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悼亡”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悼亡诗词中除了蕴含对亡妻的真挚思念外,更多体现出一种逝去之美,一种别离之悲,表露出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归属与需求。
　　
　　悼亡诗词是古典诗词中较为突出的一类,“悼亡”,顾名思义,即悼念亡人之意。《诗经》中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被界定为最早意义上的悼亡诗,开启了悼亡题材的先河。西晋潘岳《悼亡诗》大大地推动了“悼亡”这一题材的发展,并使得悼亡对象主要特指已故的妻子。自此以后,“悼亡”诗词陆续有佳作问世,唐代元稹《遣悲怀》的“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宋代苏轼《江城子》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均是脍炙人口的佳句。悼亡诗词中体现出丈夫对亡妻深深的依恋之情,以致时隔多年,仍久久难以忘怀。他们对人生伴侣的那种醇厚、浓烈的至情穿透时空直抵世人心扉,读之鲜有不为之动容者。
　　原本挚爱的一对夫妻,如果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应该是最幸福的事情,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偏偏妻子中道撒手人寰,这对丧妻的丈夫来说无疑是锥心之痛。这种痛楚并没有随着时间消失,反而时时袭上心头,历久而弥笃。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除了伉俪情深以外,还与未亡人心理的失落、人生遭际的坎坷、逝去之美、别离之悲等紧密相关。
　　悼亡诗词的作者有时是仕途坎坷、壮志难酬,如苏轼创作《江城子》时恰恰在人生的低谷期。有时是昔日贫贱今荣华,可惜妻子不能同富贵。如元稹,元稹出身卑微,其妻却系名门闺秀,屈身下嫁的情意自是让他刻骨铭心,当他位高权重时,妻子却已香消玉殒。“悼亡”产生的千古回肠之气更多来自那种“死别”的浓重伤感:再也无法和爱妻重逢相聚,天各一方,生死隔绝。因为失去才倍觉美好,妻子的逝去已经成为事实,这种不可弥补的丧失,成为一种永恒的美丽,亡妻留下的都是点点滴滴的美好记忆。故而诗人或词人们常常采用回忆或梦幻的形式来重温旧日的温情:回忆昔日患难与共、朝夕相处的岁月;怀念亡妻对自己的种种照顾、爱恋。
　　悼亡诗词中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的积淀而逐渐强烈。以前夫妻相濡以沫、伉俪相得,然而不料伊人早逝,随着时光荏苒,不由感时伤事。潘岳对结发妻子一往情深,妻子不幸早逝后,潘岳对她念念不忘,作了三首有名的《悼亡诗》来怀念妻子。时间虽是与日流逝,但是他对于发妻的思念之情却是丝丝积累、未曾消减。花开花谢,花谢花开,可是诗人只能面对“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的不可改变的无奈现实。
　　从深层次来探究悼亡诗词,不难发现,诗人或词人们在表述中流露出深深的对情感归属的认同与追求——对爱的认同与追求。爱是人类最美的语言,爱是世间最动人的旋律。人们对情感归属的认同与追求是一致的,即都渴望和憧憬情感有皈依。悼亡诗词中诗人或词人对亡妻的无比思念以及无比悲痛之情,无不体现出一种对情感归属的渴求。在古代社会里能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本身就是幸运的事情。这种来之不易的感情却没有长久持续下来,倏忽之间,爱妻就离他们而去。这种情感归属的不易获得与瞬息间的失去,这样巨大的心理情感落差让他们无法一时找到其他的寄托,于是感慨随之也就产生了。当然正是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使人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动力和价值。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归属是全人类的普遍需求,故而悼亡诗词更容易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愫,产生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