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面向——以《荀子》的论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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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一般的说法是“礼崩乐坏”,事实上是国家形态和政治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原来建立在血缘和宗法基础上的分封制度逐渐解体,而诸侯国越来越趋向独立。在政治权力层面,则呈现为由相对独立的各级贵族政治向权威的分层系统转变。许倬云把这样的过程描述为“新型国家”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诸侯国的国君们逐渐削弱强宗巨室的政治权力,改为选派家宰去管理以前相对独立的封地。如此,贵族阶层逐渐失去其权力和责任,而改由一批职业性的官吏来处理行政事务,“而且君主也要很好地驾驭这些人以防止他们危及国君之位。为了提供这些官员,职业教育就成为了必需。在战国时期,这类新型国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拥有一批组织有序、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吏”。(许倬云,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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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经商定,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全国社科院系统第22届哲学年会暨纪念建党90周年理论研讨会”,并面向全国哲学界同仁征集论文。现将会议及征文的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国际普世对话学会(ISUD)兹定于2012年6月22日--27日在希腊奥林匹亚市举办第九届世界大会,主题为“民主文化:历史反思与现代转化”。本学会是由哲学家和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组成的国际性学术社团组织,旨在推动有关世界和平、社会公正、人权和多元文化等领域的对话与研究。本届大会诚望大家从哲学角度来反思和讨论与多元文化对话这一主题相关的议题,欢迎大家从各自的哲学视野出发,
在心理内容表征的研究中存在一个极其模糊的问题,即心理表征中的语义内容是如何实现的,而从我们的个体经验可以知道,没有内容的心理表征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探讨表征中的语义赋值机制,是当前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易》何以名“易”,《周易》何以名“周易”,历代学者多有阐释,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寿祺先生曾作《周易名义考》,胪列诸家之说,于《周易》之“易”,有“生生谓之易”,“易者象也”,易为“逆数”,“易一名而含易简、变易、不易三义”,“易为占卜之名,因而以名其官”等说;于《周易》之“周”,则有周为朝代之名说,周乃周普之义说,周兼有周代及周普二义等说。
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已历史性地提出了必须改变旧习惯、树立新风尚、移风易俗、建设新文化的问题。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总是存在于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中,并总是通过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呈现。风俗习惯既是认识一个人、一个民族之文明状况的最简洁明了的窗口,亦是提升个人道德品质、振兴民族精神的最有效的着力点。
藏传佛教历史上,古德论述大圆满法的论著浩如烟海,但经典的论述当属隆钦然绛巴的《七宝藏论》,其中《句义藏》一书独辟蹊径,对觉性自然智慧的运思脉络、演绎进程、整体特征以及源流关系,作了权威的诠释。笔者尝试通过解读《句义藏》的文本,揭示大圆满法的深层义理结构,同时表明大圆满法的思维品格、精神气象与黑格尔哲学、现象学及老庄道学旨趣之间内在的贯通性及其相互诠释的可能性。
一、引言 当代数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数学对象的本体论问题,它可以表述为:像自然数、函数或者集合这类数学对象是否是独立于我们思维的真实存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立场,即数学实在论与数学反实在论:数学实在论认为,存在抽象数学对象,它们既独立于外在的客观世界,同时又独立于我们的思维;数学反实在论认为,不存在抽象的数学对象,或者数学对象不独立于我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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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逻辑可以用来提升对哲学问题的洞察力,这几乎已经是哲学界的一个常识了。但这一洞察力应该建立在对有关逻辑结构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如果对逻辑结构的理解不到位甚至出现偏差,哲学事业不但不会从中获益,而且会走向歧途。因此,对逻辑结构的理解至关重要。作为一个例子,本文将集中讨论单独词项的逻辑结构,着重澄清流俗的一些混乱和误解,以此说明建立正确的逻辑观念仍是摆在哲学导向的逻辑研究和教学面前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