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之上》采用一种生活化的笔墨，纪实化的色彩，直指学术圈和高校的某些腐败现象，作者坦言，它对于生活的表达几乎是零距离的，几乎每个细节都是生活中发生过的;素材大体来源于几方面：亲身经历的，旁观到的，听同行说的。其中，主人公聂致远的一半素材来自他的某位同事。这就保证了它的浓烈的纪实感、现场感。我读这本书，一点也没有看“黑幕小说”的感觉，也不觉得是在看什么“奇观”，相反，所写事象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应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已为人们在无奈之下默默接受的，久而不觉其异，于是变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但我又觉得，尽管它普遍、常见，并非无新意，这些我们身边的故事，经作者的高妙处理，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就叫唯其写实，转觉新鲜。回头一想，这些我们常常慨叹的人和事，这些生活的真相，何曾得到过真正深刻而全面的表现呢，又有多少作品勇敢地、艺术地将之写了出来，加以精神上的审视呢。能写到这样的成色，非同小可。我们可以从小说的艺术要求它，指出其缺乏更大的想象力和虚构性，艺术加工还不够深细，但我们同时要承认，它的这种貌似原生态的笔调，比起某些虚玄的、曲折的、暗喻的写法，可能要来得更强烈、更真实、更有感染力一些。 这是小说在题材开拓方面的贡献。
　　 我注意到，这部小说并不是以叙述一件件事实为目的，并不只注重事情的表层时空意义，并不停留于写实的层面。它在艺术上的成功在于，透过生活化的笔墨，能够抽丝剥茧，由表象而入腠理，由事情而直指心灵，没有钝化，没有遮掩，力图揭示出尽可能大的心理深度和人性内涵。这也是小说暗藏的魅力所在。例如，为学院购买电器的一件小事，中间猫腻何其多也，事极真实，却也无奈。历史学院的金书记说，这不是你管得了的事，也不是我管得了的事，管不了我们就不管，古人云，难得糊涂。金的话也许再普通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却是需要一辈子去体味，去修炼的。这很妙，富于哲学内涵。怪不得一个副教授愿意去当科长。范晓敏的考卷事件，搞特殊化，幕后的操作隐藏深深，一步一步逼来，恐惧难测，让聂致远笔重千钧，难以给分！读至此，谁能不慨叹。这描写是精彩的，富于张力和深度。小说中有句话：我对世界无能为力。好好活着就是硬道理。
　　小说中人物的确弥漫着一种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的气息。聂致远要追求理想、不为世俗绑架、超越平庸何其艰难！聂致远并不是一个狂人式的斗士，也不是反潮流的大勇者，他充满正义感，却又时时软弱;他不想妥协却又不得不妥协;他富于良知，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能不断发出质疑之声。他经常陷入灵魂内部的搏斗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常常是“两个自己在斗争”，自我省视，自我批判。 他发现，生活里到处都是“玻璃墙”，你看得见，可就是迈不进去，有如城堡。他评副教授，更加激烈。如一场战争，汪燕燕的纠缠不休，软硬兼施，兵戎相见，可畏可耻复可乐。聂“把嘴唇咬得快要滴血”。写出好文章，却投稿失利。他说，我一定要前进，但前进的路全部堵了，寸步难行。没有一级刊物的文章，不给评高级职称，可没有高级职称，文章又不给发表。经过了多次碰壁，他悟出，材料是死的，投票的人是活的，论文是死的，编辑是活的。关系网已成铜墙铁壁，一个人如果不是超优秀，真的很难突破这铁壁。
　　 聂致远在人生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的纠结、冲突与挣扎中彷徨，经受着无法建立意义世界的痛苦。他希望坚守独立的知识人格、人文理想，立志以司马迁、张载、曹雪芹、王阳明等历史星空中的伟大灵魂为楷模。可现实的种种却让他陷入困惑。“也许，人活着真的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什么而活着”，但旋即否定，意识到“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却找不到救赎之路。聂是在与蒙天舒的比较中来深思实用原则与精神追求之间的较量。蒙天舒是做到了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少数成功者之一，蒙的哲学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就是搞到了，手段无须计，学问成路径，而不是目标本身。当然，蒙天舒并不是作为反面人物、堕落人物来设置的，有人甚至认为，聂致远与蒙天舒是“一体两面”，是同一颗灵魂的两极。
　　 不过，与阎真前几部小说不同的是，《活着之上》的精神路径明显向前延伸了，开始出现建构性因素，反映了作家本人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最终向现实投降，《因为女人》中柳依依最后沦为旷世怨妇，小说人物的精神突围总是以失败告终，从头到尾贯穿沉重压抑的气氛，让人看不到希望。在《活着之上》中，尽管世俗的物质的力量仍然强大，但作家仍在现实压迫的缝隙间放进了不少温暖和光亮，强调活着之上有更宝贵、更值得追求的价值意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我们当下文学不缺乏描写恶的能力，但往往缺少正面的呼吁、引导和抚慰的能力，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应该说，阎真以往的所有小说都不是以呈现世俗生活表象为目的，背后有精神警示意图，但人物总以失败告终不免沉重，透出悲怆与无奈的心绪。在《活着之上》中，我们看到作家的精神能力明显增强了，由揭示现实黑暗开始走向正面精神建构。聂致远在金钱、利益、权利的缠绕包围中，虽总有软弱和纠结、折中和妥协的一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涉知识分子气节的转捩点上，他始终能保持做人的底线，甚至表现出某种骨气、勇气和狠气。同学张维以重金相许让他代写学术著作，他本人也正缺生孩子前后所需费用，但思酌再三还是拒绝了，理由是不能拿学术来做交易。金书记要他给关系户学生打个高分，他犹豫良久只给了一个中上分数，最后也不向领导汇报，一狠心自己决定了。在选举新一届院领导时，他没有把票投给校领导红人金书记和蒙天舒，而是投给了弱势正派的候选人。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在对聂致远的塑造上有明确的精神诉求，他不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多余人”或“零余人”，有一定的行动能力。
　　 而且小说的光亮也是在慢慢扩大的。首先是活着的世俗力量占了上风，让人有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之感，后来活着之上的精神力量逐渐显豁，带给人坚定和希望。同样是面对卖小吃的市井摊子，前期聂致远认为自己与小贩没有区别，都是为了活着，后期却觉得应在渺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前半段聂的坚守很多时候是被动防御，到后一阶段他开始主动有一定作为了，比如在为勤勉工作20年的资料员李灿云争取编制这件事上，他以拯救者的姿态，在学校会议上积极为李拉票，强力抵制人事处的拉拢，竟把这件本无希望的事办成了。这时候，聂也不是一个人战斗了，连庸俗的赵平平、势利的金书记及其他学院领导都明确站在李一边，出现集体向善、推动公平公正的良好局面。正如聂所说，这件事体现了“仁慈之心，人道主义，人文关怀，这个世界还有希望”。一种正面的精神力量开始略占上风，并且阵营在扩大，让我们在黑暗的现实中看到悲悯和温情的闪耀。小说最后，聂致远重访门头村，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发出坚定的声音：“曹雪芹们，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无论有什么理由，我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至此，聂表现出 “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鲁迅式的精神姿态，确认希望的存在，肯定历代文化先贤的价值，绝决而明晰。
　　 这种精神指向和精神建构，使小说中的世俗生活描写具有很强的形而上气质，成为此书重要的思想艺术特征。不过，它的哲学呈现的更多是生活化的哲学，或者叫人生哲学、生存哲学。这又是其他书中罕有的。它不是通过整体象征性来表达某种深奥的哲理，也不是那种形象与意义之间过于间离的隐晦的转喻，它是贴近生活的，活生生的，需要在日常化的生存困境中去体会的哲学。
　　 这部作品涉及面颇广，举凡考研，评职称，考试，就业，申报项目，进编制，财务，晋升，论文发表等，不可说不复杂，且集中在学界和高校圈子;但我认为，它并不限于高校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它写了物化时代，功利时代，精神的庸常状态和超越之难，由之展开了尖锐的精神拷问，并在拷问中进行有意识的精神建构，放进温暖和亮光，给予人物以更好命运。在这里，利与义，知与行，理想与当下，无时无处不在交锋，因而它其实是触及物化时代更真实的精神诉求，意义是深远的。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