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成为继特雷莎·梅之后第二位访美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但与英国首相不同，特朗普与默克尔之间明显缺乏默契与好感，特朗普甚至在默克尔建议两人握手合照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特朗普对于跨大西洋共同价值观与西方自由秩序的挑战引起了德国的严重担忧。早在2005年，默克尔以亲美派的形象上台，扭转了前总理施罗德时期由于伊拉克战争而跌入冰点的德美关系。出任德国总理后，默克尔共与三任美国总统打过交道，她曾直言不讳地指责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军在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行为，也曾因“监听门”事件与奥巴马产生龃龉。德美关系历经波折，但跨大西洋沟通机制较为成熟，德美政界秉承协商与妥协的原则在国际问题中寻求协调性解决方案，如在乌克兰危机中共同对俄制裁。历届德国领导人上台后都会强调美国盟友的重要性，跨大西洋价值观共同体、北约集体安全以及双边经贸合作是贯穿德美关系的主旋律。然而，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为这一切增添了变数。
　　德国社会各界对于特朗普的看法

　　在德国政界看来，双方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大相径庭，在经济政策、北约集体安全、欧洲一体化、难民与移民政策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均存在着一定分歧。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称作“疯子的行为”。他还公开支持英国脱欧，唱衰欧盟，并抛出“北约过时论”。在贸易领域，特朗普不满德国对美的大额贸易顺差，声称将对德国企业采取惩罚性关税。特朗普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组织等超国家机构与国际多边机制的厌恶，无不挑战着二战后由美国创立并长期主导的西方自由主义秩序，这让德国甚感忧虑。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默克尔在与其通话中特意强调德国愿意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与美国密切合作，暗示特朗普对于西方自由秩序与价值观的“离经叛道”不符合德美双方共同利益。
　　德国民众对于未来德美关系的走向较为悲观。特朗普胜选后，2016年11月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66%的德国人认为美国不再是德国可靠的合作伙伴，64%的德国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将会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德美关系未来走向上，57%的德国民众认为德美关系未来将会面临更多摩擦，33%的人认为双边关系将保持稳定，仅有5%的受访者认为德美关系在特朗普时代会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以批判性姿态著称的德国媒体对于特朗普的反感态度跃然纸上。在《明镜周刊》2017年2月的封面图片上，一名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男性提着被砍下的自由女神像的头颅，其当期标题为“美国优先”。《明镜周刊》是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其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比作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德国和美国社会引发激烈争论。《明镜周刊》执行主编布林克鲍默在社论中这样解释道：“特朗普试图建立一个不自由的民主”。
　　总体而言，德国政界与民众或多或少地将特朗普视为西方自由秩序与价值观的挑战者，缺少对于特朗普执政理念的认同与好感，而德国政界也认为未来德美关系将充满变数。德国社会各界并不期待德美领导人第一次会面就在经贸、集体安全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性的解决方案，尴尬之局还需多次“破冰”。
　　“默特会”揭示新时期德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二战后至今，跨大西洋同盟利益与价值观相互交织。然而，特朗普的核心观念是将“美国利益”置于“西方价值观”之上，“公平贸易”乃至“贸易保护”优于“自由贸易”。这改变了德美合作的传统模式，也是对西方自由秩序的背离。纵使默克尔与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执政风格存在眾多分歧，但作为德国利益代言人的默克尔仍认为有必要与特朗普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沟通，而非“隔空喊话”。2017年3月17日，默克尔与特朗普完成了一次充满 “讨价还价”的会面，会谈内容涉及经贸、北约、欧洲安全以及难民与移民政策等。
　　此次访美的首要议题在于尽可能弥合德美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德国的主要提议是倡导德美在“工业4.0”与制造业领域加强合作，开展双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培训合作，在两国数字化经济转型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德国试图说服美国相信合作能够带来双赢局面。实际上，德国的谈判筹码略显单薄，德国作为“贸易国家”，其经济增长有赖于高端产品出口，而美国正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以2016年数据为例，德国出口了价值1070亿欧元的商品至美国，其中汽车、机械与化学产品位居前三位，而德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总价格仅为580亿欧元;德国约有100万个工作岗位与对美出口有关，美国企业在德创造的就业岗位约为63万个，而德国企业在美创造的工作岗位约为10万个。可见德国就业岗位对美出口的依赖性要大于美国对德的依赖性。因此，一旦美国向德国发动贸易战，德国经济将会受到更大冲击。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此了然于心，声称上任后将对德国宝马、戴姆勒、大众等汽车公司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理由是它们针对美国市场的生产在墨西哥进行。为此，陪同默克尔出访的队伍中有西门子首席执行官、宝马和舍弗勒总裁，三位企业家向特朗普及其团队阐述两国企业在创造就业、劳动力培训与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前景。德国外交团队认为，相对于政客，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更倾向于相信企业管理层。而特朗普却多次强调“公平贸易”，宣称为了保障美国就业以及促进美国工业发展，贸易保护政策亦不失为一种选择。经过此次领导人会晤，德美双方在经贸领域寻求共识的努力仍收效甚微。
　　特朗普的利益思维也转嫁到了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相对于步履维艰的贸易谈判，德美在安全政策上达成了一些妥协。特朗普否认自己是“孤立主义者”，表达了对于北约的支持，但前提是盟友提高在北约的财务贡献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德国承诺到2024年将国防预算提高到GDP的2%，但默克尔认为德国已经以其他方式做出了集体防务贡献，如在阿富汗长期驻军、提供发展援助，协助美、法等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并对非洲当地的安全力量进行培训等，重申德国在安全领域已经承担了更多的国际责任，而非一味搭乘美国“便车”。 　　德国与欧盟追随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俄实施制裁，德俄关系至今仍未得到实质性改善。然而崇尚“强人政治”的特朗普对于俄总统普京却鲜有批评，美国或将调整对俄政策。特朗普虽然赞赏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外交斡旋，但对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为并未加以指责。面对欧洲安全与地缘战略利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在美俄关系中尚缺乏明确的方向与定位。在移民政策上，特朗普认为本国公民的利益应优先于移民与难民的利益，暗示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给欧洲带来了灾难，而之前默克尔也批评特朗普的“限穆令”不合理。但是面临9月的德国大选，在此次德美会谈中默克尔很难在难民与移民政策上表现得过于强硬，毕竟这是默克尔执政生涯中的“一次失误”。
　　德美分歧的外交文化根源
　　默克尔和特朗普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但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上并非无迹可寻，其与汉密尔顿主义的商业保护思想和杰克逊主义的美国人民福祉至上的信念密不可分。德美分歧的深层原因与两国政治与外交文化差异密不可分。
　　德国二战后的外交文化以欧洲一体化、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以及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著称。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德国民众与政界至今对于使用武力仍较为谨慎。默克尔访美后，德国左翼党与绿党旋即批评默克尔向特朗普承诺提高国防预算，认为这将削弱国际合作与和平。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对于特朗普所谓的“德国负债于北约”的论调不买账，强调德国的国防预算不仅针对北约集体安全，在联合国维和任务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德国已经做出了应有的国际贡献。
　　德国主张建立多种国际力量并存、文明化与法制化的国际秩序、“后民族国家”理念成为德国外交文化中的鲜明特点。因此，德国注重联合国与国际法的作用，将国家利益置于超国家机构之中，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外交斡旋发挥超越自身实力的国际作用。而美国外交文化具有“天定使命观”和“美国例外论”的思维烙印，美国优先和追求强权政治仍是美国作为“民族国家”外交政策中不可摒弃的王牌。美国对于“多边主义”的理解建立在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国际多边机制往往被认为是限制美国外交行动自由的障碍。这促使美国外交行为更多的是有选择性地遵守国际法，并具有单边主义倾向——这是德国难以欣赏与认同的。
　　然而，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联邦德国重建，至今德国人对美国仍心存感激，默克尔在会晤特朗普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达了这种感激之情。冷战后德国不再对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主张言听计从，希望与其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德美关系发展成为在争论与分歧中寻求妥协的“选择性同盟”，倾向于进行务实性合作。因此不应夸大德美关系的裂痕与危机，寻求共识与达成妥协仍是跨大西洋联盟的共识，即使“貌合神离”，德美双方也将尽力维护联盟团结。
　　中德深化合作大有前景
　　默克尔与特朗普会面之后，德媒认为德美双方仍是分歧多于共同点。可以看到，在很多方面，德美乃至美欧之间的“共同语言”仍相对匮乏。
　　德国是全球化、自由贸易与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默克尔认为自贸协定将给相关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经济利益。德国坚信本国经济的成功与欧洲一体化密不可分，认为应由欧盟作为超国家机构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而非由德国作为“民族国家”与美国缔结双边协议，对于重启美欧TTIP谈判仍抱有期待。德国将国家利益置于欧盟之中，在欧洲民粹主义浪潮中，支持通过“多速欧洲”推动欧盟发展，维护欧洲稳定。而在德国G20财长峰会上，由于无法说服美国，最终各方在联合公告中刪除了反贸易保护的内容与遵守气候协议的承诺，未来美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将充满不确定性。
　　德美双方僵持不下的同时，德国开始寻求与新兴国家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德国财长朔伊布勒直言：此次G20财长峰会未与美国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因而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合作应该得到加强。默克尔访美前夕，习近平主席应约同默克尔通电话，中德深化合作大有前景。首先，中德在国际多边贸易机制与全球治理等领域有着共同利益和相近理念。德国逐渐认识到，中国并非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是国际秩序与规则的维护者与共建者，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主动性也逐渐为欧洲所认知。其次，中德均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虽然中欧在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海外投资等领域仍有分歧，但双方在协商与妥协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扩宽合作空间，如推进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最后，中德对于彼此利益相互理解，德国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方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但也应看到，德美关系虽经历变数，但是作为长期的军事、经贸与价值观联盟，德美关系的风险与摩擦具有可控性。在“自由贸易”与“全球治理”等领域有着共同利益的中国和欧洲可提升合作空间，但“平衡外交”仍应该是中国处理对美国和欧盟国家外交事务的准则。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