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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适与马衡
马衡是位传奇式的学人。他生于1881年，1899年科场得意，与马鉴双双考取秀才。但他俩放弃了同年秋天在杭州举行的乡试，而改赴上海考取新式学堂南洋公学就读。之所以会这样，首先是受到他二哥马裕藻的影响，要离开旧家庭，走入新世界。马衡的业师叶浩吾崇尚新学，对马衡影响也不能小觑。更重要的影响来自他的未来岳丈老泰山叶澄衷。叶澄衷是晚清民初商界“宁波帮”的先驱和知名领袖，他对马衡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马衡在南洋公学未能竟读即行退学。原因首在他醉心金石学，而南洋公学是新式教育，所教课程完全不对路，加之学潮迭起，为不喜政治的马衡所不取，最重要的是叶澄衷去世，叶家面临分立门户，叶之子女唯马衡之未婚妻叶薇卿尚没成家，马衡、叶薇卿成婚立户成为当务之急。
成婚之后，马衡定居上海，由于叶家的富有，马衡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可以在搜集文物、精研金石、广交师友方面充分展开活动，为他毕生学养及事业奠定坚实基石。他心仪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赵有《凡将集》，故他命自己书斋为“凡将斋”。赵明诚属金石学开创性人物，系李清照之夫，夫妻二人同好金石图书，编有 《金石录》 传世。
1917年，深知四弟志向的马裕藻向蔡元培推荐马衡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征集员。1918年马衡开始任课，但马衡既无学位又无著作，人们并不认可这位潜在的大家。正好马衡在上海曾习马术，于是北大聘他为体育老师。1920年，北大开设金石学课程，马衡才得一展所长。四年后，马衡金石学集大成著作《中国金石学概要》 编好印出。马衡成为最后的金石学大师，因为后来金石学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不再独立成科。
郭沫若誉马衡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说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中国金石学第一人”。马衡在讲金石学时，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答道：“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又何以知道是假的呢？”马衡答道：“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这回答表面上看是等于没回答，然而这都是马衡在和真假文物直接过手无穷数经验的总结。打个不很确切的比喻，相声大师侯宝林学上海方言，学浙江越剧，学苏州评弹，可谓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空前绝后，包括现今最走红的郭德纲，没人敢学这些。但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三尺孩童，一听侯大师的表演，就知道这是假的，是北方人努力模仿的，所谓“高仿也是仿”者是也。辨别真假的真谛在于实践。著名学者、散文大师张中行对马衡这番话许为“金针度人”（注：传说古有采娘善刺绣，为技艺精进而于七夕祭求织女，后得金针，使刺绣水平更上层楼。借指以高明方法传授别人），当是知音者言。
1922年，北大在国学门下设考古学研究室，聘马衡为主任。后又升他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国学门是1921年成立的，主任为沈兼士，另设委员会，委员长是蔡元培，马衡是委员。国学门编辑 《国学季刊》，胡适为主任编辑。《国学季刊》 第一卷第一号即創刊号1923年出版，上面即刊登了马衡的 《石鼓为秦刻石考》，当然，同时也刊登了胡适的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此期季刊为横排版，作英文提要，为中国杂志史创举。从1927年第二卷第三号起，编委会改由朱希祖为主任，马衡成为编委会委员。从1932年第三卷第一号起，胡适又任编委会主任，马衡仍是委员。1923年，北大成立考古学会 （初名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担任会长。由此可见马衡在考古学界之地位。
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时，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王国维等为考古学通讯导师。
马衡与王国维二人之政治立场不同，马衡支持辛亥革命，而王国维忠于逊清朝廷，但马衡对王近于执弟子礼，私交甚笃。马三聘王国维任考古学通讯导师而王不就，马又第四次写信，王终于答应。马衡向王国维报告：“研究所现正编辑季刊四种，中有《国学季刊》 《文艺季刊》，拟征求先生近著分别登载……务求多多赐教，以资提倡，无任感祷。”投桃报李，王国维也不以观念有异为意，仍视马衡为值得关切的朋友。1926年王国维之子王潜明患伤寒去世，不久王又与亲家罗振玉断交，心情十分郁闷，此时得知马衡也患伤寒，仍然写信道：“此病之后，调理甚为重要，仍请节劳为荷。亡儿之病，中西二医并有贻误，亦不专咎西医，即病者自身亦枪法错乱。总之运数如此，无可说也。”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伯希和（1878—1945），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1908年他乘清朝法制疏漏、管理松弛之机，以所谓“购买”方式掠取大量敦煌文物，致使敦煌珍宝第二次大量流失海外。另一方面伯希和聪慧勤奋，通晓十三种语言，汉语流利熟练，中国古文化基础广博深厚，著作等身，仅译为中文的便有数百万字。二十二岁便成为东方学教授。其主编的杂志 《通报》，是法国重量级东方学学术刊物。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怀有很深的感情，曾因为不满日寇侵占中国东北拒绝去日本和日本占领的大连参加学术活动。伯希和尊重中国学者，从1909年开始，他与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陈寅恪、陈垣、胡适、傅斯年等人多有学术交往，帮助中国学者参观考察、影印文献颇为热心。1926年胡适出访欧洲，多次与伯希和交流学术。他在日记中记载“到伯希和家中，与他同到国家图书馆；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又在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见到伯希和，我也很爱他”。足见二人关系亲近。马衡和伯希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以考古同道相识交往。马衡聘他为考古学通讯导师。1932年底，伯希和携夫人来华考察中国文史学术发展并购买书籍，在北京受到北大、燕大、故宫、史语所等学术机构热情接待并合影留念。为筹办1936年在伦敦举办以故宫文物为主要展品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伯希和1935年曾应邀来北京参与展品遴选，与马衡多有联系。他为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促进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所与国际的交流做了积极努力。 在马衡的许多活动中，胡适都是不可或缺的参与人物。马衡1933年底辞去北大教授职务，旋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所遗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一职由胡适兼任，胡适还兼任过故宫博物院理事。马胡二人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
胡适赠马衡的书是 《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系山阴张陶庵先生原刻。“於越”，绍兴龙山唐宋摩崖石刻有此二字。“於”是古文的乌，乌是鸟的意思，而鸟是越族部落的原始图腾。
胡适在信中说：“近又得余烜刻本，故将此本送给叔平先生。胡适。十一、十二、廿五。”民国十一年是1922年。互相借书、赠书是当时文人来往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衡在上海时就以书法、治印等享有盛名。到北京后，又与王禔 （福厂）等大家时有来往。王福厂，浙江杭县人，一生治印，对浙派中兴影响极大，为“新浙派”领袖人物。1904年，西泠印社创设，王福厂是四个发起人之一。马衡为许多五四以来的学者刻过印，如于右任、陈垣、徐悲鸿、蒋梦麟、周作人、郭沫若、李济、董作宾、张继、罗家伦、毛子水等，胡适当然也有马衡为之刻的印。
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任古物馆副馆长 （时任院长的易培基兼任古物馆馆长）。他对文物保护特别上心，如山西的壁画案、王莽的青铜器案等，在这些文物的追回中，马衡均起了关键作用，也因此而得罪了一些盗卖者。在遭受盗卖者迫害的经历中，孙殿英案尤为典型。
1928年，孙殿英拥兵河北蓟县，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马兰峪清室东陵，炸开慈禧墓，盗窃大量珍宝。此贼心犹未足，又炸开乾隆墓，大肆劫掠。马衡从琉璃厂古董商处得报，即向当局举报，自己还亲往东陵进行现场调查。政府组织军事法庭审理，邀马衡作为考古专家到庭鉴定作证。但孙殿英手眼通天，以墓中珍奇行贿，使东陵盗宝案，大事化小，以致不了了之。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阎锡山欲将孙殿英收为己用，孙提出条件，要阎通缉马衡。马衡正在河北易县从事燕下都遗址考古发掘 （此项考古意义重大，2001年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时任北平警备司令的李服膺同情马衡，派人通知马衡火速暂避。
马衡离开考古现场返回家中，連夜由东交民巷进入前门火车站，乘夜车去天津，又从天津乘海轮去上海。这过程中由其弟马廉和胡适及日本友人仓石武四郎陪同。
仓石武四郎 （1897—1975），是日本著名中国学家，尤其战后成为日本现代汉语研究泰斗。他1927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与当时京华学者 （包括胡适、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廉）及诸大书店多有往来，在 《述学斋日记》 中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史料。《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是这卷日记中国版的书名。
该日记1930年6月14日写道：“四点到站检查行李。同车则马隅卿也。七点到津，遇胡适之，亦同车而不同级也。因检查烦琐，先到惠中旅馆见叔平先生。隅卿特发汽车取行李，检查也者，有名无实。遂送至埠头握别。闻叔平、适之两先生，亦此夕驾英船通州赴沪。”由仓石日记可看出，一、火车站确有盘查，虽然“有名无实”；二、马叔平、马隅卿、胡适之在分头行动，三人避免乘同一车厢；三、至津后，胡适与马衡偕往上海。
马衡在天津化名“马无咎”（咎是罪与凶的意思，无咎是表明自己虽出走却无罪无凶）。此后“无咎”就成了马衡的别名，也是对这次迫害的难忘记忆。避难南方期间，马衡曾在杭州协助侄子马巽 （马裕藻长子） 筹办西湖博览会，又经王禔等推荐，继吴昌硕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
在马衡横遭灾难的时候，胡适慨然陪同马衡同去上海，既表现了胡适的见义勇为，也体现了二人的深厚情谊。
在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学人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和想法，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南渡，有的北归，其中是非曲直，虽经时光洗涤沉淀，仍有见仁见智之说。胡适是走了，马衡是留了，人各有志，但不管采取什么态度，互相关切，仍是友谊关系的主旋律。
马衡在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思绪轨迹。
1948年12月14日
……来时过东长安街，见东单广场有小型飞机低飞欲试行降落，盖昨夜西郊机场已被破坏矣。因思适之不能不走，拟通电话，又恐不便，乃往访之。阍者言不在家，询以何往，则言不知，乃往北大访毅生。座客甚多，农学院之入城者纷纷接洽安顿之所，因辞出，毅生送至门外，私语余云：“胡先生已走矣。”乃稍慰。
1948年12月15日
闻适之昨未成行，今始南飞。
1948年12月30日
国库款仍未到，令人焦急。终日平静。（注：时马衡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要操心一大家人的日常开支及应对变化所需款项）
1948年12月31日
发一电致适之，请催款。
1949年1月9日
席慈电告南京来两电……一为适之、雪艇、立武电告应变费发六十万圆。
1949年5月12日
读昨日《人民日报》所载陈援庵致胡适之公开信，自认从前未认识且不知新民主主义，自解放后得读新书如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等书，始大彻大悟，自信不离北平之得计，劝适之及早觉悟。句句忠实，语语透彻。此老真不可及。（注：从这天的日记看，马衡已和陈垣一样选择了自己的取向，并和胡适作了切割）
三、胡适与马鉴
马鉴一生道路含有多处巧合，在许多偶然之中，又似乎包含着必然的因素，隐隐然存有因果关系，回顾往事，颇有意味。
马鉴是和马衡一起考上秀才，一起放弃乡试改上南洋公学的。两人只差两岁，是诸马昆仲之中感情最好的两兄弟。只是马衡有了叶家的婚姻，走了另一条成才之路，马鉴则以南洋公学为人生事业的起点。
马鉴在南洋公学认识两个人，这两个人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第一个是蔡元培，蔡元培是马鉴的偶像，马鉴终生服膺蔡的“教育救国”论。蔡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第二个是美籍汉学家福开森，时任南洋公学监院。年轻的马鉴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 蔡元培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编辑 《俄事警闻》 （后改名《警钟日报》），这些活动马鉴都积极参与，开始与蔡先生日渐亲近。马鉴后赴浙江两级师范教书，走上“教育救国”道路。
福开森从南洋公学监院改任中国红十字会董事后，特向筹办、中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推荐当年的得意门生马鉴为预科教员。马鉴在协和这一干就是八年。协和规定任职七年可申请出国进修，从未出国已四十三岁兼有七个孩子的马鉴没有放弃这个机会，1925年毅然决然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
在哥大，马鉴师从美国现代最有名的教育家杜威，还有当时尚年轻但是后来任第三位丁龙讲座教授 （哥大东亚领域最高荣誉教席） 的富路特 （注：20世纪80年代富路特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与费正清齐名，黄仁宇的 《万历十五年》推荐序言系富路特撰）。年轻的富路特一面教马鉴，一面向马鉴学古汉语，二人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
胡适是1915年入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博士，师从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终其一生信奉。胡适读博当时并未取得毕业证，真正获得博士学位是在十年后，胡适接受博士学位时的“傧相”就是富路特。这样，马鉴虽大胡适八岁，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先后同学了。
实用主义作为一门哲学，产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之时，当时哲学脱离生活，钻进象牙塔 （百年之后，似亦复如是），实用主义试图将哲学变得实用，提出“有用即真理，真理即有用”。胡适接受这套理论，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甚至提出“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主张，胡还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论，提出“知难，行亦不易”。这些都是实用主义的中国版论调。这些“胡说”对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似应不无影响。
马鉴从哥大归来，受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初任主任，马鉴面对的国文系师资实是贫乏，大将只周作人一人，助教是许地山。经过两年努力，惨淡经营，马鉴麾下的师资队伍大为改观。吴雷川、黄子通、容庚、沈士远为教授，郭绍虞为副教授，因前来兼职而以讲师谦称 （实则待遇高于教授） 的有沈尹默、俞平伯、钱玄同、马裕藻、黎锦熙，当时的谢冰心只能当个助教。
在马鉴心目中，蔡元培始终是他的榜样，马鉴是本着“教育救国”的指导思想来建设国文系的。他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引进人才，中学教师钱穆，因文史有专长，亦被礼聘。后来还有朱自清、郑振铎加盟，燕大国文系实力更为雄厚了。
马鉴曾任燕京大学图书委员会主席，对图书馆的建设也贡献甚大。他不仅千方百计筹措图书购置费，而且把购书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员，中文书由国学研究所导师建议，西文书由各学系主持，更设置意见箱，教员学生均可投书请购，学术气氛大为活跃。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燕京也遭遇财政困难。1935年，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提出“百万基金”计划，发动教职员、校友、名人 （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胡适等） 捐献鼓吹。司徒雷登聘马鉴负责“百万基金”事宜，马鉴通过学生的关系，与山西建立联系，竟从“山西王”阎锡山手中募得万元，可见其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之功。
没有胡适，许地山可能不会去香港大学。没有许地山，马鉴也可能不会离京赴港。香港大学1911年成立，其改革的发端始自胡适。胡适主持“中英庚款”在文化教育上的使用，港大是受惠者，受惠理由主要与中文系有关。胡适1935年接受港大名誉学位，同时在港发表《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演讲，提出香港中文教育改革问题。改革首先要解决中文系负责人人选，港大提出四项条件：一、高明的国学家；二、通晓英语；三、有管理才干；四、广东籍。这没难倒胡适，胡推出他哥伦比亚大学同学、燕大教授、广东揭阳人许地山。许地山被聘为港大文学院主任教授，主持中文学院的改革。
许地山就任六个月时，马鉴为募集“百万基金”来到香港。许地山见了马鉴大喜。为什么？原来许在港大四项条件中最缺的是管理才干。许地山是书痴学迷，为此常常忘了理事，而马鉴不仅学问好，办事能力也强于许。许颇有自知之明，力劝马来港大做他的左膀右臂。
马鉴南下港大，与许地山一起，使港大的中文建设卓见成效。不久，抗战开始，香港成抗战文化中心之一。蔡元培也来香港，并曾为马鉴书房“老学斋”（注：“老学斋”有学陆游“老学庵”之意） 题写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马鉴痛失师尊。1941年暑假许地山又突然去世，年仅四十九岁，其行政工作担子自然落在平时即襄助许地山的马鉴双肩。
在“五马”兄弟中马鉴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大，他崇奉自由主义，还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出于爱国、正义与博爱的理念，他对中国革命和左翼知识分子抱同情和支持态度。1927年李大钊就义后，其子李葆华曾在马鉴燕园家中避险。1929年鲁迅由沪来北平，马鉴热情邀请鲁迅来燕大演讲并聘其出任教授。1941年在香港举行的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和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紀念会，都由马鉴担任会议主席。参加会议的有胡乔木、胡风、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端木蕻良、千家驹等众多左翼人士。日寇占领香港后，马鉴坚拒伪职，冒险经澳门进入大后方，出任成都燕大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重返港大，任中文系主任教授。1951年退休。
三年内战时期，马鉴身为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留港理事，与其他几位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等人发表声明，支持迅速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他支持家人和亲友参加新中国建设。长子马咸是经济学家，曾任台湾银行行长，在1949年中共台湾地下组织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仍冒险留台进行革命工作；次子马蒙曾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三子马豫抗战时期投笔从戎，成为空军轰炸机驾驶员，战后参加两航起义，对大陆民航建设卓有贡献；四子马临是生化专家，曾两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邵逸夫先生捐巨资助教事业的主要助手和执行者。马蒙、马豫和其长兄一样，为国家作过不为人知的贡献。
1955年，正当马鉴想回归故乡宁波终老之时，传来四哥马衡蒙冤去职，抑郁而终的消息。同时得知马衡幼子马文冲以“台湾特务”的不实嫌疑被押往山东劳改。马文冲回国就是马鉴受马衡之托力劝的结果。马鉴最终放弃了回老家的想法，决心安老香港。但他仍关心新中国建设和发展，1958年以七十六岁高龄担任香港国庆观礼团团长，回港不顾疾病染身，多次演讲盛赞新中国的建设成就。1959年5月马鉴因患癌症辞世。
回首往事，胡适与“三马”生活在20世纪前叶和中叶，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在传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知识，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受到爱国、民主、科学思想的启蒙，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或倾向社会主义或倾向自由主义，尽管外敌入侵，内战频仍，经济落后，民生困苦，仍然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促进了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他们对我国现代化所做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记忆。
（选自《老照片·第110辑》/冯克力 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年12月版）
马衡是位传奇式的学人。他生于1881年，1899年科场得意，与马鉴双双考取秀才。但他俩放弃了同年秋天在杭州举行的乡试，而改赴上海考取新式学堂南洋公学就读。之所以会这样，首先是受到他二哥马裕藻的影响，要离开旧家庭，走入新世界。马衡的业师叶浩吾崇尚新学，对马衡影响也不能小觑。更重要的影响来自他的未来岳丈老泰山叶澄衷。叶澄衷是晚清民初商界“宁波帮”的先驱和知名领袖，他对马衡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马衡在南洋公学未能竟读即行退学。原因首在他醉心金石学，而南洋公学是新式教育，所教课程完全不对路，加之学潮迭起，为不喜政治的马衡所不取，最重要的是叶澄衷去世，叶家面临分立门户，叶之子女唯马衡之未婚妻叶薇卿尚没成家，马衡、叶薇卿成婚立户成为当务之急。
成婚之后，马衡定居上海，由于叶家的富有，马衡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可以在搜集文物、精研金石、广交师友方面充分展开活动，为他毕生学养及事业奠定坚实基石。他心仪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赵有《凡将集》，故他命自己书斋为“凡将斋”。赵明诚属金石学开创性人物，系李清照之夫，夫妻二人同好金石图书，编有 《金石录》 传世。
1917年，深知四弟志向的马裕藻向蔡元培推荐马衡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征集员。1918年马衡开始任课，但马衡既无学位又无著作，人们并不认可这位潜在的大家。正好马衡在上海曾习马术，于是北大聘他为体育老师。1920年，北大开设金石学课程，马衡才得一展所长。四年后，马衡金石学集大成著作《中国金石学概要》 编好印出。马衡成为最后的金石学大师，因为后来金石学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不再独立成科。
郭沫若誉马衡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说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中国金石学第一人”。马衡在讲金石学时，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答道：“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又何以知道是假的呢？”马衡答道：“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这回答表面上看是等于没回答，然而这都是马衡在和真假文物直接过手无穷数经验的总结。打个不很确切的比喻，相声大师侯宝林学上海方言，学浙江越剧，学苏州评弹，可谓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空前绝后，包括现今最走红的郭德纲，没人敢学这些。但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三尺孩童，一听侯大师的表演，就知道这是假的，是北方人努力模仿的，所谓“高仿也是仿”者是也。辨别真假的真谛在于实践。著名学者、散文大师张中行对马衡这番话许为“金针度人”（注：传说古有采娘善刺绣，为技艺精进而于七夕祭求织女，后得金针，使刺绣水平更上层楼。借指以高明方法传授别人），当是知音者言。
1922年，北大在国学门下设考古学研究室，聘马衡为主任。后又升他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国学门是1921年成立的，主任为沈兼士，另设委员会，委员长是蔡元培，马衡是委员。国学门编辑 《国学季刊》，胡适为主任编辑。《国学季刊》 第一卷第一号即創刊号1923年出版，上面即刊登了马衡的 《石鼓为秦刻石考》，当然，同时也刊登了胡适的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此期季刊为横排版，作英文提要，为中国杂志史创举。从1927年第二卷第三号起，编委会改由朱希祖为主任，马衡成为编委会委员。从1932年第三卷第一号起，胡适又任编委会主任，马衡仍是委员。1923年，北大成立考古学会 （初名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担任会长。由此可见马衡在考古学界之地位。
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时，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王国维等为考古学通讯导师。
马衡与王国维二人之政治立场不同，马衡支持辛亥革命，而王国维忠于逊清朝廷，但马衡对王近于执弟子礼，私交甚笃。马三聘王国维任考古学通讯导师而王不就，马又第四次写信，王终于答应。马衡向王国维报告：“研究所现正编辑季刊四种，中有《国学季刊》 《文艺季刊》，拟征求先生近著分别登载……务求多多赐教，以资提倡，无任感祷。”投桃报李，王国维也不以观念有异为意，仍视马衡为值得关切的朋友。1926年王国维之子王潜明患伤寒去世，不久王又与亲家罗振玉断交，心情十分郁闷，此时得知马衡也患伤寒，仍然写信道：“此病之后，调理甚为重要，仍请节劳为荷。亡儿之病，中西二医并有贻误，亦不专咎西医，即病者自身亦枪法错乱。总之运数如此，无可说也。”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伯希和（1878—1945），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1908年他乘清朝法制疏漏、管理松弛之机，以所谓“购买”方式掠取大量敦煌文物，致使敦煌珍宝第二次大量流失海外。另一方面伯希和聪慧勤奋，通晓十三种语言，汉语流利熟练，中国古文化基础广博深厚，著作等身，仅译为中文的便有数百万字。二十二岁便成为东方学教授。其主编的杂志 《通报》，是法国重量级东方学学术刊物。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怀有很深的感情，曾因为不满日寇侵占中国东北拒绝去日本和日本占领的大连参加学术活动。伯希和尊重中国学者，从1909年开始，他与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陈寅恪、陈垣、胡适、傅斯年等人多有学术交往，帮助中国学者参观考察、影印文献颇为热心。1926年胡适出访欧洲，多次与伯希和交流学术。他在日记中记载“到伯希和家中，与他同到国家图书馆；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又在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见到伯希和，我也很爱他”。足见二人关系亲近。马衡和伯希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以考古同道相识交往。马衡聘他为考古学通讯导师。1932年底，伯希和携夫人来华考察中国文史学术发展并购买书籍，在北京受到北大、燕大、故宫、史语所等学术机构热情接待并合影留念。为筹办1936年在伦敦举办以故宫文物为主要展品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伯希和1935年曾应邀来北京参与展品遴选，与马衡多有联系。他为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促进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所与国际的交流做了积极努力。 在马衡的许多活动中，胡适都是不可或缺的参与人物。马衡1933年底辞去北大教授职务，旋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所遗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一职由胡适兼任，胡适还兼任过故宫博物院理事。马胡二人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
胡适赠马衡的书是 《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系山阴张陶庵先生原刻。“於越”，绍兴龙山唐宋摩崖石刻有此二字。“於”是古文的乌，乌是鸟的意思，而鸟是越族部落的原始图腾。
胡适在信中说：“近又得余烜刻本，故将此本送给叔平先生。胡适。十一、十二、廿五。”民国十一年是1922年。互相借书、赠书是当时文人来往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衡在上海时就以书法、治印等享有盛名。到北京后，又与王禔 （福厂）等大家时有来往。王福厂，浙江杭县人，一生治印，对浙派中兴影响极大，为“新浙派”领袖人物。1904年，西泠印社创设，王福厂是四个发起人之一。马衡为许多五四以来的学者刻过印，如于右任、陈垣、徐悲鸿、蒋梦麟、周作人、郭沫若、李济、董作宾、张继、罗家伦、毛子水等，胡适当然也有马衡为之刻的印。
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任古物馆副馆长 （时任院长的易培基兼任古物馆馆长）。他对文物保护特别上心，如山西的壁画案、王莽的青铜器案等，在这些文物的追回中，马衡均起了关键作用，也因此而得罪了一些盗卖者。在遭受盗卖者迫害的经历中，孙殿英案尤为典型。
1928年，孙殿英拥兵河北蓟县，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马兰峪清室东陵，炸开慈禧墓，盗窃大量珍宝。此贼心犹未足，又炸开乾隆墓，大肆劫掠。马衡从琉璃厂古董商处得报，即向当局举报，自己还亲往东陵进行现场调查。政府组织军事法庭审理，邀马衡作为考古专家到庭鉴定作证。但孙殿英手眼通天，以墓中珍奇行贿，使东陵盗宝案，大事化小，以致不了了之。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阎锡山欲将孙殿英收为己用，孙提出条件，要阎通缉马衡。马衡正在河北易县从事燕下都遗址考古发掘 （此项考古意义重大，2001年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时任北平警备司令的李服膺同情马衡，派人通知马衡火速暂避。
马衡离开考古现场返回家中，連夜由东交民巷进入前门火车站，乘夜车去天津，又从天津乘海轮去上海。这过程中由其弟马廉和胡适及日本友人仓石武四郎陪同。
仓石武四郎 （1897—1975），是日本著名中国学家，尤其战后成为日本现代汉语研究泰斗。他1927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与当时京华学者 （包括胡适、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廉）及诸大书店多有往来，在 《述学斋日记》 中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史料。《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是这卷日记中国版的书名。
该日记1930年6月14日写道：“四点到站检查行李。同车则马隅卿也。七点到津，遇胡适之，亦同车而不同级也。因检查烦琐，先到惠中旅馆见叔平先生。隅卿特发汽车取行李，检查也者，有名无实。遂送至埠头握别。闻叔平、适之两先生，亦此夕驾英船通州赴沪。”由仓石日记可看出，一、火车站确有盘查，虽然“有名无实”；二、马叔平、马隅卿、胡适之在分头行动，三人避免乘同一车厢；三、至津后，胡适与马衡偕往上海。
马衡在天津化名“马无咎”（咎是罪与凶的意思，无咎是表明自己虽出走却无罪无凶）。此后“无咎”就成了马衡的别名，也是对这次迫害的难忘记忆。避难南方期间，马衡曾在杭州协助侄子马巽 （马裕藻长子） 筹办西湖博览会，又经王禔等推荐，继吴昌硕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
在马衡横遭灾难的时候，胡适慨然陪同马衡同去上海，既表现了胡适的见义勇为，也体现了二人的深厚情谊。
在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学人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和想法，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的南渡，有的北归，其中是非曲直，虽经时光洗涤沉淀，仍有见仁见智之说。胡适是走了，马衡是留了，人各有志，但不管采取什么态度，互相关切，仍是友谊关系的主旋律。
马衡在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思绪轨迹。
1948年12月14日
……来时过东长安街，见东单广场有小型飞机低飞欲试行降落，盖昨夜西郊机场已被破坏矣。因思适之不能不走，拟通电话，又恐不便，乃往访之。阍者言不在家，询以何往，则言不知，乃往北大访毅生。座客甚多，农学院之入城者纷纷接洽安顿之所，因辞出，毅生送至门外，私语余云：“胡先生已走矣。”乃稍慰。
1948年12月15日
闻适之昨未成行，今始南飞。
1948年12月30日
国库款仍未到，令人焦急。终日平静。（注：时马衡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要操心一大家人的日常开支及应对变化所需款项）
1948年12月31日
发一电致适之，请催款。
1949年1月9日
席慈电告南京来两电……一为适之、雪艇、立武电告应变费发六十万圆。
1949年5月12日
读昨日《人民日报》所载陈援庵致胡适之公开信，自认从前未认识且不知新民主主义，自解放后得读新书如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等书，始大彻大悟，自信不离北平之得计，劝适之及早觉悟。句句忠实，语语透彻。此老真不可及。（注：从这天的日记看，马衡已和陈垣一样选择了自己的取向，并和胡适作了切割）
三、胡适与马鉴
马鉴一生道路含有多处巧合，在许多偶然之中，又似乎包含着必然的因素，隐隐然存有因果关系，回顾往事，颇有意味。
马鉴是和马衡一起考上秀才，一起放弃乡试改上南洋公学的。两人只差两岁，是诸马昆仲之中感情最好的两兄弟。只是马衡有了叶家的婚姻，走了另一条成才之路，马鉴则以南洋公学为人生事业的起点。
马鉴在南洋公学认识两个人，这两个人对他一生都有影响。第一个是蔡元培，蔡元培是马鉴的偶像，马鉴终生服膺蔡的“教育救国”论。蔡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第二个是美籍汉学家福开森，时任南洋公学监院。年轻的马鉴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 蔡元培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编辑 《俄事警闻》 （后改名《警钟日报》），这些活动马鉴都积极参与，开始与蔡先生日渐亲近。马鉴后赴浙江两级师范教书，走上“教育救国”道路。
福开森从南洋公学监院改任中国红十字会董事后，特向筹办、中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推荐当年的得意门生马鉴为预科教员。马鉴在协和这一干就是八年。协和规定任职七年可申请出国进修，从未出国已四十三岁兼有七个孩子的马鉴没有放弃这个机会，1925年毅然决然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
在哥大，马鉴师从美国现代最有名的教育家杜威，还有当时尚年轻但是后来任第三位丁龙讲座教授 （哥大东亚领域最高荣誉教席） 的富路特 （注：20世纪80年代富路特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与费正清齐名，黄仁宇的 《万历十五年》推荐序言系富路特撰）。年轻的富路特一面教马鉴，一面向马鉴学古汉语，二人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
胡适是1915年入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博士，师从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终其一生信奉。胡适读博当时并未取得毕业证，真正获得博士学位是在十年后，胡适接受博士学位时的“傧相”就是富路特。这样，马鉴虽大胡适八岁，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先后同学了。
实用主义作为一门哲学，产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之时，当时哲学脱离生活，钻进象牙塔 （百年之后，似亦复如是），实用主义试图将哲学变得实用，提出“有用即真理，真理即有用”。胡适接受这套理论，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甚至提出“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主张，胡还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论，提出“知难，行亦不易”。这些都是实用主义的中国版论调。这些“胡说”对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似应不无影响。
马鉴从哥大归来，受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初任主任，马鉴面对的国文系师资实是贫乏，大将只周作人一人，助教是许地山。经过两年努力，惨淡经营，马鉴麾下的师资队伍大为改观。吴雷川、黄子通、容庚、沈士远为教授，郭绍虞为副教授，因前来兼职而以讲师谦称 （实则待遇高于教授） 的有沈尹默、俞平伯、钱玄同、马裕藻、黎锦熙，当时的谢冰心只能当个助教。
在马鉴心目中，蔡元培始终是他的榜样，马鉴是本着“教育救国”的指导思想来建设国文系的。他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引进人才，中学教师钱穆，因文史有专长，亦被礼聘。后来还有朱自清、郑振铎加盟，燕大国文系实力更为雄厚了。
马鉴曾任燕京大学图书委员会主席，对图书馆的建设也贡献甚大。他不仅千方百计筹措图书购置费，而且把购书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员，中文书由国学研究所导师建议，西文书由各学系主持，更设置意见箱，教员学生均可投书请购，学术气氛大为活跃。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燕京也遭遇财政困难。1935年，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提出“百万基金”计划，发动教职员、校友、名人 （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胡适等） 捐献鼓吹。司徒雷登聘马鉴负责“百万基金”事宜，马鉴通过学生的关系，与山西建立联系，竟从“山西王”阎锡山手中募得万元，可见其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之功。
没有胡适，许地山可能不会去香港大学。没有许地山，马鉴也可能不会离京赴港。香港大学1911年成立，其改革的发端始自胡适。胡适主持“中英庚款”在文化教育上的使用，港大是受惠者，受惠理由主要与中文系有关。胡适1935年接受港大名誉学位，同时在港发表《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演讲，提出香港中文教育改革问题。改革首先要解决中文系负责人人选，港大提出四项条件：一、高明的国学家；二、通晓英语；三、有管理才干；四、广东籍。这没难倒胡适，胡推出他哥伦比亚大学同学、燕大教授、广东揭阳人许地山。许地山被聘为港大文学院主任教授，主持中文学院的改革。
许地山就任六个月时，马鉴为募集“百万基金”来到香港。许地山见了马鉴大喜。为什么？原来许在港大四项条件中最缺的是管理才干。许地山是书痴学迷，为此常常忘了理事，而马鉴不仅学问好，办事能力也强于许。许颇有自知之明，力劝马来港大做他的左膀右臂。
马鉴南下港大，与许地山一起，使港大的中文建设卓见成效。不久，抗战开始，香港成抗战文化中心之一。蔡元培也来香港，并曾为马鉴书房“老学斋”（注：“老学斋”有学陆游“老学庵”之意） 题写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马鉴痛失师尊。1941年暑假许地山又突然去世，年仅四十九岁，其行政工作担子自然落在平时即襄助许地山的马鉴双肩。
在“五马”兄弟中马鉴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大，他崇奉自由主义，还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出于爱国、正义与博爱的理念，他对中国革命和左翼知识分子抱同情和支持态度。1927年李大钊就义后，其子李葆华曾在马鉴燕园家中避险。1929年鲁迅由沪来北平，马鉴热情邀请鲁迅来燕大演讲并聘其出任教授。1941年在香港举行的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和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紀念会，都由马鉴担任会议主席。参加会议的有胡乔木、胡风、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端木蕻良、千家驹等众多左翼人士。日寇占领香港后，马鉴坚拒伪职，冒险经澳门进入大后方，出任成都燕大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重返港大，任中文系主任教授。1951年退休。
三年内战时期，马鉴身为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留港理事，与其他几位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等人发表声明，支持迅速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他支持家人和亲友参加新中国建设。长子马咸是经济学家，曾任台湾银行行长，在1949年中共台湾地下组织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仍冒险留台进行革命工作；次子马蒙曾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三子马豫抗战时期投笔从戎，成为空军轰炸机驾驶员，战后参加两航起义，对大陆民航建设卓有贡献；四子马临是生化专家，曾两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邵逸夫先生捐巨资助教事业的主要助手和执行者。马蒙、马豫和其长兄一样，为国家作过不为人知的贡献。
1955年，正当马鉴想回归故乡宁波终老之时，传来四哥马衡蒙冤去职，抑郁而终的消息。同时得知马衡幼子马文冲以“台湾特务”的不实嫌疑被押往山东劳改。马文冲回国就是马鉴受马衡之托力劝的结果。马鉴最终放弃了回老家的想法，决心安老香港。但他仍关心新中国建设和发展，1958年以七十六岁高龄担任香港国庆观礼团团长，回港不顾疾病染身，多次演讲盛赞新中国的建设成就。1959年5月马鉴因患癌症辞世。
回首往事，胡适与“三马”生活在20世纪前叶和中叶，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在传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知识，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受到爱国、民主、科学思想的启蒙，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或倾向社会主义或倾向自由主义，尽管外敌入侵，内战频仍，经济落后，民生困苦，仍然努力工作，报效国家，促进了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他们对我国现代化所做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记忆。
（选自《老照片·第110辑》/冯克力 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