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问题，一直以来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难点。其难点既表现为现代文学作品话语属性之于日常生活同一性而形成的“平庸性”，也表现为审美意蕴存在方式和解读方式相比于古典或域外文学作品解读的差异性。显然，设置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的“陌生化”状态，是解决难题的有效方式之一。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现代作家“同题作品”的并置解析，从而形成“陌生化”情景，并在此情景中呈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魅力与多维启示性。
　　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有很多是以母亲为描写对象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几乎现代每个作家都以不同的题材或体裁式样描写或塑造过母亲形象。有的以回忆录的方式写出；有的在自己某些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身上把母亲的经历熔铸进去，或在某个女性身上投射自己对母亲的感情；有的则是把母亲作为直接描写对象，用真实的散文文体加以表现。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单是以“我的母亲”为题的同题散文就有六七篇之多。这是一个过去没有多少人注意而确实值得探讨的文学现象。
　　在中国古代，作家笔下直接写母亲的篇章是极少的，这与中国古代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和男权文化有关。母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角色早已有之，但从中国漫长的历史来看，关于母亲的“角色意识”却长期缺失。传统的“五伦”没有母子、母女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母亲”社会文化角色的体认和子女对于母亲存在价值的认识，应当说是现代性知识的一部分。这种意识的觉醒与普遍化，可以看作是与中国自晚清以后开始的日益深入的现代化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认识的基础，我们可以说，在文学艺术领域有意把母亲作为审美的描写对象，与上述这种意识的觉醒大有关系，甚至是直接的关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作家笔下会出现集中而浓情地描写母亲形象的文学现象了。
　　笔者结合自己的阅读视野和理解，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认为现代作家以母亲为对象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共性特征：歌颂性的情感取向；价值生发的道德领域和家庭生活范畴；母性与女性的双重视点的交叉；回忆性的叙述（多是在母亲离世后所写，有选择、想象、生发、升华等）；经典作品的作者，都有着“寡母抚孤”的生活经历；作品格调全部定位于严肃、严正，绝少幽默、游戏或其他的闲逸笔墨。
　　胡适、老舍、丰子恺三位作家的同题散文作品《我的母亲》，鲜明地体现了上文所述的“共性特征”。这些同题作品最大的不同，就是写法的差异——在对象同一的情形下，具体表现为内容的选择和表现方式的斟酌。从这些差异性的细节思考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许多东西，比如：如何提炼生活？如何使写出来的东西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如何把创作者的感情通过描写对象的具体言行展示表达出来？如何做到让母亲既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形象，又具有超越性意味，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财富？
　　下面我们解读这三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同题散文《我的母亲》，以期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胡适的散文《我的母亲》，写于母亲去世之后。胡适与母亲的关系非常特殊——这种特殊来源于胡适父母的特殊婚姻状况和他母亲在一个大家族中的特殊位置及其遭遇。这些应该说决定了胡适书写母亲时的选择。很明显，胡适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了“母亲与家族”“母亲与我”两个范畴中。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从内容上看主要写了两点：一是“教子”，二是“治家”。如何书写“教子”与“治家”？这里体现了作者的用心。
　　写“教子”基于一个“严”字——严格、严厉甚至严苛。一是母亲要求儿子以勤戒懒。“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以至于“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二是母亲责己宽人。“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母亲何以如此？是因为特殊处境中的母亲，对自己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孩子，怀有极高的期待。在这种期待里面，含有对自我命运改变的希望，含有对亡夫个人声誉以及家族声望的珍重，也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赌气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一沉重又悲壮的期待又是与她的“寡母”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写“治家”则突出“难”。一难难在做人难——年纪轻轻就不得不成为当家的长辈。“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经济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以至于“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不肯去”，“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打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二难难在胡家大小所有人都时不时地给她气受，她又不得不忍气吞声。“败子”之外，当家的寡母，还要面对“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大嫂和“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二嫂。“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作没听见。”“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三难难在维持家庭和谐，维护胡氏家族的面子。“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这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四难难在她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以及带来的痛苦。“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刚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五难难在要克服这些困难，唯有克己忍耐，为难自己。这种种的“难过”，都是与她的“后母”身份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解释的是胡适的《我的母亲》描写了什么、为什么这样描写两个问题。简而言之，“教子”之“严”，集中于两个细节的刻画——一是对胡适读书的督促；二是对胡适的调皮罚跪。“治家”之“难”，则是细致描写了母亲与大嫂、二嫂之间的冲突。
　　老舍的《我的母亲》，与胡适的作品相比较，则是集中描写母亲的“苦”与“忍”。
　　由于老舍的小说家身份和他作为旗人后裔等因素的影响，在对母亲的刻画上采用了不同的结构与表现方式。总体来看，作者在结构上以母亲为中心，描写了她的一生，而对其一生的描写，则紧紧围绕母亲的“苦”与“忍”展开。
　　具体来看，老舍在文中集中写了母亲一生所受的六种“苦”。第一，出生于偏僻山区的贫苦农家——出身之苦。“母亲生在农家”，“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做活”。第二，小小年纪便出嫁，嫁得早并且孩子生得多——生育之苦。“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第三，丈夫早死，守寡挣扎——寡居之苦。“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第四，含辛茹苦抚养五个孩子几十年——抚孤之苦。“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都已出了阁。”“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第五，当家立户、社会应酬的尴尬与窘迫——交往应酬之苦。“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第六，变态且长寿的恶姑子长年累月的折磨——亲情变异之苦。“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头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老舍描写母亲之苦，是为了突出母亲的“忍”——忍受、忍耐、忍让、忍气吞声直至坚忍。忍受贫穷、寡居、多子带来的艰辛，忍耐因经济拮据常失面子的痛苦，忍让变态恶姑子的精神与言说暴力，坚忍着走向没有希望的未来，然而却是坚韧地有尊严有体面地“活着”。“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她最会吃亏。”“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活出了一位落魄的旗人女性的品性与高贵：清洁爱美、做人规矩、宽容好客、乐善好施、心态平和而又坚韧不屈。
　　丰子恺的散文《我的母亲》，是把母亲视为伟大的精神象征。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个特写镜头：“她口角里显出慈爱的笑容，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正是因为如此写法，不仅使得这个细节具有了浓郁的象征意味，而且使得整个作品的描写具有了象征性。
　　为了凸显母亲作为“伟大的精神象征”这一主旨，作者在具体描写上抓取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几个重要关节点。这些一生中具有转折意味的关头，母亲“慈爱的笑容”与“严肃的光辉”给予儿子巨大的影响。
　　四岁时，祖母去世，父亲消极隐遁，一家老小、家务外事一肩担起。
　　九岁时，父亲去世，悲痛中母亲挽救了突遭横祸的家庭。
　　十七岁时，“我”离乡远方求学，母亲对“我”诫告、勉励、教训或责备。
　　二十二岁毕业，母亲像贤主一样招待“我”，又像良师一样教训“我”。
　　三十岁，“我”离职回乡著述奉母，她依然如此——不过却是老了！
　　三十三岁，老母去世，留给“我”的是“慈爱的笑容”与“严肃的光辉”。
　　短短不到两千字，竟有十处重复着“慈爱的笑容”与“严肃的光辉”。
　　这篇作品在丰子恺的散文创作中十分独特，既没有幽默，也没有刺世之喻，而是满篇严正。写法中有明显的小说笔法。
　　显然，对于学生而言，能够领悟文学作品的“美”的存在，这只是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体味“美”的呈现及其在不同作家笔下各富特性的呈现方式。这种能力的获得，无论是对于阅读还是写作，都将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