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吴子林先生谈述学文体，似乎为刊物一直以来的文风倡导给足了你所能想到的全部理由。随后又找到他于2017年正式发表的《“毕达哥拉斯文体”——维特斯根坦与钱钟书的对话》（《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一文，深读一次，便从“似乎”变成了“确乎”。
　　当下的学术环境，标准化体系不仅融化了学科内部的差异美，甚至连不同学科间也能熔炼出同质化的形貌。其实，今人也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种被规训之后的精致的平庸，往往再难以打捞起“照花前后镜”那样的生动之美，似乎只留下了“照镜”这样的呆板动作。吴子林先生曾以陆放翁“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有多“坏”来开篇，到底有多坏呢？——坏到“诗背后没有人”（钱穆语）;现在的学术体又到底有多“坏”呢？——坏得学术面孔模糊，不见“我”。其实，我们也见识过许多未被规训成流水线工程的“学术文章”（引号的意味在于，这些文章依循今日的标准考量，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或许今日的很多学术文章称“学术产品”更合适些），钱锺书先生《管锥篇》的笔记体;孙绍振先生讲“三国”“红楼”“李白苏轼”的演讲体;莫砺锋先生《莫砺锋诗话》的诗话体，《漫话东坡》的通俗体;以及喜欢，2017年曾陆续登载于我刊的李洁非先生的“天国之痒”系列，小说体（或也可称史传体），上谕、奏折、情报、个人回忆录、亲历见闻，学术的“料”很足，但又不乏小說风味，不少“桥段”至今仍深为记忆;等等，等等。打破文体间的画地为牢，让学术也能张扬出不主一格的风流，或许这正是对维特斯根坦所谓的“对于艺术最好的解读是艺术”的最好诠释。
　　之前有过一段偏好，不看作者，直接“逆行”读文，似乎也是想“乘之愈往，识之愈真”，能寻得一种与众不同，体味到陈义理与述风韵的兼得——思中有我，“有我之思”（吴子林语），盖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