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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张贤亮小说的知识分子言说，揭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里发生的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冲突。本文以他的《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例，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一，身份的认定与身份的认同；其二，忏悔与伪忏悔；其三，个体回忆与集体回忆。
关键词：张贤亮小说 知识分子言说 身份 忏悔 回忆
张贤亮是20世纪中国最有价值的作家之一，因为作为80年代反思文学的主将，他的小说揭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冲突——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张贤亮的学历并不高，但他是“归来”一代里知识分子意识最强的作家。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张贤亮年纪轻轻就选择去西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因为富有写作才华，50年代初期就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22年的苦难生涯，1979年才得以平反，重新回归文坛，与王蒙、丛维熙、刘绍棠等合称为“归来的作家”。对于一个青年文化人所经历的批斗、劳教、劳改、“群专”等不一而足的政治摧残和人生磨难，张贤亮没有把它看成仅仅是个人的不幸遭遇，而是借用阿·托尔斯泰的话把它命名为知识分子“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历程。他的小说因而可以看作是历经劫难后的知识分子的言说，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的言说。本文试图以张贤亮在80年代创作的两部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例，对张贤亮小说知识分子言说的特点及意义作进一步的分析。
其一，两种身份的扭结：身份的认定与身份的认同
“身份对于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是在他这个社会里的位置。”i“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ii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份的被认定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密不可分。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转变自己的立场，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思想，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毛泽东认为，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不过是一张皮，依附在哪个阶级，就为哪个阶级服务，因此，他们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软弱性、虚伪性。”iii意思是知识分子只有依附于无产阶级才有前途。他还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iv这是从革命实践的角度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由于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决定了他们与革命的关系。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对知识分子的命运起着决定作用。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属性与地位已有明确的界定的话，那么，在20世纪50、60年代知识分子的称谓和命运就随政策、时局左右摇摆了。1954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受到批评，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称“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明他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新的看法。据李锐讲，“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将‘现代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大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我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也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分子。’（同上书，第273页）”v知识分子被认定为缺少实践、脱离群众，必须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身份被不断塑造，塑造的过程是在不断远离本阶层属性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农民在政治伦理关系中戏剧性地颠倒。知识分子在接受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逻辑对其身份认定与知识分子本阶层的自我认同有可能会相悖。而这种相悖性在张贤亮小说的叙事缝隙中得以呈现。
在《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璘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其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名人，“父亲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在1957年因为一首诗被定为“右派”、“阶级敌人”，经过两次劳改，“反右”运动十年过去了，但章永璘的诗却不断拿出来示众。因为政治的需要，反右被扩大化。“营业部主任”被认定为右派，却是因为“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罗宗祺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拉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司令部在哪里，指挥过什么战役’……”政治认定打击和侵蚀着章永璘、黑子、罗宗祺、“营业部主任”等在政治浪潮中无辜受到冲击的人。小说中章永璘的行为和心理描写却不断与身份的政治认定产生背谬。章永璘一直在努力通过阅读《资本论》来寻求投身危险的社会改革，努力走在社会的前沿，本来改革、国家的命运对于农民并不是可以唤醒其主体意识的词汇，然而在政治意识认定中，知识分子却需要接受广大农民的改造。“……但那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改造，强制我用原始的、粗蛮的方式来改造自然，因而我也几乎被改造成原始人、粗蛮的人。”章永璘借用《资本论》这个较为安全的“理论武器”批判了政治认定的荒谬性。“这个农场并不能使我感到乐观，并不能把我的文化知识发挥出来，以检验我的改造程度。”章永璘在质疑劳动改造否定政治认定的过程，同样也是恢复知识分子阶层自我认同的过程。虽然劳改让章永璘处在纯粹是“物质与力的世界”，“靠本能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但是他的内心又在追求“活着的目的”和“比活着更高的东西”，不断寻求“超越自己”。就恰如小说中所说“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说明章永璘意识到他作为脑力劳动者与筋肉劳动者存在差别，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智力是超越了筋肉劳动者的。作者对章永璘劳改生活的叙述为两种身份的扭结穿上了反讽的外衣。 其二，两种话语：忏悔与伪忏悔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中谈及：“忏悔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之中展开的、特殊的话语方式，即‘话语仪式’。”vi按照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忏悔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显性或者隐形的权力结构。忏悔主体和忏悔客体之间（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尽管后者可以不以具体的形象在场，但隐形的存在并不影响其对前者所具有的支配和控制力量。忏悔话语的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忏悔客体来决定的。在具体的语境中，忏悔客体即便没有具体的言语表达，但却充当着真正的主体。因此，“谁在听？”成为解析忏悔行为背后权力关系的关键。在张贤亮的两部小说中，分析忏悔的真正表达，首先必须确定谁是背后倾听忏悔的人？即，谁才是真正的忏悔客体。
在张贤亮的两部小说中，从最表层来看，主人公章永璘的忏悔对象分为两种：其一是对自我的忏悔；其二是对劳动人民的忏悔。深入分析其忏悔话语会清晰看出章永璘的忏悔最终指向的客体是政治权力话语建构的社会实体。正因为如此，章永璘生存处境极为恶劣，却要让他作出忏悔，这样的忏悔就只能是反讽式的，特殊的语境使主人公的自我检讨变成了伪忏悔。在张贤亮这两部小说里，已有的苦难是主人公应该忏悔的前提，这在逻辑上就颠倒了忏悔的主客体的关系。“我这个没落的阶级家庭出生的最后一代，永远不能享受美好的东西。”“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一生的目的都在于改造自己。”看上去，受难者在接受忏悔客体的律令，实则在暗中质疑。小说把苦难越是写得具体，忏悔的诚意就越是令人生疑。作品的精彩之处是在“吃”上面做足了文章。章永璘用罐头筒打饭，利用视觉误差，每顿饭比其他劳改人员多一百毫升。“进伙房刮馍馍渣。”利用“打糨子”的稗子面做煎饼。在极端物质贫乏，巨大的体力消耗和内心焦灼的情况下，白天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饥饿对于章永璘是一个清晰的实体：“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撞；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昨夜里那些聚拢来的精神碎片又四面迸散了，我又成了生活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活着的狼孩。”他只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知识寻找吃食，争取活下来的希望。晚上，章永璘认为自己沦为“狼孩”的境地，充满愧悔。“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总比心灵的痛苦好受。”上文已经谈到极左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身份的认定，这种认定主要根据毛泽东的论定“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等一系列的“反智主义”观点以及据此采取的政策。一方面，章永璘作为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的重创中不是走向文明而是走向“原始”，回到本能。他为自己知识用在追求身体的本能需要而忏悔；另一方面，他又在生活方面为自己的智能和知识而感到苦涩的自得和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只有利用智能，章永璘才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利用“力学”让自己在背负重物中省些力气，利用视觉误差让自己得到比其他人多很多的稀饭，利用统筹学知识，在集市上“换萝卜”中赚钱。张贤亮对章永璘的内心独白和生活的描写，引起的是对于知识分子生存的关注，对历史的反思。作者的叙述就这样渐渐从忏悔中剥离出来。其二，是对于马缨花、黄香久等劳动人民的忏悔。黄香久把章永璘由“半个人”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章永璘选择离开。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面前的阉割是一个隐喻，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张贤亮是“用男人和女人来隐喻知识分子跟人民和土地的关系”vii。小说最后章永璘认识到“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事！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黄香久、马缨花和章永璘的关系，隐喻着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关系，即“筋肉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关系。张贤亮通过“书生落难，女子搭救”继而又离开的形式，肯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彼此的价值，又表达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差别。章永璘在向曾经协助自己完成自我认同的劳动人民表示愧悔的同时，又在肯定知识分子不应该是附着在农民阶级上的皮毛，他们有着自己的价值和归宿，这两种情愫是两种力相互撕扯。忏悔指向的忏悔客体是给予政治身份认定的政治话语系统，伪忏悔指向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言说系统。而自身的话语系统不得不在政治话语的缝隙中得到表现。80年代的反思小说有一定的局限性，张贤亮也概莫能外。好比小说中对张瑞成拉二胡的描写“用光明正大的运载工具捎上自己的私活”，很多人指出张贤亮小说的矛盾之处，充满自辩性，究其实，恰恰是存在此种矛盾和自辩性。张贤亮小说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在场，充满丰富的可言说性。
其三，两种建构：个体回忆与集体回忆
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在社会中不断生成的概念。“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结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进行记忆。”viii集体记忆并不是一种群体思想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概念。纵观80年代的反思文学，国家、民族、人民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词。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在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ix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新时期文学一方面摆脱了革命功利主义概念性的书写，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共谋，更多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实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和内在的凝聚力。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身为“归来作家”的个体回忆是在集体记忆建构的笼罩之下而生成的，建立于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想象之中。个体记忆与集体的合谋构成了反思文学主要叙事内容，张贤亮也是如此。如许子东所言，张贤亮的《绿化树》“是在借爱情故事讲述知识分子与大众、与社会的关系”，“对个人经历、命运感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世界、国家历史感的一种把握。”x 但是，个人记忆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会显现集体记忆的不同面相，使小说的历史反思与批判具有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力度。在张贤亮的个人记忆里，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悲剧性相遇是他最深刻的人生体验，而在这样的人生体验里，他意外地发现了当代中国革命政治的奥秘，即权力阶层赋予劳动人民如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黄香久等以名不副实的社会地位，并借以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惩罚。章永璘不幸坠落到生活的底层，才得以发现劳动人民其实同样不幸，只不过它被革命政治的奥秘所掩盖。在知识分子接受劳动人民物质救助（如章永璘在饥饿的年代里只能靠马缨花来喂养）的情境中，知识分子也得以经由感性恢复理性，看清了社会政治的本质和智识者与脑力劳动者真实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健全的自我认同，放眼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固执地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璘最后执意离开给予过他美好生命体验的黄香久，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投身即将到来的人民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与同时代的“五七”作家相比，张贤亮更关心社会历史的进程，以及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张贤亮在作品中讨论的知识分子问题现在依然是未了的话题。《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为张贤亮的颇具代表性作品，在看似矛盾的叙事罅隙里表达作者的思考和困惑。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多维度探测的可能性。从80年代初期《灵与肉》对知识分子现实选择的较为简单化的处理，到80年代中期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再到后来稍晚的《习惯死亡》，作者对人物形象的精神分析逐渐深入，作品的思想也愈加丰富。
注 释
i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4页。
ii[荷兰]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iii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版，第452-453页。
iv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773页。
v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转引自毕光明《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vi[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vii毕光明《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张贤亮小说的创作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viii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ix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x许子东：《五四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堂”的演讲》，《书城》2008年第8期。
（作者介绍：于慧芬，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研究生）
关键词：张贤亮小说 知识分子言说 身份 忏悔 回忆
张贤亮是20世纪中国最有价值的作家之一，因为作为80年代反思文学的主将，他的小说揭示了20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冲突——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张贤亮的学历并不高，但他是“归来”一代里知识分子意识最强的作家。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张贤亮年纪轻轻就选择去西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因为富有写作才华，50年代初期就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22年的苦难生涯，1979年才得以平反，重新回归文坛，与王蒙、丛维熙、刘绍棠等合称为“归来的作家”。对于一个青年文化人所经历的批斗、劳教、劳改、“群专”等不一而足的政治摧残和人生磨难，张贤亮没有把它看成仅仅是个人的不幸遭遇，而是借用阿·托尔斯泰的话把它命名为知识分子“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历程。他的小说因而可以看作是历经劫难后的知识分子的言说，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的言说。本文试图以张贤亮在80年代创作的两部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例，对张贤亮小说知识分子言说的特点及意义作进一步的分析。
其一，两种身份的扭结：身份的认定与身份的认同
“身份对于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是在他这个社会里的位置。”i“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ii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份的被认定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密不可分。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转变自己的立场，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思想，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毛泽东认为，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不过是一张皮，依附在哪个阶级，就为哪个阶级服务，因此，他们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软弱性、虚伪性。”iii意思是知识分子只有依附于无产阶级才有前途。他还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iv这是从革命实践的角度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由于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决定了他们与革命的关系。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对知识分子的命运起着决定作用。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属性与地位已有明确的界定的话，那么，在20世纪50、60年代知识分子的称谓和命运就随政策、时局左右摇摆了。1954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受到批评，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称“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明他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新的看法。据李锐讲，“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将‘现代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大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我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也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分子。’（同上书，第273页）”v知识分子被认定为缺少实践、脱离群众，必须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身份被不断塑造，塑造的过程是在不断远离本阶层属性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农民在政治伦理关系中戏剧性地颠倒。知识分子在接受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逻辑对其身份认定与知识分子本阶层的自我认同有可能会相悖。而这种相悖性在张贤亮小说的叙事缝隙中得以呈现。
在《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璘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其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名人，“父亲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在1957年因为一首诗被定为“右派”、“阶级敌人”，经过两次劳改，“反右”运动十年过去了，但章永璘的诗却不断拿出来示众。因为政治的需要，反右被扩大化。“营业部主任”被认定为右派，却是因为“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罗宗祺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拉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司令部在哪里，指挥过什么战役’……”政治认定打击和侵蚀着章永璘、黑子、罗宗祺、“营业部主任”等在政治浪潮中无辜受到冲击的人。小说中章永璘的行为和心理描写却不断与身份的政治认定产生背谬。章永璘一直在努力通过阅读《资本论》来寻求投身危险的社会改革，努力走在社会的前沿，本来改革、国家的命运对于农民并不是可以唤醒其主体意识的词汇，然而在政治意识认定中，知识分子却需要接受广大农民的改造。“……但那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改造，强制我用原始的、粗蛮的方式来改造自然，因而我也几乎被改造成原始人、粗蛮的人。”章永璘借用《资本论》这个较为安全的“理论武器”批判了政治认定的荒谬性。“这个农场并不能使我感到乐观，并不能把我的文化知识发挥出来，以检验我的改造程度。”章永璘在质疑劳动改造否定政治认定的过程，同样也是恢复知识分子阶层自我认同的过程。虽然劳改让章永璘处在纯粹是“物质与力的世界”，“靠本能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但是他的内心又在追求“活着的目的”和“比活着更高的东西”，不断寻求“超越自己”。就恰如小说中所说“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说明章永璘意识到他作为脑力劳动者与筋肉劳动者存在差别，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智力是超越了筋肉劳动者的。作者对章永璘劳改生活的叙述为两种身份的扭结穿上了反讽的外衣。 其二，两种话语：忏悔与伪忏悔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中谈及：“忏悔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之中展开的、特殊的话语方式，即‘话语仪式’。”vi按照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忏悔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显性或者隐形的权力结构。忏悔主体和忏悔客体之间（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尽管后者可以不以具体的形象在场，但隐形的存在并不影响其对前者所具有的支配和控制力量。忏悔话语的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忏悔客体来决定的。在具体的语境中，忏悔客体即便没有具体的言语表达，但却充当着真正的主体。因此，“谁在听？”成为解析忏悔行为背后权力关系的关键。在张贤亮的两部小说中，分析忏悔的真正表达，首先必须确定谁是背后倾听忏悔的人？即，谁才是真正的忏悔客体。
在张贤亮的两部小说中，从最表层来看，主人公章永璘的忏悔对象分为两种：其一是对自我的忏悔；其二是对劳动人民的忏悔。深入分析其忏悔话语会清晰看出章永璘的忏悔最终指向的客体是政治权力话语建构的社会实体。正因为如此，章永璘生存处境极为恶劣，却要让他作出忏悔，这样的忏悔就只能是反讽式的，特殊的语境使主人公的自我检讨变成了伪忏悔。在张贤亮这两部小说里，已有的苦难是主人公应该忏悔的前提，这在逻辑上就颠倒了忏悔的主客体的关系。“我这个没落的阶级家庭出生的最后一代，永远不能享受美好的东西。”“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一生的目的都在于改造自己。”看上去，受难者在接受忏悔客体的律令，实则在暗中质疑。小说把苦难越是写得具体，忏悔的诚意就越是令人生疑。作品的精彩之处是在“吃”上面做足了文章。章永璘用罐头筒打饭，利用视觉误差，每顿饭比其他劳改人员多一百毫升。“进伙房刮馍馍渣。”利用“打糨子”的稗子面做煎饼。在极端物质贫乏，巨大的体力消耗和内心焦灼的情况下，白天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饥饿对于章永璘是一个清晰的实体：“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撞；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昨夜里那些聚拢来的精神碎片又四面迸散了，我又成了生活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活着的狼孩。”他只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知识寻找吃食，争取活下来的希望。晚上，章永璘认为自己沦为“狼孩”的境地，充满愧悔。“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总比心灵的痛苦好受。”上文已经谈到极左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身份的认定，这种认定主要根据毛泽东的论定“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等一系列的“反智主义”观点以及据此采取的政策。一方面，章永璘作为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的重创中不是走向文明而是走向“原始”，回到本能。他为自己知识用在追求身体的本能需要而忏悔；另一方面，他又在生活方面为自己的智能和知识而感到苦涩的自得和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只有利用智能，章永璘才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利用“力学”让自己在背负重物中省些力气，利用视觉误差让自己得到比其他人多很多的稀饭，利用统筹学知识，在集市上“换萝卜”中赚钱。张贤亮对章永璘的内心独白和生活的描写，引起的是对于知识分子生存的关注，对历史的反思。作者的叙述就这样渐渐从忏悔中剥离出来。其二，是对于马缨花、黄香久等劳动人民的忏悔。黄香久把章永璘由“半个人”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章永璘选择离开。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面前的阉割是一个隐喻，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张贤亮是“用男人和女人来隐喻知识分子跟人民和土地的关系”vii。小说最后章永璘认识到“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事！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黄香久、马缨花和章永璘的关系，隐喻着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关系，即“筋肉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关系。张贤亮通过“书生落难，女子搭救”继而又离开的形式，肯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彼此的价值，又表达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差别。章永璘在向曾经协助自己完成自我认同的劳动人民表示愧悔的同时，又在肯定知识分子不应该是附着在农民阶级上的皮毛，他们有着自己的价值和归宿，这两种情愫是两种力相互撕扯。忏悔指向的忏悔客体是给予政治身份认定的政治话语系统，伪忏悔指向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言说系统。而自身的话语系统不得不在政治话语的缝隙中得到表现。80年代的反思小说有一定的局限性，张贤亮也概莫能外。好比小说中对张瑞成拉二胡的描写“用光明正大的运载工具捎上自己的私活”，很多人指出张贤亮小说的矛盾之处，充满自辩性，究其实，恰恰是存在此种矛盾和自辩性。张贤亮小说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在场，充满丰富的可言说性。
其三，两种建构：个体回忆与集体回忆
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在社会中不断生成的概念。“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结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进行记忆。”viii集体记忆并不是一种群体思想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概念。纵观80年代的反思文学，国家、民族、人民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词。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在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ix紧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新时期文学一方面摆脱了革命功利主义概念性的书写，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共谋，更多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实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和内在的凝聚力。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身为“归来作家”的个体回忆是在集体记忆建构的笼罩之下而生成的，建立于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想象之中。个体记忆与集体的合谋构成了反思文学主要叙事内容，张贤亮也是如此。如许子东所言，张贤亮的《绿化树》“是在借爱情故事讲述知识分子与大众、与社会的关系”，“对个人经历、命运感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世界、国家历史感的一种把握。”x 但是，个人记忆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会显现集体记忆的不同面相，使小说的历史反思与批判具有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力度。在张贤亮的个人记忆里，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悲剧性相遇是他最深刻的人生体验，而在这样的人生体验里，他意外地发现了当代中国革命政治的奥秘，即权力阶层赋予劳动人民如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黄香久等以名不副实的社会地位，并借以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惩罚。章永璘不幸坠落到生活的底层，才得以发现劳动人民其实同样不幸，只不过它被革命政治的奥秘所掩盖。在知识分子接受劳动人民物质救助（如章永璘在饥饿的年代里只能靠马缨花来喂养）的情境中，知识分子也得以经由感性恢复理性，看清了社会政治的本质和智识者与脑力劳动者真实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健全的自我认同，放眼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固执地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璘最后执意离开给予过他美好生命体验的黄香久，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投身即将到来的人民革命，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与同时代的“五七”作家相比，张贤亮更关心社会历史的进程，以及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张贤亮在作品中讨论的知识分子问题现在依然是未了的话题。《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为张贤亮的颇具代表性作品，在看似矛盾的叙事罅隙里表达作者的思考和困惑。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多维度探测的可能性。从80年代初期《灵与肉》对知识分子现实选择的较为简单化的处理，到80年代中期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再到后来稍晚的《习惯死亡》，作者对人物形象的精神分析逐渐深入，作品的思想也愈加丰富。
注 释
i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4页。
ii[荷兰]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iii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版，第452-453页。
iv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773页。
v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转引自毕光明《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vi[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vii毕光明《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张贤亮小说的创作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viii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ix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x许子东：《五四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堂”的演讲》，《书城》2008年第8期。
（作者介绍：于慧芬，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