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华人资本大规模涌入艺术品市场，拍场上东方因素地位明显上扬，书画交易额比重显著增加。在书画收藏与投资的大浪潮中，书画鉴定重要性急剧凸显，众所周知，中国鉴定门类中最难者非字画莫属。应广大读者要求，我们拜访了中国书协鉴定评估委员、安徽省书协副主席、安徽省书法理论研究会会长、沧浪书社执事余国松先生。
　　余国松先生是为九三学社成员，高级美术师，书法作品11次参加中国书协举办的国展，40余次参加全国性、国际性重要展览，7次获得一、二等奖，并曾获法国“中国美术作品展”一等奖，且在全国书法报刊发表书法研究性论文30余万字，出版有《余国松书法集》。此外余先生还是位当之无愧的文学家，发表有60多万字的散文、杂文、随笔及300多首格律诗词，其散文、格律诗词曾获全国首奖，入载文化部《世纪典藏册》。
　　对中国字画的收藏鉴赏不能仅停留在字画形象的表面，更应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人。中国传统艺术中，掌握主流语言的是传统文人。文人在治学的同时从事艺术创作，艺术史上品评艺术作品格调高低，作画者的品质是为绝对重要因素。央视“读书时间”向全国推荐余先生《半醒人语》时，曾评其为“冶文章、诗词、书法于一炉的典型文人”。余先生谈及“治文”强调“文笔”，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梁实秋、林语堂为例，认为文笔是作家个性甚至灵魂的表现。那么何为个性化的文笔呢?个性化的文笔犹如书法对比于铅字，是解读作家思想、心态、情绪、学问，甚至是城府的重要途径，离不开长期的学习、思考，离不开作家开阔的眼界。对于作诗，余先生则强调“性灵”。何为性灵?就是表达真实的思想情感，但又非一般的陈述，而是仿佛经“凤凰涅槃”后产生的丰富而深邃的想象，以出人意外，又入人意中的句子表达。这样的句子在诗经、楚辞中最多得以体现。治文章、诗词是文人的重心，继而便是创作艺术性的书法。在书法上，余先生强调“用笔”，但这用笔并非技术层面上的用笔的种种形式技巧，而是笔力，是笔在纸上摩擦产生的杀纸力。可以说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个性是在笔力强劲的基础上展现的，笔在纸上的摩擦是有生命力的。
　　2001年，余国松先生率团赴日本作艺术交流，留下草书墨宝，《高知新闻》高度赞赏了余先生的书法，并认为余先生草书堪称“当代张旭”。书法中草书的鉴赏一直是一个难题，怎么判断草书的艺术高低呢?当然离不开对草书的探究。余先生告诉我们，草书是有很深的楷书的基本功。以张旭、怀素的狂草为例，表面来看狂草连绵起伏，如大江流水般波涛汹涌，但仔细品味，他们的每一笔都能看到楷书的因素。可以简单的区分，楷书重顿挫，而草书重使转。但一幅好的草书作品重要的是它所载有的意蕴。几位重要的草书家，古代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现当代的司徒越、林散之。比较而言，黄庭坚书法的特点是多顿挫，很有道家的意蕴，王铎一生练字无人能比，用笔功夫非常了得；司徒越的章法好似梅花漫天飞舞，林散之则行笔舒缓而有古意，蕴含了佛家思想，其去世前最后写下的“生天成佛”四字，正是他对佛学独特的领悟。怎么鉴定书法呢?余先生强调鉴定应是在对书法史了然于胸的基础上。每个时代的书法特征，对每位书家的行笔特点都要能把握。有了这些基础的了解才能判断书法作品。
　　对于现当下纷乱复杂的鉴定现状，余先生警示我们读者应该保持头脑清醒，相信自己。鉴定谁说了算?余先生肯定的说：“谁说了都不算!”从古至今，许多艺术品都是时而说真，时而说假。非要得个结论，那就是谁的理由充分就相信谁的结论，当然，肯定很多年后会有另一位研究者给出更充分的理由来驳斥前一位的研究，那我们再转而相信后一位的研究。余先生笑曰：“这都没有关系，真伪本是相对的。”这也是余先生半梦半醒看社会的体现。余先生举例，就目前两岸合并展出的《富春山居图》而言，我们也不能否认李敖观点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即使画家对自己作品的鉴定也不一定可靠，我们无法排除画家因种种原因不愿意承认自己作品的可能性。这么说来，我们的读者可能会对书画真伪感觉很迷茫，既然谁说了都不算，貌似进入了盲目的不可知论。其实不然，我们需要一个答案，就理性判断鉴定家个人的品质、学识，和鉴定家给予的丰富的支撑资料。
　　谈及当下艺术市场，余先生用“水深波涛大”五个字概括，艺术市场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时起时落是肯定的。就嘉德春拍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余先生肯定了齐白石作品的艺术性，但认为4.255亿中蒋介石的因素占有4亿。此外，余先生觉得当前艺术市场最令人欣慰的便是很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将在此次浪潮中得以回流。
　　余国松先生业余也爱收藏。余先生认为收藏得会“玩”。何为“玩”?即是不为了逐利投资而收藏，纯粹做赏玩学习之用。看来余先生不仅半梦半醒看人生，也同样半梦半醒看收藏。余先生向我们展示了最近正在“玩”的一项工作，将珍藏的多幅画作分别题诗并装裱成册，诗书画相映成趣，真正从收藏赏玩中得到无穷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