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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立了地质力学，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曾先后担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在科研工作中做出了卓越成就，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少年时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
李四光，原名仲揆，字福生，湖北黄冈人，1889年生。1902年入武昌第二高等小学，从少年时代起李四光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1904年7月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期间，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7月，弘文学院毕业后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1910年7月，李四光毕业回国，在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1911年9月，到北京参加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考试，被清朝廷授予工科进士。
武昌起义爆发后，李四光投身辛亥革命，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
1913年，李四光又赴英国留学，入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6月，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李四光学成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从此，李四光投入了毕生从事的地质科学研究。1922年1月，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29年2月，任中国地质学会会长，并被英国伦敦地质学会选为国外会员。1931年7月，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李四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3年1月，李四光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桂林。1939年秋，李四光任桂林科学实验馆馆长。
抗战时期：向往延安，向往革命
在漫长曲折的人生征途中，李四光对中国共产党有了逐渐的认识，向往延安，向往革命。1944年8月，日寇玫打广西，李四光一家和他所担任所长的地质研究所随着逃亡的人流，从桂林跋涉到贵阳，最后来到重庆。蒋介石听说李四光到了重庆，便托人捎信，请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李四光对来人说：我是搞科学研究的，没本事当校长。行政院长宋子文知道李四光曾留学英国，在英国很有声望，就请他出任驻英大使。李四光回答他：我是和石头打交道的，没有外交才能。蒋介石几次举行宴会招待科学界、教育界知名人士，每次都把他右边的席位留给李四光。而李四光总是借故说到外地调查去了，不去赴宴。然而，令李四光最为感动、最难以忘却的一件事，是他在重庆生病住院期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来到他的病榻前。周恩来说：“刚才在《新华日报》社，听教育界一位朋友讲，李先生正在患病，顺便来看望您。”周恩来在李四光的病床前一直坐到午夜12点才离开。
抗战胜利后，地质研究所的人大部分都回到了南京，而所长李四光为了避开蒋介石，却坐轮船去了上海。在那里，他和同行们创立了地质力学研究机构。
号召海外学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947年底，李四光接到国际地质学会通知，邀请他出席1948年夏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考虑了两天，回想起周恩来对他的关照，便决定趁机脱离国民党政权，携夫人和孩子立刻动身前往英国。
在英国，他知道国内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国民党败局已定，他给留学生们讲话：“我们盼了多少年，现在终于盼到了，毛泽东先生、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苦难的祖国就要解放了！到那时候，百业俱兴，势必需要大批专业人才。你们年轻人正赶上这个时代，希望同学们努力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海外学子们兴奋不已。李四光理了理斑白的鬓发，说：“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为新中国保留一个完好无损
的地质研究所
正当李四光在伦敦盼望祖国解放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直指长江北岸。在南京，地质研究所第二次遇到了搬迁问题。李四光出国后，地质研究所由俞建章代理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下令将地质研究所迁往台湾。俞建章马上给李四光打了电报。李四光很快回电：“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函告。”于是，俞建章便设法应付上峰搬迁的命令。
几日后，李四光的航空信寄到了。他恳切明白地告诉研究所的同事们：从报纸上看，南京即将成为战争要地。万一发生战争，全所人员切不可远行。可暂居京沪之间。凡所内仪器图书皆放于地下室，妥为保护。我身在国外，想出力用不上，我的薪水尚存所内，可买粮米为同事们备用。
地质研究所大部分工作人员对李四光的信十分赞同。不搬迁，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李四光的十几个学生都是地质研究所的骨干，他们很快起草了一个反对搬迁的声明。声明云：“为保护研究所多年置办的图书资料、标本仪器，为使地质科学的研究不因战火而中断，我们共同决定，决不南迁……”
毅然回到新中国
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身居海外的李四光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那位朋友告诉他：台湾方面已给驻英大使馆拍来一封电报，他们要你立即发表公开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给你的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职务……
“政协委员？”李四光感到很突然。但他知道，这是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对他的安排，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他问道：“我要是不发表声明，他们将怎样？”
“他们已经命令驻英大使馆，如果你不发表公开声明，就將你扣留在国外，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四光本想带着全家人马上动身回国，但他所预定的船票下个月才有效。于是，他当机立断一个人先走。临行前，他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赐写了一封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年来日思夜盼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启程返国……我也奉劝你，还是脱离这个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从此重新做人，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温暖怀抱……
慧眼识珠，别具一格罗致人才
回国后的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2年8月7日，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出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开始在全国挑选左膀右臂。他首先召来了南京的谢家荣，1954年又召来了重庆的黄汲清，搭起了“双轮马车”的技术班子。
谢家荣，原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在南京面临解放时，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谢家荣，拒绝胡适要他去台湾的动员，组织员工保护财物，亲自参加巡夜，把矿产测勘处完好地交给了人民解放军。谢家荣调地质部后担任地质部总工程师。
黄汲清比李四光小16岁，比谢家荣小6岁，曾是李、谢的学生。黄原是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跟李、谢一道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学术上后来居上。
黄汲清到李四光麾下担任技术主管，学习恩师的创造精神，但不囿于教条框框，在李四光精心指导下，后来成为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被尊为“大庆油田大发现”的主要理论指导者之一。
向毛泽东汇报，阐述我国天然石油资源很丰富
毛泽东日理万机，在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不忘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关心和对科研人员的鼓励。1952年的一天，李四光参加一个会议。在会议休息期间，毛泽东向李四光招招手，让李四光到他跟前，他第一句话就问李四光：“‘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博学多闻的毛泽东，十分关心地质科学，连地质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尤其是如此谦虚地不耻下问，这着实令李四光非常感动。
毛泽东极其关心我国石油远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李四光被毛泽东请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咨询中国石油资源的底数，到底有没有石油？当时，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毛泽东问李四光：“外国的学者，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学者，多少年来，几乎一致认定，只有海相地层才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而我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1935年到1936年在英国讲学时，他就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但这句话是用英文写的，很含混，为的是对祖国资源的保密。李四光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乐观地、十分肯定地回答毛泽东说：“我认为外国人那套理论在我们这里可以搁起。问题不在‘陆相’、‘海相’，而在于有没有石油和储油的条件，在于对地质构造规律的认识。”接着，他根据数十年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分析了我国地质条件，指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河、东海和南海，都蕴藏有石油。”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
毛泽东得知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时，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最不相信“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的毛泽东，以其所创立的新生的中国吸引了大批有为的科学家，现在具有创新思想的科学家们要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这些大胆的构想又反过来激励着共和国的领袖们，毛泽东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指挥石油战线大会战，硕果累累
1954年地质部设立矿产普查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谢仍兼总工程师。1955年初，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规划实施三年石油普查战略方针。从这一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地质部组织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1200多人的石油勘探队伍开赴全国各地，拉开了“大庆石油大发现”的序幕。在李四光指挥下，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李四光对布置项目、编审计划、调查内容与工作方法都进行了具体指导，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我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油资源。后来开发的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1959年9月26日，东北松辽盆地的“松基三井”钻出了工业油流，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大庆油田诞生了！这是李四光和石油地质战线的科技工作者及广大工人在国庆十周年前夕给党中央、毛主席送上的厚礼，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的厚礼，故被命名为“大庆油田”。
1963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发布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骄傲地宣布：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没有走错门，是我找你的！”
1964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一个服务员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李四光，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
当时，李四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步入北京厅时，见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李四光一愣，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抑或是自己听错了地点，便连忙向毛泽东道歉：“毛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健步走了过来，紧握着李四光的手，说：“没有走错门，是我找你的！”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领会毛泽东的话意，回答道：“身体不好，刚学会一些。”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反应过来，这是毛泽东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李四光在怀仁堂参加一个会议后又得到通知，毛泽东邀请他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进入剧场后，毛泽东让服务员将李四光领到他身边的座位上，边看戏边跟李四光交谈，谈了剧情也谈到石油。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通力合作，在找石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赶到中南海，一位工作人员把他領进毛泽东的卧室。李四光一看，气象学家竺可桢和火箭专家钱学森已先他一步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请三位科学家坐在他的床边，亲切地和他们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令李四光大为吃惊，毛泽东知识非常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知识，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热忱地希望老一辈科学家攻克科学技术尖端，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李四光在其后半生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李四光最后一次被毛泽东接见是1969年5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一万余名学员。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当毛泽东在主席台上见到李四光时，马上拉着李的手，亲切地叫“李四光”。两人的距离虽然那么靠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欢呼声如同山呼海啸，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的肩头，凑近李的耳朵，问他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毛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代表。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四光谈了一个多小时，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时，毛泽东对李四光说：我不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观点还有些道理。毛泽东又转过话题对李四光说，很想看到他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帮他搜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特别强调，他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临终前一天，他还要求医生，“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责编 孟红）
少年时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
李四光，原名仲揆，字福生，湖北黄冈人，1889年生。1902年入武昌第二高等小学，从少年时代起李四光就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1904年7月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期间，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7月，弘文学院毕业后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1910年7月，李四光毕业回国，在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1911年9月，到北京参加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考试，被清朝廷授予工科进士。
武昌起义爆发后，李四光投身辛亥革命，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
1913年，李四光又赴英国留学，入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6月，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李四光学成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从此，李四光投入了毕生从事的地质科学研究。1922年1月，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29年2月，任中国地质学会会长，并被英国伦敦地质学会选为国外会员。1931年7月，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李四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3年1月，李四光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桂林。1939年秋，李四光任桂林科学实验馆馆长。
抗战时期：向往延安，向往革命
在漫长曲折的人生征途中，李四光对中国共产党有了逐渐的认识，向往延安，向往革命。1944年8月，日寇玫打广西，李四光一家和他所担任所长的地质研究所随着逃亡的人流，从桂林跋涉到贵阳，最后来到重庆。蒋介石听说李四光到了重庆，便托人捎信，请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李四光对来人说：我是搞科学研究的，没本事当校长。行政院长宋子文知道李四光曾留学英国，在英国很有声望，就请他出任驻英大使。李四光回答他：我是和石头打交道的，没有外交才能。蒋介石几次举行宴会招待科学界、教育界知名人士，每次都把他右边的席位留给李四光。而李四光总是借故说到外地调查去了，不去赴宴。然而，令李四光最为感动、最难以忘却的一件事，是他在重庆生病住院期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来到他的病榻前。周恩来说：“刚才在《新华日报》社，听教育界一位朋友讲，李先生正在患病，顺便来看望您。”周恩来在李四光的病床前一直坐到午夜12点才离开。
抗战胜利后，地质研究所的人大部分都回到了南京，而所长李四光为了避开蒋介石，却坐轮船去了上海。在那里，他和同行们创立了地质力学研究机构。
号召海外学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947年底，李四光接到国际地质学会通知，邀请他出席1948年夏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考虑了两天，回想起周恩来对他的关照，便决定趁机脱离国民党政权，携夫人和孩子立刻动身前往英国。
在英国，他知道国内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国民党败局已定，他给留学生们讲话：“我们盼了多少年，现在终于盼到了，毛泽东先生、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苦难的祖国就要解放了！到那时候，百业俱兴，势必需要大批专业人才。你们年轻人正赶上这个时代，希望同学们努力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海外学子们兴奋不已。李四光理了理斑白的鬓发，说：“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为新中国保留一个完好无损
的地质研究所
正当李四光在伦敦盼望祖国解放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直指长江北岸。在南京，地质研究所第二次遇到了搬迁问题。李四光出国后，地质研究所由俞建章代理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下令将地质研究所迁往台湾。俞建章马上给李四光打了电报。李四光很快回电：“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函告。”于是，俞建章便设法应付上峰搬迁的命令。
几日后，李四光的航空信寄到了。他恳切明白地告诉研究所的同事们：从报纸上看，南京即将成为战争要地。万一发生战争，全所人员切不可远行。可暂居京沪之间。凡所内仪器图书皆放于地下室，妥为保护。我身在国外，想出力用不上，我的薪水尚存所内，可买粮米为同事们备用。
地质研究所大部分工作人员对李四光的信十分赞同。不搬迁，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李四光的十几个学生都是地质研究所的骨干，他们很快起草了一个反对搬迁的声明。声明云：“为保护研究所多年置办的图书资料、标本仪器，为使地质科学的研究不因战火而中断，我们共同决定，决不南迁……”
毅然回到新中国
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身居海外的李四光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那位朋友告诉他：台湾方面已给驻英大使馆拍来一封电报，他们要你立即发表公开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给你的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职务……
“政协委员？”李四光感到很突然。但他知道，这是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对他的安排，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他问道：“我要是不发表声明，他们将怎样？”
“他们已经命令驻英大使馆，如果你不发表公开声明，就將你扣留在国外，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李四光本想带着全家人马上动身回国，但他所预定的船票下个月才有效。于是，他当机立断一个人先走。临行前，他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赐写了一封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年来日思夜盼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启程返国……我也奉劝你，还是脱离这个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从此重新做人，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温暖怀抱……
慧眼识珠，别具一格罗致人才
回国后的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2年8月7日，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出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开始在全国挑选左膀右臂。他首先召来了南京的谢家荣，1954年又召来了重庆的黄汲清，搭起了“双轮马车”的技术班子。
谢家荣，原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在南京面临解放时，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谢家荣，拒绝胡适要他去台湾的动员，组织员工保护财物，亲自参加巡夜，把矿产测勘处完好地交给了人民解放军。谢家荣调地质部后担任地质部总工程师。
黄汲清比李四光小16岁，比谢家荣小6岁，曾是李、谢的学生。黄原是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跟李、谢一道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学术上后来居上。
黄汲清到李四光麾下担任技术主管，学习恩师的创造精神，但不囿于教条框框，在李四光精心指导下，后来成为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被尊为“大庆油田大发现”的主要理论指导者之一。
向毛泽东汇报，阐述我国天然石油资源很丰富
毛泽东日理万机，在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不忘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关心和对科研人员的鼓励。1952年的一天，李四光参加一个会议。在会议休息期间，毛泽东向李四光招招手，让李四光到他跟前，他第一句话就问李四光：“‘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博学多闻的毛泽东，十分关心地质科学，连地质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尤其是如此谦虚地不耻下问，这着实令李四光非常感动。
毛泽东极其关心我国石油远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李四光被毛泽东请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咨询中国石油资源的底数，到底有没有石油？当时，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毛泽东问李四光：“外国的学者，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学者，多少年来，几乎一致认定，只有海相地层才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而我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1935年到1936年在英国讲学时，他就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但这句话是用英文写的，很含混，为的是对祖国资源的保密。李四光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乐观地、十分肯定地回答毛泽东说：“我认为外国人那套理论在我们这里可以搁起。问题不在‘陆相’、‘海相’，而在于有没有石油和储油的条件，在于对地质构造规律的认识。”接着，他根据数十年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分析了我国地质条件，指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河、东海和南海，都蕴藏有石油。”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
毛泽东得知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时，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最不相信“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的毛泽东，以其所创立的新生的中国吸引了大批有为的科学家，现在具有创新思想的科学家们要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这些大胆的构想又反过来激励着共和国的领袖们，毛泽东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指挥石油战线大会战，硕果累累
1954年地质部设立矿产普查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谢仍兼总工程师。1955年初，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规划实施三年石油普查战略方针。从这一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地质部组织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1200多人的石油勘探队伍开赴全国各地，拉开了“大庆石油大发现”的序幕。在李四光指挥下，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李四光对布置项目、编审计划、调查内容与工作方法都进行了具体指导，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我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油资源。后来开发的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1959年9月26日，东北松辽盆地的“松基三井”钻出了工业油流，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大庆油田诞生了！这是李四光和石油地质战线的科技工作者及广大工人在国庆十周年前夕给党中央、毛主席送上的厚礼，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的厚礼，故被命名为“大庆油田”。
1963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发布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骄傲地宣布：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没有走错门，是我找你的！”
1964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一个服务员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李四光，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
当时，李四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步入北京厅时，见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李四光一愣，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抑或是自己听错了地点，便连忙向毛泽东道歉：“毛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健步走了过来，紧握着李四光的手，说：“没有走错门，是我找你的！”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领会毛泽东的话意，回答道：“身体不好，刚学会一些。”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反应过来，这是毛泽东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李四光在怀仁堂参加一个会议后又得到通知，毛泽东邀请他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进入剧场后，毛泽东让服务员将李四光领到他身边的座位上，边看戏边跟李四光交谈，谈了剧情也谈到石油。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通力合作，在找石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赶到中南海，一位工作人员把他領进毛泽东的卧室。李四光一看，气象学家竺可桢和火箭专家钱学森已先他一步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请三位科学家坐在他的床边，亲切地和他们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令李四光大为吃惊，毛泽东知识非常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知识，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热忱地希望老一辈科学家攻克科学技术尖端，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李四光在其后半生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李四光最后一次被毛泽东接见是1969年5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一万余名学员。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当毛泽东在主席台上见到李四光时，马上拉着李的手，亲切地叫“李四光”。两人的距离虽然那么靠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欢呼声如同山呼海啸，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的肩头，凑近李的耳朵，问他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毛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代表。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四光谈了一个多小时，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时，毛泽东对李四光说：我不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观点还有些道理。毛泽东又转过话题对李四光说，很想看到他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帮他搜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特别强调，他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临终前一天，他还要求医生，“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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