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红山古玉文化研究》一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7年，《中国史前史红山文化古玉器概说》一书，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9年，《红山文化古玉器鉴识与欣赏综论之鉴识理论篇》和《红山文化古玉器鉴识与欣赏综论之鉴识研究篇》二书，由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短短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四部关于红山文化古玉器著作专著问世，犹如一枚集束炸弹，抛向了红山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从此，人们认识了一位年轻有为的红山文化研究学者——刘永胜。
　　1955年，刘永胜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十多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无依无靠的母亲无力养活一家人，就被同母异父的大哥接到了鹤岗。为了填补家用，他高中没念完就下了煤矿。年纪弱小的他，承受着一般人承受不了的体力劳动。但他从不叫苦，因为他必须为贫穷的家庭出一点力。可谁知天不从人愿，在一次事故中受了轻伤。伤好之后的当年，他参军入伍，当了一名野战军战士。退伍后他又回到鹤岗，在鹤岗二轻局当了一名宣传报道干事。勤奋加富有灵性的刘永胜，凭着一股自学精神，很快掌握了新闻报道的脉络，他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报纸、电台上，在鹤岗，俨然成了一个“名人”。
　　一次，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到鹤岗选拔记者，事先，他们先从学历、文笔等几个方面框定了一个范围。经市委常委会讨论，推荐了两个人。新华社的领导经过考察，一个都没有相中，就准备起程回哈尔滨。这时，市委宣传部长跟他们说：“我们这还有一个人，名叫刘永胜，不符合你们定的条件，但他的文章写得好，从发稿的数量来说，在鹤岗没有人能比得上。”这倒引起了新华社领导的兴趣，决定留下来见见这个年轻人。他们把刘永胜找来，先给了出他一个“命题作文”，考考他的写作能力和反应能力。他很快就把“作业”完成了，思路清晰，干净利落，新华社领导十分满意。就这样，他成了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驻鹤岗的地方记者，他的工作也由二轻局调到了市委政研室。
　　一个没有受过新闻专业专门训练的“草根”，凭着自己的能力，竟然杀入了新闻行业，成了一名骨干。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先后任职于《东北经济报》《工人日报》《中国市场经济报》《中国经济时报》等记者站，先后担任过记者、主编、站长等职。由于业绩突出，后来，他正式调进《人民日报》驻黑龙江记者站。这些我国顶级媒体的身份，让许多人眼红。可在2000年，刘永胜竟出人意料地办了“内退手续”，离开了《人民日报》记者站，那是因为红山文化。因为当他接触红山文化之后才发现，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仅靠业余是远远不够的，一边当记者，一边搞红山文化研究，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他决定摆脱一切与红山文化无关的事情，一门心思地来从事红山文化的研究。
　　自从红山文化被发现以来，研究著作及理论文章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从事红山古玉器文化内涵的研究，并且成系列成体系地进行研究，应该说刘永胜是第一人。刘永胜从研究红山古玉器入手，可谓执了红山文化的牛耳。因为一提到红山文化，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那件造型优美的C形玉龙，它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的标志。玉器是人们认识红山文化的入门向导。
　　刘永胜与红山古玉结缘，实属偶然。
　　说起来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对当时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1994年，刘永胜任职于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那年9月的一天，他在外地采访，一位朋友拿了几件玉器，让刘永胜给看看是什么年代的，干什么用的，有没有价值。可那时在刘永胜的头脑里，玉是一张白纸，他拿着这几块玉，十分尴尬，难为情地说：“我找人给看看。”
　　刘永胜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找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文物局的古玉专家，两位专家先后拿着这几件玉器，翻过来调过去地看，看了半天才说：“这是红山文化古玉器。”当向专家求证探索古玉器承载的深层次宗教内涵时，二位专家说：国家宗教文化研究所的专家，在这个领域才是行家。为把握起见，他们把刘永胜介绍给了中央民族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的专家吕大吉。吕先生一眼就认出了这是红山古玉器，并说这是十分珍贵的古玉器。当时，吕先生刚刚完成了《史前宗教文化》系列巨著的编撰工作，书虽然完成了，但仍有遗憾，那就是对古玉器的论述，因实物太少，谈得极不充分。他对刘永胜说：“红山古玉文化内涵领域的研究是个空白，你有时间的话可研究研究。”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刘永胜迷上了红山古玉。打那以后，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能够动用的资金，都用在了红山古玉上。所有红山文化的遗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凡是出现红山古玉的地方，他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那里。同时，他还拜访了许多红山文化研究专家，收集了大量的红山文化著作和论文。这时他发现，摆在面前的虽然是一枚红山古玉，但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块玉，它涉及到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美学等诸多学科，要想啃下红山玉研究这块硬骨头，光靠热情、干劲、理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实实在在的基础理论装备。面对着庞大的红山古玉文化研究工程，对于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刘永胜来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从1994年第一次接触红山古玉，到2004年出版第一部著作《红山古玉文化研究》，前后只用了10年时间，之后其他三本专著又陆续跟进，使刘永胜的红山古玉文化研究，形成了一个系列。
　　许多专家曾这样评价他的《中国史前史红山文化古玉器概说》一书：“这本专著，就其内容而言，属于考古与博物的专业领域。通过具体撰写，我们发现它又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如古玉文化与宗教研究，虽然它本身是考古与文博的学科，但在研究中必须运用与深入涉及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古文知识。所以，它又交叉到古汉语文学科领域。又如古玉造型、纹饰、沁色等鉴识研究中，必须应用美学与工艺美术领域的知识，由此它又涉及到美学、艺术、音乐等交叉学科。如此等等，在全书研究与撰写过程中，大容量的多学科交叉渗透实属必然，多学科必须最终整合归结在古玉文物研究这一特殊对象身上，因此说，这部专著填补了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学术空白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对红山古玉的研究，刘永胜都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式。比如在《红山文化古玉器鉴识与欣赏综论之鉴识理论篇》中，对螺蜗形玉器的论述，就运用了这种方法。作者先是考证玉的产地，然后分析它的沁色，这属于考古学的范畴。通过对玉器形制特征的分析，由螺联系到累祖，由蜗联系到女蜗，由动物崇拜、宗教崇拜到先祖崇拜，让人们看到了这件古玉器上所承载的厚重的文化信息。通过对纹饰的分析，让人们看到了“在螺体表面，还运用了平行凸棱纹与隐回纹，使玉器犹如注入了生命活力一样，富有立体感的艺术效果”。这属于美学研究的范畴。接着又分析这件玉器的磨工技术，这又属于工艺学的范畴。可见对红山古玉文化的研究，没有多学科知识的储备，是根本不行的。
　　玉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许多古遗址中都不同程度地出土过古玉器，但像红山玉器形之多，功能之多，数量之多，则是很少见的。其中表现出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天体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等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也是不多见的。从出土的红山玉来看，有乐器、佩饰、随葬器、冠饰、仪仗器、军徽、印信等，这种丰富的器形实属难得。另外它表现出的材质美、造型美、纹饰美、曲线美、韵律美、创意美等审美内涵，也都是出类拔萃的。正因为红山古玉器有了这样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涵，才会让刘永胜着迷，才会让他放弃一切，集中精力专门从事红山古玉器的研究。因为刘永胜在红山古玉器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被内蒙古民族大学请去做专题学术报告，并先后被吉林师大东北文化研究院特聘为客座教授，被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分院和东北农业大学成栋学院特聘为教授，有的大学担任课题研究任务，为黑龙江大学考古专业、黑龙江江南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讲授了红山文化古玉器专题课……根据刘永胜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还后晋升为文物研究员和教授两个领域的正高职称。
　　一个没有受过考古专业专门训练的“草根”，凭着自己的能力，竟然杀入了考古界，并在短时期内就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四本关于红山古玉的研究著作，在我看来，够专业的了，够系统的了，够完备的了，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了。可刘永胜却说，关于红山古玉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前面只是一个浅层次的介入，真正的分专题系列研究才刚刚开始，必须继续研究下去。我们期待着他更多的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