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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方方言尤其是广东诸方言母语的学生,基于语言差异和区域性文化差异,学习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具有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本研究借鉴外语学习社会教育模式理论,统计分析了广州大学在校学生2005年到2009年21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成绩及其背景数据,论证以下假设: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现阶段对其应用范围及应用水平具有法规强制性,广州地区大学上述学生越来越重视学习普通话及参加普通话测试,其直接相关变量是“工具型动机”;进而讨论这一动力类型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关键词:PSC;统计;大学生;普通话;学习动机
1. 相关概念
1.1 本研究借鉴的理论模型
Gardner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文化语言习得理论“社会教育模式”(The Socio-educational Model)认为,外语学习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受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的态度和信念的影响。这一模式围绕四个主要变量而展开:社会环境、个别差异、外语习得场合以及成果。“在相同的情况下,四种不同的个别差异变量直接影响外语学习成就。它们是:智力、语言能力倾向、动机和情景焦虑。还有另外一些影响外语学习的潜在变量,如态度和性格等,而这些变量的作用体现在动机上。”[1]即:
以南方方言为母语的人在学习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时,由于民族文化、近代母语和现代书面语的共同性,具有其他第二语言习得(含外语习得,下同)所不具备的正迁移优势,但是,广东人尤其以粤方言为母语的人,普通话口语习得的难度较大,这是公认的事实。民族语言内部差异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文化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因而其普通话学习者具有第二语言习得的文化、心理特征,这是本研究理论模型选择的理据。
1.2 PSC
教育部、国家语委2003年10月10日印发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规定:
“本测试定名为‘普通话水平测试’(PUTONGHUA SHUIPING CESHI,缩写为PSC)
“普通话水平测试测查应试人的普通话规范程度、熟练程度,认定其普通话水平等级,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
本文提及“普通话水平测试”一律采用PSC缩写。作为标准参照性考试,PSC测试内容、评分标准具有极高的信度和效度,PSC成绩在本研究中代表普通话学习成就,这是本文讨论变量关系的前提。
1.3 动机类型及理论假设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的动机类型,很多语言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Gardner和Lambert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他们主要研究一些双语制地区的社会心理(加拿大、美国、菲律宾),并据此提出两种类型的学习动机。融合型动机(intergrative)指学习者为了容进所学语言的群体,而学习此语言的愿望,它‘反应出学习者对目标语国家的人民和文化的个人兴趣。’(Krashen,1982)工具型动机(inatrumental)则是学习者为了某些实利原因而学习此语言的愿望,它‘反应出外语的实际价值和有利之处。’”(Krashen,1982)[2]
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广东人对普通和态度很矛盾,态度中的认知成分很积极,但情感和行为成分还没有跟上。因此,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点应从宣传讲普通话的重要性向培养对普通话的积极情感和引导人们讲普通话的行为转变。”[3]
据此,我们假设:广东各方言区在校大学生学习、应用普通话的动机类型主要表现为工具型动机而不是融合型动机。虽然语言态度作为潜在变量不直接作用于第二语言习得行为,但是它制约着普通话学习目标的高远性及学习动力的恒久性,最终影响学习成就。
2. 普通话学习成就及变量关系分析报告
2.1 样本分布
我们用VFP编写程序计算出样本的以下基本分布:
广州大学普通话水平测试站从2005年6月至2009年12月共21场PSC,其资料经整理为可供统计的有效记录9326条(各场分布见表1),即受测人次为:6289 1113×2(次) 242×3(次) 20×4(次) 1×5(次)=9326(人次);实际受测学生人数为:6289 1113 242 20 1=7665(人)。这7665人分布在2001级到2008级(见表2),并可根据专业属性及相关PSC目标等级划分为三种类型(见表3)。
表2学生在学1-4年级时被这21场PSC覆盖的是2004级、2005级、2006级。
本研究将这7665人的9326次测试记录作为受测者基本样本,并根据具体统计项目的需要全部应用或再行抽取。
除PSC有效数据之外,我们还应用了上述年级的学籍、学业平均成绩有效记录,其中未参加PSC的记录必要时用作背景材料。
2.2 通过PSC成绩观察大学生普通话学习成就
抽取2004-2006级在21场PSC中的首次记录,用EXCEL2003程序对全部受测3898人的第一次PSC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见表4)。由于广州市的认证等级不一定与国家规定的相应成绩对等,为求客观科学,本文在统计分析或描述学生PSC结果时根据成绩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的规定重新确定。
各年级学生PSC成绩和一次达标率相对稳定,这可能和广州大学各年级在学学生整体各项要素及教学环境相对稳定有关。除个体变量外,可观察到的还有非师范生受测量增加,比如2004级师范:非师范是802:554→59.14%;而2006级师范:非师范为657:658→49.96%:50.04%。但是2006级一次通过率下降及成绩离散度较大与此无关,使用SPSS 1.8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受测SPC的非师范生成绩均值高于师范生(表5-3)。
5年来,受测PSC的7665人,第一次测试成绩为二级乙等的4478人,占PSC总人数的58.4%,其余为:一级乙等51人,二级甲等1482人,三级甲等1624人,三级乙等30人。接近正态分布(图2),而二级乙等水平则为集中趋势。
2.3 普通话课程学习量与PSC成绩的单因变量分析
该分析的专业分类标准是普通话语言类专业课程的修读量,即不同的专业代表不同的普通话学习量,它们是Ⅰ. 汉语(师范):除了“现代汉语”及语言学系列专业课程,还必须修读“教师口语”,可选修PSC辅导课程;Ⅱ. 汉语(非师范):修读“现代汉语”及语言学系列专业课程,可选修PSC辅导课程;Ⅲ. 非汉语(非师范):必修“教师口语”,可选修PSC辅导课程;Ⅳ.可选修PSC辅导课程。
除少数记录因相关字段残缺被剔除,尽可能保留全部PSC记录作为分析样本(N=7269),使之接近原貌(含2001-2008共8个年级PSC个案)。
Type III项,是系统默认的处理方法。
主体间效应的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各专业间的测试成绩的检验统计量F的观测值为154.340,检验的概率P(Sig)值为0.000,小于0.05,可以认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测试成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Means for groups in homogeneous subsets are displayed.
已显示同类子集中的组均值
Based on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基于III型平方和
The error term is Mean Square(Error) = 19.676..
误差项为均值方(错误)= 19.676.
aUses Harmonic Mean Sample Size = 704.775
使用调和均值样本大小=704.775
bThe group sizes are unequal. The harmonic mean of the group sizes is used. Type I error levels are not guaranteed.
组大小不相等,将使用组大小的调和均值。不保证I型误差级别。
cAlpha = .05.
在均衡子集表中,可认为这四个专业的学生的测试成绩差异较显著。
2.4 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与PSC成绩双变量相关分析
抽取2005级学生所有第一次PSC受测记录,运用SPSS 1.8 双变量相关分析的方法检验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与PSC成绩的关系,结论为不相关:
在置信度(双侧)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普通话测试成绩与学业成绩的相关系数只有0.21,即不相关或弱相关。
在置信度(双侧)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此方法测出的相关系数为0.232,与方法1的结果基本吻合。
2.5 社会语言环境与PSC成绩的单因变量分析
表7-2:Tests of Between-Subjects Effects 主体间效应的检验(略)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地区间的测试成绩的检验统计量F的观测值为69.685,检验的概率P(Sig)值为0.000,小于0.05,可以认为不同地区的学生测试成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Means for groups in homogeneous subsets are displayed.
已显示同类子集中的组均值
Based on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基于III型平方和
The error term is Mean Square(Error) = 18.707.
误差项为均值方(错误)=18.707.
aUses Harmonic Mean Sample Size = 478.146
使用调和均值样本大小=478.146.
bThe group sizes are unequal. The harmonic mean of the group sizes is used. Type I error levels are not guaranteed.
组大小不相等,将使用组大小的调和均值。不保证I型误差级别。
cAlpha = .05.
在均衡子集表中,第2均衡子集包含广州话,闽南话2个方言区,它们的均值分别为82.7944,82.9809,2个均值比较的概率P值为0.505,大于0.05,接受零假设,即可认为这2个地区学生的测试成绩无明显差异,而四邑话方言区,客家话方言区和省外方言区和它们的差异较显著。
3. 普通话学习动机类型的影响分析
广州地区在校大学生普通话学习成就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教育模式”认为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客观因素就有社会环境和语言习得场所。
3.1 大学作为普通话习得场所对动机形成的影响
广州大学是广州市属高校,粤方言母语在校大学生为数最多,不完全统计,生源地为广州方言区(身份证号码前四位为4401)的记录就有18315条,占2001级至2008级38673人的47.36%,属典型的方言强势地区,自然形成了广州话、普通话双语环境。这一环境从学生普通话学习动机的形成是有利的。首先,进入大学的学生已过了语言自然习得期(16岁前),母语习惯和语言态度已经形成,不经过专门学习难以改变。其次,校园普通话语境优于基础教育阶段,广州大学教师方言母语分布均衡,普通话普遍应用成为一种实际需要。倒是进入高校学习前的方言区环境差异与大学生的PSC成绩差异存在相关关系,上文“2.5 社会语言环境与PSC成绩的单因变量分析”,对部分方言区学生分组取样,通过定类测量说明,即使同为粤方言区,四邑话地区和广府话地区同类学生的PSC成绩也存在显著差异。第三,职业目标越来越清晰接近,受测PSC在大学成为现实,学生提高普通话水平的要求也具体迫切。第四,某些学科专业的规定性使学生修读普通话课程并考核及格成为完成学业的必由之路。
3.2 大学生智力差异对动机形成的影响
上文2.4陈述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与PSC成绩双变量相关分析”,把PSC样本学生在校8个学期约80门课程成绩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变量,考察与PSC成绩的关系,结果为不相关,从一个侧面反映大学阶段智力或说学能并不影响普通话学习成就,由此推断其对普通话学习动机的形成没有直接联系。
合理的解释是:我国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普遍接受普通话教育,掌握了《汉语拼音方案》,扫除了用普通话听说读写的基本知识障碍;大学入学前,绝大多数学生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一般交流,口语达到中级水平;而大学生的就业目标较高,普通话使用的目标水平是熟练、流畅、准确,即高级水平,这是一个较难迈上的台阶,但主要不是认知障碍和能力障碍,而是情感障碍和行为选择障碍。因而大学生智力水平和PSC受测成绩两个变量不呈相关关系。在这一点上跟其他第二语言习得有较大的不同。
这一论断同时能解释图2所示的广东方言区大学生PSC等级分布趋势。
3.3 工具型动机的特点及其成因
迄今,所有PSC及若干变量关系的统计结果都指向PSC受测学生的普通话学习工具型动机。特点是大多数人的普通话学习目标和动力来源直接指向实际价值和有利之处。
据现有数据,广州大学2001至2008级学生约38670人,其中教师教育类(师范)学生约8140,后者约占21%,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将来要从事教师职业,其普通话水平必须达到二级乙等(非语文教师)或二级甲等(语文教师),因此后者在学期间一般都受测PSC以获取相应等级证书。上文2.3所介绍的数据统计,通过定序测量说明,目标期望值的高低差异及实际普通话学习量的大小差异与普通话学习成就呈正相关关系。而占79%的非师范生中也有人抱有教师职业或公务员职业期望,但受测PSC的目标尚不具有直接指向性,一是受测比例低(只占非师范生总量的10%左右),二是受测者有一定达标把握才参加PSC。所以,在上述变量关系分析中,非师范生与师范生比较没有意义。然而,非师范生中的汉语(非师范)和非汉语(非师范)在同等条件下比较,则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3),这也说明目标期望值的高低差异及实际普通话学习量的大小差异与普通话学习成就呈正相关关系。
4. 结语
“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虽然在(上接第26页)含义和作用上各不相同,但两者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在一些场合里,具有融合型动机的外语学习者比工具型动机外语学习者学得更成功,而在另一些场合,结果正好相反。”现阶段方言强势地区大学生在政策法规的影响下,提出普通话学习和测试的要求,对比PSC制度建立前的状况,是一种历史的长足进步,也说明PSC设立实现了预期的一个目标。
诚然,融合型动机反映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更高目标,现阶段大学普通话教育应该注意培养学生对普通话的正向态度,尤其是情感因素。我们应该看到,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也是相互作用的且有时是同时存在的,方言区大学普通话水平逐步提高,将有利于培养这种情感,且有助于排除普通话应用的困扰因素,有利于普通话应用上的普及。不过,如果需求较低并容易得到满足,工具型动机对普通话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利。
另外,PSC行政管理也应循着这一思路向前发展,尽管“二甲场”、“二乙场”的预设在管理上曾有这样或那样的成效,但它毕竟缺乏法理依据,有违科学精神,有损PSC受测学生的利益,强调的是PSC的功利性和受测等级的足用性,不利于触发融合型动机。比如据本文提到的21场PSC数据的不完全统计就先后有519位达标学生的二级甲等水平得不到认证,有51位学生的一级乙等水平得不到认证。当然,对于广州市PSC整体工作而言,这只是白璧微瑕。
社会环境、学校的学习环境是影响学生普通话学习和应用的重要变量,我们期待着并致力于这一环境的继续优化。
参考文献
[1]孙广治.文化与演习的理论模式研究──兼谈外语学习的态度和动机[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7=59.
[2]同上.
[3]张积家 杨卓华 朱诗敏.广东广东大学生对普通话和粤语的印象[J],心理学谈新,2003(1):51-54.
[4]同[1].
责任编辑龙建刚
关键词:PSC;统计;大学生;普通话;学习动机
1. 相关概念
1.1 本研究借鉴的理论模型
Gardner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文化语言习得理论“社会教育模式”(The Socio-educational Model)认为,外语学习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受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的态度和信念的影响。这一模式围绕四个主要变量而展开:社会环境、个别差异、外语习得场合以及成果。“在相同的情况下,四种不同的个别差异变量直接影响外语学习成就。它们是:智力、语言能力倾向、动机和情景焦虑。还有另外一些影响外语学习的潜在变量,如态度和性格等,而这些变量的作用体现在动机上。”[1]即:
以南方方言为母语的人在学习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时,由于民族文化、近代母语和现代书面语的共同性,具有其他第二语言习得(含外语习得,下同)所不具备的正迁移优势,但是,广东人尤其以粤方言为母语的人,普通话口语习得的难度较大,这是公认的事实。民族语言内部差异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文化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因而其普通话学习者具有第二语言习得的文化、心理特征,这是本研究理论模型选择的理据。
1.2 PSC
教育部、国家语委2003年10月10日印发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规定:
“本测试定名为‘普通话水平测试’(PUTONGHUA SHUIPING CESHI,缩写为PSC)
“普通话水平测试测查应试人的普通话规范程度、熟练程度,认定其普通话水平等级,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
本文提及“普通话水平测试”一律采用PSC缩写。作为标准参照性考试,PSC测试内容、评分标准具有极高的信度和效度,PSC成绩在本研究中代表普通话学习成就,这是本文讨论变量关系的前提。
1.3 动机类型及理论假设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的动机类型,很多语言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Gardner和Lambert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他们主要研究一些双语制地区的社会心理(加拿大、美国、菲律宾),并据此提出两种类型的学习动机。融合型动机(intergrative)指学习者为了容进所学语言的群体,而学习此语言的愿望,它‘反应出学习者对目标语国家的人民和文化的个人兴趣。’(Krashen,1982)工具型动机(inatrumental)则是学习者为了某些实利原因而学习此语言的愿望,它‘反应出外语的实际价值和有利之处。’”(Krashen,1982)[2]
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广东人对普通和态度很矛盾,态度中的认知成分很积极,但情感和行为成分还没有跟上。因此,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点应从宣传讲普通话的重要性向培养对普通话的积极情感和引导人们讲普通话的行为转变。”[3]
据此,我们假设:广东各方言区在校大学生学习、应用普通话的动机类型主要表现为工具型动机而不是融合型动机。虽然语言态度作为潜在变量不直接作用于第二语言习得行为,但是它制约着普通话学习目标的高远性及学习动力的恒久性,最终影响学习成就。
2. 普通话学习成就及变量关系分析报告
2.1 样本分布
我们用VFP编写程序计算出样本的以下基本分布:
广州大学普通话水平测试站从2005年6月至2009年12月共21场PSC,其资料经整理为可供统计的有效记录9326条(各场分布见表1),即受测人次为:6289 1113×2(次) 242×3(次) 20×4(次) 1×5(次)=9326(人次);实际受测学生人数为:6289 1113 242 20 1=7665(人)。这7665人分布在2001级到2008级(见表2),并可根据专业属性及相关PSC目标等级划分为三种类型(见表3)。
表2学生在学1-4年级时被这21场PSC覆盖的是2004级、2005级、2006级。
本研究将这7665人的9326次测试记录作为受测者基本样本,并根据具体统计项目的需要全部应用或再行抽取。
除PSC有效数据之外,我们还应用了上述年级的学籍、学业平均成绩有效记录,其中未参加PSC的记录必要时用作背景材料。
2.2 通过PSC成绩观察大学生普通话学习成就
抽取2004-2006级在21场PSC中的首次记录,用EXCEL2003程序对全部受测3898人的第一次PSC数据进行汇总分析(见表4)。由于广州市的认证等级不一定与国家规定的相应成绩对等,为求客观科学,本文在统计分析或描述学生PSC结果时根据成绩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的规定重新确定。
各年级学生PSC成绩和一次达标率相对稳定,这可能和广州大学各年级在学学生整体各项要素及教学环境相对稳定有关。除个体变量外,可观察到的还有非师范生受测量增加,比如2004级师范:非师范是802:554→59.14%;而2006级师范:非师范为657:658→49.96%:50.04%。但是2006级一次通过率下降及成绩离散度较大与此无关,使用SPSS 1.8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受测SPC的非师范生成绩均值高于师范生(表5-3)。
5年来,受测PSC的7665人,第一次测试成绩为二级乙等的4478人,占PSC总人数的58.4%,其余为:一级乙等51人,二级甲等1482人,三级甲等1624人,三级乙等30人。接近正态分布(图2),而二级乙等水平则为集中趋势。
2.3 普通话课程学习量与PSC成绩的单因变量分析
该分析的专业分类标准是普通话语言类专业课程的修读量,即不同的专业代表不同的普通话学习量,它们是Ⅰ. 汉语(师范):除了“现代汉语”及语言学系列专业课程,还必须修读“教师口语”,可选修PSC辅导课程;Ⅱ. 汉语(非师范):修读“现代汉语”及语言学系列专业课程,可选修PSC辅导课程;Ⅲ. 非汉语(非师范):必修“教师口语”,可选修PSC辅导课程;Ⅳ.可选修PSC辅导课程。
除少数记录因相关字段残缺被剔除,尽可能保留全部PSC记录作为分析样本(N=7269),使之接近原貌(含2001-2008共8个年级PSC个案)。
Type III项,是系统默认的处理方法。
主体间效应的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各专业间的测试成绩的检验统计量F的观测值为154.340,检验的概率P(Sig)值为0.000,小于0.05,可以认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测试成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Means for groups in homogeneous subsets are displayed.
已显示同类子集中的组均值
Based on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基于III型平方和
The error term is Mean Square(Error) = 19.676..
误差项为均值方(错误)= 19.676.
aUses Harmonic Mean Sample Size = 704.775
使用调和均值样本大小=704.775
bThe group sizes are unequal. The harmonic mean of the group sizes is used. Type I error levels are not guaranteed.
组大小不相等,将使用组大小的调和均值。不保证I型误差级别。
cAlpha = .05.
在均衡子集表中,可认为这四个专业的学生的测试成绩差异较显著。
2.4 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与PSC成绩双变量相关分析
抽取2005级学生所有第一次PSC受测记录,运用SPSS 1.8 双变量相关分析的方法检验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与PSC成绩的关系,结论为不相关:
在置信度(双侧)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普通话测试成绩与学业成绩的相关系数只有0.21,即不相关或弱相关。
在置信度(双侧)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此方法测出的相关系数为0.232,与方法1的结果基本吻合。
2.5 社会语言环境与PSC成绩的单因变量分析
表7-2:Tests of Between-Subjects Effects 主体间效应的检验(略)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地区间的测试成绩的检验统计量F的观测值为69.685,检验的概率P(Sig)值为0.000,小于0.05,可以认为不同地区的学生测试成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Means for groups in homogeneous subsets are displayed.
已显示同类子集中的组均值
Based on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基于III型平方和
The error term is Mean Square(Error) = 18.707.
误差项为均值方(错误)=18.707.
aUses Harmonic Mean Sample Size = 478.146
使用调和均值样本大小=478.146.
bThe group sizes are unequal. The harmonic mean of the group sizes is used. Type I error levels are not guaranteed.
组大小不相等,将使用组大小的调和均值。不保证I型误差级别。
cAlpha = .05.
在均衡子集表中,第2均衡子集包含广州话,闽南话2个方言区,它们的均值分别为82.7944,82.9809,2个均值比较的概率P值为0.505,大于0.05,接受零假设,即可认为这2个地区学生的测试成绩无明显差异,而四邑话方言区,客家话方言区和省外方言区和它们的差异较显著。
3. 普通话学习动机类型的影响分析
广州地区在校大学生普通话学习成就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教育模式”认为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客观因素就有社会环境和语言习得场所。
3.1 大学作为普通话习得场所对动机形成的影响
广州大学是广州市属高校,粤方言母语在校大学生为数最多,不完全统计,生源地为广州方言区(身份证号码前四位为4401)的记录就有18315条,占2001级至2008级38673人的47.36%,属典型的方言强势地区,自然形成了广州话、普通话双语环境。这一环境从学生普通话学习动机的形成是有利的。首先,进入大学的学生已过了语言自然习得期(16岁前),母语习惯和语言态度已经形成,不经过专门学习难以改变。其次,校园普通话语境优于基础教育阶段,广州大学教师方言母语分布均衡,普通话普遍应用成为一种实际需要。倒是进入高校学习前的方言区环境差异与大学生的PSC成绩差异存在相关关系,上文“2.5 社会语言环境与PSC成绩的单因变量分析”,对部分方言区学生分组取样,通过定类测量说明,即使同为粤方言区,四邑话地区和广府话地区同类学生的PSC成绩也存在显著差异。第三,职业目标越来越清晰接近,受测PSC在大学成为现实,学生提高普通话水平的要求也具体迫切。第四,某些学科专业的规定性使学生修读普通话课程并考核及格成为完成学业的必由之路。
3.2 大学生智力差异对动机形成的影响
上文2.4陈述的“学生学业平均成绩与PSC成绩双变量相关分析”,把PSC样本学生在校8个学期约80门课程成绩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变量,考察与PSC成绩的关系,结果为不相关,从一个侧面反映大学阶段智力或说学能并不影响普通话学习成就,由此推断其对普通话学习动机的形成没有直接联系。
合理的解释是:我国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普遍接受普通话教育,掌握了《汉语拼音方案》,扫除了用普通话听说读写的基本知识障碍;大学入学前,绝大多数学生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一般交流,口语达到中级水平;而大学生的就业目标较高,普通话使用的目标水平是熟练、流畅、准确,即高级水平,这是一个较难迈上的台阶,但主要不是认知障碍和能力障碍,而是情感障碍和行为选择障碍。因而大学生智力水平和PSC受测成绩两个变量不呈相关关系。在这一点上跟其他第二语言习得有较大的不同。
这一论断同时能解释图2所示的广东方言区大学生PSC等级分布趋势。
3.3 工具型动机的特点及其成因
迄今,所有PSC及若干变量关系的统计结果都指向PSC受测学生的普通话学习工具型动机。特点是大多数人的普通话学习目标和动力来源直接指向实际价值和有利之处。
据现有数据,广州大学2001至2008级学生约38670人,其中教师教育类(师范)学生约8140,后者约占21%,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将来要从事教师职业,其普通话水平必须达到二级乙等(非语文教师)或二级甲等(语文教师),因此后者在学期间一般都受测PSC以获取相应等级证书。上文2.3所介绍的数据统计,通过定序测量说明,目标期望值的高低差异及实际普通话学习量的大小差异与普通话学习成就呈正相关关系。而占79%的非师范生中也有人抱有教师职业或公务员职业期望,但受测PSC的目标尚不具有直接指向性,一是受测比例低(只占非师范生总量的10%左右),二是受测者有一定达标把握才参加PSC。所以,在上述变量关系分析中,非师范生与师范生比较没有意义。然而,非师范生中的汉语(非师范)和非汉语(非师范)在同等条件下比较,则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3),这也说明目标期望值的高低差异及实际普通话学习量的大小差异与普通话学习成就呈正相关关系。
4. 结语
“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虽然在(上接第26页)含义和作用上各不相同,但两者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在一些场合里,具有融合型动机的外语学习者比工具型动机外语学习者学得更成功,而在另一些场合,结果正好相反。”现阶段方言强势地区大学生在政策法规的影响下,提出普通话学习和测试的要求,对比PSC制度建立前的状况,是一种历史的长足进步,也说明PSC设立实现了预期的一个目标。
诚然,融合型动机反映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更高目标,现阶段大学普通话教育应该注意培养学生对普通话的正向态度,尤其是情感因素。我们应该看到,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也是相互作用的且有时是同时存在的,方言区大学普通话水平逐步提高,将有利于培养这种情感,且有助于排除普通话应用的困扰因素,有利于普通话应用上的普及。不过,如果需求较低并容易得到满足,工具型动机对普通话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利。
另外,PSC行政管理也应循着这一思路向前发展,尽管“二甲场”、“二乙场”的预设在管理上曾有这样或那样的成效,但它毕竟缺乏法理依据,有违科学精神,有损PSC受测学生的利益,强调的是PSC的功利性和受测等级的足用性,不利于触发融合型动机。比如据本文提到的21场PSC数据的不完全统计就先后有519位达标学生的二级甲等水平得不到认证,有51位学生的一级乙等水平得不到认证。当然,对于广州市PSC整体工作而言,这只是白璧微瑕。
社会环境、学校的学习环境是影响学生普通话学习和应用的重要变量,我们期待着并致力于这一环境的继续优化。
参考文献
[1]孙广治.文化与演习的理论模式研究──兼谈外语学习的态度和动机[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7=59.
[2]同上.
[3]张积家 杨卓华 朱诗敏.广东广东大学生对普通话和粤语的印象[J],心理学谈新,2003(1):51-54.
[4]同[1].
责任编辑龙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