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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薛暮桥同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是一本好书，也很受读者欢迎。出版这本书，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邀请了经济学界几位同志座谈这本书，下面是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选刊：
联系实际敢于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余学本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书的最大特色有两点。首先是勇于求实，讲究实际，探讨问题。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八字方针以后，不管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在理论工作中，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一种是对为什么要调整，有没有必要进行调整有看法。因为一九七七、七八两年工业生产发展很快，在14％上下；七八年农业还是大丰收，形势很好，为什么还要调整？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的关键不是调整，而是改革，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改革上。影响比较大的是前一种意见，它与我们经济建设上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有关。对这种情况，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不应该回避。薛暮桥同志在书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由来已久。一九五八年我们大冒进，三年“大跃进”，积累率搞到39％，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五年的大调整。这种冒进，用暮桥同志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急性病”、“发高烧”。后来，虽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错误做法，但是在思想认识上并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九七○年以后，连续九年积累率还是偏高，一直在30％以上。结果是，高积累挤了消费，重工业挤了轻工业、农业，国家建设虽然有了发展，但人民的生活却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这种多年来的“慢性病”、“长期低烧”，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非，反倒认为是中国经济计划工作的“新发展”、“新贡献”。正如书中所讲的，批判综合平衡是“消极平衡”呀，说“以钢为纲”是“积极平衡”呀，以致资金和物资供应的缺口越来越大，都是这种急于求成的错误的计划指导方针的表现。
粉碎“四人帮”以后，包括我们自己，大家总是希望建设得多一点，发展得快一点。形势估计得乐观，头脑又有一些热起来，提出了六千万吨钢，八千亿斤粮食以及什么十来个大庆等等。但是，这次党中央有了经验，不到半年时间，就发现问题，把不切实际的指标调整下来了。实际工作已经开始纠正了，但吸取过去的教训，我们还必须在思想认识上真正解决问题。不然的话，还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危害。薛暮桥同志的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的，因而具有现实意义。书中密切联系我国实际。打开第一章，就讲我们的国情，一直到最后讲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图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来澄清是非。因此，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受到启发。
联系我们的教学工作来看，现在同学中思想问题不少。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回避矛盾，不敢接触实际问题，在课堂上空讲理论，光解释一些原则条条。那末，尽管你反复说社会主义如何好，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优越，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如何巨大的成绩，这样的课同学不爱听，效果差，无助于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相反，敢于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联系实际，讲清理论，讲我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肯定成绩，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的问题，倒有助于对现状的正确认识和了解。这样讲问题、看问题，决不是泼冷水，刮冷风。记得暮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讲过，把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调整下来，站稳了脚跟，我们的生产速度是会逐渐快起来的。如果说这是刮冷风的话，那我心里是热乎乎的，因为经济形势必将会因此而越来越好，前途是十分光明的。这个道理一点儿不错。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敢于创新。这也就是作者讲的，要研究我们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自己的研究成果阐发党的、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值得令人注意的是，作者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措施的探讨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例如，书中在讲到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时，提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积累率最好继续控制在25％上下”。在一年多以前，暮桥同志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很难能可贵的。后来，暮桥同志还进一步讲过，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积累率25％上下是高速度，30％以上是低速度，40％以上就是倒速度了。这是实践经验的精辟概括。又如劳动就业问题。在写书的过程中，薛暮桥同志题为《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的谈话，在《北京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本书有一节专门讲劳动力的合理安排，并且在很多问题的论述中，都考虑到我国人口多的特点。再如，与此相联系的，书中很早就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现阶段要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问题。提出要允许城镇待业人员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真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允许恢复和适当发展个体经营的形式。指出由此“保持生产和经营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对于保障充分就业和方便人民生活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这也就是后来薛暮桥同志进一步阐发的思想，即要在城乡所有制问题上都适当搞得松动一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营形式和多种成分并存的问题。再如，关于商品流通问题，书中反复论证，必须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允许一定的竞争，才能把国民经济搞活。提出要改变目前城市中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农村中供销合作社一家包办的局面，要允许社队联合成立供销机构，经营商业，可以进城自销农副土特产品；提出要为“长途贩运”恢复名誉，等等。这些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已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了。
薛暮桥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我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已经七十五、六的高龄了。但他坚持不懈地研究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常葆科学的青春，值得我们中青年一代学习。近一年多来，薛暮桥同志又作了不少报告，写了不少文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新的发展。据悉，人民出版社要把薛暮桥同志的这些近作，汇集成书。无疑，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姊妹篇。希望它早日出版，这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不是人云亦云
中国人民大学吴树青
薛暮桥同志的这本书，理论上有它自己的特点。这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积，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举几个例子。比如所有制问题，现在意见很分歧。理论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否定全民所有制，觉得由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自动调节更合适一些。现在理论界仍然有这种思想。这本书一方面揭出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属于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当中的管理体制毛病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又坚持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认为说全民所有制似乎不如集体所有制优越这个理论只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么说。比如生产不具备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你硬要建立全民所有制，当然不行。但是从总的来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究竟还是有程度高低之分，在理论上对此还是要有个判断。不能因为我们一时强调要发展集体所有制，就把集体所有制看得比什么都优越。暮桥同志强调发展集体所有制，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全民所有制，理论上坚持了科学的态度。比如商品生产的问题，暮桥同志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现在人们不讲商品、货币会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了，但这本书讲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由货币制度可以产生贪污盗窃，商品制度可能产生投机倒把，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产生某些剥削分子。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工作中发生过。我们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要广泛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如果不加防范，也可能产生这些问题。这种事实不应该否定。我觉得这种理论上的分析还是比较好的。如果你简单地说，反正都不可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制度跟资本主义毫无关系，根本不可能产生问题，这样，第一从理论上讲不是科学的。因为我们既然承认商品、货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里面总是有一些共同性的东西，那么由此到彼，不会产生问题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的。第二从实践上讲，完全放松这种警惕性没有好处。当然，你把这些支流夸大了是不行的，然而你根本不看到这点恐怕也不行。三十年来我们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片面性。当需要强调某一点的时候，就把这一点无限地夸大。比如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就说按劳分配必然要产生资本主义，把按劳分配说得一无是处。一旦反过来，知道这是“四人帮”的观点，结果就不讲这里边有可能出现问题了，理论上、实践上都一笔抹煞。这样，理论上始终是片面的。暮桥同志的这本书，理论上非常严谨，他在揭示客观事物时，考虑到事物的复杂性，然后以全面的分析，就不是片面的了。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讲个体所有制时，有人主张个体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它本身的性质就属于社会主义。为什么呢？理由就是，如果你不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那人们就会心有余悸。为了实用的需要，你就给加一个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恐怕不太好，至少是缺乏严格的科学态度。它是什么性质就讲什么性质，我们只要在理论上说清楚：即使它是个体所有制，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还是必需的，是适合生产力的需要的，任何想取消它的作法都不可能成功。为什么非要给它加上个社会主义的头衔不可呢？
这本书中的有些问题包括我在内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暮桥同志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便于讨论。比如货币理论，大概全国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同意他的观点，但暮桥同志坚持认为货币跟黄金没有关系。这个观点最后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但他认为应该怎样分析就坚持怎样分析，说出了一定的道理。在理论上坚持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很可贵。下面提几点不足之处。一个就是这部著作联系实际时，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了理论分析，但是怎么样更好地把这些实际提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概括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加工。特别在后半部分有此必要。第二是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中，特别在讲到所有制的改造和将来怎么建立全社会的所有制的部分，从今天看在理论上有些过时。对三大改造的评价，书里似乎高了一些。至于两种所有制的前途，是不是一定要采取从集体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还是说可以融合起来(过去苏联讲过两种公有制融合，后来我们批判了，我现在觉得有些东西很难说，你现在不是搞联合了吗？打破了所有制的界限)？这本书在这方面考虑的是不充分的。再有就是某些理论问题阐述不够。比如人口问题。作为一本经济学著作，人口问题很重要，虽然这本书当中讲到了劳动力，但人口问题没有强调，今后似乎应该补充。还有一个是生产目的问题，书中贯串了这个思想，但好象缺少一个部分来专门进行分析。再一个就是经济效果问题，书中虽然讲到了，从经济核算的角度讲了一些，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讲如何强调经济效果也是不够的。本书还提出了劳动力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但讲的不清楚，因此说服力不是很强。
是一个样板
北京商学院王福成
前些日子，商业部门曾经组织全国商业中专的老师，研究编写一本适合商业中专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搞了半天，资本主义部分还好办，一到了社会主义部分，这个体系就扯来扯去扯不出结果。从全国情况看，也都没解决这个难题。薛暮桥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不从一种完整的体系来写经济著作，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如果勉勉强强硬是要从“体系”来凑书，会碰钉子。有人要仿效《资本论》的方法，我看是仿效不出来的。当然不是不能探索。薛暮桥同志的著作读了使人感到亲切，我看今后要从这个方向努力。
很多同志已经指出，这本书富有创见，以理服人。我也想举些例子来说明。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都有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提法。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长时间以来，大家以为这里指的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阶段的过渡。薛暮桥同志在书中指出，这样理解不符原意，对指导实际也不好办。他认为，从原著的全部意义来看，这里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过渡，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接着暮桥同志从实际工作出发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有没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还比如，工业中“以钢为纲”错了，农业中“以粮为纲”也错了，但为什么错了，书中也都是讲出道理，指出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了农业内部的比例失调，把它作为一个笼统的方针提出来，是有害的，进而还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证明。
这本书的每一章都力求引导读者从我们过去的一些违反经济规律的思想当中解放出来。过去你已经在经济规律面前受到惩罚，你就不要再这样做了，应该从这些方面，特别是从左倾思想中解放出来。但是本书避免了现在理论界的又一种情况，就是为了“解放思想”(实际上这并不是解放思想)，就很轻易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应该坚持的基本的东西扔掉了。这样来叙述理论，也是不会有说服力的，并且对我们现行的方针政策起不到一个科学的认识作用。比如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基本原理，我以为是应当坚持的。现在为了讲调整，解决调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济机构的调整，就是把重型机构调整为轻型机构，甚至在劳动密集型的地方发挥我们劳动力的优势，特别是纠正前一阶段我们在“以钢为纲”的方针指导下的错误作法，有人就把这个原理抛弃掉。薛暮桥同志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既肯定了重工业优先增长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又肯定在执行这条方针时有片面性这两方面，既勇于探讨现实的问题，又不是轻易地否定掉一些应该坚持的东西。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随着实践的发展也是会否定的，但是应该坚持的东西就不应该否定。又比方说，我们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现在很低，尽管这几年特别是从去年，从整个国家来看，有不少的地方上去了，但是总不能一下子还清几十年的欠帐。去年我们按统计公报算了一下，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职工的工资奖金，再加上减免农业当中的税收，合起来大概一百七十多亿，再拿就拿不出来了。再拿，财政赤字就更厉害了，商业部门购买力可控量的差额就更厉害了。现在已经是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用斯大林表述的那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来说可以说是到了“最大限度”了。当然现在是低水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目前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但不能因此说斯大林所表述的基本精神应该否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提的还是对的。薛暮桥同志肯定了斯大林的观点，他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对我们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这些问题使我感到，解放思想与坚持马列主义不能对立起来，应该有机地结合。
这本书出版后，暮桥同志继续在探索着四化建设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新成果。所以我提议，以后在修改这本书的时候，把这些新的有突破的东西充实进去。听说人民出版社准备汇集暮桥同志在这本书以后的文章，是很好的，很得人心的。
寻求实现四化道路的著作
北京邮电学院王文武
我认为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寻求实现中国四化道路的著作。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心是个经济建设的问题。实现四化，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是很及时的，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建国三十年来，有不少著作在某些方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有成绩的；但是从今天的眼光看，也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五十年代，斯大林的一些观点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和教学、科研等工作。六十年代，随着形势的发展，反修斗争的开展，我们自己要写书了，人民大学出版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件摘录和一部著作。这本著作开始也是提出研究经济问题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然后展开了论述。当时受“三年大跃进”的影响，书中片面强调了用群众运动争取高速度。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许多经济学家写了一些很有“权威”的著作，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对这些观点，我们又有了新的认识。至于十年浩劫期间，特别是一九七四到七六年，又出了不少书，其中象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那是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即使不是这样的书，如有的高校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看起来，也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否定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有些书是套话、大话、空话连篇。回顾三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感到薛老这部著作，确实是完整准确地运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总结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探索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学要强调党性，那么这本书就是党性强的表率。对于每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光讲套话，阐述空洞的理论，而是摆事实，讲道理。提出一个问题，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能说服人。比如余学本同志发言中提到的积累率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又如书中讲到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有的同志提出，本书没有充分肯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似乎美中不足。的确，作者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是饱蘸激情之笔，提出“没收官僚资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党的英明决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贡献。而对农业合作化则没有这样落笔。书中指出，农业合作化的开始几年比较慎重，步骤比较稳当，但一九五六年前进过快，而到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时步子很急，有的地方办“县联社”，搞全县统一分配，实际是取消集体所有制。由于背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这几年，造成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牲畜减少，破坏了生产力，挫伤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说明我们在工作中犯了“左”的错误。作者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读来真实感人。
针对当前的一些思想动向，我们曾想在课堂上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但一讲起来，总觉得空洞的大道理多，说服力不够强。这部著作循循善诱，从实际到理论，引导读者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并且提出不要因为这些失误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启发我们教师怎样做到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讲事实，讲真话，帮助学生解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人民出版社孙连成
暮桥同志在《研究》一书中，从中国经济特点出发，论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意见十分宝贵。
中国经济特点是什么呢？作者指出两方面特点：一方面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一般来说，人们对后一个特点比较重视，而对前一个特点则往往忽视。
那么如何根据这两个特点来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呢？
首先，要经历特殊阶段和采取特殊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作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废墟上的，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存在两种公有制，商品和货币已经消亡了。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革命的实践中，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原来是资本主义中等发达的国家，还没有完成国家工业化，小农经济还占优势。在这样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比起完成了工业化、小农经济不占重要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必须采取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而我们解放前的中国，比革命前的俄国更加落后，就决定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经历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和采取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个新问题，不仅是指社会主义阶段要比马、恩指的社会主义长得多，主要是指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的过渡才能进入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超越这个特殊的过渡阶段，或者生搬硬套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某些原理，就要犯左的急于过渡的错误。我们过去，正是在这一点上出了毛病。
其次，要把农业搞好，把农民生活安排好。作者指出：“我国现在已经有八亿农民，不把八亿农民的生活安排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象在沙滩上建设高楼大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把基础打结实，高楼大厦是建不成的。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和农民关系上没有处理好，确有把农民挖得太苦的现象。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还很困难。我同意作者的论点，如果不把农民的生活安排好，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了。
再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采取大中小并举，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劳动并举的方针。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切都要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大工业外，还要放手发展不与大工业争原料、争动力的地方企业、社队企业、城市自负盈亏的合作社。作者又提出一个问题：引进技术时，是否必须引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他认为也应当引进自动化程度低一些的，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是投资省，建设快；第二是我国现有的技术能力能够掌握，不致于高不可攀，引进以后不会利用；第三是容易自己仿造，从引进迅速转移到自己生产。虽然自动化程度比较低一点，但是只要改进经营管理，劳动生产率仍然可以比现在提高几倍。”
类此发人深省的精彩论点，不在少数，无论是研究经济理论或者不研究的，了解一下这些问题都有好处。
提一些意见(书面发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史枚
关于本书的特色和优点，同志们已谈了不少，我就不谈了，这里只提一些意见：
第一，民主管理还强调得不够。本书已经注意到了企业的民主管理，如在第191页上说，“真正实行民主管理，是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一环”；“有必要在企业和机关中大大加强民主管理，建立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试行选举各级领导干部，使职工有权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检查”。但是，本书对民主管理还是强调得不够，没有把民主管理作为防止特权产生、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扩大企业自主权、进行各种重大改革的体制改革的根本性措施提出来。其结果，恐怕会使这一重要主张淹没在其他许多改革主张里而不能明显突出。
我们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应当被工人大会(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所代替。本书说，“今后党委不应当直接抓业务，而应当保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抓四个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具体业务交给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去管。”我很赞成这个主张，并且认为党组织应当在监督厂长(经理)等的工作中起积极作用。我认为，厂长(经理)是一个企业的总负责人，厂里的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这样的负责人，应当由厂长(经理)提名，得到工人大会(代表大会)同意后任命。厂长(经理)本人，则不是由上级委派，而是由工人大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招聘任命。上级机关可以推荐候选人或应聘人，但决定权在工人大会(代表大会)，上级不得越俎代庖。工人大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聘得人选后，上级应即认可，不得推诿刁难。这个厂长(经理)是有很大能力的，但他经常在工人大会(代表大会)的监督和领导下，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在工人大会(代表大会)上通过然后才能采取措施。每年必须定期几次向工人大会，(代表大会)提出工作报告，接受其检查。如果不称职或不能完成任务，应当被撤换或解聘。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社会的主人、企业的主人。但迄今为止，工人是不是真正作了社会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却还是一个疑问。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但党委不是工人群众选举产生的，又往往听命于上级党委，在许多情况下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毛病，实际上不再是工人的代表，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代表官僚主义者来雇佣工人的雇主。这归根到底还是属于苏联模式。
工人不能真正当家作主，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发挥。容易看到的倒是特权横行，’效率极低，唯“上级”之马首是瞻，置工人的利益于不顾。这样怎能进行好种种改革？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也容易发生偏向。只有把有很大能力的厂长(经理)放在工人大会(代表大会)的监督和领导下，才能使工人真正做到当家作主，一切官僚主义都将被纠正，种种改革也将为群众所提出、支持和执行。
当然，以上说的是企业，机关中的情况又有不同，应当分开来讲。
第二，要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种商品经济。本书多处谈到社会主义下还相当广泛地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商品货币关系，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但并没有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经济，虽然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如果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经济，那么不是什么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问题，而是本来就应当发挥其作用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呢？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有一部分还不是商品经济呢？过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回答说，社会主义经济有一大部分不是商品经济。本书则回答说，“每个(国营)企业除代表全民(国家)利益外，还要考虑本单位的利益，国家在调拨它们的产品以及各国营企业按照经济合同相互交换各自产品的时候，都必须承认对方的经济利益，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因而这种交换同样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国营商业同国营企业职工之间的商品交换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殊的商品交换；至于国营企业相互之间的产品交换，虽然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但内容上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为了在逻辑上贯彻到底，本书是应当确认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确认了这一点之后，第五章所提改革措施将有更充分的理由。
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计委经济研究所何建章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其他同志已谈过，我在《经济研究》今年第七期也作过介绍，就不多谈了，只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暮桥同志一九七五年到计委经济研究所担任顾问。这时他这本书已经写了六稿，就是在干校期间他还一改再改。他说过，写不出来，死不暝目。我们觉得有义务帮助他把这本书写出来。因为在我们党的老干部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确实不多，把他的丰富经验加以总结，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所以把这本书列为重点项目给以保证，开始请徐禾、吴树青、余学本同志帮助，原打算由他讲，大家分头整理，但写出来以后，前后不大协调，风格也大不一样。所以最后大家建议，还是由暮桥同志自己写，把他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写出来，我们只做一点文字工作。我们想学他的写法，学不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一天工作八小时以上，最快的时候一天写出六、七千字。因此，现在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的，不是首长出思想，秀才动笔杆。他民主作风比较好，没有学阀习气。许多同志对初稿提的意见，他逐条都看过，仔细斟酌，尽量吸收。在写作过程中，他经常和我们讨论。有些观点我们不大同意，有些意见他就吸收了，但如果我们不能说服他，他就坚持自己的观点。经过努力，书写出来了，人民出版社也当作重点项目，用最快的速度(三个月)印出来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的许多观点同传统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某些经济政策，他也提出不同的看法。应该说在当时他是“少数派”，写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一直到书出来后，有的刊物要我写书评，我仍有顾虑。因为到那时为止，有些同志还是认为他的观点是片面的，有的还公开批评、反对。我们认为，对学术问题，那怕是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应该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发表不同的意见。总结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推翻某些成见，尤其需要这样。总之，这本书是在坚持真理、勇于探索这样一种精神下写出来的。当然，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思想解放还不够，但是在当时看来，已经跟传统观念，跟某些同志的观点有很大出入了。
对这本书的意义，开始我们也估计不足，只是觉得暮桥同志把自己长期工作的经验整理出来，总结出来，供我们学习而已。在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方面的估计，应当说，我们不如日本的记者。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说，这本书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强调了这本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他的这种评价，我们当时觉得是否太高了。但是后来证明它确实发生强大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0.77元)
余学本/吴树青/王福成/王文武/孙连成/史枚/何建章
薛暮桥同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是一本好书，也很受读者欢迎。出版这本书，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邀请了经济学界几位同志座谈这本书，下面是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选刊：
联系实际敢于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余学本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书的最大特色有两点。首先是勇于求实，讲究实际，探讨问题。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八字方针以后，不管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在理论工作中，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一种是对为什么要调整，有没有必要进行调整有看法。因为一九七七、七八两年工业生产发展很快，在14％上下；七八年农业还是大丰收，形势很好，为什么还要调整？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的关键不是调整，而是改革，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改革上。影响比较大的是前一种意见，它与我们经济建设上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有关。对这种情况，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不应该回避。薛暮桥同志在书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由来已久。一九五八年我们大冒进，三年“大跃进”，积累率搞到39％，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五年的大调整。这种冒进，用暮桥同志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急性病”、“发高烧”。后来，虽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错误做法，但是在思想认识上并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九七○年以后，连续九年积累率还是偏高，一直在30％以上。结果是，高积累挤了消费，重工业挤了轻工业、农业，国家建设虽然有了发展，但人民的生活却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这种多年来的“慢性病”、“长期低烧”，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非，反倒认为是中国经济计划工作的“新发展”、“新贡献”。正如书中所讲的，批判综合平衡是“消极平衡”呀，说“以钢为纲”是“积极平衡”呀，以致资金和物资供应的缺口越来越大，都是这种急于求成的错误的计划指导方针的表现。
粉碎“四人帮”以后，包括我们自己，大家总是希望建设得多一点，发展得快一点。形势估计得乐观，头脑又有一些热起来，提出了六千万吨钢，八千亿斤粮食以及什么十来个大庆等等。但是，这次党中央有了经验，不到半年时间，就发现问题，把不切实际的指标调整下来了。实际工作已经开始纠正了，但吸取过去的教训，我们还必须在思想认识上真正解决问题。不然的话，还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的危害。薛暮桥同志的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的，因而具有现实意义。书中密切联系我国实际。打开第一章，就讲我们的国情，一直到最后讲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图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来澄清是非。因此，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受到启发。
联系我们的教学工作来看，现在同学中思想问题不少。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回避矛盾，不敢接触实际问题，在课堂上空讲理论，光解释一些原则条条。那末，尽管你反复说社会主义如何好，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优越，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如何巨大的成绩，这样的课同学不爱听，效果差，无助于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相反，敢于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联系实际，讲清理论，讲我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肯定成绩，实事求是地分析存在的问题，倒有助于对现状的正确认识和了解。这样讲问题、看问题，决不是泼冷水，刮冷风。记得暮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讲过，把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调整下来，站稳了脚跟，我们的生产速度是会逐渐快起来的。如果说这是刮冷风的话，那我心里是热乎乎的，因为经济形势必将会因此而越来越好，前途是十分光明的。这个道理一点儿不错。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敢于创新。这也就是作者讲的，要研究我们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自己的研究成果阐发党的、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值得令人注意的是，作者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面，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措施的探讨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例如，书中在讲到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时，提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积累率最好继续控制在25％上下”。在一年多以前，暮桥同志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很难能可贵的。后来，暮桥同志还进一步讲过，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积累率25％上下是高速度，30％以上是低速度，40％以上就是倒速度了。这是实践经验的精辟概括。又如劳动就业问题。在写书的过程中，薛暮桥同志题为《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的谈话，在《北京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本书有一节专门讲劳动力的合理安排，并且在很多问题的论述中，都考虑到我国人口多的特点。再如，与此相联系的，书中很早就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现阶段要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问题。提出要允许城镇待业人员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真正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允许恢复和适当发展个体经营的形式。指出由此“保持生产和经营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对于保障充分就业和方便人民生活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这也就是后来薛暮桥同志进一步阐发的思想，即要在城乡所有制问题上都适当搞得松动一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营形式和多种成分并存的问题。再如，关于商品流通问题，书中反复论证，必须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允许一定的竞争，才能把国民经济搞活。提出要改变目前城市中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农村中供销合作社一家包办的局面，要允许社队联合成立供销机构，经营商业，可以进城自销农副土特产品；提出要为“长途贩运”恢复名誉，等等。这些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已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了。
薛暮桥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我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已经七十五、六的高龄了。但他坚持不懈地研究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常葆科学的青春，值得我们中青年一代学习。近一年多来，薛暮桥同志又作了不少报告，写了不少文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新的发展。据悉，人民出版社要把薛暮桥同志的这些近作，汇集成书。无疑，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姊妹篇。希望它早日出版，这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不是人云亦云
中国人民大学吴树青
薛暮桥同志的这本书，理论上有它自己的特点。这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积，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举几个例子。比如所有制问题，现在意见很分歧。理论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否定全民所有制，觉得由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自动调节更合适一些。现在理论界仍然有这种思想。这本书一方面揭出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属于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当中的管理体制毛病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又坚持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认为说全民所有制似乎不如集体所有制优越这个理论只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么说。比如生产不具备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你硬要建立全民所有制，当然不行。但是从总的来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究竟还是有程度高低之分，在理论上对此还是要有个判断。不能因为我们一时强调要发展集体所有制，就把集体所有制看得比什么都优越。暮桥同志强调发展集体所有制，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全民所有制，理论上坚持了科学的态度。比如商品生产的问题，暮桥同志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现在人们不讲商品、货币会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了，但这本书讲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由货币制度可以产生贪污盗窃，商品制度可能产生投机倒把，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产生某些剥削分子。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工作中发生过。我们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要广泛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如果不加防范，也可能产生这些问题。这种事实不应该否定。我觉得这种理论上的分析还是比较好的。如果你简单地说，反正都不可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制度跟资本主义毫无关系，根本不可能产生问题，这样，第一从理论上讲不是科学的。因为我们既然承认商品、货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里面总是有一些共同性的东西，那么由此到彼，不会产生问题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的。第二从实践上讲，完全放松这种警惕性没有好处。当然，你把这些支流夸大了是不行的，然而你根本不看到这点恐怕也不行。三十年来我们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片面性。当需要强调某一点的时候，就把这一点无限地夸大。比如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就说按劳分配必然要产生资本主义，把按劳分配说得一无是处。一旦反过来，知道这是“四人帮”的观点，结果就不讲这里边有可能出现问题了，理论上、实践上都一笔抹煞。这样，理论上始终是片面的。暮桥同志的这本书，理论上非常严谨，他在揭示客观事物时，考虑到事物的复杂性，然后以全面的分析，就不是片面的了。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讲个体所有制时，有人主张个体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它本身的性质就属于社会主义。为什么呢？理由就是，如果你不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那人们就会心有余悸。为了实用的需要，你就给加一个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恐怕不太好，至少是缺乏严格的科学态度。它是什么性质就讲什么性质，我们只要在理论上说清楚：即使它是个体所有制，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还是必需的，是适合生产力的需要的，任何想取消它的作法都不可能成功。为什么非要给它加上个社会主义的头衔不可呢？
这本书中的有些问题包括我在内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暮桥同志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便于讨论。比如货币理论，大概全国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同意他的观点，但暮桥同志坚持认为货币跟黄金没有关系。这个观点最后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但他认为应该怎样分析就坚持怎样分析，说出了一定的道理。在理论上坚持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很可贵。下面提几点不足之处。一个就是这部著作联系实际时，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了理论分析，但是怎么样更好地把这些实际提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概括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加工。特别在后半部分有此必要。第二是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中，特别在讲到所有制的改造和将来怎么建立全社会的所有制的部分，从今天看在理论上有些过时。对三大改造的评价，书里似乎高了一些。至于两种所有制的前途，是不是一定要采取从集体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还是说可以融合起来(过去苏联讲过两种公有制融合，后来我们批判了，我现在觉得有些东西很难说，你现在不是搞联合了吗？打破了所有制的界限)？这本书在这方面考虑的是不充分的。再有就是某些理论问题阐述不够。比如人口问题。作为一本经济学著作，人口问题很重要，虽然这本书当中讲到了劳动力，但人口问题没有强调，今后似乎应该补充。还有一个是生产目的问题，书中贯串了这个思想，但好象缺少一个部分来专门进行分析。再一个就是经济效果问题，书中虽然讲到了，从经济核算的角度讲了一些，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讲如何强调经济效果也是不够的。本书还提出了劳动力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但讲的不清楚，因此说服力不是很强。
是一个样板
北京商学院王福成
前些日子，商业部门曾经组织全国商业中专的老师，研究编写一本适合商业中专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搞了半天，资本主义部分还好办，一到了社会主义部分，这个体系就扯来扯去扯不出结果。从全国情况看，也都没解决这个难题。薛暮桥本着实事求是精神，不从一种完整的体系来写经济著作，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如果勉勉强强硬是要从“体系”来凑书，会碰钉子。有人要仿效《资本论》的方法，我看是仿效不出来的。当然不是不能探索。薛暮桥同志的著作读了使人感到亲切，我看今后要从这个方向努力。
很多同志已经指出，这本书富有创见，以理服人。我也想举些例子来说明。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都有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提法。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长时间以来，大家以为这里指的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阶段的过渡。薛暮桥同志在书中指出，这样理解不符原意，对指导实际也不好办。他认为，从原著的全部意义来看，这里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过渡，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接着暮桥同志从实际工作出发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有没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还比如，工业中“以钢为纲”错了，农业中“以粮为纲”也错了，但为什么错了，书中也都是讲出道理，指出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了农业内部的比例失调，把它作为一个笼统的方针提出来，是有害的，进而还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证明。
这本书的每一章都力求引导读者从我们过去的一些违反经济规律的思想当中解放出来。过去你已经在经济规律面前受到惩罚，你就不要再这样做了，应该从这些方面，特别是从左倾思想中解放出来。但是本书避免了现在理论界的又一种情况，就是为了“解放思想”(实际上这并不是解放思想)，就很轻易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应该坚持的基本的东西扔掉了。这样来叙述理论，也是不会有说服力的，并且对我们现行的方针政策起不到一个科学的认识作用。比如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基本原理，我以为是应当坚持的。现在为了讲调整，解决调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济机构的调整，就是把重型机构调整为轻型机构，甚至在劳动密集型的地方发挥我们劳动力的优势，特别是纠正前一阶段我们在“以钢为纲”的方针指导下的错误作法，有人就把这个原理抛弃掉。薛暮桥同志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既肯定了重工业优先增长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又肯定在执行这条方针时有片面性这两方面，既勇于探讨现实的问题，又不是轻易地否定掉一些应该坚持的东西。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随着实践的发展也是会否定的，但是应该坚持的东西就不应该否定。又比方说，我们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现在很低，尽管这几年特别是从去年，从整个国家来看，有不少的地方上去了，但是总不能一下子还清几十年的欠帐。去年我们按统计公报算了一下，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职工的工资奖金，再加上减免农业当中的税收，合起来大概一百七十多亿，再拿就拿不出来了。再拿，财政赤字就更厉害了，商业部门购买力可控量的差额就更厉害了。现在已经是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用斯大林表述的那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来说可以说是到了“最大限度”了。当然现在是低水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目前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但不能因此说斯大林所表述的基本精神应该否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提的还是对的。薛暮桥同志肯定了斯大林的观点，他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对我们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这些问题使我感到，解放思想与坚持马列主义不能对立起来，应该有机地结合。
这本书出版后，暮桥同志继续在探索着四化建设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新成果。所以我提议，以后在修改这本书的时候，把这些新的有突破的东西充实进去。听说人民出版社准备汇集暮桥同志在这本书以后的文章，是很好的，很得人心的。
寻求实现四化道路的著作
北京邮电学院王文武
我认为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寻求实现中国四化道路的著作。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心是个经济建设的问题。实现四化，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是很及时的，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建国三十年来，有不少著作在某些方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有成绩的；但是从今天的眼光看，也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五十年代，斯大林的一些观点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和教学、科研等工作。六十年代，随着形势的发展，反修斗争的开展，我们自己要写书了，人民大学出版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件摘录和一部著作。这本著作开始也是提出研究经济问题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然后展开了论述。当时受“三年大跃进”的影响，书中片面强调了用群众运动争取高速度。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许多经济学家写了一些很有“权威”的著作，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对这些观点，我们又有了新的认识。至于十年浩劫期间，特别是一九七四到七六年，又出了不少书，其中象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那是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即使不是这样的书，如有的高校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看起来，也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否定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有些书是套话、大话、空话连篇。回顾三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感到薛老这部著作，确实是完整准确地运用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总结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探索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学要强调党性，那么这本书就是党性强的表率。对于每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光讲套话，阐述空洞的理论，而是摆事实，讲道理。提出一个问题，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能说服人。比如余学本同志发言中提到的积累率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又如书中讲到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有的同志提出，本书没有充分肯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似乎美中不足。的确，作者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是饱蘸激情之笔，提出“没收官僚资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党的英明决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贡献。而对农业合作化则没有这样落笔。书中指出，农业合作化的开始几年比较慎重，步骤比较稳当，但一九五六年前进过快，而到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时步子很急，有的地方办“县联社”，搞全县统一分配，实际是取消集体所有制。由于背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这几年，造成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牲畜减少，破坏了生产力，挫伤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说明我们在工作中犯了“左”的错误。作者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读来真实感人。
针对当前的一些思想动向，我们曾想在课堂上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但一讲起来，总觉得空洞的大道理多，说服力不够强。这部著作循循善诱，从实际到理论，引导读者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并且提出不要因为这些失误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启发我们教师怎样做到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讲事实，讲真话，帮助学生解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人民出版社孙连成
暮桥同志在《研究》一书中，从中国经济特点出发，论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意见十分宝贵。
中国经济特点是什么呢？作者指出两方面特点：一方面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一般来说，人们对后一个特点比较重视，而对前一个特点则往往忽视。
那么如何根据这两个特点来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呢？
首先，要经历特殊阶段和采取特殊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作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废墟上的，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存在两种公有制，商品和货币已经消亡了。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革命的实践中，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原来是资本主义中等发达的国家，还没有完成国家工业化，小农经济还占优势。在这样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比起完成了工业化、小农经济不占重要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必须采取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而我们解放前的中国，比革命前的俄国更加落后，就决定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经历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和采取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个新问题，不仅是指社会主义阶段要比马、恩指的社会主义长得多，主要是指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的过渡才能进入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超越这个特殊的过渡阶段，或者生搬硬套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某些原理，就要犯左的急于过渡的错误。我们过去，正是在这一点上出了毛病。
其次，要把农业搞好，把农民生活安排好。作者指出：“我国现在已经有八亿农民，不把八亿农民的生活安排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象在沙滩上建设高楼大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把基础打结实，高楼大厦是建不成的。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和农民关系上没有处理好，确有把农民挖得太苦的现象。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还很困难。我同意作者的论点，如果不把农民的生活安排好，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了。
再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采取大中小并举，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劳动并举的方针。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切都要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大工业外，还要放手发展不与大工业争原料、争动力的地方企业、社队企业、城市自负盈亏的合作社。作者又提出一个问题：引进技术时，是否必须引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他认为也应当引进自动化程度低一些的，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是投资省，建设快；第二是我国现有的技术能力能够掌握，不致于高不可攀，引进以后不会利用；第三是容易自己仿造，从引进迅速转移到自己生产。虽然自动化程度比较低一点，但是只要改进经营管理，劳动生产率仍然可以比现在提高几倍。”
类此发人深省的精彩论点，不在少数，无论是研究经济理论或者不研究的，了解一下这些问题都有好处。
提一些意见(书面发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史枚
关于本书的特色和优点，同志们已谈了不少，我就不谈了，这里只提一些意见：
第一，民主管理还强调得不够。本书已经注意到了企业的民主管理，如在第191页上说，“真正实行民主管理，是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一环”；“有必要在企业和机关中大大加强民主管理，建立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试行选举各级领导干部，使职工有权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检查”。但是，本书对民主管理还是强调得不够，没有把民主管理作为防止特权产生、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扩大企业自主权、进行各种重大改革的体制改革的根本性措施提出来。其结果，恐怕会使这一重要主张淹没在其他许多改革主张里而不能明显突出。
我们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应当被工人大会(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所代替。本书说，“今后党委不应当直接抓业务，而应当保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抓四个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具体业务交给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去管。”我很赞成这个主张，并且认为党组织应当在监督厂长(经理)等的工作中起积极作用。我认为，厂长(经理)是一个企业的总负责人，厂里的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这样的负责人，应当由厂长(经理)提名，得到工人大会(代表大会)同意后任命。厂长(经理)本人，则不是由上级委派，而是由工人大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招聘任命。上级机关可以推荐候选人或应聘人，但决定权在工人大会(代表大会)，上级不得越俎代庖。工人大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聘得人选后，上级应即认可，不得推诿刁难。这个厂长(经理)是有很大能力的，但他经常在工人大会(代表大会)的监督和领导下，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在工人大会(代表大会)上通过然后才能采取措施。每年必须定期几次向工人大会，(代表大会)提出工作报告，接受其检查。如果不称职或不能完成任务，应当被撤换或解聘。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社会的主人、企业的主人。但迄今为止，工人是不是真正作了社会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却还是一个疑问。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但党委不是工人群众选举产生的，又往往听命于上级党委，在许多情况下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毛病，实际上不再是工人的代表，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代表官僚主义者来雇佣工人的雇主。这归根到底还是属于苏联模式。
工人不能真正当家作主，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发挥。容易看到的倒是特权横行，’效率极低，唯“上级”之马首是瞻，置工人的利益于不顾。这样怎能进行好种种改革？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也容易发生偏向。只有把有很大能力的厂长(经理)放在工人大会(代表大会)的监督和领导下，才能使工人真正做到当家作主，一切官僚主义都将被纠正，种种改革也将为群众所提出、支持和执行。
当然，以上说的是企业，机关中的情况又有不同，应当分开来讲。
第二，要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种商品经济。本书多处谈到社会主义下还相当广泛地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商品货币关系，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但并没有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经济，虽然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如果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经济，那么不是什么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问题，而是本来就应当发挥其作用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呢？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有一部分还不是商品经济呢？过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回答说，社会主义经济有一大部分不是商品经济。本书则回答说，“每个(国营)企业除代表全民(国家)利益外，还要考虑本单位的利益，国家在调拨它们的产品以及各国营企业按照经济合同相互交换各自产品的时候，都必须承认对方的经济利益，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因而这种交换同样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国营商业同国营企业职工之间的商品交换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殊的商品交换；至于国营企业相互之间的产品交换，虽然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但内容上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为了在逻辑上贯彻到底，本书是应当确认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确认了这一点之后，第五章所提改革措施将有更充分的理由。
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计委经济研究所何建章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其他同志已谈过，我在《经济研究》今年第七期也作过介绍，就不多谈了，只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暮桥同志一九七五年到计委经济研究所担任顾问。这时他这本书已经写了六稿，就是在干校期间他还一改再改。他说过，写不出来，死不暝目。我们觉得有义务帮助他把这本书写出来。因为在我们党的老干部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确实不多，把他的丰富经验加以总结，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所以把这本书列为重点项目给以保证，开始请徐禾、吴树青、余学本同志帮助，原打算由他讲，大家分头整理，但写出来以后，前后不大协调，风格也大不一样。所以最后大家建议，还是由暮桥同志自己写，把他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写出来，我们只做一点文字工作。我们想学他的写法，学不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一天工作八小时以上，最快的时候一天写出六、七千字。因此，现在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的，不是首长出思想，秀才动笔杆。他民主作风比较好，没有学阀习气。许多同志对初稿提的意见，他逐条都看过，仔细斟酌，尽量吸收。在写作过程中，他经常和我们讨论。有些观点我们不大同意，有些意见他就吸收了，但如果我们不能说服他，他就坚持自己的观点。经过努力，书写出来了，人民出版社也当作重点项目，用最快的速度(三个月)印出来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的许多观点同传统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某些经济政策，他也提出不同的看法。应该说在当时他是“少数派”，写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一直到书出来后，有的刊物要我写书评，我仍有顾虑。因为到那时为止，有些同志还是认为他的观点是片面的，有的还公开批评、反对。我们认为，对学术问题，那怕是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应该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发表不同的意见。总结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推翻某些成见，尤其需要这样。总之，这本书是在坚持真理、勇于探索这样一种精神下写出来的。当然，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思想解放还不够，但是在当时看来，已经跟传统观念，跟某些同志的观点有很大出入了。
对这本书的意义，开始我们也估计不足，只是觉得暮桥同志把自己长期工作的经验整理出来，总结出来，供我们学习而已。在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方面的估计，应当说，我们不如日本的记者。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说，这本书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强调了这本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他的这种评价，我们当时觉得是否太高了。但是后来证明它确实发生强大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0.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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