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网络发达，读书遇到什么疑问，搜索一下即可解决，但是有时候网络也会有舛误，尤其遇到要查找中国古籍中的一些问题，仅仅依靠“百度”是渡不过去的，所以还得依靠工具书。黄庭坚《答王志飞书》里称赞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要知天下之脉络，就要对一些工具书性质和用法了然于心。读大学时老师常对我们说要懂一点版本目录学，最好翻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少要读一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样对以后读书教书都有好处。现在看起来，《四库提要》《书目答问》一类书对一般语文教师来说，已经不太需要了，但有些介绍中国古籍的工具书还是需要读一读的，如果能懂一点版本目录知识，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笔者读了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九讲》（中华书局2011年版，以下简称《九讲》）很有收获。这是一本为今天一般读者所写的书，尤其适合语文教师读。它为喜欢古籍的人提供读书的“脉络”，指示进修的门径。最主要的是大名家写书却文字简洁明白，如胡适所谓“讲演要深入浅出”。全书十八万字，稍稍用心，期月可毕。
　　张舜徽（1911—1992），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创会会长，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长于校勘、版本、目录、文字之学。《中国文献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最初出版于1982年，共有十二编，中华书局选取其中关于古代文献“常识”的精华，编成《九讲》，俾读者能系统了解古代文献知识，同时可以掌握一些治学方法，更可以进一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据笔者浅陋之见，本书至少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纲举目张。执一驭万
　　《九讲》为我们普通读者描绘了一张清晰的中国古代文献“谱系图”。第一讲“文献学概说”，介绍文献学的范围、任务、记录古代文献资料的材料和书籍、古代文献散亡的情况。第二讲“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讲解古代文献中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编述的体例，以及写作中的模仿、伪托、类辑。第三至五讲“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分别讲解版本、校勘、目录三门学科的一些知识，例如：第三讲，介绍何为版本，雕版书溯源，何为“写本书”，刻本书的源流，比较宋元明清刻本的优劣，并介绍什么叫“精校本”“精刊本”；第四讲，讲解校勘的起源和任务、意义，校书的条件、依据、态度，并介绍了清代学者的校书工作；第五讲，讲解有关目录学的知识，目录的流别，还介绍了除此以外的一些书目。第六讲“前人整理文献的工作”，这些工作有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第七讲介绍前人整理文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包括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六项。第八讲分别讲解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郑玄、唐代陆德明、宋代郑樵直到清代章学诚、纪昀等人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第九讲专门讲解清代考据学家在整理文献方面的业绩，介绍了清代朴学家在语言文字的整理、经传的注释和阐发、史实的考辨、周秦诸子的整理几方面的工作。这九讲每一讲都是要言不烦，条目清楚，以史为经，以各事物为纬，有条不紊地叙述，令人读起来有纲举目张之感。例如讲解“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一节，依次介绍甲骨、金石、竹木、缣帛和纸，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了古人书写的各种物品，增加了知识，一方面又让我们对中国书写和书籍发展的历史有了清楚了解。整本书读过，使我们对中国古籍许多常识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释义精确，廓清史实
　　张舜徽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他在文字学上造诣很深，早年得杨树达好评，所以在书中处处体现出严谨的态度，无论讲解一个名词或一个典故，都言必有据，持之有故。例如，第一讲开宗明义讲什么叫“文献”。他说此词最早连用是在《论语-八佾》：“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据汉、宋学者对此解释，“文”解为典籍，“献”解为贤人，实际上是贤人的一些言论。过去学者强调“征文考献”，是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一方面要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要探索于耆旧言论。他说，“文献”一词用于明其著述，起于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让人对“文献”一词的原意有了了解。他说近人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历史文献，“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和‘文献’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
　　再如，什么叫“著作”？什么叫“编述”？什么叫“抄纂”？他说：“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抽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而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这才是‘著作”’；将过去已有的书籍，重新用新的体例加以改造组织的功夫，编为客观需要的本子，就叫作“编述”；至于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呈现，则称为“抄纂”。这让我想起近年来那些每年“著作等身”的专家学者们，每年要制造很多文字，甚至有人把上课的讲稿也称“著”，其实可能连“编述”也算不上。
　　再如，在谈到清人的校雠工作时，他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校经、钱大昕的校史十分推崇，认为这才是做到科学精邃的工作。他批评说：“不过在当时校书工作者的队伍中，也还有一种人，沿明人评点古书的积习来做功夫。”他举例说清初的何焯“见书不可谓不广，校书不可谓不勤”，但是何氏用了许多评点，就和后来乾嘉学者的“趋向截然不同”。张先生引了王应奎《柳南续笔》的话：“何义门看书，洵属具眼，然过于细密，便近时文批评。”同时，他还引焦循的话说何焯属于校雠中的“文苑”，而卢文昭、王氏父子等应该属“儒林”。这种区分对我们读书很有帮助。所谓术业有专攻，我们选择什么专业的书，必须是那个专业的顶尖之作才好；同时也提醒那些率尔操觚者，不要思出其位，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连何焯那样的博洽之人尚且为人所讥，何况才气不逮者。所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其他如什么叫训诂，什么叫传、笺、注、章句，什么叫集解、集注、集释、集说，书中都解释得清清楚楚。读了，不啻是进修了一门课。
　　三、尊重“专家”。不废“心得”
　　在本书第六讲里，张舜徽先生对古代有贡献的学者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表现出尊重古人、尊重学术的客观态度。例如他谈到，注解古书的工作到宋代而“体制大变”，宋代学者不喜欢墨守成规而往往别创新解，尤以朱熹为代表人物。后来形成了“汉学”“宋学”门户之争。对此，张先生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他认为朱熹在宋代传注家中的地位就像郑玄在汉代传注家中一样重要。他引清代李兆洛的话说，治经之途有两种，一种是专家，确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都是这样；还有一种是心得，只要通之于理无所依傍，唯求己之所安，宋以后诸儒都是这样。前者本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旨，以郑玄为代表；后者循孟子“以意逆志，是谓得之”之道，以朱熹为代表。两家都有长处，也都有缺点。张先生说，由“专家”途径发展下去便流于拘隘，由“心得”途径发展下去便流于悍肆，这就形成了两派末流的大弊病。他认为，其实朱熹本人始终还是佩服汉代学者替古书所作的注解简单明了。例如朱熹说：“汉儒注书，只注难晓处，不全注尽本文，其辞甚简。”朱熹在回答张敬夫的信里更是批评有些注释者说：“文人不过数语，而所解者文过数倍。本文只谓之性，而解中谓之太极。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说，非先贤谈经之体也。”读这段文字，不禁使人想到现在有些语文公开课的“过度阐释”现象也是这个毛病：人家讲的是“性”，他们非要解释成“太极”；明明是一篇《孟子》，他们非要当作《论语》来解读，挖出它的微言大义（核心价值），满堂串问，热热闹闹，结果使学生“不暇”读课文。这其实也是犯了“悍肆”之病。一方面，语文是一个基础学科，我们不能把它搞得玄妙莫测，像过去宋儒讽刺的那样“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结果把语文教学搞得很“拘隘”；另一方面，毕竟语文也是一个专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随便便指手画脚的，“对抗语文”或者大谈个人“心得”之类，都是思出其位的“悍肆”之举，虽然痛快，难免为通人所讥。 　　四、肯定古人，提倡“力学”
　　提倡扎扎实实的学风，推崇古人勤奋的精神，是贯串于《九讲》每一讲的要义。例如第八讲里，一一介绍了从刘向父子到纪晓岚等学者的业绩，让我们对古人的研究精神、工作态度有所了解。不仅如此，对一些并不属于很有名的学者作者也加以褒扬。例如在第六讲介绍“抄写”时，对南齐的沈膦士年过八十仍然抄书不辍、唐代柳仲郢抄“九经”“三史”的精神大加赞赏。他还以宋代魏了翁的《九经要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及洪迈和顾炎武的著述为例，强调抄书的益处。他说：“‘死抄’的方式对帮助记忆，也还是有很大益处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们，不但能独自刻励，从事于抄书工作，还能参加集体抄书，来保存古代文献。远者勿论，但就明清两代统治阶级设馆修书时的抄写成绩来看，已经够惊人了。”这让我想到读大学时，古典文学老师谈到顾炎武《日知录》和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时说的：“梁启超说抄书也能抄出学问来的。”确实，我们有时说某某人很渊博，其实哪里是凭空就能渊博的，清人陆以湉《冷庐杂志》有云：“展卷一回，动笔一次，典故纯熟，终身不忘。日积月累，自然博洽。”过去我们钦佩钱锺书先生，有篇文章说他读书“过目不忘”，不记笔记，现在看看他已出版了的笔记手稿，我们才明白天才还须靠勤奋。
　　对那些校书之外能够读书研究的，张舜徽就更推崇了。在谈校书重要性时，他引叶德辉在《藏书十约》里所说的“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但他又引了张之洞所说的“但校后宜读，若校而不读，便成笑柄”。因为对一般人来说，藏书是手段，求学问才是根本。这些都对我们有警诫作用，一般人买书的速度总比读书快，只买不读，“姑俟异日观云尔”，也是一般人的通病，更不必说那些有钱的附庸风雅者。正因为如此，张先生对一些不好的学风会随时提出批评。例如在谈到类书时，他说：“类书大兴以后，对于学术界有利也有弊。”然后他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话：“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读到后面八个字，我不禁想到如今我们拜网络所赐，检索颇易，读书写作都比古人条件好得多，然而，是不是有“实学颇荒”之虞？总之，他对中国历史上于学术有贡献者都给予很高评价。例如在谈到甲骨文时，张先生说：“国人最早知道重视这份宝贵遗产而从事研究整理的，搜集、编次、印布之功，以罗振玉为最大（罗氏在考释文字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而考证方面取得的成绩，以王国维为最著。”不因罗氏在伪满洲国任过职或有人质疑过他的学术而降低评价。 这本书的好处远不止这些，去年有一次在和一位退休老教授谈到季羡林先生拒绝别人称其为“国学大师”时，他说：“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国学大师已经不太多了，以我看张舜徽、王利器两位先生要比季先生更配称‘国学大师’称号。因为术业有专攻，治学途径是不一样的。”后生小子如笔者当然只有倾听的份，读了《九讲》一书，再加上过去读过的《中国古书校读法》，我觉得真大师就该这么深入浅出地为我们指点门径，讲解学术，就像朱自清当年写《经典常谈》一样。如今，提倡“国学”又成了时尚，我想读一读这本书对我们语文教师不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