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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闺怨诗”主要是指描写古代妇女愁情怨思的诗歌，表现各类女子由于各种因素与丈夫或恋人分离而产生的怨恨之意或相思之苦，剖析她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或悲悼、或怨愤、或悔恨、或失落、或惆怅的复杂心理状态。唐代乃我国闺怨诗创作的鼎盛时期，众多诗人对闺怨诗作了进一步的拓宽与发展，取得了空前绝后、令人瞩目的成就。如若根据抒情对象的不同，唐代闺怨诗可以细分为：宦妇怨诗、商妇怨诗、征妇怨诗与宫妇怨诗，这四类诗作虽然拥有闺怨诗的诸多共同之处，但在思想内涵与社会价值等方面仍有许多细微的差别，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值得人们重视与深研。
一、宦妇怨诗
隋唐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大量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士子们通过科举成为国家栋梁，于是案牍劳形，国事繁忙；同时立功边塞也成为人们博取功名、封王封侯的出路之一，于是抛妻别子，驰骋疆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文官武将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但与此同时，仕途的顺利，并不意味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他们的信念往往是“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王昌龄《变行路难》)、“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于是造成特殊的怨妇群体——这就是宦妇怨诗产生的缘由。
在唐代，有不少闺怨诗细致地描写了文官武将们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因追求功名或国事繁忙而造成夫妻离多聚少，，致使闺中妻子产生幽怨之情。在旁人看来，金榜题名，当官为宰，拥有高官厚禄，成为人上之人，这些官员的妻子也会因为夫贵妻荣，可以尽享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不然，这些闺中宦妇，衣食无忧，表面风光，但因丈夫囿于官身，五更待漏，案牍劳形，致使空闺冷落、青春流逝、红颜消减，她们内心的怨情在闺怨诗中得到了最为真切细腻的表现。
比如李商隐《为有》一诗，便十分典型：“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金龟婿”、“事早朝”表现的当然是官宦，“无限娇”、“怕春宵”描写的当然是宦妇，“无端”、“辜负”抒发的当然是怨情，所以这是一首典型的“宦妇怨诗”。这位宦妇自身条件和家庭环境都很好，青春美貌、富贵荣华可谓兼备；加之居住之地和气候季节也不错，身在京城且冬去春来。照理说在这种几乎十全十美的条件下，这对夫妇应该尽情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然而却要“怕春宵”。这是为什么呢?后两句以“无端”这种含怨带嗔的语句说出了原因，只为丈夫要去早朝，所以辜负深情，不能与妻子共享香衾。纵然是进入春暖花开的季节，住在繁华热闹的京都，摆设金碧辉煌的屏风，拥有娇艳美丽的容貌，那又怎样?丈夫一去早朝，让妻子独守空闺，一切美好事物、景物、人物均不被重视、形同虚设，与其他怨妇一样，宦妇也遭受着寂寞的折磨与孤独的煎熬。
又如王昌龄《闺怨》一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位深闺中的少妇，原本兴高采烈，不知忧愁，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刻意打扮好了，登上高楼去观赏无边的春色。可当她忽然看到大路上青青翠绿依依飘拂的杨柳，许多感触顿时涌上心头：回忆起与丈夫折柳送别时的情景，想到如今春色无人共赏，闺中如此寂寞，想到杨柳年年依旧，青春却难持久，于是后悔让夫婿离家远行，去觅取封王封侯，那曾被她看作是无上荣耀的事情，在失落了爱情，失落了团聚的这一刻，忽然间变得微不足道，以损伤感情、忽视青春为代价的功名利禄，又有什么值得追逐与珍惜的呢?这是多么的得不偿失，糊涂透顶啊，所以忧从中来，悔不当初。
综上可见，“宦妇怨诗”在闺怨诗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用操心衣食住行，不会担心名落孙山，不必恐惧人鬼殊途，既非“贫贱夫妻百事哀”(元稹《遣悲怀》)，亦非“不识君王到死时”(杜牧《宫人冢》)，然而表面上看起来夫贵妻荣、风光无限，让人羡慕的官宦之妻，实则一样的空闺寂寞、孤独哀怨、令人同情，表现出仕途顺利、操劳国事、建功立业、封王封侯与闺中寂寞之间的矛盾，真实地反映出唐代妇女对情感的重视与追求以及情感屈居功名之后的社会现实，“不爱功名爱妻儿”的毕竟是极少数，毕竟是非主流。
二、商妇怨诗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加之商业发达，所以出现了很多经商之人。这些商人们南来北往，四处奔波，在久去不归、音讯难通的情况下，商妇们的怨情愁思便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甚至呼喊出“莫做商人妇”的怨语，唐代闺怨诗中有不少诗歌便是专门为这些商妇们写作的。纵观“商妇怨诗”与“宦妇怨诗”，其不同点在于：一个为追求“富”造成闺中寂寞，一个为追求“贵”造成闺中寂寞；其相同点则在于：金钱与权势都不能替代女子对情感的需求。
这些商妇之怨一般集中在怨恨商人的重利轻别、久去不归之上，空闺少妇忍受着形同弃妇般的痛苦煎熬，她们或埋怨丈夫逐利轻情，或后悔自己错嫁商人。比如刘采春的《罗贡曲》：“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写丈夫外出经商，而在家的妻子天天思念的情景，纵有金钗，无人欣赏，又为谁装扮?所以金钗也不过被当作占卜丈夫是否归来的工具罢了，而“莫作商人妇”的喟叹，则发人深省，可见伤心之深，怨恨之切。
与《罗贡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描写一位商妇对聚少离多的怨恨，丈夫外出经商久久不归，这位商妇发出“朝朝误妾期”的怨辞，与“朝朝江口望”一样，朝思暮想、一往情深的结果却是行踪无定、杳无音信。后两句则更是突发奇想，将重心落在“早知”上，写她的悔恨之意。早知潮水有信，还不如嫁个弄潮儿，强如嫁给失信的商人，落到今天独守空房的境地，如此落笔，奇思异想，可见思之深，怨之切。
综上可见，“商妇怨诗”的特殊之处在于：丈夫并未战死沙场，亦未抛弃自己，并且是在为生活操劳，为赚钱奔波，这样的女子很难像弃妇、征妇那样令人同情，但看重利益，轻视感情的丈夫使得她们的实际处境与弃妇、征妇并无多大区别，与弃妇一样独守空闺、与征妇一样担忧丈夫的安危。“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乃是司空见惯之事，这使得“商妇怨诗”与“宦妇怨诗”一样，真实地反映出唐代妇女既不满情感屈居功名之后，同时也不甘情感屈居金钱之后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征妇怨诗
唐代闺怨诗中描写征妇的闺怨诗占了绝大多数，正如明人唐汝洵所言：“唐人闺怨，大抵皆征妇之辞”。唐代边疆辽阔，边境不宁，长年累月的战争使大批青年男子服役边疆，或久戊不归，或战死沙场，其时间之长、生活之苦、牺牲之多对广大士卒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对闺中思妇来说，更是一种痛 苦的折磨。她们不仅要饱尝一般怨妇所共有的相思之苦、别离之恨，而且还要时时牵挂边关丈夫的冷暖安危，承受的感情压力格外沉重，是其他类型的闺妇们无法相比的。
比如“三月时将尽，空房妾独居”(张说《三月闺怨》)描写年华的虚度；“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白《子夜吴歌》)表现热切的期盼； “欲知别后相思意，回看罗衣积泪痕”(戴叔伦《春怨》)是一种无处可诉的委屈；“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玉兰《寄夫》)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担忧；征妇们不愿“李陵一战无归日，望断胡天哭塞云”(裴羽仙《哭夫》)，更不愿“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张籍《征妇怨》)，她们的相思不是对丈夫的怨恨，而是一种侥幸的期盼与浓重的担忧。
常言道：“外有征夫，内有思妇”，边塞诗中的征夫之怨与闺怨诗中的征妇之怨其实是密不可分，彼此相连的，二者互相参详，互相比照，感受更切，体味更深。比如闺怨诗中有“停梭怅然忆远人，欲说辽西泪如雨”(李白《乌夜啼》)；边塞诗中则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闺怨诗中有“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佺期《杂诗》)；边塞诗中则有“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闺怨诗中有“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沈佺期《杂诗》)；边塞诗歌中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尤其是陈陶的《陇西行》，既写征夫又写思妇，一二句“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写守边将士英勇报国，战争场面慷慨悲壮，极其残酷；三四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没有意料之中的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是描写可怜那将士们的白骨已然堆积在无定河边，而他们远方的妻子，却以为丈夫还活着，依然在梦中深情地牵挂着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与他们相依相伴、再度团圆。诗人以“无定河边骨”与“春闺梦里人”两相比照，一边叙现实，一边写梦境，虚实相对，生死相对，凝聚了诗人对征夫思妇的无限同情，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些诗作在众多崇尚保家卫国、赞美开边拓土，表现盛唐气象的诗作之外，能够引发人们对战争的副产品——征夫征妇予以同情，予以关注，了解他们的遭遇，同情他们的悲苦，关注他们的命运，尊重他们的情感，肯定他们作为普通人、正常人的生活需求与情感需求，同时委婉、含蓄地讽刺了帝王的穷兵黩武与边将的怯懦无能。
综上可见，“征妇怨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像一般的闺怨诗那样主要是怨恨远别的丈夫或薄情的丈夫，而是怨恨造成夫妻分离的社会，怨妇连同丈夫都是饱尝分离相思的受害者与牺牲品，他们无力以回天；并且征夫之怨与思妇之怨，如出一辙，互相辉映，更加大了怨情的力度，越是描写夫妻之间的深情，就越能体现出兵役徭役的无情，从而加大了闺怨诗的批判力度，增强了闺怨诗的现实意义。
四、宫妇怨诗
唐代抒写宫中女子幽怨的宫妇怨诗可以说是唐代很特殊的一类闺怨诗，它的产生源于后宫制度。封建时代的帝王，为了一己私欲，霸占大量女性以满足其淫欲和役使的需求。唐代帝王的生活也很奢侈淫糜，先后在位的二十一位帝王，大多沉湎女色、纵情放欲，仅“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四万”(《新唐书宦者列传序》)。这众多女子一人深宫，便失去了人身自由，除非皇帝恩准，否则她们只能老死于寂寞冷清的皇宫而别无选择。与世隔绝，使她们对家乡亲人极度怀念：“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何满子》)，写宫女离乡之遥远和隔绝之久长，失去了人身的自由、家庭的欢乐；纵有锦衣玉食的生活，君王偶尔的顾幸，也难以压抑二十年来日日夜夜在胸中翻腾的思亲情绪和故土情结，其悲惨境地一览无遗。
殊不知，与亲人的分离，仅仅是这些宫女悲惨命运的开始，进宫的女子有着不同的际遇，一类是得到皇帝的宠幸，风光得意的妃子；另一类则是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几次，更不要说承受皇上的恩宠的普通宫妇。得宠的女子自然是少数，沦落为平常宫妇的乃是多数。宫女们并非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实际上大多数只是后宫的奴婢，“十中有一得更衣，九配深宫作宫婢”(元稹《上阳白发人》)，而“不识君王到死时”(杜牧《宫人冢》)的人更不在少数。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就描写了一位“人时十六今六十”的老宫女的凄惨人生。这位因貌美人宫的女子，刚入宫就“已被杨妃遥侧目”而被打入远在洛阳的冷宫，从此独宿空房，寂寞相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青春少女变成了白发阿婆，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而她的命运正是宫中众多不幸女子悲惨命运的缩影与写照。
即便是凭借美貌或才艺得到皇帝的恩宠，这种恩宠也是非常靠不住的。因为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凭借权势，为所欲为是历代帝王的本性，这就注定了那些深宫女子必然被冷落的命运，饱受深宫的寂寞与心灵的煎熬，因而也在“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李商隐《宫词》)、“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后宫词》)的情况下同样度过了痛苦忧伤的一生。李白在《妾薄命》中，不仅描写阿娇由得宠到失宠的情形，还得出振聋发聩的结论：“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对“以色取人者”进行讽刺，对“以色事人者”进行警告，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而在王昌龄的《长信怨》中，即使是班婕妤这样的才女，也难逃失宠后被无情抛弃的命运：“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她恨自己幽困冷宫，连一只能享受阳光的乌鸦都不如!
综上可见，宫妇怨诗的特殊之处在于：对象是君主，君恩无常；环境是后宫，与世隔绝；既不敢宣泄对君王的怨恨，也无法改变被幽禁的处境，较之普通怨妇，更为凄惨悲切。况且跟一般婚姻有所不同：不是三妻四妾，而是成百上千；不是夫妻恩爱团聚便没有悲剧，而是有人越得宠越恩爱越持久，由此越发加大了失宠的人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白居易《长恨歌》)，一人欢笑的背后是千人哀愁，因此她们的生活自然是更加痛苦、更加无望，有更多不敢宣之于口的怨情。
综上所述，闺怨诗本属于儿女情长之作，范围局限于闺中，情感局限于幽怨，包含的社会信息量不大；但唯其如此，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视角，它关注的是特定的情感、表现的是特殊的人群，成为盛唐之音的特例，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特征，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窥视唐人的世界、感知唐人的情感，从而达到更加准确地把握唐诗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的目的。
黄新图，古春梅，大学教师，现居四川自贡。
一、宦妇怨诗
隋唐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大量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士子们通过科举成为国家栋梁，于是案牍劳形，国事繁忙；同时立功边塞也成为人们博取功名、封王封侯的出路之一，于是抛妻别子，驰骋疆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文官武将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但与此同时，仕途的顺利，并不意味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他们的信念往往是“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王昌龄《变行路难》)、“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于是造成特殊的怨妇群体——这就是宦妇怨诗产生的缘由。
在唐代，有不少闺怨诗细致地描写了文官武将们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因追求功名或国事繁忙而造成夫妻离多聚少，，致使闺中妻子产生幽怨之情。在旁人看来，金榜题名，当官为宰，拥有高官厚禄，成为人上之人，这些官员的妻子也会因为夫贵妻荣，可以尽享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不然，这些闺中宦妇，衣食无忧，表面风光，但因丈夫囿于官身，五更待漏，案牍劳形，致使空闺冷落、青春流逝、红颜消减，她们内心的怨情在闺怨诗中得到了最为真切细腻的表现。
比如李商隐《为有》一诗，便十分典型：“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金龟婿”、“事早朝”表现的当然是官宦，“无限娇”、“怕春宵”描写的当然是宦妇，“无端”、“辜负”抒发的当然是怨情，所以这是一首典型的“宦妇怨诗”。这位宦妇自身条件和家庭环境都很好，青春美貌、富贵荣华可谓兼备；加之居住之地和气候季节也不错，身在京城且冬去春来。照理说在这种几乎十全十美的条件下，这对夫妇应该尽情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然而却要“怕春宵”。这是为什么呢?后两句以“无端”这种含怨带嗔的语句说出了原因，只为丈夫要去早朝，所以辜负深情，不能与妻子共享香衾。纵然是进入春暖花开的季节，住在繁华热闹的京都，摆设金碧辉煌的屏风，拥有娇艳美丽的容貌，那又怎样?丈夫一去早朝，让妻子独守空闺，一切美好事物、景物、人物均不被重视、形同虚设，与其他怨妇一样，宦妇也遭受着寂寞的折磨与孤独的煎熬。
又如王昌龄《闺怨》一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位深闺中的少妇，原本兴高采烈，不知忧愁，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刻意打扮好了，登上高楼去观赏无边的春色。可当她忽然看到大路上青青翠绿依依飘拂的杨柳，许多感触顿时涌上心头：回忆起与丈夫折柳送别时的情景，想到如今春色无人共赏，闺中如此寂寞，想到杨柳年年依旧，青春却难持久，于是后悔让夫婿离家远行，去觅取封王封侯，那曾被她看作是无上荣耀的事情，在失落了爱情，失落了团聚的这一刻，忽然间变得微不足道，以损伤感情、忽视青春为代价的功名利禄，又有什么值得追逐与珍惜的呢?这是多么的得不偿失，糊涂透顶啊，所以忧从中来，悔不当初。
综上可见，“宦妇怨诗”在闺怨诗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用操心衣食住行，不会担心名落孙山，不必恐惧人鬼殊途，既非“贫贱夫妻百事哀”(元稹《遣悲怀》)，亦非“不识君王到死时”(杜牧《宫人冢》)，然而表面上看起来夫贵妻荣、风光无限，让人羡慕的官宦之妻，实则一样的空闺寂寞、孤独哀怨、令人同情，表现出仕途顺利、操劳国事、建功立业、封王封侯与闺中寂寞之间的矛盾，真实地反映出唐代妇女对情感的重视与追求以及情感屈居功名之后的社会现实，“不爱功名爱妻儿”的毕竟是极少数，毕竟是非主流。
二、商妇怨诗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加之商业发达，所以出现了很多经商之人。这些商人们南来北往，四处奔波，在久去不归、音讯难通的情况下，商妇们的怨情愁思便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甚至呼喊出“莫做商人妇”的怨语，唐代闺怨诗中有不少诗歌便是专门为这些商妇们写作的。纵观“商妇怨诗”与“宦妇怨诗”，其不同点在于：一个为追求“富”造成闺中寂寞，一个为追求“贵”造成闺中寂寞；其相同点则在于：金钱与权势都不能替代女子对情感的需求。
这些商妇之怨一般集中在怨恨商人的重利轻别、久去不归之上，空闺少妇忍受着形同弃妇般的痛苦煎熬，她们或埋怨丈夫逐利轻情，或后悔自己错嫁商人。比如刘采春的《罗贡曲》：“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写丈夫外出经商，而在家的妻子天天思念的情景，纵有金钗，无人欣赏，又为谁装扮?所以金钗也不过被当作占卜丈夫是否归来的工具罢了，而“莫作商人妇”的喟叹，则发人深省，可见伤心之深，怨恨之切。
与《罗贡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描写一位商妇对聚少离多的怨恨，丈夫外出经商久久不归，这位商妇发出“朝朝误妾期”的怨辞，与“朝朝江口望”一样，朝思暮想、一往情深的结果却是行踪无定、杳无音信。后两句则更是突发奇想，将重心落在“早知”上，写她的悔恨之意。早知潮水有信，还不如嫁个弄潮儿，强如嫁给失信的商人，落到今天独守空房的境地，如此落笔，奇思异想，可见思之深，怨之切。
综上可见，“商妇怨诗”的特殊之处在于：丈夫并未战死沙场，亦未抛弃自己，并且是在为生活操劳，为赚钱奔波，这样的女子很难像弃妇、征妇那样令人同情，但看重利益，轻视感情的丈夫使得她们的实际处境与弃妇、征妇并无多大区别，与弃妇一样独守空闺、与征妇一样担忧丈夫的安危。“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乃是司空见惯之事，这使得“商妇怨诗”与“宦妇怨诗”一样，真实地反映出唐代妇女既不满情感屈居功名之后，同时也不甘情感屈居金钱之后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征妇怨诗
唐代闺怨诗中描写征妇的闺怨诗占了绝大多数，正如明人唐汝洵所言：“唐人闺怨，大抵皆征妇之辞”。唐代边疆辽阔，边境不宁，长年累月的战争使大批青年男子服役边疆，或久戊不归，或战死沙场，其时间之长、生活之苦、牺牲之多对广大士卒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对闺中思妇来说，更是一种痛 苦的折磨。她们不仅要饱尝一般怨妇所共有的相思之苦、别离之恨，而且还要时时牵挂边关丈夫的冷暖安危，承受的感情压力格外沉重，是其他类型的闺妇们无法相比的。
比如“三月时将尽，空房妾独居”(张说《三月闺怨》)描写年华的虚度；“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白《子夜吴歌》)表现热切的期盼； “欲知别后相思意，回看罗衣积泪痕”(戴叔伦《春怨》)是一种无处可诉的委屈；“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玉兰《寄夫》)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担忧；征妇们不愿“李陵一战无归日，望断胡天哭塞云”(裴羽仙《哭夫》)，更不愿“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张籍《征妇怨》)，她们的相思不是对丈夫的怨恨，而是一种侥幸的期盼与浓重的担忧。
常言道：“外有征夫，内有思妇”，边塞诗中的征夫之怨与闺怨诗中的征妇之怨其实是密不可分，彼此相连的，二者互相参详，互相比照，感受更切，体味更深。比如闺怨诗中有“停梭怅然忆远人，欲说辽西泪如雨”(李白《乌夜啼》)；边塞诗中则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闺怨诗中有“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佺期《杂诗》)；边塞诗中则有“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闺怨诗中有“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沈佺期《杂诗》)；边塞诗歌中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尤其是陈陶的《陇西行》，既写征夫又写思妇，一二句“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写守边将士英勇报国，战争场面慷慨悲壮，极其残酷；三四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没有意料之中的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是描写可怜那将士们的白骨已然堆积在无定河边，而他们远方的妻子，却以为丈夫还活着，依然在梦中深情地牵挂着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与他们相依相伴、再度团圆。诗人以“无定河边骨”与“春闺梦里人”两相比照，一边叙现实，一边写梦境，虚实相对，生死相对，凝聚了诗人对征夫思妇的无限同情，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些诗作在众多崇尚保家卫国、赞美开边拓土，表现盛唐气象的诗作之外，能够引发人们对战争的副产品——征夫征妇予以同情，予以关注，了解他们的遭遇，同情他们的悲苦，关注他们的命运，尊重他们的情感，肯定他们作为普通人、正常人的生活需求与情感需求，同时委婉、含蓄地讽刺了帝王的穷兵黩武与边将的怯懦无能。
综上可见，“征妇怨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像一般的闺怨诗那样主要是怨恨远别的丈夫或薄情的丈夫，而是怨恨造成夫妻分离的社会，怨妇连同丈夫都是饱尝分离相思的受害者与牺牲品，他们无力以回天；并且征夫之怨与思妇之怨，如出一辙，互相辉映，更加大了怨情的力度，越是描写夫妻之间的深情，就越能体现出兵役徭役的无情，从而加大了闺怨诗的批判力度，增强了闺怨诗的现实意义。
四、宫妇怨诗
唐代抒写宫中女子幽怨的宫妇怨诗可以说是唐代很特殊的一类闺怨诗，它的产生源于后宫制度。封建时代的帝王，为了一己私欲，霸占大量女性以满足其淫欲和役使的需求。唐代帝王的生活也很奢侈淫糜，先后在位的二十一位帝王，大多沉湎女色、纵情放欲，仅“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四万”(《新唐书宦者列传序》)。这众多女子一人深宫，便失去了人身自由，除非皇帝恩准，否则她们只能老死于寂寞冷清的皇宫而别无选择。与世隔绝，使她们对家乡亲人极度怀念：“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何满子》)，写宫女离乡之遥远和隔绝之久长，失去了人身的自由、家庭的欢乐；纵有锦衣玉食的生活，君王偶尔的顾幸，也难以压抑二十年来日日夜夜在胸中翻腾的思亲情绪和故土情结，其悲惨境地一览无遗。
殊不知，与亲人的分离，仅仅是这些宫女悲惨命运的开始，进宫的女子有着不同的际遇，一类是得到皇帝的宠幸，风光得意的妃子；另一类则是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几次，更不要说承受皇上的恩宠的普通宫妇。得宠的女子自然是少数，沦落为平常宫妇的乃是多数。宫女们并非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实际上大多数只是后宫的奴婢，“十中有一得更衣，九配深宫作宫婢”(元稹《上阳白发人》)，而“不识君王到死时”(杜牧《宫人冢》)的人更不在少数。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就描写了一位“人时十六今六十”的老宫女的凄惨人生。这位因貌美人宫的女子，刚入宫就“已被杨妃遥侧目”而被打入远在洛阳的冷宫，从此独宿空房，寂寞相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青春少女变成了白发阿婆，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而她的命运正是宫中众多不幸女子悲惨命运的缩影与写照。
即便是凭借美貌或才艺得到皇帝的恩宠，这种恩宠也是非常靠不住的。因为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凭借权势，为所欲为是历代帝王的本性，这就注定了那些深宫女子必然被冷落的命运，饱受深宫的寂寞与心灵的煎熬，因而也在“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李商隐《宫词》)、“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后宫词》)的情况下同样度过了痛苦忧伤的一生。李白在《妾薄命》中，不仅描写阿娇由得宠到失宠的情形，还得出振聋发聩的结论：“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对“以色取人者”进行讽刺，对“以色事人者”进行警告，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而在王昌龄的《长信怨》中，即使是班婕妤这样的才女，也难逃失宠后被无情抛弃的命运：“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她恨自己幽困冷宫，连一只能享受阳光的乌鸦都不如!
综上可见，宫妇怨诗的特殊之处在于：对象是君主，君恩无常；环境是后宫，与世隔绝；既不敢宣泄对君王的怨恨，也无法改变被幽禁的处境，较之普通怨妇，更为凄惨悲切。况且跟一般婚姻有所不同：不是三妻四妾，而是成百上千；不是夫妻恩爱团聚便没有悲剧，而是有人越得宠越恩爱越持久，由此越发加大了失宠的人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白居易《长恨歌》)，一人欢笑的背后是千人哀愁，因此她们的生活自然是更加痛苦、更加无望，有更多不敢宣之于口的怨情。
综上所述，闺怨诗本属于儿女情长之作，范围局限于闺中，情感局限于幽怨，包含的社会信息量不大；但唯其如此，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视角，它关注的是特定的情感、表现的是特殊的人群，成为盛唐之音的特例，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特征，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窥视唐人的世界、感知唐人的情感，从而达到更加准确地把握唐诗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的目的。
黄新图，古春梅，大学教师，现居四川自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