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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雨，原名林雯，博士，MD（美国）、Ph.D（福建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品真新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医科大学毕业后赴美，在美国先从事医学科研工作，后通过美国西医执照考试，曾在达特摩斯医学院、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和纽约下城医院等地工作过11年;在海内外诗歌、散文和小说征文中多次获奖;为美国《侨报》《明报》《星岛日报》副刊专栏作家。主要出版作品：长篇小说《下城急诊室》《刀锋下的盲点》;诗集《无眠的岸》《双人舞——杨平/施雨同题诗》《施雨诗选》;散文集《我家有个小鬼子》《美国的一种成长》《美国儿子中国娘》《成长在美国——海外中小学素质教育》《上海“海归”》《归去来兮》;中译著《走进马拉卡楠宫——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传》;主编主笔《“9·11”人性辉煌——来自恐怖袭击现场的报告》。
华人女医生与美国“9·11"恐怖事件
王红旗：2011年1月，你的长篇小说《下城急诊室》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问世，小说里那位自觉奔向美国“9·11”恐怖战争，为抢救他人而牺牲的华人女医生何小寒，给人留下了永远的关于生命价值的追问。当时我看到封面上的题眼：“有那么多路云淡风轻、花团锦簇，她却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家的路。”那一根如何小寒灵魂的白色羽毛，漂游在纽约世贸大楼的上空，我的心就被震撼了。
美国“9·11”偷袭发生的时间是2001年9月11日。10年以后你创作的长篇小说《下城急诊室》，其情节发展与人物命运都与“9·1 1”恐怖战争紧密相连。请谈谈你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想，这位华人女医生何小寒，是如何诞生出来的，有原型吗？
施雨：“9·11”发生的时候，我去现场了，当时我做了很多采访，《“9·11”人性辉煌——来自恐怖袭击现场的报告》这本书我任主编兼主笔。《小寒》原来是个中篇小说，因为“9·11”的触动，我改写成了长篇小说《下城急诊室》。
在我的生活经历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像“9·11”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美国本土，两百年来也是第一次蒙受如此重大的蓄意攻击。或许因为是医生出身，一直致力于医疗科学进步和延长人类自然生命的工作，对恐怖分子如此无视生命，恣意残杀生灵的行径尤其深恶痛绝，这是我愿意承担《“9·11”人性辉煌——来自恐怖袭击现场的报道》主编与主笔任务的原因。
《下城急诊室》中的女主人公何小寒，是一位美国华人新移民医生，她怀着救死扶伤的理想，从中国到美国，在短短的一生里，她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理想。也许，这就是何小寒的宿命，在“9·11”这样一个“特定事件和環境中”，给小说的主人公何小寒医生一个展示她命运的空间与轨迹。这样一个主人公命运的轨迹，其实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命运的轨迹，在这些特定的命运背后，是丰富、深远、神秘的文化与心灵的潜藏。
这位华人女医生何小寒，是我身边很多女医生形象的综合提炼，小说主人公的人物设置，必须有这一类人（女医生）的共性，又要有作为小说灵魂人物的特殊性。许多人问，何小寒是不是有我自己的影子，当然有啦，我赋予主人公我的三观，尤其是我的价值观取向。
王红旗：小说的结构很独特，以何小寒这个女性形象的生存、职业状况为线索，一章写美国，一章写中国，叙事节奏在交错推动情节进展，彰显多重张力。尤其是小说结尾，达到一种含蓄的高潮，“9·11”恐怖战争发生后，华人女医生何小寒，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去抢救伤者，而死在双子座大楼的废墟之下。人物超越个人私我的爱情困惑，升华到以死亡救助人类的大爱，更折射出其内在人性本然的纯真善良。谈谈你安排两条线交错发展的意图。
施雨：一章写美国，一章写中国，是一种强烈的对比，犹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小说主人公何小寒在中国带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包括初恋，这是一条副线。她在美国接受西方训练，经历文化差异、冲突与融合。这是叙事主线，包括新的情感经历。两条线索交错叙事推动情节进展。
一章在中国、一章在美国的对比写法，最后把故事结束在美国的“9·11”之中。小说是以一个“在路上”的故事，吸引读者的目光，固然有不同的爱情遭际与鲜活的情节，但与其说是一个女孩流浪的心迹，不如说是爱情流浪的足迹，我们一路上跟着主人公何小寒捡拾起忧郁、奔放、激情的体验，激荡起每一根纤细的神经，窥见爱的种种悲欢离合。何小寒、高凡伟、凯文、施杰，甚至王静茹，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纳爱、表达爱。说不上谁对谁错，爱情本身就无对错可言。我们生活其中，凭借爱才能坚固我们脆弱的灵魂，“为了爱，梦一生”。有哲人说过，在没有信念的时代里，爱情被升华为一种信念，一种理想。
王红旗：因为何小寒游走于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甚至是多元文化的夹缝里，心理上处于激烈冲突的状态，其实是带有迷茫与执着求证的意味。在她从“私我”到“大爱”的精神时空里，是你对创作意识的引领与经验的诠释;也就是说，是你对情节延展与人物性格走向的个性化把握。你将何小寒的命运归属，赋予生命死亡而灵魂永生的诗意隐喻，进而提出了一个全球化问题，人类需要共同寻找一种多元融合的途径。你以何小寒的死亡来批判文化霸权与非常战争，唤醒人类的大爱、大悲悯，寻找人类如何得救。那么，在美国“9·11”恐怖战争已经过去近20年之际，请谈谈你对这次“人类性灾难”的看法。
施雨：开始，我写的时候并没想把何小寒写成死亡结局，我是陪着她一路寻找爱情的。很多读者问我把何小寒写得那么好，为什么又让她死去呢？把结尾改了吧。其实写到结尾时，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很难受……我也舍不得小寒死去。
但是，这是主人公的必然归宿，也就是在特定环境与事件中的必然结局。哪怕是作为作者的我都无法改变她的命运，这是主人公自己的因果逻辑。
“9·11”恐怖袭击事件，是人类在新世纪所遭遇的最惨烈的一次浩劫，何等剧烈地冲击了全球的政治版图和经济体系！何等严酷地考验了各国的社会机制和领袖胆略！但是，这场超级惨剧，更剧烈冲击、更严酷考验的，不是别的，是人性。 小说的主人公何小寒所证明的，正是被浩劫考验的最根本层面——逃生与救援，创痛与忧伤，关爱与互助……通过故事，讲述了人性横遭摧残，被迫殒没又依旧延续，屡屡复活……最脆弱的是人性，那么轻易地就被摧毁;最坚韧的也是人性，那么顽强地薪火传递。
王红旗：你诠释得很精辟。小说核心人物何小寒形象的塑造，突破之处还在于，她拥有精湛的医术，在职业技术方面可以与美国白人平起平坐，甚至比他们还优秀。在某种程度上有你的影子，前面讲到，当时你工作的美国医院有很多博士生，培养训练了很久，也没有具备你在国内受过严格训练的过硬技术，你还没有工作到三个月，就让你申请他的博士生了。而且，何小寒和你一样，也是在医院上班，挤时间学习考“西医执照”。你以与自我直接关涉的经验呈现人物，如异质同构的灵魂，感觉很亲近，更富有真实感。
小说对急诊室环境独特性的营造，也是其他作品里很少看到的。因为有你自己职业的切身体验，使得你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众多人物，有一种真实感。而且通过细节的描写，能够表现出入物身处顺境或逆境时的深度心理。并且小说也将想象的空间留给阅读者，构成了“互文性”对话。这样“造境”不仅模糊了文本的、文化的边界，而且，能够洞见灵魂的真相。
施雨：的确，场景式的环境描写，我写得很多，是希望通过强烈的画面感，帮助读者了解故事发生的环境，以及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心理。
王红旗：比如，小说里有一个场景，有人在生命垂危需要输血，但他的宗教仪式又不允许医生给他输血，很纠结……这样悬着故事就到此结束了。这与我们现在时时“遵医嘱”截然不同，病人的命运很多时候是应该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其实你是在细微之处呈现不同的文化差异。
施雨：医院环境里，在死亡面前人性表现得最彻底，而文化差异和冲突也最多。我是想告诉读者，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比如小说中那个器官捐献的细节，是真实发生的事，当时对我触动很大。你不能说她不爱她的丈夫，但她有她自己爱的方式。
王红旗：对。小说中写到，急诊室送来了一位因车祸已经脑死亡的男士，死者之前写过器官捐献的遗嘱。最感动人的是他的妻子赶来之后，非常冷静地配合医生核实捐献器官的各种手续，完成死者的遗愿。这是西方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与中国文化的生死观念有很大差别。尤其你写得很克制，更显示出那位妻子的理性的至爱。
就像崔卓力当时说的，医院是人类生命的极致。华人女医生何小寒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面对医院的生离死别、血腥的抢救、呼啸危急的状况，和小寒内心的苦楚、茫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小说以何小寒的个人情感蕴含着一种人类共通的普世情怀。
施雨：何小寒在急诊室工作，每天都看着有人来叩问死亡，最后她感觉到自己才是离死亡最近的那个人。其实，不只是何小寒一个人在成长，在挣扎，而是所有人在挣扎，在蜕变。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一样，中国的亲友关系更近，情感表达更强。我想表达的是，西方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遇到大悲大喜，他们不是大发泄，而是理性的克制。
王红旗：还有一种场景，是我永远不能抹去的心痛。那是“9·11”恐怖战争之后，打開运到急诊室里的一个个“尸体袋”所看到的：“一个尸体袋里装着一条左腿和半截骨盆，骨盆上还挂着阴茎和一小段结肠，鲜血淋漓。这个尸体的另一部分早上已经运了进来，一起发现的还有一个手机……另一个尸体袋里面有一个脾、一些内脏、一部分肝。”（施雨：《下城急诊室》，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 245页）这样惨烈的场景，激发起了人类对爱与和平的渴望，将中西方文化的冲撞转化为人类生命意义相通的终极关怀。那么，你构思的何小寒死于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座的废墟下，就成为一种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未来象征。
美国“9·11”，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现代性危机的综合并发症。小说最后把人物命运与此联系，不仅有很多可挖掘的想象空间，也俭释了何小寒走向死亡的内在必然，以及悲剧命运的救赎意义。小说内容与封面图，也简直是绝配。
华人女医生与美国“9·11"恐怖事件
王红旗：2011年1月，你的长篇小说《下城急诊室》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问世，小说里那位自觉奔向美国“9·11”恐怖战争，为抢救他人而牺牲的华人女医生何小寒，给人留下了永远的关于生命价值的追问。当时我看到封面上的题眼：“有那么多路云淡风轻、花团锦簇，她却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家的路。”那一根如何小寒灵魂的白色羽毛，漂游在纽约世贸大楼的上空，我的心就被震撼了。
美国“9·11”偷袭发生的时间是2001年9月11日。10年以后你创作的长篇小说《下城急诊室》，其情节发展与人物命运都与“9·1 1”恐怖战争紧密相连。请谈谈你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想，这位华人女医生何小寒，是如何诞生出来的，有原型吗？
施雨：“9·11”发生的时候，我去现场了，当时我做了很多采访，《“9·11”人性辉煌——来自恐怖袭击现场的报告》这本书我任主编兼主笔。《小寒》原来是个中篇小说，因为“9·11”的触动，我改写成了长篇小说《下城急诊室》。
在我的生活经历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像“9·11”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美国本土，两百年来也是第一次蒙受如此重大的蓄意攻击。或许因为是医生出身，一直致力于医疗科学进步和延长人类自然生命的工作，对恐怖分子如此无视生命，恣意残杀生灵的行径尤其深恶痛绝，这是我愿意承担《“9·11”人性辉煌——来自恐怖袭击现场的报道》主编与主笔任务的原因。
《下城急诊室》中的女主人公何小寒，是一位美国华人新移民医生，她怀着救死扶伤的理想，从中国到美国，在短短的一生里，她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理想。也许，这就是何小寒的宿命，在“9·11”这样一个“特定事件和環境中”，给小说的主人公何小寒医生一个展示她命运的空间与轨迹。这样一个主人公命运的轨迹，其实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命运的轨迹，在这些特定的命运背后，是丰富、深远、神秘的文化与心灵的潜藏。
这位华人女医生何小寒，是我身边很多女医生形象的综合提炼，小说主人公的人物设置，必须有这一类人（女医生）的共性，又要有作为小说灵魂人物的特殊性。许多人问，何小寒是不是有我自己的影子，当然有啦，我赋予主人公我的三观，尤其是我的价值观取向。
王红旗：小说的结构很独特，以何小寒这个女性形象的生存、职业状况为线索，一章写美国，一章写中国，叙事节奏在交错推动情节进展，彰显多重张力。尤其是小说结尾，达到一种含蓄的高潮，“9·11”恐怖战争发生后，华人女医生何小寒，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去抢救伤者，而死在双子座大楼的废墟之下。人物超越个人私我的爱情困惑，升华到以死亡救助人类的大爱，更折射出其内在人性本然的纯真善良。谈谈你安排两条线交错发展的意图。
施雨：一章写美国，一章写中国，是一种强烈的对比，犹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小说主人公何小寒在中国带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包括初恋，这是一条副线。她在美国接受西方训练，经历文化差异、冲突与融合。这是叙事主线，包括新的情感经历。两条线索交错叙事推动情节进展。
一章在中国、一章在美国的对比写法，最后把故事结束在美国的“9·11”之中。小说是以一个“在路上”的故事，吸引读者的目光，固然有不同的爱情遭际与鲜活的情节，但与其说是一个女孩流浪的心迹，不如说是爱情流浪的足迹，我们一路上跟着主人公何小寒捡拾起忧郁、奔放、激情的体验，激荡起每一根纤细的神经，窥见爱的种种悲欢离合。何小寒、高凡伟、凯文、施杰，甚至王静茹，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纳爱、表达爱。说不上谁对谁错，爱情本身就无对错可言。我们生活其中，凭借爱才能坚固我们脆弱的灵魂，“为了爱，梦一生”。有哲人说过，在没有信念的时代里，爱情被升华为一种信念，一种理想。
王红旗：因为何小寒游走于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甚至是多元文化的夹缝里，心理上处于激烈冲突的状态，其实是带有迷茫与执着求证的意味。在她从“私我”到“大爱”的精神时空里，是你对创作意识的引领与经验的诠释;也就是说，是你对情节延展与人物性格走向的个性化把握。你将何小寒的命运归属，赋予生命死亡而灵魂永生的诗意隐喻，进而提出了一个全球化问题，人类需要共同寻找一种多元融合的途径。你以何小寒的死亡来批判文化霸权与非常战争，唤醒人类的大爱、大悲悯，寻找人类如何得救。那么，在美国“9·11”恐怖战争已经过去近20年之际，请谈谈你对这次“人类性灾难”的看法。
施雨：开始，我写的时候并没想把何小寒写成死亡结局，我是陪着她一路寻找爱情的。很多读者问我把何小寒写得那么好，为什么又让她死去呢？把结尾改了吧。其实写到结尾时，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很难受……我也舍不得小寒死去。
但是，这是主人公的必然归宿，也就是在特定环境与事件中的必然结局。哪怕是作为作者的我都无法改变她的命运，这是主人公自己的因果逻辑。
“9·11”恐怖袭击事件，是人类在新世纪所遭遇的最惨烈的一次浩劫，何等剧烈地冲击了全球的政治版图和经济体系！何等严酷地考验了各国的社会机制和领袖胆略！但是，这场超级惨剧，更剧烈冲击、更严酷考验的，不是别的，是人性。 小说的主人公何小寒所证明的，正是被浩劫考验的最根本层面——逃生与救援，创痛与忧伤，关爱与互助……通过故事，讲述了人性横遭摧残，被迫殒没又依旧延续，屡屡复活……最脆弱的是人性，那么轻易地就被摧毁;最坚韧的也是人性，那么顽强地薪火传递。
王红旗：你诠释得很精辟。小说核心人物何小寒形象的塑造，突破之处还在于，她拥有精湛的医术，在职业技术方面可以与美国白人平起平坐，甚至比他们还优秀。在某种程度上有你的影子，前面讲到，当时你工作的美国医院有很多博士生，培养训练了很久，也没有具备你在国内受过严格训练的过硬技术，你还没有工作到三个月，就让你申请他的博士生了。而且，何小寒和你一样，也是在医院上班，挤时间学习考“西医执照”。你以与自我直接关涉的经验呈现人物，如异质同构的灵魂，感觉很亲近，更富有真实感。
小说对急诊室环境独特性的营造，也是其他作品里很少看到的。因为有你自己职业的切身体验，使得你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众多人物，有一种真实感。而且通过细节的描写，能够表现出入物身处顺境或逆境时的深度心理。并且小说也将想象的空间留给阅读者，构成了“互文性”对话。这样“造境”不仅模糊了文本的、文化的边界，而且，能够洞见灵魂的真相。
施雨：的确，场景式的环境描写，我写得很多，是希望通过强烈的画面感，帮助读者了解故事发生的环境，以及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心理。
王红旗：比如，小说里有一个场景，有人在生命垂危需要输血，但他的宗教仪式又不允许医生给他输血，很纠结……这样悬着故事就到此结束了。这与我们现在时时“遵医嘱”截然不同，病人的命运很多时候是应该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其实你是在细微之处呈现不同的文化差异。
施雨：医院环境里，在死亡面前人性表现得最彻底，而文化差异和冲突也最多。我是想告诉读者，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比如小说中那个器官捐献的细节，是真实发生的事，当时对我触动很大。你不能说她不爱她的丈夫，但她有她自己爱的方式。
王红旗：对。小说中写到，急诊室送来了一位因车祸已经脑死亡的男士，死者之前写过器官捐献的遗嘱。最感动人的是他的妻子赶来之后，非常冷静地配合医生核实捐献器官的各种手续，完成死者的遗愿。这是西方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与中国文化的生死观念有很大差别。尤其你写得很克制，更显示出那位妻子的理性的至爱。
就像崔卓力当时说的，医院是人类生命的极致。华人女医生何小寒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面对医院的生离死别、血腥的抢救、呼啸危急的状况，和小寒内心的苦楚、茫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小说以何小寒的个人情感蕴含着一种人类共通的普世情怀。
施雨：何小寒在急诊室工作，每天都看着有人来叩问死亡，最后她感觉到自己才是离死亡最近的那个人。其实，不只是何小寒一个人在成长，在挣扎，而是所有人在挣扎，在蜕变。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一样，中国的亲友关系更近，情感表达更强。我想表达的是，西方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遇到大悲大喜，他们不是大发泄，而是理性的克制。
王红旗：还有一种场景，是我永远不能抹去的心痛。那是“9·11”恐怖战争之后，打開运到急诊室里的一个个“尸体袋”所看到的：“一个尸体袋里装着一条左腿和半截骨盆，骨盆上还挂着阴茎和一小段结肠，鲜血淋漓。这个尸体的另一部分早上已经运了进来，一起发现的还有一个手机……另一个尸体袋里面有一个脾、一些内脏、一部分肝。”（施雨：《下城急诊室》，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 245页）这样惨烈的场景，激发起了人类对爱与和平的渴望，将中西方文化的冲撞转化为人类生命意义相通的终极关怀。那么，你构思的何小寒死于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座的废墟下，就成为一种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未来象征。
美国“9·11”，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现代性危机的综合并发症。小说最后把人物命运与此联系，不仅有很多可挖掘的想象空间，也俭释了何小寒走向死亡的内在必然，以及悲剧命运的救赎意义。小说内容与封面图，也简直是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