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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深外交家、当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李一氓同志，“文革”后重新在中联部恢复工作，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谈及苏联专家在中國的工作，他十分肯定地说：“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应予充分肯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回忆与总结。”的确，在那个时代，作为中、苏“两党两国”友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成千上万苏联专家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和学生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睦相处，结成深厚的友谊。
我是20世纪50年代，由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批俄语翻译，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后更名外国语学院，今外国语大学），走出校门后由外交部到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苏联专家工作处（后合署为外事办公室），服务苏联专家多年。那时我20多岁，跟随一批久经战争洗礼的老前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由于翻译工作的特殊性，我有机会接触双方高层人员，经历重大商谈，阅读内部文电，使我了解到两党两国的不少机密，并受委派参加了诸如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送别工作，处理过一批双方人员违纪的案子……
（一）
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历史源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1950年，止于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全部撤走专家为止，历时10年时间。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应斯大林邀请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从随团访问的首席翻译、我的母校——北京俄语学院院长师哲先生回忆中得知，毛主席向斯大林亲口提出“希望苏联派出专家援助中国”，并要求苏联“派驻中国政府总经济顾问”。斯大林说：“我们将向你们派出合格的顾问和熟练的专家。”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顾问和专家阿尔希波夫。
阿尔希波夫先后来过太原三次：第一次是由一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沈鸿陪同前来重点考察研究太原重型机器厂上马重型水压机的项目；第二次是由五机部领导陪同前来考察指导二四七厂、七六三厂、七八五厂等国防工厂的工作；第三次是飞兰州途中因气候原因迫降太原，进城休息一晚。我跟随郑林副省长到机场迎接。因为是意外停飞，当我们到机场时，阿尔希波夫已经等候两个多小时。郑林同志一再通过我向他道歉，阿老却一点不生气，还加以解释。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祥和、慈善的印象。晚上，郑林同志宴请阿老一行，特邀山西专家组长和各援建企业负责人、苏联专家负责人作陪。阿尔希波夫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志，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认真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尽快传授好技术，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学会独立工作的能力”。
（二）
苏联在山西援建的工业项目先后有20多项，厂址相对集中在太原、大同、长治、阳泉、侯马、永济这些交通较为方便的中心城市。当时，中央在山西安排的苏联援建项目在全国各省当中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军工生产体系，门类有机械、化工、仪表等，生产各种火炮、枪弹、火药、柴油机、仪表、鱼雷以及飞机、坦克、舰艇配件等。民品项目有蒸汽机车、重型机械、火力发电、水泥制造、矿山设备、地质勘探、矿山冶炼等。随着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大批苏联工程技术人员（统称苏联专家）抵达现场。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直至1960年全部撤走，累计有上千人次（根据工作需要有来有往），如果加上苏联专家的家属、小孩，人数就更多了。
开始，我们的接待条件很差，大批的苏联专家加上中国的陪同技术人员前来山西踏勘现场，进行设计，首先要妥善安排食住。当时太原旅馆、正大饭店等几处最好的饭店都住满了，后来实在住不下，就到处找房子，一直到1955年专家招待所（现在的迎泽宾馆东楼）落成（大同、长治也建了小招待所），住宿紧张问题才慢慢得到缓解。建起招待所又不会做西餐，于是求助外国专家局派来了一批厨师、理发员、司机、翻译。接待条件才有了改善。
当时各项技术业务工作，统归国务院各有关部、委、院、所和国防科委总抓，地方政府则负责政治接待和生活接待。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具体接待工作委托交际处承担。后来涉外工作范围扩大，中央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撤消，新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任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同时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统筹全国的专家工作。我省也作了相应调整，省委成立了外事小组，省人委组建了外国专家处，接受国务院外专局的业务指导。山西的外国专家工作一直是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外事小组组长郑林领导。那时，省委、省人委很重视专家工作，经常听取专家工作汇报，分析情况，研究问题。郑林每周召开一次碰头会，经常深入各厂矿进行现场办公。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保证了专家工作的顺利进行。省领导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地拜会、约见专家组长，通报和交流情况，听取意见，增进了解和友谊，共同探讨有关发挥专家作用，完成生产任务的重大问题。每逢重大节假日，省领导还出面招待苏联专家，相机做些工作。1958年以后，对外谈话的主旋律是“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原则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强加于人”。我们翻译人员都很熟练地掌握了每面“红旗”的内容、形式、结构、目标意义。有时，还组织苏联专家参观人民公社，在社员家里作客，他们对中国农村的民居、民俗、民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了使苏联专家，特别是专家夫人、小孩安心，不想家，好好工作，我们专家处想了各种办法来活跃、充实专家的生活。每周举办一次电影晚会、一次舞会，有时还邀请文艺界、文化界的名流来专家住地联欢、表演，深受专家欢迎。也举办过知识讲座，如马烽、西戎谈《新儿女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冠洋谈《孙中山与国民党》，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郝树侯谈《山西地理与历史》……每遇中、苏两国国庆节，双方共同举办文体活动，还要深入到学校、农村、工厂，与学生、农民、 工人举行篮球比赛、小型演唱。苏联专家篮球代表队很有实力，他们几乎打遍了太原厂矿学校代表队。省体工队专业球手们还来“以球会友”，学习他们的新技艺。这些联谊活动受到过省里和北京外专局的好评，也确实起到联络友谊、增强体质、活跃生活的作用。实践证明，关心、做好夫人的工作，对于稳定苏联专家的情绪，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好处。专家处挑选专家招待所的优秀女员工、对口学习的优秀女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的夫人们交朋友，互助互爱，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使后来送别专家回国时许多疑难问题得到顺利解决，而且帮助我方抢救了一批重要的技术资料。
苏联专家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的政治素质高，马列主义修养好，特别是专业技术过硬。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严明。凡选派来的专家，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多数专家都是党团员，有的还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的是生产一线的技术能手。专家组组长是总工程师，也是党支部书记。团支部、工会组织都很健全。我们平常的接待工作多与他们的工会组织发生关系。我看见过，他们内部有一个行为准则，共20条，其中有两条涉及到“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违反了纪律要受处分。他们说，出发前集中在莫斯科学习一周后才动身的。专家组内部有各种制度，每周召开一次例会，总结工作，学习文件，党、工、团都分别有活动，时间安排得很紧。他们内部也有思想斗争，有时还很激烈，看得出有的人受了批评，情绪低落。有的负责人不团结，被调整到其他城市。苏联专家与中国人相处共事很顾全大局，即便有分歧也是坚持忍让、克制、协商，决不伤和气，处处以中苏友谊为重，以两党利益为重。在工作上却不含糊，要求中国的跟班技术人员很严格，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看得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都想尽快为中国传授技术，培养出人才，完成好援华任务。
当然，也有层次低、品质恶劣的苏联专家，平常也发生过殴打中国学员的，搞女人的，倒卖东西的，甚至还有小偷小摸的，这毕竟是极个别的。如果不是很严重，我们是不会报告的。一旦事情被苏联当局知道了，会立即把他们召回国，进行严肃处理。太原化工厂一位苏联主任工程师在，住地与他所指导的某女技术员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服务员不慎泄露，苏联专家组长便约见我方领导赔礼道歉，表示一定要严厉处罚，虽然我们表示“以批评教育为主，处罚为辅”，但最终还是被遣送回国，严肃处理。当时，我们不知为什么处理得那么重，他们解释说：“为了中苏友谊。”
（三）
当时，中国对苏联专家的待遇很优厚。比如他们的工资，有些专家偷偷告诉我们，他们的工资差不多是本国工资的5倍。最开始他们的工资按工资分计算。我曾经看到过一份资料，摘要记录过一些基本数据。当时来华专家工作分为七级：一级，设计组总工程师2900分；二级，设计组负责人2800分；三级，设计组工程师2600分；四级，主任工程师2300分。而1954年，中国的部长最高为2260分，司局长最高为1470分。一级工程师最高为1360分，一般技术员最高为560分。
其实，苏联专家平时是用不着花钱的，各单位拨给专家的招待费、纪念品费、文娱费、书报购置费、住宿费、交通费、医疗费等日常费用的标准比发给他们的工资还要高。专家完成任务回国，所在单位要以领导名义给专家和家属赠送礼物。每遇两国重大节日，如十月革命节、斯大林宪法日、苏联红军节和我们的国庆节、春节，都有宴请。对一些苏联人爱吃的特殊粮食，如黑面粉、三角米，麦精、巴力米、豌豆瓣、通心粉、黄油、奶酪等，都由当地粮食部门负责加工和调拨。有时我们也派出采购人员通过专家工作渠道到产地订货。太原专门开设了“友谊商店”。那时商品供应不充足，食品奇缺，衣服、鞋帽、各种用具、纪念品、礼品，市场上买不到的，友谊商店都有，对专家都特殊照顾。每批回国的专家，利用自己的积蓄，都到那里选购满意的商品，大包小包好几件。我们翻译人员下班以后经常应邀去帮助他们购物，看得出他们及夫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双方还共同选出代表成立“伙食委员会”，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专家夫人们较为关心伙食，伙委会吸收夫人代表参加，便于协商。太原专家招待所的伙食工作曾总结过经验，在《专家工作通讯》介绍。
安排地方党政负责人员利用重大节庆日拜会、接见、宴请专家组负责人或专家代表，是一项经常性的政治接待工作。一是纯属礼仪性的，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二是通报情况，交换意见，加强联系，做好工作；三是受上级委托，通知通告有关政策性、政治性的决定。王世英、裴丽生、陶鲁笳、卫恒、王谦、郑林、卫逢祺等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经常参与此项活动。我陪同首长参与过一些翻译工作。20世纪50年代前期两党两国友好是主流，专家工作很顺畅、和谐。进入1959—1960年，专家工作逆转直下，直至苏方撕毁协议，撤回专家，为我国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也大大损害了友好关系。然而，蕴藏在苏联专家心灵深处的深情厚谊是永远抹不掉的。
我们对苏联专家的优厚待遇，固然是两国协议确定下来的，但我们竭尽全力的服务换来的是深厚的友谊。直至1966年“文革”之前，我陪同由山西代表组成的中国友好访问团赴苏、波、德（原民主德国）访问，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偶遇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廖耶夫的夫人阿廖耶娃。她是事先获知有个山西代表团来访，而并不知道我也来了。见面后故作镇静，不敢多言，悄悄约我到电梯里含着眼泪，掩面低语，偷偷塞给我一个眼镜盒，没说两句话就离开。我回房间打开一看，眼镜盒里压着一张纸条，原来是讲他们回国后的遭遇，对中国朋友的怀念。最后，祝我们访问成功。我常想，如果那时中国和苏联不要发生分歧，加上我们大家的辛勤努力，苏联专家和夫人们与中国人相处笃好，换来的是他们日以继夜加班和热情地传授技术。他们突然撤走，对我们的事业有一定的损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挽回了损失。比较突出的成功例子是二二一厂（太行仪表厂）厂长张载根，他由一个仅具高小文化的抗日老战士，一位普通的管理干部，跟随专家学习，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厂长兼总工程师，成为学习苏联专家技术的全国典型。
（四）
为了真实反映当年苏联撤回专家与我们礼送他们回国时的情况，我专门花费几天的时间，在省档案馆查阅了当年送别工作的一大摞卷宗，重温了中央文电和工作总结、简报……一位当年参与送别工作的老同志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也不是石头人。”在依依惜别之时，苏联专家们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讲课加快了速度，努力把重要的、核心的东西讲完；有的在告别时，把写有技术数据的小纸条偷塞在中方人员手里；有的在告别舞会上暗示，所有资料你需要什么留什么，但要快。我方人员于是延长舞会，连夜把资料抄到手。这种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以至于1960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过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协助抄录的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文电还要求：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所有的技術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赠送。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应严格保密，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还特别强调，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送别苏联专家是一场政治斗争，有着严肃的政治性和策略性。因为撕毁协议是苏联政府单方面的行为，苏联专家没有任何责任，他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们得到的通知要比我们接到的通知晚一周。这一周他们和往常一样按时上下班，兢兢业业工作着。苏联突然通知他们“停止工作，一周时间内全部撤回”，这对他们来说太突然了。每个人都陷入迷惘，百思不解，感情难舍。有的难以自持，情感失态。那种真挚友情是十分可贵的。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规定了对外谈话口径，抢先向专家说明，“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是单方面的，责任不在中国，完全是苏联政府造成的。”对苏联专家的贡献要充分肯定，表示感谢。还要求各地、各单位认真做好送别工作，做好技术接收，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对专家的态度要“不亢不卑，友好热情”，加强沟通、接触、交流、联谊……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于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组织舞会、茶话会、电影晚会，陪同购物，派人打包行李，安排省、市、企业领导接见、宴请、赠礼。一片友好的气氛，给专家们留下美好的印象。
在车站送行时，有组织的人员去了，没组织的人员也自发去了，还有工人、市民、服务员也去了。激动的场面难以形容。美丽的鲜花，美好的祝福，惜别的泪水，重逢的期盼，汇成了开辟未来的共同心声，在站台上空久久地回荡着，随着列车东行的隆隆声一路飘荡……
我陪同专家处长薛珊、交际处长潘汝泗专程送苏联专家到北京，入住北京友谊宾馆。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我国政府隆重召开的欢送会，大约有3000多专家，来自全国各地。周恩来总理向苏联专家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向每位专家赠送一枚“中苏友谊万岁”纪念章，同时还有证书。证书上印着周总理的签名。纪念章、证书是我代表山西统一领回发给专家。纪念章做得很精美，金色的底，有两面红旗重叠飘动，一面有五颗星，一面全是镰刀斧头，边缘是金色麦穗，还有两片橄榄叶，下面一条红彩带上镶刻着“中苏友谊万岁”六个繁体金字。
苏联专家奉召回国已经50年了，他们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责编 雷蕾）
我是20世纪50年代，由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批俄语翻译，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后更名外国语学院，今外国语大学），走出校门后由外交部到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苏联专家工作处（后合署为外事办公室），服务苏联专家多年。那时我20多岁，跟随一批久经战争洗礼的老前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由于翻译工作的特殊性，我有机会接触双方高层人员，经历重大商谈，阅读内部文电，使我了解到两党两国的不少机密，并受委派参加了诸如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送别工作，处理过一批双方人员违纪的案子……
（一）
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历史源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1950年，止于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全部撤走专家为止，历时10年时间。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应斯大林邀请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从随团访问的首席翻译、我的母校——北京俄语学院院长师哲先生回忆中得知，毛主席向斯大林亲口提出“希望苏联派出专家援助中国”，并要求苏联“派驻中国政府总经济顾问”。斯大林说：“我们将向你们派出合格的顾问和熟练的专家。”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顾问和专家阿尔希波夫。
阿尔希波夫先后来过太原三次：第一次是由一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沈鸿陪同前来重点考察研究太原重型机器厂上马重型水压机的项目；第二次是由五机部领导陪同前来考察指导二四七厂、七六三厂、七八五厂等国防工厂的工作；第三次是飞兰州途中因气候原因迫降太原，进城休息一晚。我跟随郑林副省长到机场迎接。因为是意外停飞，当我们到机场时，阿尔希波夫已经等候两个多小时。郑林同志一再通过我向他道歉，阿老却一点不生气，还加以解释。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祥和、慈善的印象。晚上，郑林同志宴请阿老一行，特邀山西专家组长和各援建企业负责人、苏联专家负责人作陪。阿尔希波夫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志，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认真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尽快传授好技术，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学会独立工作的能力”。
（二）
苏联在山西援建的工业项目先后有20多项，厂址相对集中在太原、大同、长治、阳泉、侯马、永济这些交通较为方便的中心城市。当时，中央在山西安排的苏联援建项目在全国各省当中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军工生产体系，门类有机械、化工、仪表等，生产各种火炮、枪弹、火药、柴油机、仪表、鱼雷以及飞机、坦克、舰艇配件等。民品项目有蒸汽机车、重型机械、火力发电、水泥制造、矿山设备、地质勘探、矿山冶炼等。随着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大批苏联工程技术人员（统称苏联专家）抵达现场。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直至1960年全部撤走，累计有上千人次（根据工作需要有来有往），如果加上苏联专家的家属、小孩，人数就更多了。
开始，我们的接待条件很差，大批的苏联专家加上中国的陪同技术人员前来山西踏勘现场，进行设计，首先要妥善安排食住。当时太原旅馆、正大饭店等几处最好的饭店都住满了，后来实在住不下，就到处找房子，一直到1955年专家招待所（现在的迎泽宾馆东楼）落成（大同、长治也建了小招待所），住宿紧张问题才慢慢得到缓解。建起招待所又不会做西餐，于是求助外国专家局派来了一批厨师、理发员、司机、翻译。接待条件才有了改善。
当时各项技术业务工作，统归国务院各有关部、委、院、所和国防科委总抓，地方政府则负责政治接待和生活接待。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具体接待工作委托交际处承担。后来涉外工作范围扩大，中央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撤消，新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任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同时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统筹全国的专家工作。我省也作了相应调整，省委成立了外事小组，省人委组建了外国专家处，接受国务院外专局的业务指导。山西的外国专家工作一直是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外事小组组长郑林领导。那时，省委、省人委很重视专家工作，经常听取专家工作汇报，分析情况，研究问题。郑林每周召开一次碰头会，经常深入各厂矿进行现场办公。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保证了专家工作的顺利进行。省领导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地拜会、约见专家组长，通报和交流情况，听取意见，增进了解和友谊，共同探讨有关发挥专家作用，完成生产任务的重大问题。每逢重大节假日，省领导还出面招待苏联专家，相机做些工作。1958年以后，对外谈话的主旋律是“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原则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强加于人”。我们翻译人员都很熟练地掌握了每面“红旗”的内容、形式、结构、目标意义。有时，还组织苏联专家参观人民公社，在社员家里作客，他们对中国农村的民居、民俗、民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了使苏联专家，特别是专家夫人、小孩安心，不想家，好好工作，我们专家处想了各种办法来活跃、充实专家的生活。每周举办一次电影晚会、一次舞会，有时还邀请文艺界、文化界的名流来专家住地联欢、表演，深受专家欢迎。也举办过知识讲座，如马烽、西戎谈《新儿女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冠洋谈《孙中山与国民党》，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郝树侯谈《山西地理与历史》……每遇中、苏两国国庆节，双方共同举办文体活动，还要深入到学校、农村、工厂，与学生、农民、 工人举行篮球比赛、小型演唱。苏联专家篮球代表队很有实力，他们几乎打遍了太原厂矿学校代表队。省体工队专业球手们还来“以球会友”，学习他们的新技艺。这些联谊活动受到过省里和北京外专局的好评，也确实起到联络友谊、增强体质、活跃生活的作用。实践证明，关心、做好夫人的工作，对于稳定苏联专家的情绪，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好处。专家处挑选专家招待所的优秀女员工、对口学习的优秀女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的夫人们交朋友，互助互爱，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使后来送别专家回国时许多疑难问题得到顺利解决，而且帮助我方抢救了一批重要的技术资料。
苏联专家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的政治素质高，马列主义修养好，特别是专业技术过硬。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严明。凡选派来的专家，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多数专家都是党团员，有的还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的是生产一线的技术能手。专家组组长是总工程师，也是党支部书记。团支部、工会组织都很健全。我们平常的接待工作多与他们的工会组织发生关系。我看见过，他们内部有一个行为准则，共20条，其中有两条涉及到“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违反了纪律要受处分。他们说，出发前集中在莫斯科学习一周后才动身的。专家组内部有各种制度，每周召开一次例会，总结工作，学习文件，党、工、团都分别有活动，时间安排得很紧。他们内部也有思想斗争，有时还很激烈，看得出有的人受了批评，情绪低落。有的负责人不团结，被调整到其他城市。苏联专家与中国人相处共事很顾全大局，即便有分歧也是坚持忍让、克制、协商，决不伤和气，处处以中苏友谊为重，以两党利益为重。在工作上却不含糊，要求中国的跟班技术人员很严格，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看得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都想尽快为中国传授技术，培养出人才，完成好援华任务。
当然，也有层次低、品质恶劣的苏联专家，平常也发生过殴打中国学员的，搞女人的，倒卖东西的，甚至还有小偷小摸的，这毕竟是极个别的。如果不是很严重，我们是不会报告的。一旦事情被苏联当局知道了，会立即把他们召回国，进行严肃处理。太原化工厂一位苏联主任工程师在，住地与他所指导的某女技术员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服务员不慎泄露，苏联专家组长便约见我方领导赔礼道歉，表示一定要严厉处罚，虽然我们表示“以批评教育为主，处罚为辅”，但最终还是被遣送回国，严肃处理。当时，我们不知为什么处理得那么重，他们解释说：“为了中苏友谊。”
（三）
当时，中国对苏联专家的待遇很优厚。比如他们的工资，有些专家偷偷告诉我们，他们的工资差不多是本国工资的5倍。最开始他们的工资按工资分计算。我曾经看到过一份资料，摘要记录过一些基本数据。当时来华专家工作分为七级：一级，设计组总工程师2900分；二级，设计组负责人2800分；三级，设计组工程师2600分；四级，主任工程师2300分。而1954年，中国的部长最高为2260分，司局长最高为1470分。一级工程师最高为1360分，一般技术员最高为560分。
其实，苏联专家平时是用不着花钱的，各单位拨给专家的招待费、纪念品费、文娱费、书报购置费、住宿费、交通费、医疗费等日常费用的标准比发给他们的工资还要高。专家完成任务回国，所在单位要以领导名义给专家和家属赠送礼物。每遇两国重大节日，如十月革命节、斯大林宪法日、苏联红军节和我们的国庆节、春节，都有宴请。对一些苏联人爱吃的特殊粮食，如黑面粉、三角米，麦精、巴力米、豌豆瓣、通心粉、黄油、奶酪等，都由当地粮食部门负责加工和调拨。有时我们也派出采购人员通过专家工作渠道到产地订货。太原专门开设了“友谊商店”。那时商品供应不充足，食品奇缺，衣服、鞋帽、各种用具、纪念品、礼品，市场上买不到的，友谊商店都有，对专家都特殊照顾。每批回国的专家，利用自己的积蓄，都到那里选购满意的商品，大包小包好几件。我们翻译人员下班以后经常应邀去帮助他们购物，看得出他们及夫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双方还共同选出代表成立“伙食委员会”，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专家夫人们较为关心伙食，伙委会吸收夫人代表参加，便于协商。太原专家招待所的伙食工作曾总结过经验，在《专家工作通讯》介绍。
安排地方党政负责人员利用重大节庆日拜会、接见、宴请专家组负责人或专家代表，是一项经常性的政治接待工作。一是纯属礼仪性的，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二是通报情况，交换意见，加强联系，做好工作；三是受上级委托，通知通告有关政策性、政治性的决定。王世英、裴丽生、陶鲁笳、卫恒、王谦、郑林、卫逢祺等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经常参与此项活动。我陪同首长参与过一些翻译工作。20世纪50年代前期两党两国友好是主流，专家工作很顺畅、和谐。进入1959—1960年，专家工作逆转直下，直至苏方撕毁协议，撤回专家，为我国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也大大损害了友好关系。然而，蕴藏在苏联专家心灵深处的深情厚谊是永远抹不掉的。
我们对苏联专家的优厚待遇，固然是两国协议确定下来的，但我们竭尽全力的服务换来的是深厚的友谊。直至1966年“文革”之前，我陪同由山西代表组成的中国友好访问团赴苏、波、德（原民主德国）访问，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偶遇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廖耶夫的夫人阿廖耶娃。她是事先获知有个山西代表团来访，而并不知道我也来了。见面后故作镇静，不敢多言，悄悄约我到电梯里含着眼泪，掩面低语，偷偷塞给我一个眼镜盒，没说两句话就离开。我回房间打开一看，眼镜盒里压着一张纸条，原来是讲他们回国后的遭遇，对中国朋友的怀念。最后，祝我们访问成功。我常想，如果那时中国和苏联不要发生分歧，加上我们大家的辛勤努力，苏联专家和夫人们与中国人相处笃好，换来的是他们日以继夜加班和热情地传授技术。他们突然撤走，对我们的事业有一定的损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挽回了损失。比较突出的成功例子是二二一厂（太行仪表厂）厂长张载根，他由一个仅具高小文化的抗日老战士，一位普通的管理干部，跟随专家学习，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厂长兼总工程师，成为学习苏联专家技术的全国典型。
（四）
为了真实反映当年苏联撤回专家与我们礼送他们回国时的情况，我专门花费几天的时间，在省档案馆查阅了当年送别工作的一大摞卷宗，重温了中央文电和工作总结、简报……一位当年参与送别工作的老同志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也不是石头人。”在依依惜别之时，苏联专家们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讲课加快了速度，努力把重要的、核心的东西讲完；有的在告别时，把写有技术数据的小纸条偷塞在中方人员手里；有的在告别舞会上暗示，所有资料你需要什么留什么，但要快。我方人员于是延长舞会，连夜把资料抄到手。这种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以至于1960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过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协助抄录的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文电还要求：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所有的技術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赠送。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应严格保密，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还特别强调，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送别苏联专家是一场政治斗争，有着严肃的政治性和策略性。因为撕毁协议是苏联政府单方面的行为，苏联专家没有任何责任，他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们得到的通知要比我们接到的通知晚一周。这一周他们和往常一样按时上下班，兢兢业业工作着。苏联突然通知他们“停止工作，一周时间内全部撤回”，这对他们来说太突然了。每个人都陷入迷惘，百思不解，感情难舍。有的难以自持，情感失态。那种真挚友情是十分可贵的。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规定了对外谈话口径，抢先向专家说明，“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是单方面的，责任不在中国，完全是苏联政府造成的。”对苏联专家的贡献要充分肯定，表示感谢。还要求各地、各单位认真做好送别工作，做好技术接收，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对专家的态度要“不亢不卑，友好热情”，加强沟通、接触、交流、联谊……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于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组织舞会、茶话会、电影晚会，陪同购物，派人打包行李，安排省、市、企业领导接见、宴请、赠礼。一片友好的气氛，给专家们留下美好的印象。
在车站送行时，有组织的人员去了，没组织的人员也自发去了，还有工人、市民、服务员也去了。激动的场面难以形容。美丽的鲜花，美好的祝福，惜别的泪水，重逢的期盼，汇成了开辟未来的共同心声，在站台上空久久地回荡着，随着列车东行的隆隆声一路飘荡……
我陪同专家处长薛珊、交际处长潘汝泗专程送苏联专家到北京，入住北京友谊宾馆。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我国政府隆重召开的欢送会，大约有3000多专家，来自全国各地。周恩来总理向苏联专家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向每位专家赠送一枚“中苏友谊万岁”纪念章，同时还有证书。证书上印着周总理的签名。纪念章、证书是我代表山西统一领回发给专家。纪念章做得很精美，金色的底，有两面红旗重叠飘动，一面有五颗星，一面全是镰刀斧头，边缘是金色麦穗，还有两片橄榄叶，下面一条红彩带上镶刻着“中苏友谊万岁”六个繁体金字。
苏联专家奉召回国已经50年了，他们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