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原名徐伟锋，生于苏州吴江，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执行委员兼中国办事处主任、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河北师范大学任客座教授、京港地铁“四号诗歌坊”公益文化项目学术顾问、香港汉英双语《当代诗坛》杂志副主编、世界汉诗协会副会长。曾参与“九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曾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为第一至三届“鲁迅文学奖”撰写专家审读报告，曾受邀赴美国、蒙古、韩国、荷兰、马其顿等20余国参加研讨、呆风、朗诵和讲座等各类文学活动，曾率中国大陆诗歌代表团出访墨西哥、匈牙利、美国、以色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十余国并参加诗会。有诗作曾被译成英、德、法、俄、日等10余种外文。曾获《上海文学》奖诗歌奖，香港《诗网络》诗歌创作奖、匈牙利世界诗人大会组织奖、美国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奖等诸多奖项。
　　已出版著译约30种，主要有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中英文对照）、《石头里的琼浆》《滚石有苔》《双铧犁》（与仕宏合著）和《双弹簧》（与野宾合著）等，学术专著《照亮自身的深渊》《一个诗人的考辨——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吴宓传》《戴望舒传》等，英译中《哈姆雷特》等。
　　主编主译汉英双语版年度中国诗选。诗作原稿入藏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库。有“石头诗人”之誉。
　　胡晓莉：请问您用“北塔”（ Bei Ta）这一笔名的缘由是什么？是否有着对自己在诗歌方面的期许？
　　北塔：首先感谢您提了这些比较专业而复杂的问题，我喜欢这样的问题的品位，因此乐于好好做答。
　　对您的每一个问题若要全面回答，可能需要写一篇万把字的长文吧。在此，我只能扼要而且片面地简答如下。
　　“北”表示方向。北京有句老古话，叫“找不着北”，意思是：找不到方向，形容一个人做事没有主意。诗人，在大众看来，可能就是一群“找不着北”的人，没有所谓正确的人生方向，在某些路线上可能也看不清，因此而走错，在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观念上，可能更是与众不同，甚至相反，因而被认为是一个心态和形态都有点反常的群体。
　　基于这样的社会语境，我得时刻提醒自己啊：要有方向，至少要有方向感。
　　不过，这只是一种自嘲，或者反讽。我要嘲讽的恰恰就是那些自以为有方向的人，他们其实只知道“今天到哪里、明天跟谁走”这样的小方向，而对人生、社会的大方向，是糊涂的甚至是误解的。我更要嘲讽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非得要让别人、恨不得让所有人都跟着他们走的大人物，不跟他们走的人会被他们认作敌人而打压。
　　其实，诗人有自己的方向，未必是错误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可能反而是正确的。比如，他们更注重精神追求，对利益可能比较淡漠。比如，他们更看重永恒的价值，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价格。比如，他们更喜欢仰望星空，与冥冥之中的存在对话，有时候可能忽视了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甚至陷阱绊脚石，而容易摔倒。比如，他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而且这灵魂应该成为宇宙精神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不是某个宗教的信徒，但绝对有宗教情怀;这种超越的情怀因为不信教，而可能被某个宗教视作异端。从世俗层面来说，诗人可能是最无权无势最弱势的群体，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对宇宙、对人类的莫大视野和终极情懷。他们都是宇宙论者、人类之子。
　　必须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是不认可或者说虽然认可但不理解诗人的这些价值观的。在很多场合、单位里（哪怕是文化口的），诗歌创作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你为她献出无数的时间精力，那只能是你自己的爱好;你的诗集一部部地出版，业界和社会也认可，但在单位里，你就是不能靠诗歌挣到一个工分！他们认为，诗人们手无缚鸡之力，却把手中的笔幻想成宰牛之刀，甚至摆出上山打虎乃至上天揽月的架势，简直是不自量力，虚无缥缈，于世无益，于身无补，甚至是有害的。诗人们的行为选择经常被认为是跟正常正确的方向南辕北辙。
　　从非谐戏的角度，我想强调：诗人是一群有方向的人，那是大方向;他们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方向，也希望社会各界能给予他们选择方向的自由。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才是正确的。每个群体都有适合他们发展的方向。宽容多方向、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才是健康的、正常的、舒适的。
　　“塔”是人类所有建筑形式中几乎唯一没有现实用途的。它只有宗教上的象征性作用。佛教的塔下往往埋葬高僧的骨灰，或镇压妖魔鬼怪;基督教的塔是教堂的塔楼，整个塔身直直向上，塔尖耸入云霄，那寄托的是人类与上帝交流的欲望。所有这些塔都不具备日常生活的用途，既不住人，也不储物。就让它空着，就让它那么存在着。但它的存在与人类心灵的形而上诉求又息息相关。有时我想，没有塔，这样的诉求将无法依托。
　　正如老子所说，这世上总有一些事物，或者是造化的造物，或者是人类的产物，是无用的，又有大用，比如这塔。难道诗歌不也是一种语言之塔吗？《圣经》中所说的巴别塔，为什么人类竭尽全力要去修建它，而上帝死活不让它建成？我认为，就是因为它是语言之塔，它是诗歌。而诗歌是什么呢？诗歌的最大功能就是翻译，把上帝的语言翻译成人类的语言;人类通过诗歌而懂得上帝。而上帝，作为一个人格神，既要让人类懂他，又不想让人类全懂，人类对他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上帝是用来仰望的，而不是用来触及的。人类想要通过巴别塔上升到与上帝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地位;上帝认为那是人类的狂妄，和对他的冒犯。另外，巴别塔是人类造的，而不是上帝造的;但它因为没有实用的而只有象征性意义，所以又像是上帝造的。人类只有在形而上的追求和创造上，才可能跟上帝争一争。上帝不能容忍人类自己通过努力争取到与他平等的权利，所以坚决不让巴别塔建成。而人类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在用诗歌的方式继续建造巴别塔，寻求与上帝对话。这是诗歌作为一种反抗意志的原动力。
　　如果一定要坐实，那么，“北”指北京或北方，我现在定居的城市或地域;“北”“塔”指我生长的位于江南的两个小村子：北王村和庄塔村。很多年前，这两个村子就成为一个叫作“前跃”的社区的组成部分，作为村子的名字，它们已经被虚化，或者说被架空。 　　我用这个笔名，连接起了我的过去和现在，甚至我人生的始和终，还有我性格和风格中的南方气质和北方特点，更要连接起历史经验与本土想象之间的虚与实。
　　当然，这两个字，无论是分开还是组合，都还有一些其他向度的解释。比如，“北”指向以北岛为族长的中国当代诗歌中成员众多的我所命名的“北氏一族”。“塔”还指向“灯塔”、我的故乡苏州的北寺塔（当地有些人就简称之为“北塔”），甚至弗洛伊德所阐释的人类利比多的象征，等等。篇幅所限，在此不赘。
　　胡晓莉：您还记得自己创作第一首诗歌的情境吗？您是怎样对诗歌产生兴趣的？
　　北塔：尽管已经过去了36年，而且一直没有找到，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第一首诗名字叫《路》，创作于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时的语文老师杨腾荣先生一拿到我的涂鸦之作，就在全班同学面前当堂朗诵了。可惜，我现在不知道手稿在哪里放着。
　　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字词，但我还记得它的情绪和修辞，因为在这两个方面，它都是对《黄山松》一诗的模仿。《黄山松》曾被收入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本，不是作为正文，而是作为延伸阅读的辅文。但我对这首诗的喜爱超过了《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样的正式课文，诵读了很多遍。
　　有一天我在上学的路上，突然琢磨起脚下的路。那时，乡村里都是土路，而且是很狭窄的田埂，遇到雨雪天，我们经常滑倒，满身泥浆。那时候的少年壮志，也就是爬起来，拍拍尘污，继续行走。那时候，乡村学童的读书之路十分艰辛，但我觉得，路本身是伟大的，因为它允许我们在它身上行走，甚至跌倒;而我们呢，因为有路的默默坚韧的支撑，也就培植出了克服困难的斗志，甚至乐观起来。我的第一首诗既有借来的灵感，又有实际生活的感想，情绪饱满，用了多个比喻，写下了大概二三十行。这样的写作模式和要素，其实我一直保持到现在。
　　小时候读作品，往往不关心作者;哪怕看到作者的名字，也不会去记。我是后来才意识到《黄山松》的作者的名字的，那就是来自安徽的诗人张万舒，他一直在新华社系统工作，后来官拜新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我来北京定居后不久，大约在1995年左右，就有机会认识了他，一见面，我就向他坦承了我的诗歌写作生涯的第一步就受到他的作品的影响。
　　至于说到我对诗歌兴趣的因缘，也颇为复杂。我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敏感甚至着迷，从小就爱琢磨汉字的部首和偏旁、英文的词根和词缀，热衷于组词造句，觉得那是魔方。诗歌写作满足了我对组词造句的最大兴趣，因为诗歌需要而且也允许出新出奇。
　　当然，所有写诗行为都是从读诗开始的。我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书读。我伯父是村里会计，每天他都能拿到《人民日报》。所以，我童年时代读得最多的课外读物是《人民日报》。社论是时政要闻什么的，我一个小孩子不懂也没有兴趣。我喜欢读的是理论版和大地副刊。我至今还记得我那时读过的发表在理论版的一些重头文章，比如关于柳宗元法家思想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争鸣的文章，等等。副刊上的诗我都是一行行读下来的，碰到精彩的篇章和段落，我还会反复读，甚至抄写下来，以备后读。因为我是借阅，无权保存那些报纸。大人们还有实际的用途，比如用来糊墙，一层层地贴，以增强寒冬室内的保暖效果;比如，作为各种场合的铺垫，人可以坐在上面，物可以放在上面;而最大的用途在于如廁。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已经解冻甚至有点解放的萌芽。因此，无论是《人民日报》上的理论文章还是创作文字，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不过，我在文学起步阶段受它们影响太大，以至于后来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克服了它们的影子，臻于思想的独立性和艺术的纯粹性。
　　当然，到了青年时代（高中阶段>，爱情与荷尔蒙也是加强我对诗歌兴趣的重要因素。因为诗歌是爱情，尤其是萌动状态和爆发状态的爱情的最好载体。在我狂热地爱着的时候，我也曾狂热地写诗。胡晓莉：您好像对石头有特别的偏爱，您已出版的诗集有《石头里的琼浆》和《滚石如苔》，亦有人称您为“石头诗人”，您亦欣然接受。请谈一谈“石头”这一意象在您的作品里有着哪些不同的寓意？
　　北塔：不是《滚石如苔》，是《滚石有苔》。这个书名是反用了英国的一句谚语，即“滚石无苔（A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我把它改成了：A rolling stone gathers mosses。25岁之前，我过了七年在兰州、重庆的学游生涯，那个成语时不时闪现在我的脑子里。我也曾自认是一块滚石，从江南滚到西北，再从西北滚到西南，再从西南滚到华北，滚过了大半个中国;而且似乎始终处于无苔的状态，光秃秃的，是石头中的光棍汉，光棍汉中的石头。在那七年里，我所有的财产就是几箱子书，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送人可能都不好意思。真是赤条条来去天地间。
　　但是，后来，我转念一想，我这块滚石其实是有苔的，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来界定这苔。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或者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有形的物质意义上的或者财产意义上的苔我确实几乎没有任何积累，但是从1987年到1994年，从18岁到25岁，我所经历的人生和社会，有着许多沧海桑田的变化和轰轰烈烈的事件，我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另外，我在大西北的草原和沙漠上游历，在大西南崇山峻岭之间游走，目睹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一切所带给我的经验，尤其是体验，我所体验到的狂热、狂喜、深悲巨痛，包括悲观绝望，对民族国家的矢志不渝的爱，都是我后来人生中享受不尽的资源，而且是我写作的底气所在。我一直有点看不上那些没有跟我一样经历纷繁复杂的人的作品，以为他们的作品只是文字僵尸或精致首饰，而不是从头脑里升腾的风暴、从心灵中绽放的花朵、从火山口迸射的岩浆。
　　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的苔呢，主要指的是我在那七年之间写下的诗歌文本，不多但也不少，有的已经整理出来发表，有的还躺在箱子里。我庆幸我以物质程度最低的文字记录下大量现实人生给我带来的所思所想。它们像石碑一样留下来了，将伴随我一生，而且在我死后，也许还会留存。 　　我在《滚石有苔》的“后记”中提出了我的“石头诗学”概念。在此，我只说一下我所理解的石头这一意象的寓意。
　　我认为，石头可以作为整个宇宙人生的象征物。我这部诗集里的诗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题材紧扣石头。我把集子里的所有作品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石头作为造化的物象，第二部分是石头作为文化的物象，第三部分是石头作为内化的物象。我们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大自然、历史文化和自我内心。石头所反射的、折射的或投射的，庶几是这个世界的全部。
　　因此，我的石头诗歌的寓意可以说是极为丰富。包括我自己，至今已有五位评论家写过专门的文章加以阐释。我觉得，还远远没有穷尽，也许永远不可能穷尽。无论是原生的，还是人为的，石头意象都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有时，我恍然感觉不是我在写石头，而是石头在写我，或者说是石头通过我在表达它们自己。因此，我对石头的理解和感悟实在很有限。我的笔有时会处于一种消极的、等待的甚至是失控的状态。总之，我自己也无法理解我诗歌中的石头意象的所有寓意，尤其是那些貌似我作为作者带给它们的，但实际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隐含之意。将来研究《滚石有苔》的评论家可能在这方面更有挖掘的可能性。
　　胡晓莉：城市和乡村，有着太多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冲突。您已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写了二三百首关于北京方方面面的诗歌;您又出生在农村，对农村有着天然的依恋。请问在创作北京这一城市生活的作品时，您是怎样突破农村情结对您的羁绊的？
　　北塔：深层次讲，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是城乡二元对立，心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是对立的。当然，相比于20年前，现在这种对立情绪正在缓慢消减。
　　40年前，城乡对立非常尖锐，别说是大都市和小乡村之间的对立了，就算是村和镇之间也激烈地对立。因为国家以所谓法律形式确立的户籍制度只有两种，即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城镇户口）。
　　我的农村情结之一就是厌恶这种制度。因为这个制度造成了中国广大农村的落后、脏乱、不便甚至愚昧，也曾造成了青少年时代我的很多沮丧、痛苦和愤恨。这些“不良情绪”，我在现实中和诗文中都有表达。当然，渐渐地我开始豁达，这倒不是因为我本人也长时间享受到了所谓城市人的种种福利和便利，而是因为我变得不那么情绪化了，能更理性地去分析问题、提出想法。
　　其实，“羁绊”这个词有比较多的贬义，我不太愿意用它，或者，用“影响”这个词比较中性。因为我的农村情结更多是缘于我对农村的美好回忆和正面评价。比如，农村有温情脉脉的人情，这不仅仅是面纱，而且是现实的存在和内心的感受，比如邻里互助更加频繁，亲朋之间也更多关照。再如，生活方式的简朴与实在，环境的相对安静与干净——哪怕表面上有点脏乱，但不是污染，而城市里污染无处不在，光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人情污染、语言污染等。
　　总之，农村情结使得我对城市更多地采取旁观的、批评的、冷漠的、苛刻的态度。我很少认可自己是城里人，或北京人。当然，有人说我像农村人，也不对。因为我已经离开农村35年之久，我已经熟悉城市生活和城市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我也喜欢甚至依赖城市，它的集中、便利和效率等都是我所认可的，而且是乡村所无法比拟的。我曾经一度确实集中火力于都市形象的冷酷，不免创伤性的甚至报复性的情绪宣泄，但后来，我也学会欣赏城市的好处，选择与城市相互宽容，或者说更多地融入城市。
　　我处理城市的负面题材，一方面是为了警醒那些一心向往城市，膜拜城市化的乡下人，城市不是你所想象的伊甸园，也有种种不堪入目的现象。同时，也提醒城市治理者，或者说所有城里人，农民没有原罪，不能因为你是城里人，就似乎有天然的理由去鄙视、欺负、辱骂乡下人，其实城里的问题比乡村更多，更难治理。
　　我是中国城乡对立制度和情绪的牺牲品、受害者，我想，在书写城市时，我更多地与其说是淡化乡村情结，还不如说是要抛弃已然被内化的城乡对立思维模式。城乡一体化是一项社会运动，也是一场自我革命。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城里人，首先要在自己的心里完成城乡一体化，化对立为融合。
　　其实，我心中早就没有了城乡对立的基础。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是我写作现代主义诗歌的题材、土壤和对象。在现代主义思想和修辞的光柱照耀下，城乡之间仅仅具有纯粹场域和现象意义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即将出版的这部《巨蟒拥抱街衢——北塔北京诗选》，将是中国第一部现代主义诗学意义上的个人都市诗集。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现代主义意义上的都市诗学尚未建立起来。何谓“现代主义”？首先是城市本身应该是现代的，其次人也应该是现代的，再次诗也应该是现代的，包括对诗歌的观念和所用的修辞等。有兴趣的朋友，请看我这部诗集的长篇附录，是一篇关于都市诗学的专论。我这部诗集的特点是：诗歌的客体即北京、诗歌的主体即我本人和诗歌的本体即作品本身都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这部诗集的诗学起点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因此我最近把我这部诗集的外文名定为“LeSpleen de Pekin”，翻译过来是“北京的忧郁”。这部诗集不仅是对北京的现实的一个回应，也是对外国現代主义诗学的一个回应。
　　北京只是众多中国当代都市的一个样本。透过现象看本质，超越物象论人心。这部诗集的伦理意义和诗学价值肯定不会局限于北京，因此北京人也不必太看重我在写作时更多地采取了批判的还是赞美的视角。在完美主义的审视下，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还是外国的都市，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形象都有缺口，有伤口。疗治与自我疗治，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大城市病，也意味着大城市人的病。希望大家都把诗歌作为镜子，正视自己，尤其要鉴照自己的内心，有发现，有醒悟，然后才能有进步，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