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首届“新国学”高层论坛的事，我虽然跟北京的不止一位老师们打电话，或者写电邮，但是我真心更忧虑他们是否真的与会——各种各样、莫名有名的忧虑。而钱理群老师在第二次的电话联系中主动表示，他不能与会，但是可以提交一个发言稿的时候，我就十分满足和轻松了：这可以读到钱老师的心声，又不用操心老师前来汕头的吃食、住行、心情……至于这其中明显的自私自利的思路，我也一时顾不上自责，反正，这样的邀请结果在我的意识里是极好的了。
　　再读钱老师《在首届新国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沉思自己能够如何回应一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一个念头飞跃而出——“这里的每一句，都是一个真诚的社会历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的话啊！”是的，自悲惨的2017年5月以后，钱理群老师在多个场合、多处文字间论及“生命学派的鲁迅研究”，我大抵明白他的意向，然而心中却另有思路。将中国、日本，乃至韩国的一系鲁迅研究者们意为“社会历史学派的鲁迅研究”，于我而言由来已久，但一直无意以此为文，大概觉得这并非什么十分重要的事情。此刻，借着钱老师文字的激发，似乎不得不多说几句。对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系鲁迅研究者们的学术、思想成果，在“生命学派”的界定之前，王富仁先生自己的称谓则是“启蒙派”的鲁迅研究（《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凡此种种，都是老师们的说法，而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在东亚，是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社会历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的：已逝的丸山异、王富仁二先生，部分意义上的伊藤虎丸先生;在世的，我们还有幸可以孜孜求教的王得后、钱理群二位先生，直至他们的老师辈中的一位、二位……如此想法，是不是学术个人主义者的标新立异而已？我并不愿意如此承认。最明显的，“竹内鲁迅”和“丸山鲁迅”是著名的对峙双峰，然而，在我的感觉里，无论竹内好，还是丸山异，鲁迅之于他们最内在的生命质素都有着相当坚固、根本的建构作用。按钱理群老师的阐释，他们二位的鲁迅研究是可以同属“生命学派的鲁迅研究”了？没错，这样的阐释思路未必就没有它相当有意味的认知价值，但是，在这思路里，似乎有些东西被混融了，我的认知欲求于此好像也还不能满足。但这是说来话长的事，这里，想依钱老师的发言，捷径般地一识“社会历史学派”鲁迅研究的核心特质。
　　研究鲁迅，或是借对鲁迅的认识，推动历史、现实的改变，包括对社会的改变和社会中人以及人的命运的改变，是“社会历史学派”鲁迅研究的重中之重。钱理群先生的发言稿坦然泰然地，也是异常浓烈地呈现着这样的特质：
　　在我的《心灵的探寻》扉页上有这样的献词：“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这句简单朴实的话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是对鲁迅的一个基本理解：鲁迅思想就是“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思想，这一判断是王得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做出的，在我和我们这些朋友中引起强烈共鸣，就自然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其次，这同时表明，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思想，也是我們这一学派研究者自己的人生与学术追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的参与感，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问题”，有一种用学术的方式参与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自觉意识。这样的研究，就自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具有某种实践性的品格，并且把自己的人生选择和学术选择、做人与治学融合为一体。其三，献词还表明，我和我们这一群朋友，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接受对象，是“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醒着的青年”。这就使得我们的鲁迅研究始终与当代同样在探讨中国问题的青年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这也是这一学派的魅力与力量所在。
　　多么好的学术追求，依旧是时代警钟！
　　以此为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是一个崇高、悲壮的逻辑起点，是“时代国族”，直至人类命运之路上的“福音”，是最值得记取的思想者的话语之一。“我们同时认为，鲁迅作品不仅直面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更把对时代现实问题开掘到民族与人类历史、文化的最深处，中国国民性、人性的最深处，因而具有预见性和超前性，也就具有了当代性，即所谓‘鲁迅的当代存在’，鲁迅就生活在我们中间。”看得出来，在这里，生生不息的根本学术路径是，无论谈论什么，最终是自有时代、社会与人的明光在前——朝着人的幸福、尊严、健康、自由的方向，追求人与社会共同的美好改变，追求历史的不息前行。“当下中国人要‘坚守精神追求，合理、健康地活着’是多么的艰难。”而坚守这样的一种活法——时至今日，有心的中国人仍然需要从鲁迅那里寻求力量，无论幸与不幸，在21世纪似乎还不见新的选择，似乎你我依旧别无选择。
　　在有关20世纪80年代“生命学派”鲁迅研究的讨论之后，钱理群老师论及了当下的国民性话题：“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国民性问题依然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钱老师谈到了时代的迁延，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同时陷入“理想、信念、信仰缺失的精神危机”之中;“做戏的虚无党”;知识分子在“治”“乱”之历史、时代间的主奴境况，奴隶、奴才之划分;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唯我主义”的狂潮（此类思潮如今似有流布世界之势，令人忧心，不由得想起鲁迅所谓“兽性之爱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性设定、生存意义;乃至，对整个国民都构成意义，但首先当是知识分子之思虑核心的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按照什么样的人性原则活着？”诸般话语，读之令知识者的你我不禁冷汗涔涔。而在学理上，人们亦不妨冷静地凝视：在钱理群老师论及的种种议题中，他的致命归路似不仅仅在——至少是不止乎个体生命品性质地的异变，而一直地、一直地瞩目人与时代、人与社会的并轨式、兼容式改变之路：社会、历史之中的“第三样时代”，与人、与青年们的或一使命的实现，与她/他们的思想境界、生命状态的精进有为。或者说，时代、社会之进步始终是其种种言说背后的关键考量因素，论及“人”，也总是社会、时代历史中的“人”。此中的微妙区分其实埋藏着深挚的历史认知价值：历史，还亟待前行，人的命运还相当不幸地为历史所捆缚啊！ 　　回到鲁迅研究，可以说，诞生于20世纪的鲁迅文学、思想、精神，以及自20世纪至今的鲁迅研究，恐怕是你我都绕不过去的“新传统”“新文化”“新国学”。谈到当年的鲁迅研究，钱先生引用了他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段话：
　　“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形成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我想说的是，这段话是有它的历史性的，这段话更多的是属于那个亟须阐释更新，也必须阐释更新的20世纪80年代的。迄今，三十多年又成过去了，“鲁迅研究”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站在“鲁迅本体”之前的阐释者们真的需要有所准备，鲁迅研究需要能够进入深具历史现场感的“知识谱系”之中，能够于时代、历史的田野间进行一番“知识考古”的阐释者。不仅仅鲁迅研究是如此，对其他作家，以及文艺现象的研究恐怕也是如此——能否相对真实地进入历史的现场及其幽深通道（学术史绝不仅仅是研究史，它同时是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是人文学者的基本能量之一。我甚至想说，人文学科的一个中上水平的教授也许可以不在她/他所讲授的领域内有怎样创新的研究，但是，她/他应该有能力建构起自己所在领域的整体性的知识谱系，而这，不仅需要付出心力进行相当程度的文本阅读，更需要某种将难免繁杂的知识点进行整体性定位，领会知识之來龙去脉，确定人文知识之“人性历史哲学”价值的能力，而养育此种能力恐是人文学科尖端讲授者的必经路径。依我的体会，这绝非一桩容易的事业。没有对人类、国族既有历史、文化的整体性领会，没有定位你所获知识的认知视野、判断依据，就没有一个人文知识讲授者在浩瀚话语海洋中的方向，而漫无话语方向的讲授者在繁杂信息横溢的当今世界，恐怕跟一只无头苍蝇没有区别;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在实体世界的利益追逐了吧。
　　基乎此，笔者近年来的感觉，一方面，一些鲁迅研究的成品，的确存在“过度阐释”的一面，但同时，如何有效地“进入鲁迅”（“神化”，或是反思鲁迅，都还在远处）成为一个问题。鲁迅研究者（不是一般读者）似乎要保持一种对“一读即有”，但求跟以往不同的漫成式作业的警惕。所谓的“新”，漫无“人性历史哲学”之价值的“新”，于作者于读者都可能是一种无惧光阴之虚掷的本能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