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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之上》采用一种生活化的笔墨,纪实化的色彩,直指学术圈和高校的某些腐败现象,作者坦言,它对于生活的表达几乎是零距离的,几乎每个细节都是生活中发生过的;素材大体来源于几方面:亲身经历的,旁观到的,听同行说的。其中,主人公聂致远的一半素材来自他的某位同事。这就保证了它的浓烈的纪实感、现场感。我读这本书,一点也没有看“黑幕小说”的感觉,也不觉得是在看什么“奇观”,相反,所写事象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应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已为人们在无奈之下默默接受的,久而不觉其异,于是变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但我又觉得,尽管它普遍、常见,并非无新意,这些我们身边的故事,经作者的高妙处理,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就叫唯其写实,转觉新鲜。回头一想,这些我们常常慨叹的人和事,这些生活的真相,何曾得到过真正深刻而全面的表现呢,又有多少作品勇敢地、艺术地将之写了出来,加以精神上的审视呢。能写到这样的成色,非同小可。我们可以从小说的艺术要求它,指出其缺乏更大的想象力和虚构性,艺术加工还不够深细,但我们同时要承认,它的这种貌似原生态的笔调,比起某些虚玄的、曲折的、暗喻的写法,可能要来得更强烈、更真实、更有感染力一些。 这是小说在题材开拓方面的贡献。
我注意到,这部小说并不是以叙述一件件事实为目的,并不只注重事情的表层时空意义,并不停留于写实的层面。它在艺术上的成功在于,透过生活化的笔墨,能够抽丝剥茧,由表象而入腠理,由事情而直指心灵,没有钝化,没有遮掩,力图揭示出尽可能大的心理深度和人性内涵。这也是小说暗藏的魅力所在。例如,为学院购买电器的一件小事,中间猫腻何其多也,事极真实,却也无奈。历史学院的金书记说,这不是你管得了的事,也不是我管得了的事,管不了我们就不管,古人云,难得糊涂。金的话也许再普通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却是需要一辈子去体味,去修炼的。这很妙,富于哲学内涵。怪不得一个副教授愿意去当科长。范晓敏的考卷事件,搞特殊化,幕后的操作隐藏深深,一步一步逼来,恐惧难测,让聂致远笔重千钧,难以给分!读至此,谁能不慨叹。这描写是精彩的,富于张力和深度。小说中有句话:我对世界无能为力。好好活着就是硬道理。
小说中人物的确弥漫着一种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的气息。聂致远要追求理想、不为世俗绑架、超越平庸何其艰难!聂致远并不是一个狂人式的斗士,也不是反潮流的大勇者,他充满正义感,却又时时软弱;他不想妥协却又不得不妥协;他富于良知,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能不断发出质疑之声。他经常陷入灵魂内部的搏斗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常常是“两个自己在斗争”,自我省视,自我批判。 他发现,生活里到处都是“玻璃墙”,你看得见,可就是迈不进去,有如城堡。他评副教授,更加激烈。如一场战争,汪燕燕的纠缠不休,软硬兼施,兵戎相见,可畏可耻复可乐。聂“把嘴唇咬得快要滴血”。写出好文章,却投稿失利。他说,我一定要前进,但前进的路全部堵了,寸步难行。没有一级刊物的文章,不给评高级职称,可没有高级职称,文章又不给发表。经过了多次碰壁,他悟出,材料是死的,投票的人是活的,论文是死的,编辑是活的。关系网已成铜墙铁壁,一个人如果不是超优秀,真的很难突破这铁壁。
聂致远在人生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的纠结、冲突与挣扎中彷徨,经受着无法建立意义世界的痛苦。他希望坚守独立的知识人格、人文理想,立志以司马迁、张载、曹雪芹、王阳明等历史星空中的伟大灵魂为楷模。可现实的种种却让他陷入困惑。“也许,人活着真的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什么而活着”,但旋即否定,意识到“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却找不到救赎之路。聂是在与蒙天舒的比较中来深思实用原则与精神追求之间的较量。蒙天舒是做到了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少数成功者之一,蒙的哲学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就是搞到了,手段无须计,学问成路径,而不是目标本身。当然,蒙天舒并不是作为反面人物、堕落人物来设置的,有人甚至认为,聂致远与蒙天舒是“一体两面”,是同一颗灵魂的两极。
不过,与阎真前几部小说不同的是,《活着之上》的精神路径明显向前延伸了,开始出现建构性因素,反映了作家本人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最终向现实投降,《因为女人》中柳依依最后沦为旷世怨妇,小说人物的精神突围总是以失败告终,从头到尾贯穿沉重压抑的气氛,让人看不到希望。在《活着之上》中,尽管世俗的物质的力量仍然强大,但作家仍在现实压迫的缝隙间放进了不少温暖和光亮,强调活着之上有更宝贵、更值得追求的价值意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我们当下文学不缺乏描写恶的能力,但往往缺少正面的呼吁、引导和抚慰的能力,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应该说,阎真以往的所有小说都不是以呈现世俗生活表象为目的,背后有精神警示意图,但人物总以失败告终不免沉重,透出悲怆与无奈的心绪。在《活着之上》中,我们看到作家的精神能力明显增强了,由揭示现实黑暗开始走向正面精神建构。聂致远在金钱、利益、权利的缠绕包围中,虽总有软弱和纠结、折中和妥协的一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涉知识分子气节的转捩点上,他始终能保持做人的底线,甚至表现出某种骨气、勇气和狠气。同学张维以重金相许让他代写学术著作,他本人也正缺生孩子前后所需费用,但思酌再三还是拒绝了,理由是不能拿学术来做交易。金书记要他给关系户学生打个高分,他犹豫良久只给了一个中上分数,最后也不向领导汇报,一狠心自己决定了。在选举新一届院领导时,他没有把票投给校领导红人金书记和蒙天舒,而是投给了弱势正派的候选人。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在对聂致远的塑造上有明确的精神诉求,他不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多余人”或“零余人”,有一定的行动能力。
而且小说的光亮也是在慢慢扩大的。首先是活着的世俗力量占了上风,让人有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之感,后来活着之上的精神力量逐渐显豁,带给人坚定和希望。同样是面对卖小吃的市井摊子,前期聂致远认为自己与小贩没有区别,都是为了活着,后期却觉得应在渺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前半段聂的坚守很多时候是被动防御,到后一阶段他开始主动有一定作为了,比如在为勤勉工作20年的资料员李灿云争取编制这件事上,他以拯救者的姿态,在学校会议上积极为李拉票,强力抵制人事处的拉拢,竟把这件本无希望的事办成了。这时候,聂也不是一个人战斗了,连庸俗的赵平平、势利的金书记及其他学院领导都明确站在李一边,出现集体向善、推动公平公正的良好局面。正如聂所说,这件事体现了“仁慈之心,人道主义,人文关怀,这个世界还有希望”。一种正面的精神力量开始略占上风,并且阵营在扩大,让我们在黑暗的现实中看到悲悯和温情的闪耀。小说最后,聂致远重访门头村,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发出坚定的声音:“曹雪芹们,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无论有什么理由,我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至此,聂表现出 “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鲁迅式的精神姿态,确认希望的存在,肯定历代文化先贤的价值,绝决而明晰。
这种精神指向和精神建构,使小说中的世俗生活描写具有很强的形而上气质,成为此书重要的思想艺术特征。不过,它的哲学呈现的更多是生活化的哲学,或者叫人生哲学、生存哲学。这又是其他书中罕有的。它不是通过整体象征性来表达某种深奥的哲理,也不是那种形象与意义之间过于间离的隐晦的转喻,它是贴近生活的,活生生的,需要在日常化的生存困境中去体会的哲学。
这部作品涉及面颇广,举凡考研,评职称,考试,就业,申报项目,进编制,财务,晋升,论文发表等,不可说不复杂,且集中在学界和高校圈子;但我认为,它并不限于高校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它写了物化时代,功利时代,精神的庸常状态和超越之难,由之展开了尖锐的精神拷问,并在拷问中进行有意识的精神建构,放进温暖和亮光,给予人物以更好命运。在这里,利与义,知与行,理想与当下,无时无处不在交锋,因而它其实是触及物化时代更真实的精神诉求,意义是深远的。
(责任编辑 魏建宇)
我注意到,这部小说并不是以叙述一件件事实为目的,并不只注重事情的表层时空意义,并不停留于写实的层面。它在艺术上的成功在于,透过生活化的笔墨,能够抽丝剥茧,由表象而入腠理,由事情而直指心灵,没有钝化,没有遮掩,力图揭示出尽可能大的心理深度和人性内涵。这也是小说暗藏的魅力所在。例如,为学院购买电器的一件小事,中间猫腻何其多也,事极真实,却也无奈。历史学院的金书记说,这不是你管得了的事,也不是我管得了的事,管不了我们就不管,古人云,难得糊涂。金的话也许再普通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却是需要一辈子去体味,去修炼的。这很妙,富于哲学内涵。怪不得一个副教授愿意去当科长。范晓敏的考卷事件,搞特殊化,幕后的操作隐藏深深,一步一步逼来,恐惧难测,让聂致远笔重千钧,难以给分!读至此,谁能不慨叹。这描写是精彩的,富于张力和深度。小说中有句话:我对世界无能为力。好好活着就是硬道理。
小说中人物的确弥漫着一种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的气息。聂致远要追求理想、不为世俗绑架、超越平庸何其艰难!聂致远并不是一个狂人式的斗士,也不是反潮流的大勇者,他充满正义感,却又时时软弱;他不想妥协却又不得不妥协;他富于良知,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能不断发出质疑之声。他经常陷入灵魂内部的搏斗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常常是“两个自己在斗争”,自我省视,自我批判。 他发现,生活里到处都是“玻璃墙”,你看得见,可就是迈不进去,有如城堡。他评副教授,更加激烈。如一场战争,汪燕燕的纠缠不休,软硬兼施,兵戎相见,可畏可耻复可乐。聂“把嘴唇咬得快要滴血”。写出好文章,却投稿失利。他说,我一定要前进,但前进的路全部堵了,寸步难行。没有一级刊物的文章,不给评高级职称,可没有高级职称,文章又不给发表。经过了多次碰壁,他悟出,材料是死的,投票的人是活的,论文是死的,编辑是活的。关系网已成铜墙铁壁,一个人如果不是超优秀,真的很难突破这铁壁。
聂致远在人生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的纠结、冲突与挣扎中彷徨,经受着无法建立意义世界的痛苦。他希望坚守独立的知识人格、人文理想,立志以司马迁、张载、曹雪芹、王阳明等历史星空中的伟大灵魂为楷模。可现实的种种却让他陷入困惑。“也许,人活着真的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什么而活着”,但旋即否定,意识到“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却找不到救赎之路。聂是在与蒙天舒的比较中来深思实用原则与精神追求之间的较量。蒙天舒是做到了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少数成功者之一,蒙的哲学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就是搞到了,手段无须计,学问成路径,而不是目标本身。当然,蒙天舒并不是作为反面人物、堕落人物来设置的,有人甚至认为,聂致远与蒙天舒是“一体两面”,是同一颗灵魂的两极。
不过,与阎真前几部小说不同的是,《活着之上》的精神路径明显向前延伸了,开始出现建构性因素,反映了作家本人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最终向现实投降,《因为女人》中柳依依最后沦为旷世怨妇,小说人物的精神突围总是以失败告终,从头到尾贯穿沉重压抑的气氛,让人看不到希望。在《活着之上》中,尽管世俗的物质的力量仍然强大,但作家仍在现实压迫的缝隙间放进了不少温暖和光亮,强调活着之上有更宝贵、更值得追求的价值意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我们当下文学不缺乏描写恶的能力,但往往缺少正面的呼吁、引导和抚慰的能力,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应该说,阎真以往的所有小说都不是以呈现世俗生活表象为目的,背后有精神警示意图,但人物总以失败告终不免沉重,透出悲怆与无奈的心绪。在《活着之上》中,我们看到作家的精神能力明显增强了,由揭示现实黑暗开始走向正面精神建构。聂致远在金钱、利益、权利的缠绕包围中,虽总有软弱和纠结、折中和妥协的一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涉知识分子气节的转捩点上,他始终能保持做人的底线,甚至表现出某种骨气、勇气和狠气。同学张维以重金相许让他代写学术著作,他本人也正缺生孩子前后所需费用,但思酌再三还是拒绝了,理由是不能拿学术来做交易。金书记要他给关系户学生打个高分,他犹豫良久只给了一个中上分数,最后也不向领导汇报,一狠心自己决定了。在选举新一届院领导时,他没有把票投给校领导红人金书记和蒙天舒,而是投给了弱势正派的候选人。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在对聂致远的塑造上有明确的精神诉求,他不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多余人”或“零余人”,有一定的行动能力。
而且小说的光亮也是在慢慢扩大的。首先是活着的世俗力量占了上风,让人有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之感,后来活着之上的精神力量逐渐显豁,带给人坚定和希望。同样是面对卖小吃的市井摊子,前期聂致远认为自己与小贩没有区别,都是为了活着,后期却觉得应在渺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前半段聂的坚守很多时候是被动防御,到后一阶段他开始主动有一定作为了,比如在为勤勉工作20年的资料员李灿云争取编制这件事上,他以拯救者的姿态,在学校会议上积极为李拉票,强力抵制人事处的拉拢,竟把这件本无希望的事办成了。这时候,聂也不是一个人战斗了,连庸俗的赵平平、势利的金书记及其他学院领导都明确站在李一边,出现集体向善、推动公平公正的良好局面。正如聂所说,这件事体现了“仁慈之心,人道主义,人文关怀,这个世界还有希望”。一种正面的精神力量开始略占上风,并且阵营在扩大,让我们在黑暗的现实中看到悲悯和温情的闪耀。小说最后,聂致远重访门头村,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发出坚定的声音:“曹雪芹们,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无论有什么理由,我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至此,聂表现出 “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鲁迅式的精神姿态,确认希望的存在,肯定历代文化先贤的价值,绝决而明晰。
这种精神指向和精神建构,使小说中的世俗生活描写具有很强的形而上气质,成为此书重要的思想艺术特征。不过,它的哲学呈现的更多是生活化的哲学,或者叫人生哲学、生存哲学。这又是其他书中罕有的。它不是通过整体象征性来表达某种深奥的哲理,也不是那种形象与意义之间过于间离的隐晦的转喻,它是贴近生活的,活生生的,需要在日常化的生存困境中去体会的哲学。
这部作品涉及面颇广,举凡考研,评职称,考试,就业,申报项目,进编制,财务,晋升,论文发表等,不可说不复杂,且集中在学界和高校圈子;但我认为,它并不限于高校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它写了物化时代,功利时代,精神的庸常状态和超越之难,由之展开了尖锐的精神拷问,并在拷问中进行有意识的精神建构,放进温暖和亮光,给予人物以更好命运。在这里,利与义,知与行,理想与当下,无时无处不在交锋,因而它其实是触及物化时代更真实的精神诉求,意义是深远的。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