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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教育现状概述
改革幵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日新月异，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然而近些年，因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各种不幸层出不穷。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认识不足、目标不清。许多家长以投入/回报的纯利益角度来衡量教育的意义。进而产生诸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焦虑和恐慌心态，另一现象“教育外包”“唯学校是教”的教育从属论观念，因而投入大量的資源到“报班” “择校”上。
其次，过分强调智育，“分数至上”，忽视孩子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许多家长让孩子“只管好好学习”，家庭责任和家务全由家长承担，使孩子失去了学会承担个人、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人格成长机会。
再次，在原则与方法上，要么过分溺爱，要么放任自流，家长不能或不愿参与教育，将教育责任推给老人或让孩子放任式成长，要么是专制、命令式，单纯以责骂体罚为主，缺乏相互尊重与沟通，对孩子人格成长和心理成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传统社会结构下的家庭教育
（一）从官学到私学，家庭教育的衍生和兴盛从商周的官学模式受制于政权稳定性要求逐步丧失其职能，教育制度逐渐转向由民间置办的私学模式，打破了旧有的士庶界限，提倡“有教无类”，受教育权利从贵族普及到民间。到魏晋时期，由于政权极不稳定和中央权力空虚，形成门阀体系为主的社会结构，在士族阶级内部，家庭教育对社会各领域人才的贡献达到巅峰。
（二）科举制度和家庭教育的进一步普及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完善，科考成为提升其社会地位上升的根本方式，至民国期间，中西方思潮交汇，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和大师，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家学渊源”。家庭教育以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各个时代社会文化发展和教育普及的基石。
（三）私学与家庭教育的同质关系
私学包括两种，一种是家教，是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招请有名望有学识的教师入住家中对家人进行直接教学。另一种方式是书塾制。这种模式，即便是寄宿制，仍未脱离家庭和宗族教育。私学的另一个实施机构是书院。对比书塾，书院是一种高年级的私学机构。但其教育内容和文化内涵，都是以维系农耕文明体制、以血缘社会结构为人伦核心教育的基本内涵，与家庭教育、宗族教育、书塾教育的内容内涵并无本质差别。
（四）社会学视角下传统家庭教育的基本内涵和性质
中国社会结构是农耕文明经济模式的血缘社会结构下的差序结构，而这种差序结构的每一层次，既有其单元独立性，又是边界模糊的。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下的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与政治制度是难以分离的，这对后世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当代社会结构下的家庭教育
（一）文明体系的变迁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对比中国传统文明，当代文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家庭教育其内容核心已发生重大转移。传统的家庭教育内涵以维护传统农耕经济模式和血缘宗法的君主专制体制的封建礼制文化学说为核心，呈现求稳定，求道德统一和集体归属的特质。而现代工商业经济模式下，呈现求真理、求变革、求创新、求独特的文化特质。传统家庭教育内容的核心是“重德”文化，终极问题答案早已被约定统一，无须再进行哲学层面的追问，只需按经典或按家长的传授执行即可，以“先承认，后体悟”的认知模式幵展。而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核心是源于两希文明的“爱智”文化，其根本是需要追究终极的，要求有质疑一切的精神，进行开放的、创造式的提问和假设，再进行严谨的逻辑论证，进而引发科学和哲学前瞻。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以“技艺文化”为主。往往追求的是实践技能的精熟程度和实践结果的艺术趣味。而现代工商业文明以“哲科文化”为主，是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纯逻辑形式的推演，其追求的是的证伪和推翻，进而引发理论体系渐趋完整或革命性进步，进而对未来而非当下的人类实践活动给予预测和指导。
（二）社会人伦结构变迁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同样符合工商业文明要求下的超血缘化社会结构要求。首先是90年代初期，东南沿海贸易与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使得内地大量农民放弃土地，一时间兴起浩浩荡荡的“南下”大潮。在发达的沿海城市甚至呈现“家庭碎片化趋势”，这种碎片化的一个必然方向就是以个体为单元的社会结构。
在超血缘社会结构中，人与人是独立、陌生的人伦关系，相比血缘社会缺乏天然的稳定性，相依型，亲切性。因此，在中国由血缘社会转变成超血缘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建立人伦关系的定义。而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发展，在超血缘社会结构下的人伦关系随历史的发展已被逐步定义清楚。首先是清晰地划定了社会层次的边界，社会单元不再是家族家庭，而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公民”，其权利责任的边界亦被定义得十分清楚，当公民组建起家庭或团体后，该团体的权利责任边界同样被清晰定义，这样一层层上至国家。美国学者Donald J.Munro指出：西方社会结构定义“个人”的主要特征正是于社会系统总体特征独立区别开来的部分，而社会是无权控制“个人”的私有特征的;而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个人”，由于其特征属性边界的定义模糊，常被赋予宗族、国家对他进行无限教育和塑造的权力。
因此，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对“个人”的定义以及尊重是不足的，这就导致父母对孩子教育的边界认知不清，产生对孩子的人格成长的过分干预，下一代的“自我”意识直到成年之后都未见得健全。进而产生一种“儿童的成人化，成人的儿童化”的现象。
（三）再论家庭教育与公共教育
当今，世界各国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依法实行确定年限的强制教育，即义务教育制。该制度对比传统教育，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的普及性，同时具备统一性、规范性、严谨性，学生在校的学习内容和目标由教育机构指定落实。改革幵放以来，中国社会无论从经济结构、伦理结构还是教育机制都发生重变迁，反而使得家庭教育在个体教育中的参与度对比传统教育体制的比重下降，进而导致一系列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产生。
四、总结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不仅是一个使家庭教育走上正轨的契机，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更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静下心来思考深入理解教育本质、社会本质和文化本质，以期能直指家庭教育的核心，形成深刻而完善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推动家庭教育的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改革幵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日新月异，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然而近些年，因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各种不幸层出不穷。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认识不足、目标不清。许多家长以投入/回报的纯利益角度来衡量教育的意义。进而产生诸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焦虑和恐慌心态，另一现象“教育外包”“唯学校是教”的教育从属论观念，因而投入大量的資源到“报班” “择校”上。
其次，过分强调智育，“分数至上”，忽视孩子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许多家长让孩子“只管好好学习”，家庭责任和家务全由家长承担，使孩子失去了学会承担个人、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人格成长机会。
再次，在原则与方法上，要么过分溺爱，要么放任自流，家长不能或不愿参与教育，将教育责任推给老人或让孩子放任式成长，要么是专制、命令式，单纯以责骂体罚为主，缺乏相互尊重与沟通，对孩子人格成长和心理成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传统社会结构下的家庭教育
（一）从官学到私学，家庭教育的衍生和兴盛从商周的官学模式受制于政权稳定性要求逐步丧失其职能，教育制度逐渐转向由民间置办的私学模式，打破了旧有的士庶界限，提倡“有教无类”，受教育权利从贵族普及到民间。到魏晋时期，由于政权极不稳定和中央权力空虚，形成门阀体系为主的社会结构，在士族阶级内部，家庭教育对社会各领域人才的贡献达到巅峰。
（二）科举制度和家庭教育的进一步普及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完善，科考成为提升其社会地位上升的根本方式，至民国期间，中西方思潮交汇，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和大师，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家学渊源”。家庭教育以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各个时代社会文化发展和教育普及的基石。
（三）私学与家庭教育的同质关系
私学包括两种，一种是家教，是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招请有名望有学识的教师入住家中对家人进行直接教学。另一种方式是书塾制。这种模式，即便是寄宿制，仍未脱离家庭和宗族教育。私学的另一个实施机构是书院。对比书塾，书院是一种高年级的私学机构。但其教育内容和文化内涵，都是以维系农耕文明体制、以血缘社会结构为人伦核心教育的基本内涵，与家庭教育、宗族教育、书塾教育的内容内涵并无本质差别。
（四）社会学视角下传统家庭教育的基本内涵和性质
中国社会结构是农耕文明经济模式的血缘社会结构下的差序结构，而这种差序结构的每一层次，既有其单元独立性，又是边界模糊的。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下的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与政治制度是难以分离的，这对后世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当代社会结构下的家庭教育
（一）文明体系的变迁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对比中国传统文明，当代文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家庭教育其内容核心已发生重大转移。传统的家庭教育内涵以维护传统农耕经济模式和血缘宗法的君主专制体制的封建礼制文化学说为核心，呈现求稳定，求道德统一和集体归属的特质。而现代工商业经济模式下，呈现求真理、求变革、求创新、求独特的文化特质。传统家庭教育内容的核心是“重德”文化，终极问题答案早已被约定统一，无须再进行哲学层面的追问，只需按经典或按家长的传授执行即可，以“先承认，后体悟”的认知模式幵展。而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核心是源于两希文明的“爱智”文化，其根本是需要追究终极的，要求有质疑一切的精神，进行开放的、创造式的提问和假设，再进行严谨的逻辑论证，进而引发科学和哲学前瞻。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以“技艺文化”为主。往往追求的是实践技能的精熟程度和实践结果的艺术趣味。而现代工商业文明以“哲科文化”为主，是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纯逻辑形式的推演，其追求的是的证伪和推翻，进而引发理论体系渐趋完整或革命性进步，进而对未来而非当下的人类实践活动给予预测和指导。
（二）社会人伦结构变迁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同样符合工商业文明要求下的超血缘化社会结构要求。首先是90年代初期，东南沿海贸易与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使得内地大量农民放弃土地，一时间兴起浩浩荡荡的“南下”大潮。在发达的沿海城市甚至呈现“家庭碎片化趋势”，这种碎片化的一个必然方向就是以个体为单元的社会结构。
在超血缘社会结构中，人与人是独立、陌生的人伦关系，相比血缘社会缺乏天然的稳定性，相依型，亲切性。因此，在中国由血缘社会转变成超血缘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建立人伦关系的定义。而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发展，在超血缘社会结构下的人伦关系随历史的发展已被逐步定义清楚。首先是清晰地划定了社会层次的边界，社会单元不再是家族家庭，而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公民”，其权利责任的边界亦被定义得十分清楚，当公民组建起家庭或团体后，该团体的权利责任边界同样被清晰定义，这样一层层上至国家。美国学者Donald J.Munro指出：西方社会结构定义“个人”的主要特征正是于社会系统总体特征独立区别开来的部分，而社会是无权控制“个人”的私有特征的;而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个人”，由于其特征属性边界的定义模糊，常被赋予宗族、国家对他进行无限教育和塑造的权力。
因此，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对“个人”的定义以及尊重是不足的，这就导致父母对孩子教育的边界认知不清，产生对孩子的人格成长的过分干预，下一代的“自我”意识直到成年之后都未见得健全。进而产生一种“儿童的成人化，成人的儿童化”的现象。
（三）再论家庭教育与公共教育
当今，世界各国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依法实行确定年限的强制教育，即义务教育制。该制度对比传统教育，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的普及性，同时具备统一性、规范性、严谨性，学生在校的学习内容和目标由教育机构指定落实。改革幵放以来，中国社会无论从经济结构、伦理结构还是教育机制都发生重变迁，反而使得家庭教育在个体教育中的参与度对比传统教育体制的比重下降，进而导致一系列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产生。
四、总结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不仅是一个使家庭教育走上正轨的契机，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更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静下心来思考深入理解教育本质、社会本质和文化本质，以期能直指家庭教育的核心，形成深刻而完善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推动家庭教育的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