥遥领先。一些区县开始效仿借鉴经验，纷纷将出庭率纳入考核指标。
但另一组数字说明，出庭应诉的效果，还没明显地体现出来。
与去年相比，全年的行政诉讼案件激增，一共172件，增长了77%。其中，光是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纠纷就有125件。因为原告基数大，法院一般会选择十多个案子集中宣判。
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一把手”出庭带来的进步消减很多。
2012年，区行政机关的败诉率是6.17%，比2011年下降了1.27%。按常理，败诉率下降，说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提高了。可张海成态度谨慎：“这究竟是不是行政负责人出庭带来的积极影响，至少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下定论。”
“面子”和“里子”
2012年11月份，区长张吉福又一次坐在了被告席上。
官司又一次引起了关注，有三十多家媒体到场旁听。
原告方马坊镇蒋里庄村民委员会起诉区政府，认为其2001年为北京金庄经济开发公司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程序违法，原告方也从未收到过征地安置补偿费，要求撤销。原告律师提出，区政府的举证中，审核批准、勘察程序的时间，发生在颁证时间后一天这属于程序倒置。
当庭宣判，区政府败诉了。在闪光灯和摄像机镜头前，区长表情严肃地说了一句：“愿打服输。政府有问题，我们就要敢于担责任，就要改正。”
行政机关输不起，老百姓同样不愿意输。
目前的《行政诉讼法》，是不适用于调解的，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一审一旦败诉，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老百姓，基本上都会上诉。
2012年年底，白各庄新村建设拆迁过程中，最后一家钉子户状告区住建委。如果这家村民搬迁了，开发工作马上就可以动工。无论谁胜谁败，事情都得往后拖。出庭的住建委领导，就主动参与了庭下的协调过程，并且当场拍板，同意解决原告的诉求。最终原告签了拆迁协议，没通过法院裁决就撤诉了。
“行政负责人出庭，对提高一审服判率是有促进作用的。”一位书记员表示，“他们直接出庭了解情况，减少了下属向他汇报的环节，有利于提升协调的效率。”
在法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目睹过形形色色的行政案件，张海成觉得，能走到目前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有种说法，法官是刀剑上的舞者。搞行政审判，是在夹缝中生存。两边都压着你，你还得做。”
在平谷区法院所做的调研报告中，这样描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意义：这是改变政府形象的“面子”工程，也是促进行政纠纷实质性化解的“里子”工作。
“其实他们出庭与否，发言与否，对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影响。”张海成长叹一口气，“但我们有个长远的想法，希望他们通过出庭，了解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善不严谨、不规范的手段，最终，平复社会矛盾。平时多管管，不比事后亡羊补牢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