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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陶渊明人格自由的解读，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人生命本质中这两个十分重要的元素，从而给我们以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关键词：人格；自由；生命本质；二元素
人格和自由是构成陶渊明生命本质的二元素。他四十一岁时从彭泽令任上退隐，到他六十三岁去世，终身不复仕。二十多年间经历了丧妹、火灾、荒年等一系列打击，甚至以乞讨度日，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也并非如论客们所欣赏的如何日日有酒，如何悠闲适意。但诗
人自有诗人的风骨，统治者曾于他四十九岁和五十四岁时两次征他为著作郎，均不就。江州刺史檀道济上任后亲自带着米肉去看望他，也算是礼贤下士了，但陶渊明硬将其米肉挥而去之。他也曾慨叹“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但他仍“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即使在烟火不举的困窘时刻，也无怨无悔，执着地坚守着他的精神家园，并将人格与自由视为生命的本质二元素。
他出身于贵族世家，受儒、道思想影响很深。年轻时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因家境贫寒，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下级官职，每次时间都很短。几度出仕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但再无出仕之念，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二岁。能真正顺应生命的本质，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陶渊明可谓是中国士大夫的第一人了。今天，红尘滚滚，人欲、物欲横流的时代，世俗的诱惑是无与伦比的。但有谁能像陶渊明那样洁身自好，守住良知和人格呢？
一、 归隐情结，高洁傲岸
细细探究，陶渊明的骨子里是一种“隐”的情结的，陶渊明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致；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宴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忘，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从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富裕，甚至很贫困，四十一岁时作彭泽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但他到底非同一般人，绝不做出卑躬屈膝，苟且钻营的一类事情，竟然不去束带迎接前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大人，还说出“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他说这话的时候，不会不想后果吧，得罪了领导，能有好果子吃吗？放在今天，这样的人也是不会见容于世的。但陶渊明说得高兴、说得痛快，谁让自己“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呢！这绝非一时冲动，这是骨子里的傲岸高洁，哪怕饿着肚皮也要坚守着他的精神堡垒，他厌恶心为形役，身口相累，所以他宁牺牲掉滚滚红尘中拥有人际关系的自由、仕进的自由、争名逐利的自由、物质富裕的自由、吃饱穿暖的自由、在主流社会中大红大紫的自由、向皇帝老儿叩头高呼万岁的自由，而得到的则是一种寂寞的自由、内守的自由、清凉的自由、躲起来的自由，将自然背景融于生命和心灵的自由、清贫的自由、饿死的自由。所以，陶渊明的“隐”可谓真隐，“隐”得老实，“隐”得高洁，不是为隐而隐，而是为自由而隐。
真隐的陶渊明一生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世上最高洁的隐士，不论隐到何处，还是要吃饭的。再高洁隐士也不能茹紫蒂、餐金英、饮清露、啖白云，也不能光靠精神而活，陶渊明从四十一岁彻底归隐，到他63岁离开人世，这20多年中，他和他的全家几乎一直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极度贫困，孩子们营养不良，蛋白质供应不上，发育迟缓，才智平庸，但傲岸的陶渊明仍然能拒绝两次征召，甚至把到嘴边的米肉挥之而去，决不为五斗米折腰，饿着肚皮的陶渊明真是隐到了极致，隐得不能让人信以为真，隐得让人心生悲凉。
二、安贫乐道，崇尚自然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即他生命二元素中的品格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伊，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为了自由，他将自由性格中峥嵘的一面压抑到无意识状态，他自食其力如长沮桀躬耕大野，他忍饥挨饿如颜回袁安乐在陋巷，他心香品洁、大器大尊、骨清神爽、静如秋水、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地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他后期并非没有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
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的表述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者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鸣呼哀哉！”这成了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尽管陶渊明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想隐居，心情很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威颜。”（《咏贫士》共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的自然和山水，与谢灵运等人又有所不同，陶渊明这里的自然，不仅是脱世的名山秀水，也不仅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审美的、文化的第二自然。审美功能在使个体精神的安宁和超脱方面对陶渊明极为重要。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因此，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可以概括为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且看，当他辞去彭泽县令，在一篇（《归去来兮辞》）中的真情告白：“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有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今天我们解读陶渊明的人格和自由，更多的是被他的精神所照射给人们心灵上的震撼。陶渊明的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的。今天我们解读陶渊明的人格和自由，更多的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陶渊明实际上是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人士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世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更是其生命中的二元素。而人格和自由的展现，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释笔掩卷，陶渊明卓然的形象似乎缓步走来。人的生命是由多元素构成的。然而，不管怎样，陶渊明高洁傲岸的品质和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精神将永远昭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
关键词：人格；自由；生命本质；二元素
人格和自由是构成陶渊明生命本质的二元素。他四十一岁时从彭泽令任上退隐，到他六十三岁去世，终身不复仕。二十多年间经历了丧妹、火灾、荒年等一系列打击，甚至以乞讨度日，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也并非如论客们所欣赏的如何日日有酒，如何悠闲适意。但诗
人自有诗人的风骨，统治者曾于他四十九岁和五十四岁时两次征他为著作郎，均不就。江州刺史檀道济上任后亲自带着米肉去看望他，也算是礼贤下士了，但陶渊明硬将其米肉挥而去之。他也曾慨叹“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但他仍“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即使在烟火不举的困窘时刻，也无怨无悔，执着地坚守着他的精神家园，并将人格与自由视为生命的本质二元素。
他出身于贵族世家，受儒、道思想影响很深。年轻时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因家境贫寒，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下级官职，每次时间都很短。几度出仕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但再无出仕之念，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二岁。能真正顺应生命的本质，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陶渊明可谓是中国士大夫的第一人了。今天，红尘滚滚，人欲、物欲横流的时代，世俗的诱惑是无与伦比的。但有谁能像陶渊明那样洁身自好，守住良知和人格呢？
一、 归隐情结，高洁傲岸
细细探究，陶渊明的骨子里是一种“隐”的情结的，陶渊明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致；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宴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忘，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从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富裕，甚至很贫困，四十一岁时作彭泽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但他到底非同一般人，绝不做出卑躬屈膝，苟且钻营的一类事情，竟然不去束带迎接前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大人，还说出“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他说这话的时候，不会不想后果吧，得罪了领导，能有好果子吃吗？放在今天，这样的人也是不会见容于世的。但陶渊明说得高兴、说得痛快，谁让自己“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呢！这绝非一时冲动，这是骨子里的傲岸高洁，哪怕饿着肚皮也要坚守着他的精神堡垒，他厌恶心为形役，身口相累，所以他宁牺牲掉滚滚红尘中拥有人际关系的自由、仕进的自由、争名逐利的自由、物质富裕的自由、吃饱穿暖的自由、在主流社会中大红大紫的自由、向皇帝老儿叩头高呼万岁的自由，而得到的则是一种寂寞的自由、内守的自由、清凉的自由、躲起来的自由，将自然背景融于生命和心灵的自由、清贫的自由、饿死的自由。所以，陶渊明的“隐”可谓真隐，“隐”得老实，“隐”得高洁，不是为隐而隐，而是为自由而隐。
真隐的陶渊明一生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世上最高洁的隐士，不论隐到何处，还是要吃饭的。再高洁隐士也不能茹紫蒂、餐金英、饮清露、啖白云，也不能光靠精神而活，陶渊明从四十一岁彻底归隐，到他63岁离开人世，这20多年中，他和他的全家几乎一直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极度贫困，孩子们营养不良，蛋白质供应不上，发育迟缓，才智平庸，但傲岸的陶渊明仍然能拒绝两次征召，甚至把到嘴边的米肉挥之而去，决不为五斗米折腰，饿着肚皮的陶渊明真是隐到了极致，隐得不能让人信以为真，隐得让人心生悲凉。
二、安贫乐道，崇尚自然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即他生命二元素中的品格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伊，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为了自由，他将自由性格中峥嵘的一面压抑到无意识状态，他自食其力如长沮桀躬耕大野，他忍饥挨饿如颜回袁安乐在陋巷，他心香品洁、大器大尊、骨清神爽、静如秋水、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地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他后期并非没有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
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的表述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者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鸣呼哀哉！”这成了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尽管陶渊明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想隐居，心情很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威颜。”（《咏贫士》共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的自然和山水，与谢灵运等人又有所不同，陶渊明这里的自然，不仅是脱世的名山秀水，也不仅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审美的、文化的第二自然。审美功能在使个体精神的安宁和超脱方面对陶渊明极为重要。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因此，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可以概括为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且看，当他辞去彭泽县令，在一篇（《归去来兮辞》）中的真情告白：“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有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今天我们解读陶渊明的人格和自由，更多的是被他的精神所照射给人们心灵上的震撼。陶渊明的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的。今天我们解读陶渊明的人格和自由，更多的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陶渊明实际上是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人士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世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更是其生命中的二元素。而人格和自由的展现，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释笔掩卷，陶渊明卓然的形象似乎缓步走来。人的生命是由多元素构成的。然而，不管怎样，陶渊明高洁傲岸的品质和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精神将永远昭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