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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白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较难有统一定论。李白作为大家其思想受各家影响理所当然，不可否认。但诸多思想影响中，庄骚思想最为明显。
庄子和屈原都为区域文化的代表。庄子生活在宋国衰落时，统治者昏庸残暴。作为贫民，他远离政治，过着隐居乡间的生活。但他有傲骨，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能超凡脱尘，能在精神的世界里遨游。屈原为楚文化的代表。身为贵族，他是政治家，力行者,和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遭打击后还时刻不忘民族的命运。也曾想过超脱，但他的血统使他无法与楚国分割开来，使他整个的心沉浸在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对理想的追求中，难以自拔。
显然，庄骚思想是不同的，而“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使二者融合。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的自由心境，他强调“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的自由境界。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者形象，有远大抱负，积极用世，心牵国家，一旦理想和信念被否定，他便不惜生命以死来捍卫。
山水氛围陶冶了诗人的性灵，庄骚诗魄启迪了诗人的哲悟。正如同清朝龚自珍所评：“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两种思想的并合，是与李白本人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的。
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天浑融之境。与屈原相似的忧国忧民以及远大的理想，高洁的人格在国家的厄运面前，李白痛苦而崇高的灵魂仿佛成为庄子和屈原形象的浓缩与映射。
李白早年在家乡时就与道士交往，访问道教名山。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峨嵋山》之类的诗。开元十二年，李白辞亲远游，遇到道士司马承祯之后，又与道士元丹丘成为密友，他们游过道观，与许多道士谈玄论禅。被女道士持盈法师（玄宗妹妹）推荐召入朝廷。赐金放还后加入道教，开始了道徒生涯。后者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是压抑而忧郁的，和庄子一样把美好的希冀付之于文字，这样便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逍遥。
“酒隐安陆”十年间，李白踏遍三楚故地，被灿烂的楚文化所感染，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对理想的追求与他“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结合起来，以待踏上仕途。写下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的诗句和具有荆楚风味的诗赋。
忘情于世却又执著于世的李白，对庄子和屈原推崇备至，在不同时期，两种思想在他身上交替闪现。公元755年，安禄山陷都洛阳时，李白正在江南过着游仙访道的生活，变乱给他精神上的震撼，使他从虚无的追求和超现实的心情中猛醒过来，感到了社稷的危难。
《古风[西上莲花山]》正是这一时期所作，其中庄骚思想最为明显。“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诗作通过浪漫的游仙，虚构了一个飘渺的仙境，以此反衬中原地带叛军横行，人民遭难的凄残景象，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命运，人民苦难的关注。表达的不仅有庄子超脱矛盾状态的情感，而且有关心国家政治，力图挣脱的屈原式的情结,是诗人挣扎于庄屈之间的明证。
诗的前十句，主要写自己登华山而游仙。诗人登上莲花峰，看见了华山仙女。诗人身在江南，却幻想在西岳的奇峰登天，这一方面是因它高耸入云，登其巅可府瞰茫茫秦川，易于看清洛阳局势；另一方面又因华山自古为道山，有老聃在该山的许多传说，这与诗人的宗教信仰一致。众星璀璨的天宇，仙女们手拈莲花，飞升太清，在广宇中飘然行走。这与作为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庄子的思想吻合，道教中的神仙人物开始展现。下四句，自己被仙女邀见卫叔卿，并随之升空遨游。卫叔卿以为汉武帝好道，于是驾白鹿去谒见，武帝却待以君臣之礼，卫失望离去。后武帝派人寻访，见其与人博戏，遂不用。诗人与卫叔卿有过类似的遭遇，41岁时曾被道士吴筠举荐给玄宗，留长安三年，一直不受重用，后遭权贵谗言，无奈“恳求归山”参拜仙人卫叔卿，恍惚间自己与仙人同游，回到可以自由驰骋的天上，飘逸的个性在“庄”的思想中得到完美的再现。
最后四句，诗人与卫叔卿翱游于太空之上，低头鸟瞰，被胡兵占据的洛阳，百姓惨遭屠戮，而叛贼安禄山及其部属却衣冠簪缨，自立朝廷。面对触目惊心的惨景，诗人陷于无限忧伤中，社会的动乱惊破了想超脱现实的梦，使他猛然从神仙幻境转而面对战乱的惨象。就像屈原“神高驰之邈邈”时“忽临睨夫旧乡”（《离骚》）一样，这种关切现实、忧国忧民的感情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类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观李白的一生，庄屈二家思想在其身上的表现是有发展变化的，庄子的清高与傲骨，屈原的不屈服黑暗，都能引起李白的共鸣与倾慕。随着李白在人生仕途上的顺逆，二家思想在他身上占据着不同的地位。但又因生活时代与境界的不同，因此他既不像屈原那样身系楚国贵族而表现的不可自拔，也不像庄子那样与统治者划清界限，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在现实的悲剧面前，庄、骚思想成为他化解痛苦的精神支柱。
丁润选，教师，现居甘肃通渭。
庄子和屈原都为区域文化的代表。庄子生活在宋国衰落时，统治者昏庸残暴。作为贫民，他远离政治，过着隐居乡间的生活。但他有傲骨，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能超凡脱尘，能在精神的世界里遨游。屈原为楚文化的代表。身为贵族，他是政治家，力行者,和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遭打击后还时刻不忘民族的命运。也曾想过超脱，但他的血统使他无法与楚国分割开来，使他整个的心沉浸在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对理想的追求中，难以自拔。
显然，庄骚思想是不同的，而“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使二者融合。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的自由心境，他强调“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的自由境界。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者形象，有远大抱负，积极用世，心牵国家，一旦理想和信念被否定，他便不惜生命以死来捍卫。
山水氛围陶冶了诗人的性灵，庄骚诗魄启迪了诗人的哲悟。正如同清朝龚自珍所评：“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两种思想的并合，是与李白本人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的。
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天浑融之境。与屈原相似的忧国忧民以及远大的理想，高洁的人格在国家的厄运面前，李白痛苦而崇高的灵魂仿佛成为庄子和屈原形象的浓缩与映射。
李白早年在家乡时就与道士交往，访问道教名山。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峨嵋山》之类的诗。开元十二年，李白辞亲远游，遇到道士司马承祯之后，又与道士元丹丘成为密友，他们游过道观，与许多道士谈玄论禅。被女道士持盈法师（玄宗妹妹）推荐召入朝廷。赐金放还后加入道教，开始了道徒生涯。后者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是压抑而忧郁的，和庄子一样把美好的希冀付之于文字，这样便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逍遥。
“酒隐安陆”十年间，李白踏遍三楚故地，被灿烂的楚文化所感染，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对理想的追求与他“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结合起来，以待踏上仕途。写下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的诗句和具有荆楚风味的诗赋。
忘情于世却又执著于世的李白，对庄子和屈原推崇备至，在不同时期，两种思想在他身上交替闪现。公元755年，安禄山陷都洛阳时，李白正在江南过着游仙访道的生活，变乱给他精神上的震撼，使他从虚无的追求和超现实的心情中猛醒过来，感到了社稷的危难。
《古风[西上莲花山]》正是这一时期所作，其中庄骚思想最为明显。“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诗作通过浪漫的游仙，虚构了一个飘渺的仙境，以此反衬中原地带叛军横行，人民遭难的凄残景象，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命运，人民苦难的关注。表达的不仅有庄子超脱矛盾状态的情感，而且有关心国家政治，力图挣脱的屈原式的情结,是诗人挣扎于庄屈之间的明证。
诗的前十句，主要写自己登华山而游仙。诗人登上莲花峰，看见了华山仙女。诗人身在江南，却幻想在西岳的奇峰登天，这一方面是因它高耸入云，登其巅可府瞰茫茫秦川，易于看清洛阳局势；另一方面又因华山自古为道山，有老聃在该山的许多传说，这与诗人的宗教信仰一致。众星璀璨的天宇，仙女们手拈莲花，飞升太清，在广宇中飘然行走。这与作为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庄子的思想吻合，道教中的神仙人物开始展现。下四句，自己被仙女邀见卫叔卿，并随之升空遨游。卫叔卿以为汉武帝好道，于是驾白鹿去谒见，武帝却待以君臣之礼，卫失望离去。后武帝派人寻访，见其与人博戏，遂不用。诗人与卫叔卿有过类似的遭遇，41岁时曾被道士吴筠举荐给玄宗，留长安三年，一直不受重用，后遭权贵谗言，无奈“恳求归山”参拜仙人卫叔卿，恍惚间自己与仙人同游，回到可以自由驰骋的天上，飘逸的个性在“庄”的思想中得到完美的再现。
最后四句，诗人与卫叔卿翱游于太空之上，低头鸟瞰，被胡兵占据的洛阳，百姓惨遭屠戮，而叛贼安禄山及其部属却衣冠簪缨，自立朝廷。面对触目惊心的惨景，诗人陷于无限忧伤中，社会的动乱惊破了想超脱现实的梦，使他猛然从神仙幻境转而面对战乱的惨象。就像屈原“神高驰之邈邈”时“忽临睨夫旧乡”（《离骚》）一样，这种关切现实、忧国忧民的感情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类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观李白的一生，庄屈二家思想在其身上的表现是有发展变化的，庄子的清高与傲骨，屈原的不屈服黑暗，都能引起李白的共鸣与倾慕。随着李白在人生仕途上的顺逆，二家思想在他身上占据着不同的地位。但又因生活时代与境界的不同，因此他既不像屈原那样身系楚国贵族而表现的不可自拔，也不像庄子那样与统治者划清界限，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在现实的悲剧面前，庄、骚思想成为他化解痛苦的精神支柱。
丁润选，教师，现居甘肃通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