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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小小岛国，似乎注定要创造一些打破这个世界秩序的奇迹。与这个小国的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已成为世界性理想主义化身的传奇人物——切•格瓦拉。
埃内托斯•切•格瓦拉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他原来的名字里没有“切”这个字。据说，“切”原是阿根廷一带的印第安人瓜拉尼语里的一个词，天长地久，它变成了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人的一个感叹词，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情况表示各种不同的感情：赞许或抗议，惊讶或喜悦……也有人说，“切”来源于意大利语，在阿根廷，它的意思相当于“老兄”、“朋友”之类的打招呼，总之，阿根廷人的口中经常冒出这个词。爱喝马黛茶、爱吃阿根廷烤肉的格瓦拉自然也有这个阿根廷习惯。在和古巴战友们相处的日子里，生性爱开玩笑的古巴人就给格瓦拉起了个“切”的绰号，日子一久，“切”居然成了埃内托斯•格瓦拉正式名字的一部分。格瓦拉很喜欢这个名字，当有人在革命胜利后问询他对“切”的看法时，他说“‘切’这个名字表示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我原来的名字只属于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他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期间，在新发行的钞票上签署的名字就是“切”，这一蔑视体制的作风曾使古巴革命的敌人大为恼火。
切•格瓦拉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医学院里的优秀学生，他本来可以当一个收入丰厚的医生。但是，人道主义的激情使他走上了认识人生的另一种道路。
像每一个热爱这片大陆的拉美人一样，切•格瓦拉用自己的双脚亲自感触这块大陆上的一寸寸土地，用自己的双眼亲自观察在这块大陆上生活的各个国家的人民。有人说年轻的格瓦拉是冒险家、旅行家。他曾先后三次远游，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拉美，有时当水手，有时骑摩托车，有时甚至徒步，一路在饭馆里洗完，替农民看病、修理收音机，充当兽医，搬运工，足球教练……
旅行途中，他和同行的旅伴顺着亚马逊河访问了好几个麻风病院，作为一个医生，他选择了医务界人道主义的极端道路。秘鲁一所麻风病院的病人们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行的那天，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病人们冒雨在河畔为他们唱歌、致词，把他们送上病友亲自扎的“马姆博（秘鲁民间舞蹈的名称）-探戈”号木筏，目送他们顺流划向亚马孙河的下一个港口……格瓦拉曾决心为医治麻风病人贡献一生。
切•格瓦拉是一个感情深沉而又奔放的人。他在安第斯山区目睹了印加人古代文化的珍贵遗迹和当今印第安农民的悲惨生活后，又曾下决心为研究印加人的历史贡献一生。但是，格瓦拉终究没有成为一个为麻风病人献身的医生，也没有成为一个印第安历史的考古学家。
A good plan today is better than a perfect plan tomorrow."
今天的好计划胜过明天的完美计划。
"Failure is never quite so frightening as regret."
比失败更令人恐惧的是懊悔。
1954年，在第三次行程的最后一站，他碰巧亲历了危地马拉人民在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总统领导下抗击美国雇佣军的战斗。在这个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的中美洲小国，他像一个危地马拉的普通爱国者一样搬炸药，在空袭和火宅中当警卫……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革命经历。阿本斯民族主义政府失败后，格瓦拉旅居墨西哥，在那里他遇到了秘密准备武装起义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行人。1956年，他作为卡斯特罗领导的82名起义军的一员，登上了历史性的“格拉玛”号游艇，与这些马蒂的后代们一起向古巴岛进发。格瓦拉这时的身分是起义军的医生，促使他一刻间作了人生重大决定的，在当时也许只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他从未去过古巴，但是，他向往成为像马蒂一样的革命者。
在两年的游击战争中，切•格瓦拉两次负伤，他已经从一个军医变成了一个优秀的游击战指挥员，起义军的少校司令。革命胜利后，他写了《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在这部生动的纪实文学作品里，他很少提及自己，凡涉及自己时，也总是用一种诙谐的口吻，好像故意贬低自己；但是，人人知道，卓越的切•格瓦拉少校在马埃斯特拉山上出生入死的战斗中，始终没有摆脱从幼年就罹染的哮喘病的折磨，他必须随身带着急救用的吸入器跋山涉水。没有人能想象他的肉体痛苦，他从未向任何人诉说、抱怨，只要可能，他从不让别人替他背背包，扛枪弹。
古巴起义军刚刚开进哈瓦那市的第3天，后来成为智利总统的阿连德正巧路过那里，他拜访了切•格瓦拉。医生出身的阿连德这样叙述那次会晤：
“在一间当做卧室的大房间里，到处都是书籍。一个光着上身的人，穿着一条草绿色军裤，正躺在行军床上。他目光锐利，手里拿着吸入器。他打手势请我稍待片刻，因为他的哮喘病发作得很厉害，他正在对付它。在这几分钟时间里，我端详着他，看见了他那双狂热地炯炯放光的眼睛。美洲的一位伟大战士，为残酷的痼疾所折磨，正躺在我的面前。后来，我们开始交谈了。他毫不卖弄自己，对我说，在起义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哮喘病始终不让他安生。我审视着他，倾听着他的话，不由得想起这人正在演一场悲剧：他负有完成伟大事业的使命，却被这样无情的绝症制服了。”
切•格瓦拉与古巴人民结下了生死患难的友情，古巴人民把古巴公民的称号和古巴公民的一切权利授予了他，这样的待遇在古巴只有包括切•格瓦拉在内的两个外国人享有过。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与一位在马埃斯特拉山上认识的古巴姑娘结了婚，生了4个孩子。他的前妻是秘鲁人，而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加入了出生所在地墨西哥的国籍。切•格瓦拉在答应卡斯特罗参加古巴革命的那一刻，就与这位古巴革命领导人达成了一个口头约定：古巴革命成功后，他要回到祖国去为解放自己的问题而战，为整个大陆的解放而战。
切•格瓦拉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革命者。革命胜利后的切•格瓦拉依然保持着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他依然穿着那种在山区游击战中习惯了的大皮靴和军服。他主动把自己的工资和粮食定量降到普通工作人员的水平。他对在古巴国内出版的他的著作从来不收任何酬劳，从外国寄来的稿费也都被他转送给了古巴或外国的社会团体和进步组织，他甚至不近人情地批评因为他作讲演而给了他一笔酬金的大学教授……
革命胜利后的第8年，已经先后担任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中央领导人、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的切•格瓦拉，代表国家出访过亚、非、欧大陆，出席过联合国大会的切•格瓦拉，领导过吉隆滩反击美国雇佣军的切•格瓦拉，在非洲履行过国际主义使命的切•格瓦拉……辞去了古巴国家领导的重要职务，告别了已被他视为同胞的人民，留下了亲人和孩子，带着从这个国家里挑选的志愿者离开古巴，到南美的丛山峻岭中再次打游击，希望从这里建立两个、三个……乃至许多越南，拖住美国美帝国主义的手脚，解放他自己的国家，解放南美大陆，解放全世界。
玻利维亚，这个切•格瓦拉在年轻时代就游历过的安第斯山区赤贫之国，被他选中作为游击战的根据地。
切•格瓦拉临行前给菲德尔•卡斯特罗、自己双亲和孩子们留下了告别信。
在给卡斯特罗的信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段落：
“我没有给我的子女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我并不为此难过，反而感到高兴。我不为他们提出任何请求，因为我知道国家会对他们作出充分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和受教育。
我还有许多话要向你和我们的人民讲，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讲了，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要说的一切，又何必浪费笔墨呢。
祝永远胜利!誓死保卫祖国!
用全部革命热情拥抱你。
切写于哈瓦那，农业年”
在给父母的信中，有那句人们所熟悉的堂•吉诃德式的语句:
“两位亲爱的老人: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
……
我以艺术家的趣味所渲染过的意志，将会支持虚弱的双腿和疲惫的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也请不要忘记20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你们强的浪子热烈拥抱你们。
埃内斯托”
给孩子们的信是这样结束的:
“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
再见，孩子们，我希望还能见到你们。
爸爸寄给你们一个长吻，并紧紧拥抱你们。”
自愿与切•格瓦拉同行的有17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4名古共中央委员，17人中有14人牺牲，都表现得很英勇。这17人中没有一个年满35岁，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他们也都分别给亲人们留下了深情的告别信。
切•格瓦拉1966年11月7日抵达玻利维亚的游击队营地。11个月之后，切•格瓦拉于1967年10月8日在尤罗山峡的战斗中被俘，第二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使下，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于一个名叫依格拉的小村子。他留下的最后一句遗言也许是:“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里留下的唯一记录是一本关于游击战斗和生活的日记。这本日记也像马蒂的战地日记一样，一直写到牺牲的前夜。1968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在哈瓦那出版。这是一本用简洁的语言记录下来的真实历程。切•格瓦拉并没有余暇去抒发他的感想、思考，或去描写周围的环境、人情。我们读到的是方案、路线、过程，是间题、困难、挫折以及游击队员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是一场计划周密、目标宏伟的实实在在的战斗，它的全程笼罩着悲剧理想主义的气氛。
（摘自 索飒《丰饶的苦难 拉丁美洲笔记》）
It's what you do right now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你现在所做的是改变现状的关键。
"No point in punching things you can't see."
打击那些你看不到的东西没有意义。
埃内托斯•切•格瓦拉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他原来的名字里没有“切”这个字。据说，“切”原是阿根廷一带的印第安人瓜拉尼语里的一个词，天长地久，它变成了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人的一个感叹词，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情况表示各种不同的感情：赞许或抗议，惊讶或喜悦……也有人说，“切”来源于意大利语，在阿根廷，它的意思相当于“老兄”、“朋友”之类的打招呼，总之，阿根廷人的口中经常冒出这个词。爱喝马黛茶、爱吃阿根廷烤肉的格瓦拉自然也有这个阿根廷习惯。在和古巴战友们相处的日子里，生性爱开玩笑的古巴人就给格瓦拉起了个“切”的绰号，日子一久，“切”居然成了埃内托斯•格瓦拉正式名字的一部分。格瓦拉很喜欢这个名字，当有人在革命胜利后问询他对“切”的看法时，他说“‘切’这个名字表示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我原来的名字只属于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他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期间，在新发行的钞票上签署的名字就是“切”，这一蔑视体制的作风曾使古巴革命的敌人大为恼火。
切•格瓦拉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医学院里的优秀学生，他本来可以当一个收入丰厚的医生。但是，人道主义的激情使他走上了认识人生的另一种道路。
像每一个热爱这片大陆的拉美人一样，切•格瓦拉用自己的双脚亲自感触这块大陆上的一寸寸土地，用自己的双眼亲自观察在这块大陆上生活的各个国家的人民。有人说年轻的格瓦拉是冒险家、旅行家。他曾先后三次远游，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拉美，有时当水手，有时骑摩托车，有时甚至徒步，一路在饭馆里洗完，替农民看病、修理收音机，充当兽医，搬运工，足球教练……
旅行途中，他和同行的旅伴顺着亚马逊河访问了好几个麻风病院，作为一个医生，他选择了医务界人道主义的极端道路。秘鲁一所麻风病院的病人们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行的那天，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病人们冒雨在河畔为他们唱歌、致词，把他们送上病友亲自扎的“马姆博（秘鲁民间舞蹈的名称）-探戈”号木筏，目送他们顺流划向亚马孙河的下一个港口……格瓦拉曾决心为医治麻风病人贡献一生。
切•格瓦拉是一个感情深沉而又奔放的人。他在安第斯山区目睹了印加人古代文化的珍贵遗迹和当今印第安农民的悲惨生活后，又曾下决心为研究印加人的历史贡献一生。但是，格瓦拉终究没有成为一个为麻风病人献身的医生，也没有成为一个印第安历史的考古学家。
A good plan today is better than a perfect plan tomorrow."
今天的好计划胜过明天的完美计划。
"Failure is never quite so frightening as regret."
比失败更令人恐惧的是懊悔。
1954年，在第三次行程的最后一站，他碰巧亲历了危地马拉人民在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总统领导下抗击美国雇佣军的战斗。在这个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的中美洲小国，他像一个危地马拉的普通爱国者一样搬炸药，在空袭和火宅中当警卫……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革命经历。阿本斯民族主义政府失败后，格瓦拉旅居墨西哥，在那里他遇到了秘密准备武装起义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行人。1956年，他作为卡斯特罗领导的82名起义军的一员，登上了历史性的“格拉玛”号游艇，与这些马蒂的后代们一起向古巴岛进发。格瓦拉这时的身分是起义军的医生，促使他一刻间作了人生重大决定的，在当时也许只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他从未去过古巴，但是，他向往成为像马蒂一样的革命者。
在两年的游击战争中，切•格瓦拉两次负伤，他已经从一个军医变成了一个优秀的游击战指挥员，起义军的少校司令。革命胜利后，他写了《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在这部生动的纪实文学作品里，他很少提及自己，凡涉及自己时，也总是用一种诙谐的口吻，好像故意贬低自己；但是，人人知道，卓越的切•格瓦拉少校在马埃斯特拉山上出生入死的战斗中，始终没有摆脱从幼年就罹染的哮喘病的折磨，他必须随身带着急救用的吸入器跋山涉水。没有人能想象他的肉体痛苦，他从未向任何人诉说、抱怨，只要可能，他从不让别人替他背背包，扛枪弹。
古巴起义军刚刚开进哈瓦那市的第3天，后来成为智利总统的阿连德正巧路过那里，他拜访了切•格瓦拉。医生出身的阿连德这样叙述那次会晤：
“在一间当做卧室的大房间里，到处都是书籍。一个光着上身的人，穿着一条草绿色军裤，正躺在行军床上。他目光锐利，手里拿着吸入器。他打手势请我稍待片刻，因为他的哮喘病发作得很厉害，他正在对付它。在这几分钟时间里，我端详着他，看见了他那双狂热地炯炯放光的眼睛。美洲的一位伟大战士，为残酷的痼疾所折磨，正躺在我的面前。后来，我们开始交谈了。他毫不卖弄自己，对我说，在起义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哮喘病始终不让他安生。我审视着他，倾听着他的话，不由得想起这人正在演一场悲剧：他负有完成伟大事业的使命，却被这样无情的绝症制服了。”
切•格瓦拉与古巴人民结下了生死患难的友情，古巴人民把古巴公民的称号和古巴公民的一切权利授予了他，这样的待遇在古巴只有包括切•格瓦拉在内的两个外国人享有过。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与一位在马埃斯特拉山上认识的古巴姑娘结了婚，生了4个孩子。他的前妻是秘鲁人，而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加入了出生所在地墨西哥的国籍。切•格瓦拉在答应卡斯特罗参加古巴革命的那一刻，就与这位古巴革命领导人达成了一个口头约定：古巴革命成功后，他要回到祖国去为解放自己的问题而战，为整个大陆的解放而战。
切•格瓦拉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革命者。革命胜利后的切•格瓦拉依然保持着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他依然穿着那种在山区游击战中习惯了的大皮靴和军服。他主动把自己的工资和粮食定量降到普通工作人员的水平。他对在古巴国内出版的他的著作从来不收任何酬劳，从外国寄来的稿费也都被他转送给了古巴或外国的社会团体和进步组织，他甚至不近人情地批评因为他作讲演而给了他一笔酬金的大学教授……
革命胜利后的第8年，已经先后担任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中央领导人、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的切•格瓦拉，代表国家出访过亚、非、欧大陆，出席过联合国大会的切•格瓦拉，领导过吉隆滩反击美国雇佣军的切•格瓦拉，在非洲履行过国际主义使命的切•格瓦拉……辞去了古巴国家领导的重要职务，告别了已被他视为同胞的人民，留下了亲人和孩子，带着从这个国家里挑选的志愿者离开古巴，到南美的丛山峻岭中再次打游击，希望从这里建立两个、三个……乃至许多越南，拖住美国美帝国主义的手脚，解放他自己的国家，解放南美大陆，解放全世界。
玻利维亚，这个切•格瓦拉在年轻时代就游历过的安第斯山区赤贫之国，被他选中作为游击战的根据地。
切•格瓦拉临行前给菲德尔•卡斯特罗、自己双亲和孩子们留下了告别信。
在给卡斯特罗的信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段落：
“我没有给我的子女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我并不为此难过，反而感到高兴。我不为他们提出任何请求，因为我知道国家会对他们作出充分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和受教育。
我还有许多话要向你和我们的人民讲，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讲了，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要说的一切，又何必浪费笔墨呢。
祝永远胜利!誓死保卫祖国!
用全部革命热情拥抱你。
切写于哈瓦那，农业年”
在给父母的信中，有那句人们所熟悉的堂•吉诃德式的语句:
“两位亲爱的老人: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
……
我以艺术家的趣味所渲染过的意志，将会支持虚弱的双腿和疲惫的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也请不要忘记20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你们强的浪子热烈拥抱你们。
埃内斯托”
给孩子们的信是这样结束的:
“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
再见，孩子们，我希望还能见到你们。
爸爸寄给你们一个长吻，并紧紧拥抱你们。”
自愿与切•格瓦拉同行的有17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4名古共中央委员，17人中有14人牺牲，都表现得很英勇。这17人中没有一个年满35岁，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他们也都分别给亲人们留下了深情的告别信。
切•格瓦拉1966年11月7日抵达玻利维亚的游击队营地。11个月之后，切•格瓦拉于1967年10月8日在尤罗山峡的战斗中被俘，第二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使下，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于一个名叫依格拉的小村子。他留下的最后一句遗言也许是:“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里留下的唯一记录是一本关于游击战斗和生活的日记。这本日记也像马蒂的战地日记一样，一直写到牺牲的前夜。1968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在哈瓦那出版。这是一本用简洁的语言记录下来的真实历程。切•格瓦拉并没有余暇去抒发他的感想、思考，或去描写周围的环境、人情。我们读到的是方案、路线、过程，是间题、困难、挫折以及游击队员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是一场计划周密、目标宏伟的实实在在的战斗，它的全程笼罩着悲剧理想主义的气氛。
（摘自 索飒《丰饶的苦难 拉丁美洲笔记》）
It's what you do right now that makes a difference."
你现在所做的是改变现状的关键。
"No point in punching things you can't see."
打击那些你看不到的东西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