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说，“时间是一面哈哈镜，它踩着某种步调，朝着一个方向走，它将超越绝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这种先验主义式的历史学家论调，永远正确，但是，时代河流中的人一直无法挣脱魔咒。
　　四年前，我开了自己的微信公眾号，当时还没有消费升级，没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新零售，没有小程序，没有区块链，没有短视频，也没有知识付费。此时此刻，如果没有这些名词，你恐怕难以想象朋友圈的信息流是靠什么支撑着的。
　　前几天，有一篇《腾讯没有梦想》的文章刷了屏，很多人转给我，大概因为我写过《腾讯传》——这也是四年里发生的事。文章对腾讯的“投行化”提出了质疑，在我看来，这一立论是对企业能力的认知过于陈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城墙”是核心技术或内容的开发和产品创新迭代，“护城河”是消费者关系、资本的跨界投资和梯级护卫。腾讯在2011年把“流量+资本”确立为核心竞争力，由此展开了种种的产品创新、流量变现和跨界投资，这正是生态型组织得以裂变式成长的新路径。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把自己称为一个“介入的旁观者”，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不能完全地理解“介入”的含义和程度。在过往，任何一位财经内容生产者，都仅仅能在传播的意义上实现“介入的旁观”，而今天，只要我们有定义趋势和产品化的能力，便可以快速地切入到产业内核，以最高效的方式实现一次次的跨界打击。四年来，我最大的感触，是大众消失后的思想交互新可能。
　　伊赛亚·伯林提出过一个“消极自由”的概念，即“一种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在他看来，如果有人问：“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干涉我？”答案将说明的是“消极自由”的内容。当你回答“很少”，这就是“消极自由”。如果你问我，微信公众号模式的意义在哪里？答案可能就是，它以半私密的方式实践了伯林的“消极自由”——你通过主动性的选择，进入了一个认知圈层，你有进入或退出的充分权利。过去四年间，圈层化，不但出现在物质消费领域，也发生在思想市场上，它让供给者和组织者，有了更快捷的到达能力，同时也面临更直接的挑战。
　　我常常有这种巨大的无力感，对自己，对时代，对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现在，我很少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冬天过后一定是春天”，这样的感叹实在熬不出一碗苍白的“鸡汤”。我们永远不要试着去讨好生活，因为如果它可以被献媚征服，就表明它已经不够吸引人。我们就这样认真地过好每一天，写好每一个字，做好每一个活动或产品。洛克菲勒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设计者和建筑师。我们不靠天赐的运气活着，但我们靠策划运气发达。”我希望好运气能持续得更久一些，希望凭借它，我们能干一些更有意义和趣味的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