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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收入水平是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也是影响居民外出旅游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文章基于2000-2010年间我国31个省份农村居民收入和旅游消费的面板数据集，分析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的基本特征并实证探讨不同来源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并根据动态偏离份额法在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变的类型进行研究和划分的基础上，分类检验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进各维度与旅游消费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有着相异的旅游消费需求影响，其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动态演变各维度的旅游消费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与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升相关的区域增长分量具有明显的旅游消费促进效应，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东部省份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所引致的结构分量优势和中西部省份与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关的竞争力分量优势则普遍呈现显著的旅游消费消极效应。这些结论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影响我国农村岳民旅游消费的深层次原因，而且鉴于不同来源收入旅游消费需求倾向的差异，制定合适的增收政策促使工资性收入成为常态的稳定性收入、实现收入结构合理化是破解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促进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收入来源；结构演变；旅游消费；农村居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11-0019-12
目前，农村居民不仅成为国内旅游者队伍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内旅游消费的重要力量。2012年，农村居民旅游人数为10.24亿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数的22.1%；人均旅游消费491元，旅游总消费为5028.2亿元，占居民旅游总消费的34.6%。但是，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依然较低，如何增加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鉴于此，本文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需求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分析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基本特征并实证探讨其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揭示不同来源收入对旅游消费影响的差异，研究我国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需求间的长期动态规律，以探索破解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困境的现实解决之道。
1.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居民旅游逐步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农村居民旅游市场、旅游需求预测、旅游消费及行为特征等方面。其中，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影响因素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行为理论中，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支出的重要变量，也是实现旅游消费的首要因素，国内学者普遍通过构建旅游消费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居民旅游需求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间的关系。虽然，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有其复杂性，但研究者基于统计模型的分析证实收入水平是影响旅游消费能力的直接因素，且我国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增速度的放缓及波动幅度的增大是制约农民旅游消费需求提升的重要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居民收入在有关研究中普遍表现为总体性的收入水平，研究者多在总量基础上分析农村居民总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现行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中包含工资性、经营性等不同来源收入，尤其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单一的收入来源结构伴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被逐渐打破，形成了包括工资、劳务报酬、各类生活补贴等在内的日益多样来源的收入。但是，以往相关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居民不同来源的收入在满足旅游消费需求时是没有“标签”和差异的，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实际上，不同来源的收入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增长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因素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必然通过不同来源收入体现出来。根据消费者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理论，消费者通常会无意识地把不同来源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收人并不能轻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且不同来源收入的性质差异、边际消费倾向差异及其在收入结构中地位的变迁必然使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有着较大差异，通过分析不同来源收入及其结构变迁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可使我们精确地了解影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收入因素。谷惠敏和伍春来从居民收入分配及分配结构演变的角度，对我国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及其特征进行了理论性分析；邱洁威等认为提升货币性收入水平是提高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的关键。但是，关于农村居民收入不同来源对旅游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视角展开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且有关研究多停留在定性探讨的层面，缺乏定量的或实证性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研究不够深入、研究范围及对象比较狭窄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等方面的问题。
就研究不够深入而言，在对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需求关系的探讨中，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是从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入手，研究其与旅游消费的关系，基本都得出了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而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关系则缺乏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研究范围狭窄和对象单一而言，以往关于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多局限于二者之间数量关系或因果关系的讨论，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及其状态演进、收入分配等与旅游消费需求的关系等问题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从研究方法看，早期的旅游需求影响因素文献主要采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逐步为定量研究所取代，并逐渐引入了新近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但是，研究者或基于全国以及各地区数据采用截面数据模型进行研究，或基于某一特定区域进行，多通过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讨论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需求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反映各省份之间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与人口素质等特质性因素的区别。有关区域性研究也只是简单反映地区农村旅游消费需求的差异性和消费特征、结构等共性问题，没有更具体地进行区域差异性比较分析，这不仅在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习惯、教育程度、外部环境等异质性条件下影响了有关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且限制了有关政策建议的适用性。 为了弥补当前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研究领域的不足，本文以凯恩斯消费理论为基础，结合消费者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引入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控制变量构建不同来源收入对旅游消费需求影响的计量分析模型，并借助动态偏离一份额法（dynamic shift-share analysis，DSSA）从收入结构的动态变化角度分类对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实证对比分析，为我国农村旅游消费政策的制定提供恰当的支持。
2.研究设计
2.1不同来源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一般指其当年从各种来源获得的总收入，按其不同来源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4个部分。其中，工资性收入是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财产性收入为农村居民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金融资产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而获得的收入，移性收入则一般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
一般而言，以凯恩斯消费理论为主的传统主流消费经济理论（尤其是生命周期理论）假设不同来源的收入在满足消费需求过程中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且未对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进行讨论。而事实上，现实中的居民并不像生命周期理论中提到的代表性消费者那么理性，不同来源收入因其不确定性等方面的差异而对居民消费倾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弗里德曼较早地将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半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并研究了其对消费需求的不同影响，而关于我国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来源收入的研究也表明，不同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着不同的影响。进一步，根据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对上述命题进行模型化，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3.不同来源收入的旅游消费效应分析
3.1数据与方法
本文以全国除台、港和澳外的31个省、市和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使用2000年到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收入及其来源数据、出游率及人均旅游花费抽样调查数据、人均住房面积、恩格尔系数、生产性固定资产等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11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1-2011年）；鉴于统计年鉴中省级层面基层系数数据的缺失，本文分省历年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于有关文献的测算。
在具体的实证检验过程中，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方法来估计有关模型，以更好地研究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动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样本容量不足、区域异质性、信息损失以及多重共线性等问题，提升计量估计的可信度和精度。
3.2计量结果分析
由于宏观经济序列一般非平稳，本文采用对不同来源收入、农村居民出游率等数据分别进行了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扩展迪克一富勒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 tests）结果显示，相关数据序列均不含单位根。进一步，表1报告了方程（3）和（4）的面板数据计量结果。为了避免不同来源收入之间的共线性问题造成的偏误，本文在计量检验基础上对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变量进行了共线性诊断，方差膨胀因子（VIF）处于1.02-5.12之间，平均值为3.43，可以判定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从表1计量结果来看，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Income）对其旅游消费需求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通过人均收入水平对各旅游需求变量的作用系数值比较表明，该变量对出游率（豫）的影响高于出游花费（TE），并更为显著地影响过夜游出游率（OTR），且对一日游花费（DTE）的影响较为明显。这一方面显示出，虽然随着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其出游率获得显著提高，并有效地扩展了其较长时间和较远路程的过夜旅游需求，但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能力却依然有待提升。这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的提升促进了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提升，而我国农村居民国内旅游需求仍处于初级阶段，农村居民旅游者绝大多数属于经济型，外出旅游的首要动机是探亲访友（图1），且旅游方式以自助为主，多住亲友家，真正参加旅游团出游的农村居民人数只占少数。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居民长期传统生活理念与享受型的旅游生活具有较大的差距，依然沿袭着“崇尚节俭”、“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和传统的“攒钱”消费模式，而对作为高弹性特征显著的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旅游消费活动，就很容易产生过度的自我控制能力，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障碍性因素，使得我国农村居民对旅游产品的需求档次较低，其旅游花费主要用于交通和购物等基本必要性支出，对旅游服务的需求也主要以中低档次为主，旅游消费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不同来源的收入因其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增长趋势而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文关于农村居民各来源收入对其旅游消费需求影响的计量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WI）对农村居民出游率（豫）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对过夜游出游率（OTR）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吻合了李谷成和冯中朝关于农户生活消费支出中具有较高层次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支出与其工资性收入相关关系强的结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务收入大幅度增长，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推动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图2）。尤其是，随着农村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少农村居民都在或曾在城市务工、旅游，并且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与“旅游”越来越近，刺激了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出现。经营性收入（HBI）对出游花费（TE）及一日游花费（DTE）都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虽然随着农村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济模式逐渐被打破，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经营性收入的比重逐年降低，但是，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仍占重要比例（图2），依然是影响其旅游消费的主要收入性因素。 财产性收入（PI）和转移性收入（TI）是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两种非基本收入，前者对农村居民短期旅游消费需求（比如一日游出游率（DTR）、一日游花费（DTE））的有着明显地促进作用，但对其较长期限旅游消费需求（比如过夜游出游率（OTR）、过夜游花费（OTE））提升的贡献度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通过持有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且占比持续下降（图2），其抵御通货膨胀等系统性风险能力较差。并且，长期以来，在现实中存在着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土地用途管制、土地财产权实现方式单一、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备等缺陷，致使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中比重最低、波动最大的收入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产性收入在刺激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中的作用。而转移性收入（TI）对我国农村居民过夜游出游率（OTR）、一日游花费（DTE）也呈现出显著的影响效应，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和一系列惠农支农补贴的日益改进，农村居民转移l生收人对“缓冲”农村居民的谨慎性消费心理、提高其旅游消费需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本文关于农村居民多元旅游消费需求的计量结果也显示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过夜游花费（OTE）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这与方福前和张艳丽的关于农村居民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不确定性较小的收入有较强消费意愿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而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出游率（豫）及一日游出游率（DTR）等形式旅游需求的影响不够显著，证实了有关研究关于收入水平对旅游购买力影响较大、对出游率影响较小的研究结论。这首先是由于，农村居民对旅游服务的需求主要以中低档次为主，旅游消费水平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稳定性和持续性不强。尤其是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及外部消费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下，农村居民将工资性收入中的大部分进行了预防性储蓄，以备医疗及子女上学之用，降低了工资性收入对非必须且花费较高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其次，由于农村居民经营收入相对于其他非农收入不确定性较大，更易受到外在冲击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往往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从而减少了这部分收入中用于旅游消费的比例。第三，由于转移性收入具有暂时性收入的特征，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只占较小的比例，而且是一种非生产性的“不劳而获”收入，其支出随意性较强，通常不会纳入农村居民的消费计划中，从而对旅游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够明显。此外，由于农村居民兼具消费者和经营者双重身份经营性支出是最为重要和稳定的支出，特别是在缺乏外部融资机会的条件下，农村居民需要先动用其纯收入以满足其生产经营需求，对其旅游等生活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而如果再考虑到扩大再生产的情形，这种挤出效应就会更大。
就系列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而言，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House）对一日游出游率（DTR）、过夜游出游花费（O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主要由于住房是中国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条件之一，足够的住房空间能够大大增强农村居民的安全感，且房产价格的上升使农村居民的资产拥有量增加，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Asset）对其旅游需求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出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村居民旅游需求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生产性固定资产是农村居民实物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农业再生产的同时为其旅游消费需求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保障。此外，本文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Gini）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其旅游消费需求，这也吻合了农村基尼系数与国内旅游平均消费倾向正相关的结论，显示出旅游还主要是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对象，而低收入者虽然有旅游消费需要，但是支付手段不足，从而导致其旅游消费需求不足。
不过，我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House）对过夜游出游率（OTR）和一日游花费（DTE）却有着负面的影响效应，恩格尔系数（Engel）对过夜游花费（OTE）和一日游花费（DTE）呈负面影响，且整体作用效应不够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房产不仅是一种储蓄工具也是一种消费品，农村居民子女在成人之后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并且农村居民对住房消费具有较强的偏好，呈现出“外部融资困难、自身长期积累、一次性大额支出”的特征，房产价格上涨导致了住房成本的上升，收入中的大部分被投资于住房建设，挤占了对旅游消费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恩格尔系数下降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就恩格尔系数而言，每个农村居民家庭都必须有一定的日常开支项目，除了日常生活吃穿用外，还有购买化肥及种子等生产资料、子女上学、治病、建房、馈赠亲友等各种生活费用开支，这也大大压缩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空间，由此，以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空间可能不够科学和全面，也导致其对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作用效应不够明显。
4.收入结构演变的旅游需求效应分析
为了分析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动态变化对其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本文根据动态偏离一份额法（DSSA），基于2000-201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数据，对我国各省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动态变化各维度及其对旅游需求的影响进行深入实证研究。
动态偏离一份额分析结果显示，东部省区农民收入结构优势高于西部省份，特别是工资性收入的结构优势对收入增长贡献较大，这和东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拥有丰富的非农就业机会有关。而中西部省份的地区竞争优势高于东部省区，尤其是经营性收入对收入贡献较大，这和中西部省份具有农业传统优势以及我国政府自2000年以来提出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有关。
根据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情况，本文把全国各省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程分为收入快速增长型（I）、收入增长滞后型（II）、结构优势推动型（III）和竞争优势推动型（Ⅳ）等类型。进一步，根据公式（5），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动态变化中区域增长、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等维度对旅游消费需求影响进行分类计量检验，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演进的增长分量（GC）反映了各收入来源按全国平均增长率增长量的综合结果，表2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量（GC）对其旅游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并对收入快速增长型（I）和竞争优势推动型（Ⅳ）省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这两类省份主要在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是制约这些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其旅游消费需求的实现。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演进的结构分量（SC）在剔除全国增长速度的基础上，衡量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收入增长的贡献。表2计量结果显示，结构分量（SC）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更多呈现负面效应。对于结构优势推动型（III）省份来说，一方面，由于其收入水平已经处于较高的层次上，其工资性收入增长效应不再明显；另一方面，由于户籍管理所导致的“候鸟式”的人口流动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缓慢下降等多重因素，导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农村居民呈现更为谨慎的旅游消费需求。实际上，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还受到消费习惯的刚性制约，强烈的储蓄意识、谨慎的消费行为均大幅度降低了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对于收入的弹性。对竞争优势推动型（IV）省份来说，由于主要是中西部省份，相对东部省份农村居民旅游需求来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较低，主要依赖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其收入以及收入增长不确定性的较强，导致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对收入反应的迟缓，消费行为更为谨慎、小心，制约了其旅游消费需求的提升和实现。
表2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演进的竞争力分量（CC）对收入快速增长型（I）和结构优势推动型（III）省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鉴于竞争力分量（CC）表征了各收入来源竞争力优势对收入增长的贡献，收入快速增长型（I）和结构优势推动型（III）省份的优势主要来源于经营性收入的增长，这也基本吻合了上文的计量结果。在农村居民融资途径缺失的情况下，经营收入增加会使其更多的把这部分收入用来投资，以扩大经营规模或者增加财产，而不是用于消费。此外，我国农业经营性收入本身较大的波动性风险、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预期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等因素造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我国农村居民安全感普遍缺失，存在强烈的且不断上升趋势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尤其是，高昂的子女教育、医疗费用往往使农村居民陷入“脱贫-返贫”怪圈，成为农村居民存在强制性的“非自愿性”与“外生性”消费，消费行为更为谨慎和保守。甚至出现压缩现期消费、出于生存的理性考虑通过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来变相增加收入的趋向，抑制了旅游消费意愿的产生，导致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整体消费水平仍不高。而对竞争优势推动型（Ⅳ）省份来说，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其主要竞争优势的来源，但是，在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及外部消费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下，该分量对这些省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作用不明显。
此外，本文关于方程（5）控制变量的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House）对收入快速增长型（I）、结构优势推动型（III）等省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有着正向的影响，但对竞争优势推动型（Ⅳ）省份的旅游需求却存在负向作用效应。这主要是由于东部省份拥有较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且在住房商品化的情况下，自住性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长期资产，并通过财富效应促进了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能力的提升，而对于中西部省份来说，住房建设支出则大大削弱了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空间。此外，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基尼系数以及恩格尔系数的计量结果均与前文保持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也说明了本文关于控制变量计量检验的一致性和稳健性。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住房支出压力逐步加大的情况下，不少农村居民只得通过降低食品质量的方式来维持这些支出，由此，非食品类的刚性支出过大压低了恩格尔系数，影响了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提升。
5.结论性评价
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其旅游消费需求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不同来源收入因其特性不同而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倾向有着不同的影响。（2）本文关于系列控制变量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基尼系数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其旅游消费，但是，人均住房面积却存在或正或负的不一致影响。（3）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动态变化中的增长分量对其旅游消费需求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则呈现出普遍的负面影响效应。不过，鉴于已有研究多数侧重于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本文研究运用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增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但是，囿于篇幅和基尼系数等方面数据的缺失，本文并未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对其旅游消费需求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也未对不同来源收入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动态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构成了该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分析不同类型收入及其结构演变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首先，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提升其旅游消费需求的前提条件。对此，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生产高附加值、高经济收益的农业产品，切实提升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其次，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加大农产品深加工力度，保障各种农业补贴及时到位，确定合理的农产品保护价格水平，并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农村旅游服务业等新兴农业业态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水平。积极拓宽农村居民就业渠道，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适当的培训提高就业质量，提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再次，完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体系，兼顾效率与公平，提升农村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其旅游消费能力。稳定农村物价水平，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提升其旅游消费能力和需求空间。最后，尽快构筑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教育支持体系、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制度的完善，矫正由于社保制度缺失而导致的“强制性”消费支出，解决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
[关键词]收入来源；结构演变；旅游消费；农村居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11-0019-12
目前，农村居民不仅成为国内旅游者队伍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内旅游消费的重要力量。2012年，农村居民旅游人数为10.24亿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数的22.1%；人均旅游消费491元，旅游总消费为5028.2亿元，占居民旅游总消费的34.6%。但是，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依然较低，如何增加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鉴于此，本文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需求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分析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基本特征并实证探讨其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揭示不同来源收入对旅游消费影响的差异，研究我国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需求间的长期动态规律，以探索破解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困境的现实解决之道。
1.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居民旅游逐步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农村居民旅游市场、旅游需求预测、旅游消费及行为特征等方面。其中，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影响因素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行为理论中，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支出的重要变量，也是实现旅游消费的首要因素，国内学者普遍通过构建旅游消费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居民旅游需求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间的关系。虽然，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有其复杂性，但研究者基于统计模型的分析证实收入水平是影响旅游消费能力的直接因素，且我国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增速度的放缓及波动幅度的增大是制约农民旅游消费需求提升的重要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居民收入在有关研究中普遍表现为总体性的收入水平，研究者多在总量基础上分析农村居民总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现行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中包含工资性、经营性等不同来源收入，尤其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单一的收入来源结构伴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被逐渐打破，形成了包括工资、劳务报酬、各类生活补贴等在内的日益多样来源的收入。但是，以往相关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居民不同来源的收入在满足旅游消费需求时是没有“标签”和差异的，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实际上，不同来源的收入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增长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因素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必然通过不同来源收入体现出来。根据消费者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理论，消费者通常会无意识地把不同来源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收人并不能轻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且不同来源收入的性质差异、边际消费倾向差异及其在收入结构中地位的变迁必然使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有着较大差异，通过分析不同来源收入及其结构变迁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可使我们精确地了解影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收入因素。谷惠敏和伍春来从居民收入分配及分配结构演变的角度，对我国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及其特征进行了理论性分析；邱洁威等认为提升货币性收入水平是提高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的关键。但是，关于农村居民收入不同来源对旅游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视角展开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且有关研究多停留在定性探讨的层面，缺乏定量的或实证性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研究不够深入、研究范围及对象比较狭窄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等方面的问题。
就研究不够深入而言，在对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需求关系的探讨中，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是从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入手，研究其与旅游消费的关系，基本都得出了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而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关系则缺乏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研究范围狭窄和对象单一而言，以往关于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多局限于二者之间数量关系或因果关系的讨论，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及其状态演进、收入分配等与旅游消费需求的关系等问题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从研究方法看，早期的旅游需求影响因素文献主要采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逐步为定量研究所取代，并逐渐引入了新近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但是，研究者或基于全国以及各地区数据采用截面数据模型进行研究，或基于某一特定区域进行，多通过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讨论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需求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反映各省份之间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与人口素质等特质性因素的区别。有关区域性研究也只是简单反映地区农村旅游消费需求的差异性和消费特征、结构等共性问题，没有更具体地进行区域差异性比较分析，这不仅在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消费习惯、教育程度、外部环境等异质性条件下影响了有关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且限制了有关政策建议的适用性。 为了弥补当前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研究领域的不足，本文以凯恩斯消费理论为基础，结合消费者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引入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控制变量构建不同来源收入对旅游消费需求影响的计量分析模型，并借助动态偏离一份额法（dynamic shift-share analysis，DSSA）从收入结构的动态变化角度分类对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实证对比分析，为我国农村旅游消费政策的制定提供恰当的支持。
2.研究设计
2.1不同来源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一般指其当年从各种来源获得的总收入，按其不同来源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4个部分。其中，工资性收入是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财产性收入为农村居民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金融资产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而获得的收入，移性收入则一般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
一般而言，以凯恩斯消费理论为主的传统主流消费经济理论（尤其是生命周期理论）假设不同来源的收入在满足消费需求过程中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且未对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进行讨论。而事实上，现实中的居民并不像生命周期理论中提到的代表性消费者那么理性，不同来源收入因其不确定性等方面的差异而对居民消费倾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弗里德曼较早地将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半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并研究了其对消费需求的不同影响，而关于我国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来源收入的研究也表明，不同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有着不同的影响。进一步，根据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对上述命题进行模型化，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3.不同来源收入的旅游消费效应分析
3.1数据与方法
本文以全国除台、港和澳外的31个省、市和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使用2000年到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收入及其来源数据、出游率及人均旅游花费抽样调查数据、人均住房面积、恩格尔系数、生产性固定资产等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1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11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1-2011年）；鉴于统计年鉴中省级层面基层系数数据的缺失，本文分省历年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于有关文献的测算。
在具体的实证检验过程中，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方法来估计有关模型，以更好地研究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动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样本容量不足、区域异质性、信息损失以及多重共线性等问题，提升计量估计的可信度和精度。
3.2计量结果分析
由于宏观经济序列一般非平稳，本文采用对不同来源收入、农村居民出游率等数据分别进行了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扩展迪克一富勒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 tests）结果显示，相关数据序列均不含单位根。进一步，表1报告了方程（3）和（4）的面板数据计量结果。为了避免不同来源收入之间的共线性问题造成的偏误，本文在计量检验基础上对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变量进行了共线性诊断，方差膨胀因子（VIF）处于1.02-5.12之间，平均值为3.43，可以判定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从表1计量结果来看，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Income）对其旅游消费需求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通过人均收入水平对各旅游需求变量的作用系数值比较表明，该变量对出游率（豫）的影响高于出游花费（TE），并更为显著地影响过夜游出游率（OTR），且对一日游花费（DTE）的影响较为明显。这一方面显示出，虽然随着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其出游率获得显著提高，并有效地扩展了其较长时间和较远路程的过夜旅游需求，但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能力却依然有待提升。这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的提升促进了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提升，而我国农村居民国内旅游需求仍处于初级阶段，农村居民旅游者绝大多数属于经济型，外出旅游的首要动机是探亲访友（图1），且旅游方式以自助为主，多住亲友家，真正参加旅游团出游的农村居民人数只占少数。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居民长期传统生活理念与享受型的旅游生活具有较大的差距，依然沿袭着“崇尚节俭”、“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和传统的“攒钱”消费模式，而对作为高弹性特征显著的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旅游消费活动，就很容易产生过度的自我控制能力，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障碍性因素，使得我国农村居民对旅游产品的需求档次较低，其旅游花费主要用于交通和购物等基本必要性支出，对旅游服务的需求也主要以中低档次为主，旅游消费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不同来源的收入因其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增长趋势而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文关于农村居民各来源收入对其旅游消费需求影响的计量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WI）对农村居民出游率（豫）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对过夜游出游率（OTR）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吻合了李谷成和冯中朝关于农户生活消费支出中具有较高层次的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支出与其工资性收入相关关系强的结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务收入大幅度增长，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推动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图2）。尤其是，随着农村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不少农村居民都在或曾在城市务工、旅游，并且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与“旅游”越来越近，刺激了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出现。经营性收入（HBI）对出游花费（TE）及一日游花费（DTE）都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虽然随着农村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济模式逐渐被打破，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经营性收入的比重逐年降低，但是，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仍占重要比例（图2），依然是影响其旅游消费的主要收入性因素。 财产性收入（PI）和转移性收入（TI）是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两种非基本收入，前者对农村居民短期旅游消费需求（比如一日游出游率（DTR）、一日游花费（DTE））的有着明显地促进作用，但对其较长期限旅游消费需求（比如过夜游出游率（OTR）、过夜游花费（OTE））提升的贡献度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通过持有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且占比持续下降（图2），其抵御通货膨胀等系统性风险能力较差。并且，长期以来，在现实中存在着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土地用途管制、土地财产权实现方式单一、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备等缺陷，致使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中比重最低、波动最大的收入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产性收入在刺激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中的作用。而转移性收入（TI）对我国农村居民过夜游出游率（OTR）、一日游花费（DTE）也呈现出显著的影响效应，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和一系列惠农支农补贴的日益改进，农村居民转移l生收人对“缓冲”农村居民的谨慎性消费心理、提高其旅游消费需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本文关于农村居民多元旅游消费需求的计量结果也显示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过夜游花费（OTE）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这与方福前和张艳丽的关于农村居民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不确定性较小的收入有较强消费意愿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而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出游率（豫）及一日游出游率（DTR）等形式旅游需求的影响不够显著，证实了有关研究关于收入水平对旅游购买力影响较大、对出游率影响较小的研究结论。这首先是由于，农村居民对旅游服务的需求主要以中低档次为主，旅游消费水平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稳定性和持续性不强。尤其是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及外部消费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下，农村居民将工资性收入中的大部分进行了预防性储蓄，以备医疗及子女上学之用，降低了工资性收入对非必须且花费较高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其次，由于农村居民经营收入相对于其他非农收入不确定性较大，更易受到外在冲击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往往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从而减少了这部分收入中用于旅游消费的比例。第三，由于转移性收入具有暂时性收入的特征，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只占较小的比例，而且是一种非生产性的“不劳而获”收入，其支出随意性较强，通常不会纳入农村居民的消费计划中，从而对旅游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够明显。此外，由于农村居民兼具消费者和经营者双重身份经营性支出是最为重要和稳定的支出，特别是在缺乏外部融资机会的条件下，农村居民需要先动用其纯收入以满足其生产经营需求，对其旅游等生活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而如果再考虑到扩大再生产的情形，这种挤出效应就会更大。
就系列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而言，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House）对一日游出游率（DTR）、过夜游出游花费（O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主要由于住房是中国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条件之一，足够的住房空间能够大大增强农村居民的安全感，且房产价格的上升使农村居民的资产拥有量增加，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Asset）对其旅游需求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出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村居民旅游需求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生产性固定资产是农村居民实物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农业再生产的同时为其旅游消费需求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保障。此外，本文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Gini）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其旅游消费需求，这也吻合了农村基尼系数与国内旅游平均消费倾向正相关的结论，显示出旅游还主要是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对象，而低收入者虽然有旅游消费需要，但是支付手段不足，从而导致其旅游消费需求不足。
不过，我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House）对过夜游出游率（OTR）和一日游花费（DTE）却有着负面的影响效应，恩格尔系数（Engel）对过夜游花费（OTE）和一日游花费（DTE）呈负面影响，且整体作用效应不够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房产不仅是一种储蓄工具也是一种消费品，农村居民子女在成人之后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并且农村居民对住房消费具有较强的偏好，呈现出“外部融资困难、自身长期积累、一次性大额支出”的特征，房产价格上涨导致了住房成本的上升，收入中的大部分被投资于住房建设，挤占了对旅游消费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恩格尔系数下降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就恩格尔系数而言，每个农村居民家庭都必须有一定的日常开支项目，除了日常生活吃穿用外，还有购买化肥及种子等生产资料、子女上学、治病、建房、馈赠亲友等各种生活费用开支，这也大大压缩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空间，由此，以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空间可能不够科学和全面，也导致其对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作用效应不够明显。
4.收入结构演变的旅游需求效应分析
为了分析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动态变化对其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本文根据动态偏离一份额法（DSSA），基于2000-201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数据，对我国各省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动态变化各维度及其对旅游需求的影响进行深入实证研究。
动态偏离一份额分析结果显示，东部省区农民收入结构优势高于西部省份，特别是工资性收入的结构优势对收入增长贡献较大，这和东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拥有丰富的非农就业机会有关。而中西部省份的地区竞争优势高于东部省区，尤其是经营性收入对收入贡献较大，这和中西部省份具有农业传统优势以及我国政府自2000年以来提出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有关。
根据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情况，本文把全国各省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程分为收入快速增长型（I）、收入增长滞后型（II）、结构优势推动型（III）和竞争优势推动型（Ⅳ）等类型。进一步，根据公式（5），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动态变化中区域增长、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等维度对旅游消费需求影响进行分类计量检验，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演进的增长分量（GC）反映了各收入来源按全国平均增长率增长量的综合结果，表2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量（GC）对其旅游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并对收入快速增长型（I）和竞争优势推动型（Ⅳ）省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这两类省份主要在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是制约这些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其旅游消费需求的实现。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演进的结构分量（SC）在剔除全国增长速度的基础上，衡量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收入增长的贡献。表2计量结果显示，结构分量（SC）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更多呈现负面效应。对于结构优势推动型（III）省份来说，一方面，由于其收入水平已经处于较高的层次上，其工资性收入增长效应不再明显；另一方面，由于户籍管理所导致的“候鸟式”的人口流动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缓慢下降等多重因素，导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农村居民呈现更为谨慎的旅游消费需求。实际上，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还受到消费习惯的刚性制约，强烈的储蓄意识、谨慎的消费行为均大幅度降低了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对于收入的弹性。对竞争优势推动型（IV）省份来说，由于主要是中西部省份，相对东部省份农村居民旅游需求来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较低，主要依赖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其收入以及收入增长不确定性的较强，导致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对收入反应的迟缓，消费行为更为谨慎、小心，制约了其旅游消费需求的提升和实现。
表2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演进的竞争力分量（CC）对收入快速增长型（I）和结构优势推动型（III）省份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鉴于竞争力分量（CC）表征了各收入来源竞争力优势对收入增长的贡献，收入快速增长型（I）和结构优势推动型（III）省份的优势主要来源于经营性收入的增长，这也基本吻合了上文的计量结果。在农村居民融资途径缺失的情况下，经营收入增加会使其更多的把这部分收入用来投资，以扩大经营规模或者增加财产，而不是用于消费。此外，我国农业经营性收入本身较大的波动性风险、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预期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等因素造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我国农村居民安全感普遍缺失，存在强烈的且不断上升趋势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尤其是，高昂的子女教育、医疗费用往往使农村居民陷入“脱贫-返贫”怪圈，成为农村居民存在强制性的“非自愿性”与“外生性”消费，消费行为更为谨慎和保守。甚至出现压缩现期消费、出于生存的理性考虑通过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来变相增加收入的趋向，抑制了旅游消费意愿的产生，导致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整体消费水平仍不高。而对竞争优势推动型（Ⅳ）省份来说，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其主要竞争优势的来源，但是，在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及外部消费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下，该分量对这些省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作用不明显。
此外，本文关于方程（5）控制变量的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House）对收入快速增长型（I）、结构优势推动型（III）等省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有着正向的影响，但对竞争优势推动型（Ⅳ）省份的旅游需求却存在负向作用效应。这主要是由于东部省份拥有较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且在住房商品化的情况下，自住性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长期资产，并通过财富效应促进了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能力的提升，而对于中西部省份来说，住房建设支出则大大削弱了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空间。此外，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基尼系数以及恩格尔系数的计量结果均与前文保持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也说明了本文关于控制变量计量检验的一致性和稳健性。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住房支出压力逐步加大的情况下，不少农村居民只得通过降低食品质量的方式来维持这些支出，由此，非食品类的刚性支出过大压低了恩格尔系数，影响了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提升。
5.结论性评价
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其旅游消费需求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不同来源收入因其特性不同而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倾向有着不同的影响。（2）本文关于系列控制变量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基尼系数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其旅游消费，但是，人均住房面积却存在或正或负的不一致影响。（3）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动态变化中的增长分量对其旅游消费需求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则呈现出普遍的负面影响效应。不过，鉴于已有研究多数侧重于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本文研究运用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增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但是，囿于篇幅和基尼系数等方面数据的缺失，本文并未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对其旅游消费需求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也未对不同来源收入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动态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构成了该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分析不同类型收入及其结构演变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首先，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提升其旅游消费需求的前提条件。对此，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生产高附加值、高经济收益的农业产品，切实提升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其次，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加大农产品深加工力度，保障各种农业补贴及时到位，确定合理的农产品保护价格水平，并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农村旅游服务业等新兴农业业态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水平。积极拓宽农村居民就业渠道，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适当的培训提高就业质量，提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再次，完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体系，兼顾效率与公平，提升农村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其旅游消费能力。稳定农村物价水平，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提升其旅游消费能力和需求空间。最后，尽快构筑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教育支持体系、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制度的完善，矫正由于社保制度缺失而导致的“强制性”消费支出，解决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