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旅游地安全氛围营造和游客安全行为引导，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仍值得探讨。文章建构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选择并获取滨海旅游地的研究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的作用中，部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游客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安全参与行为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游客安全认知相对于游客安全情感、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中介作用都较大；而游客安全情感相对于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中介作用都较大；总体上看，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之间的中介作用大于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旅游地；安全氛围；安全态度；安全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2-0104-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2.015
引言
近年来，我国涉旅安全事故數量及伤亡人数居高不下，涉旅安全事故形势依然严峻。从不同区域来看，华东地区涉旅安全事件远高于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等地区也是涉旅安全事件多发区域；从事故类型来看，以旅游交通事故、登山探险事故、涉水溺亡事故等3类事故为主[1]。旅游交通事故发生次数最多，导致的伤亡最为严重。涉水溺亡事故中，沿海城市和滨海、岛屿旅游景区因强热带风暴、台风等自然灾害对游客安全的影响较大，损失严重[2]。从事故原因来看，人为因素导致的涉旅事故灾难最多，其原因主要为旅游者安全意识薄弱，风险防范能力偏低；旅游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不够，违规或不当操作；以及司机的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交通路况差等[1]。这反映了旅游地安全环境、旅游从业人员安全态度和游客安全行为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理应引起深入反思。
以往学者们针对旅游安全事故致因，较多研究认为“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是不安全的旅游环境、不安全的旅游行为以及不安全的环境和行为在同一时空交叉相遇”[3]，“事故因果连锁”理论认为“人员?机械设备?环境?管理”4要素是导致安全事故的关键因素[4]。后续的研究转向对旅游安全事故发生的关键因素及机理进行分析，而对于旅游环境、旅游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探讨。因此，本研究尝试探索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
滨海旅游地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地类型，海滨独特的地理位置、纯天然的岛屿资源和环境，备受游客青睐。但滨海旅游地特殊的区位和环境，所产生的自然灾害性事件也常现报端，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地盗窃、犯罪、购物欺诈等社会治安问题也愈加严重，如三亚“宰客”、鼓浪屿 “天价菜”的旅游遭遇。随着现代媒体对旅游安全事件的频繁报道和广泛传播，游客的呼声和舆论的发酵，滨海旅游地安全事件成为旅游安全管理不可回避的显性难题。媒体频频报道的旅游安全事故，揭示了旅游地人员、管理、环境、设施等不安全氛围给自由行走的游客带来的恐惧，游客人身、财物受到损害，也不禁让游客质疑，这样的旅游地安全吗？然而，每逢节假日、“黄金周”，事故多发的滨海旅游地为何依然游客蜂拥而至、络绎不绝？由此，本研究探索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寻找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的中间“黑箱”，以此对当前旅游地安全氛围不佳，但游客依然产生了选择旅游体验的安全行为的研究问题做出科学解释和理论回应。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相关概念界定
1.1.1 旅游地安全氛围
安全氛围的概念最早由Zohar提出[5]，而后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全氛围的概念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于工作环境的安全认知或信念；二是对同事安全态度和安全行为的知觉；三是在企业内，一系列可被员工认知的关键要素所组成，这些要素能够反映企业安全文化属性以及安全管理现状[6]。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的安全氛围及其影响维度，属于组织的安全氛围范畴。旅游地是一个聚集当地居民、游客、旅游企业、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等多个利益相关的组织，旅游地也是一种集旅游资源、旅游活动项目、旅游地面设施、旅游交通和市场需求为一体的空间复合组织。旅游地是一个组织系统，也就必然有它的安全氛围，但旅游地与企业组织的安全氛围还存在差异，主要有：（1）从主要对象上看，企业的对象一般是被统一安全培训过的员工，而旅游地的对象是来自不同文化、且充满个体差异的游客。（2）在组织环境方面，企业环境对于员工而言较为固定，是一个惯常环境，而旅游地环境相对于游客而言是一个非惯常环境。（3）在安全氛围载体方面，企业主要以其内部的物质环境、安全制度以及管理员为主要载体，旅游地则不仅包括旅游地自然、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管理环境等，同时，旅游地的从业人员、当地居民以及游客自身也成为主要载体。（4）从安全氛围营造方面看，企业员工对安全氛围的认知依靠安全培训、安全检查、演练，而游客对安全氛围的认知主要靠旅游从业人员告知、旅游地标识系统提示、安全员提醒，以及游客之间的安全行为感染等。（5）在安全氛围营造动力源方面，企业主要由管理员与员工一起营造；旅游地安全氛围营造者主要是旅游管理人员、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地居民和游客等。本研究认为旅游地安全氛围是整个旅游地环境的综合，由被游客认知的旅游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管理环境以及旅游地从业人员、当地居民以及在场的游客的安全行为所组成的，能够反映旅游地当前的安全状况和旅游地安全管理现状，是独立于游客的感知和理解而存在。
关于安全氛围的影响维度，Zohar最早提出了8个影响因素[5]，Brown和Holmes认为安全氛围包括3个影响维度：管理层关注程度、管理层采取的措施和员工的风险认知[7]。Cooper和Phillips研究认为企业安全氛围有管理者安全态度、员工工作压力和安全培训、组织的安全管理方法、安全的社会地位、工作场所风险、对安全人员和安全委员会的重视程度等维度[8]。Willianson等探索总结出安全氛围由处事态度、对风险的认识、积极的安全参与、个人安全动机等构成[9]。Cooper和Phillips将安全氛围分为员工安全培训、管理层的安全态度、工作环境的危险水平等7个维度[10]。杜学胜对矿业企业安全氛围研究，得到了4个安全氛围因子：管理层的安全承诺、员工的安全培训、员工的安全参与和员工的安全意识[11]。可见，安全氛围的影响维度尚未形成一个较统一的划分，现有的影响维度也难以阐释和测度安全氛围，但大多涉及人、环境、管理等因素。本研究基于系统安全理论提出的系统安全事故涉及4个要素：人员、环境、机械设备和管理因素。环境因素，不良的生产环境影响人的行为和对机械设备产生不良的作用；管理因素，管理的欠缺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因素，但却是重要因素，因为管理对人、机、环境都会产生作用和影响[4]，因此，旅游地环境因素、人的因素、设施因素以及管理因素共同构成旅游地安全的氛围，旅游地安全氛围包括人员安全氛围、设施安全氛围、环境安全氛围、管理安全氛围4个维度。其中，人员安全氛围具体由旅游地管理部门对游客安全的态度、旅游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及安全监督行为、游客及居民对旅游安全的态度等内容构成；设施安全氛围包含旅游地游乐设施设备与游客防护用品是否齐全与先进等；环境安全氛围包含旅游地游乐场所自然与人文环境，如购物环境、乘车环境、社会治安环境、用餐环境及住宿环境的安全；管理安全氛围由现场管理和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力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1.1.2 游客安全态度
Freedman提出，态度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事物、观念或他人稳固的（由认知、情感和意向3个成分组成的）心理倾向[12]；态度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由认知、情感与意向3种心理成分构成。认知成分指人们对外界对象的心理印象，包括有关的事实、知识和信念。情感成分指人们对态度对象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情感。意向成分指人们对态度对象所预备采取的反应，它具有准备性质[12]。据此，安全态度则指对安全问题具有的心理倾向。安全态度包括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3个维度，其中，安全认知，主要指安全主体对安全的特性、本质、规律、规章以及活动对象、手段等知识、技能和法规的认知[13]；安全情感是指人类对安全问题的感受与评价，它表现为热爱安全工作、仇恨违章作业、向往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遗憾安全知识欠缺、满意安全防护设施等的心理体验、心理活动[14]；安全意向，就是人们预计遇到安全问题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它可以反映人们的安全意识水平[14]。本研究认为，游客安全态度是游客对旅游地环境整體（包括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事物与现象）的安全认知，对旅游地安全产生的具有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的心理倾向，是对旅游安全的重要性进行估量后所产生的较为稳定的某种看法或意向。鉴于Freedman态度理论，本研究认为游客安全态度包括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3个维度。游客安全认知是游客对旅游地某一安全对象（人、物、环境等）的特性、本质、规律、规章以及活动对象、手段等知识、技能和法规的认知。游客安全情感是游客对旅游地某一安全对象（人、物、环境等）的感受与评价，即对人、物或环境等所作的情感判断。游客安全意向是游客预计遇到旅游安全问题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它可以反映游客的安全意识水平。
1.1.3 游客安全行为
Borman等认为，安全行为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与事故有关的有意识的行动综合，通过一系列行动最终达到预期的安全目标[15]。同理，游客如果缺乏经验、应急、救助、逃生等技能，很可能因无法及时自救而遇险[16]。因此，可以认为游客安全行为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遵守旅游地管理制度与章程，规避不安全及危险因素，主动参与旅游地安全环境建设。在安全事故中进行自我救助时，也能对其他游客进行救助，并最终达到保护自己及其他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
关于安全行为的维度，Neal和Griffin[17]、张江 石[18]、蒋丽和李永娟[19]、刘素霞[20]等人认为安全行为包含两个维度：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安全参与行为指员工参与安全讨论、应急演练活动等的行为；安全遵守行为指为了维持工作场所安全个人必须执行的关键活动，包括遵守操作规程、穿戴个人防护用品等。Griffin和Neal、张桂平认为安全遵守是员工为了维持工作安全而进行的活动，而那些自愿的安全行为，被称为安全参与的行为[21-22]。游客安全行为理应包括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个维度。游客安全遵守是游客在旅游地进行旅游体验活动时，遵守旅游地安全管理规章和守则，依照安全须知，规避不安全及危险因素从事旅游活动的行为。游客安全参与是游客在旅游体验活动，不仅保护自身安全，而且还参与旅游地安全管理和安全氛围的营造，如通过对其他游客的帮助、引导和建议，在遭遇旅游突发事件时能积极参与应急救援等行为。
1.2 研究假设
1.2.1 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
自从企业安全氛围这一概念提出以来，研究的重点一直关注安全氛围结构的探索以及与安全结果指标之间关系的检验[23]。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讨论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的关系。孙峻等研究结果表明，工作环境和安全意识对员工安全行为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24]。而管理层承诺对营造安全氛围起主导作用，并通过工作环境和安全意识作用于员工安全行为。刘海滨和梁振东研究表明，安全氛围通过影响不安全行为意向，进而影响不安全行为[25]。吴建金等发现，个体安全认知感在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26]。依据“刺激?态度?反应”理论，当游客进入旅游地，便会受到旅游地安全氛围这个环境变量的刺激，旅游地安全氛围中的人员安全氛围、设施安全氛围、环境安全氛围、管理安全氛围都会影响着游客的安全认知、安全情感以及安全意向，并最终促成游客安全行为的发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2.2 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
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目前并没有得到非常严格的实证证明[27]。但现有的许多态度预测行为和行为意向的模式大量存在于消费领域的研究，如周应恒等认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态度影响了购买意愿[28]。Kim和 Littrell采用Fishbein研究证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对纪念品的购买意愿[28]。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安全管理中，员工面对所在企业的规章制度，都会有自己的评价并且形成自己的态度，有些员工认可了企业的规章制度，其在行为方式上就会自觉遵守。心理与行为密不可分，游客安全行为必然经过复杂的心理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游客的安全观念意识被研究表明会极大地影响游客安全行为。吴必虎等研究发现大学生游客的旅游安全感知影响了出游决策行为[29]。邹统钎研究了探险旅游安全行为与探险旅游主体认知之间的关系[30]。谢朝武研究认为环境风险因素、旅游项目经营者、从业人员、安保条件及游客自身安全意识都对游客的旅游行为安全构成威胁[3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1：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情感成分在态度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情感是态度转变的关键，而行为倾向是伴随认知、情感而发生的，因此，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态度的本质就是人们对态度对象情感的强烈程度和趋向[3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2：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大量研究证明，如果能够正确地测量行为意向，就可以非常精确地预测大部分的社会行为[33]。在对行为研究的各种理论中，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向是预测行为的最佳变量，个体对特定行为的意向越强，表示他越有可能执行该行为[34]。因此，旅游行为意向指的是游客要采取旅游行为的倾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3：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理论模型构建
结合以上的理论基础和和提出的研究假设，运用“刺激-态度-反应”理论模型进行理论推演，本研究构建“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态度-游客安全行为”的理论模型（图1）。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项发展
本研究涉及的研究变量包括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行为以及游客安全态度。研究变量的测量工具主要是借鉴以往的研究文献中使用的成熟的测量量表，结合本研究对象和目的进行了适当修正。调查问卷包括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态度、游客安全行为测量题项以及社会人口统计特征题项4个部分，采用Likert 5级量表形式。
旅游地安全氛围的测量工具是参考Zohar提出的安全氛围测量量表[3]。安全氛围量表尚未存在统一的细分维度，但基本涵盖了“人员-机械设备-环境-管理”安全氛围4个方面。人员安全氛围题项包括“该地居民不会排斥外来游客、该地导游在导览前和游览过程中会提醒注意安全、该地景区（点）保安人员能够及时制止/警告游客的危险行为、该地游客之间有时会相互提醒注意安全”等。机械设备安全氛围包括5个题项，例如“该地旅游安全警示标识随处可见、该地酒店都有灭火器和安全出口标识、该地随处都可听到广播在播报景区相关信息、该旅游地水上游乐项目都配有救生衣及救生圈等设备”等。环境安全氛围包括5个题项，例如“该地商家明码实价没有遇到欺诈情况、该地没有听闻有游客被打/被盗或被抢情况、该地用餐后没有出现海鲜中毒情况、该地酒店住宿条件比较潮湿/蚊虫多、该地没有听闻有游客晒伤情况”等。管理安全氛围的题项包括“该地很多海上游乐项目都是私人承包的、该地海上游乐项目都配有救生员、该地旅游交通工具（车、船）没有超载情况”等。
游客安全态度测量工具参考了态度理论[12]，将游客安全态度设置成“游客安认知”“游客安全情感”“游客安全意向”3个维度，游客安全认知的题项包括“我了解擅自游入非游泳区可能带来的危险、我了解脱离团队独自游玩可能带来的危险、我了解雨天户外游可能带来的危险、我了解野生动物对人类可能的伤害、我了解野外旅游需要准备一些自救物品”等；游客安全情感包括“如果我在旅游地不慎受伤会不由自主地慌张、如果在旅游地遭遇抢劫我会去追回被抢物、如果遇到旅游地人员拥堵/排队时间长我会烦燥以及参与探险游乐项目时我常常会玩得兴奋过头”等4个题项；游客安全意向包括“在旅游地遇到困境我一般是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才求助、在旅游地遇到困境我总是怀抱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法、在旅游地遇到困境我会毫不犹豫寻找各种解决方法”等3个题项。
游客安全行为的测量工具主要是参考Neal和Griffin[21]、吴建金等[26]；张桂平[22]、胡艳等[35]的安全行为测量量表，包括安全遵守与安全参与两个维度。游客安全遵守包括“我遵守导游要求遵守的一些安全行为规范、我有时会提醒我的伙伴或其他游客遵守安全规章制度、我根据旅游地安全标识牌内容对景区进行游览、参加刺激性游乐项目时我会根据工作人员的安全示范进行游玩、参加海上游乐项目等活动时我会按要求做好救生防护准备”等5个题项；游客安全参与的题项有6个，例如“在旅游地遇到困境我会报警求助、在户外旅游遇到困境滞留时我会保存食物备用、在户外旅游遇到困境滞留时我懂得如何避寒、在户外旅游遇到阻碍时我会放弃游玩原路返回、在户外旅游遇到困境滞留时我努力宽慰我的同伴、当看到其他游客遇到危险情况我会尽力帮助他”等。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调研地选择海南三亚和厦门旅游地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选择海南三亚和厦门作为样本点搜集数据主要是因为两地近年来曾有过“天价海鲜宰客”“游客与商贩打架”等负面新闻见诸报端，网络传递出的游客在旅游地的旅游经历和遭遇，揭示了旅游地的安全氛围。但在携程网口碑榜中，三亚则是榜上有名的游客最想去的旅游地之一。因此，调查该地的样本数据可以解释旅游地安全氛围是如何影响游客的安全行为。调研采用随机拦访的方式，主要以三亚和厦门各景区景点作为调研地，获取本研究所需的样本数据。
本研究在小樣本初始测试之后，经过对小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的问卷题项，再进行正式样本数据收集。正式样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剔除了无效问卷165份，有效率达到84%。样本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在性别方面，男性占48.1%，女性占51.9%。从年龄来看，18岁以下的受访者较少，仅占0.8%，18～24岁的年青人占35.3%，25～35岁的年轻人较多，占42.9%，36～45岁、46～55岁和56～65岁以上的分别占10.3%、5.4%、4.4%，66岁以上人数较少，占0.8%。受教育程度特征中4.4%的受访者是初中以下文化，14.3%的受访者拥有高中或中专文化，28.4.0%的受访者拥有大专文化，本科文化受访者占45.4%，7.5%的受访者拥有研究生学历。在出游方式方面，通过旅行社组团的占40.3%，散客自由行的占59.6%。总体而言，从调查的正式样本数据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看，样本具有代表性。
3 结果及分析 3.1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3.1.1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值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发现旅游地安全氛围测量题项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748、0.700、0.728和0.844，游客安全态度测量题项的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789、0.810和0.754；游客安全行为测量题项的2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17和0.871，均高于0.7的标准，且各题项?总体相关系数均大于0.35，信度较为理想，说明各指标均通过了信度检验，各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内部一致性。
3.1.2 效度检验
在效度检验方面，本研究使用的测量题项均来自较为成熟的测量量表，且经专家意见修改，并经过初始测试修正，说明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对于建构效度，则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予以检验。检验发现：旅游地安全氛围测量题项的KMO值为0.866，大于0.7；巴特勒球形检验值为4967.096，自由度为153，显著水平均达到0.000；游客安全态度的KMO值为0.859，大于0.7；巴特勒球形检验的值为3698.972，自由度为78，显著水平均达到0.000；游客安全行为的KMO值分别为0.868，大于0.7；巴特勒球形检验的值为3964.722，自由度为55，显著水平均达到0.000，各维度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5，说明各测量维度的相关系数矩阵间存在公因子，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3.2 研究假设检验
3.2.1 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机制测量的检验
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构测量模型的建模原则，构建由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游客安全遵守和游客安全参与构成的结构模型。采用并采用AMOS 17.0软件对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以及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进行整体拟合优度分析，同时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作用的验证结果如表1所示，主要路径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分析看，χ?/df=1.815<3，CFI和TLI分别为0.962、0.951，都大于0.9；RMSEA的值为0.031小于0.1；GFI=0.937，AGFI=0.916，均大于0.9的理想值；PNFI、PCFI分别为0.718、0.752均大于0.5；说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数据适配性较好，各项指标适配均基本达到要求。
3.2.2 游客安全态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检验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安全遵守、安全参与）影响关系的中介效应，依照以下3步进行分析：
第一步，以旅游地安全氛围为自变量，以游客安全遵守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是否存在显著，若显著，继续进行检验。第二步，以旅游地安全氛围为自变量，以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第三步，以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和安全意向为自变量，以游客安全遵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和旅游地安全氛围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同时观察旅游地安全氛围的回归系数的差异，进而判断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由表2显示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第一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β为0.325，p值小于0.001；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在第二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p<0.001）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在第三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和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同时对游客安全遵守进行回归时，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遵守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中介变量存在中介效应，而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仍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但β值下降，所以，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其中仍然起着中介作用。即表明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采用与上述同样的方法对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影响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第一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β为0.325，p值小于0.001；在第二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p<0.001）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第三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和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同时对游客安全参与进行回归时，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而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仍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但β值下降，所以表明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依据以上分析，计算得出中介效应的作用结果。其中，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94（0.383×0.245）、0.081（0.347×0.234）和0.056（0.227×0.246），同时，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之间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0.289、0.250和0.172。而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35（0.383×0.092）、0.100（0.347×0.289）和0.009（0.227×0.038），同时，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0.074、0.211和0.018。 从游客安全态度中介效应分解情况可以发现游客安全态度的3个维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行为（安全遵守、安全参与）影响关系的中介效应、总效应以及中介效应的相对作用大小。显见，游客安全认知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中介作用相对于游客安全情感、游客安全意向两个维度的中介作用都较大；而游客安全情感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中介作用相对于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意向两个维度的中介作用都较大；总体上看，游客安全态度的三维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之间中介效应的作用大于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作用。
3.2.3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分析
利用AMOS 1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检验，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如表1所示，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路径系数均在p<0.0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依据表1所显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和p值，对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逐一进行检验。
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的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之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54、0.48、0.3，p<0.0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因此，验证结果支持本研究假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作用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来看：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之影响路径系数为0.04、p<0.001，说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影响效果较小。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之影响路径系数为0.33、p<0.001，表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影响显著效果。因此，验证结果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设“H1游客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的作用中，部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44，p<0.001，说明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05，p<0.001，说明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43，p<0.001，说明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55，p<0.001，说明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13，p<0.001，说明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13，p<0.001，说明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因此，验证结果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设“H3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合游客安全态度的中介效应检验，可以验证研究假设“H2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成立。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以海南三亚和厦门旅游地的游客问卷调查数据为例，探讨了滨海型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态度和游客安全行为的结构效度分别进行检验，验证了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均满足信度和效度要求。总结归纳出旅游地安全氛围包括人员安全氛围、设施安全氛围、环境安全氛围和管理安全氛围4个方面内容；游客安全态度由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3个维度构成；游客安全行为由游客安全遵守和游客安全参与2个维度构成。
（2）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与游客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的作用中，部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作用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通过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发现，游客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安全参与行为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游客安全认知相对于游客安全情感、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中介作用都较大；而游客安全情感相对于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中介作用都较大。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检验结果显示：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游客安全遵守行为指为了保护游客个人人身、财产安全所必须执行的关键活动。在对旅游地的回访调研发现，游客对旅游地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以及景区安全警示与安全提醒经常视而不见，不论是立在景区门口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还是散放在具有安全隐患点的警示牌，还是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的安全提醒或建议，多数游客在旅游地仍然无法做到安全遵守。上述结论与在企业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影响关系研究，如叶新凤认为安全氛围对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6]，存在差异。
（2）实证结果表明：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根据态度三元论，游客安全意向越强时，游客越可能会遵守旅游地安全规章制度。但当游客安全意向越强时，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却可能越弱，这貌似与态度三元论的原理不符。但根据旅游者行为学理论，态度对象的属性对人们形成旅游态度而言，就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所寻求的基本利益。换句话说，人们认为某一个具体事物的属性是否重要，与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有关[37]。游客安全参与行为是对安全环境建设的一种主动参与行为。游客安全意向涉及游客个人安全，而游客安全参与，则涉及更多的是旅游地环境安全的建设及其他游客的安全。因此，当理解了获益是人们旅游和决策关心的东西时，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也就合理了。 4.2 实践启示
本研究通过探索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旨在通过研究结论引导旅游地管理部门进行科学的安全管理实践。
（1）针对旅游地安全氛围较差，但游客安全情感或安全意向很高的情况。利用官方网站或景区电子屏幕，实时监测并发布滨海旅游地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信息，以及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旅游警示信息，引导游客安全游玩、防范风险。从目前来看，滨海旅游地设施氛围对旅游地安全氛围的作用却相当有限，尤其是设施氛围中的标识牌系统，游客常常对旅游地的标识牌视而不见。因此，在游客安全情感或安全意向很高的情况下，可通过改变旅游地安全设施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进行引导。安全标识牌对每一个类型的景区都是传统和常见的，但在滨海旅游地，旅游安全事故多发易发，标识牌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标识牌设计时，可设计仿真的危险物放置在安全标识牌周围以引起游客的注意，如内容为“注意有蛇出没”的安全标识牌上可缠绕一只仿真蛇。内容为“风大浪急、请勿游泳”的警示牌，可搭配台风呼啸或海浪拍打海岸的音响效果，音响效果应与标识内容相呼应。
（2）针对旅游地安全氛围较差，游客安全情感或安全意向很低的情况。重视现场安全人员的配备。滨海旅游地，随时都可能发生游客私自下水游玩或进入危险海域的情况，同时，滨海旅游地常常多山，山海美景吸引更多的游客攀爬拍照行為，安全隐患随处可见，在游客安全情感或安全意向偏见的情况下，应考虑在游客旅游全过程，增加景点安全讲解人员，增强游客对滨海旅游地易发事故特点的了解以及安全防范知识的学习。增加景区安全监督员，针对游客不遵守旅游地安全规章制度的行为，给予及时的制止和安全引导服务。端正游客安全态度，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旅游者的安全态度一直是旅游安全管理的重点、难点。历来的旅游安全与突发事故案例表明，应对当前一些变幻莫测、难以预料、无规律可循的旅游突发事件的关键是游客本身的安全态度、防范技能与自救能力。滨海旅游地因特殊的安全环境，更需设置一个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每天定时组织游客（志愿者）参与安全演练和安全培训，这对营造旅游安全氛围和引导游客安全态度都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探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机制，虽然研究结果支持了部分研究假设，但依然存在诸多研究不足：首先，在本研究量表设计中，主要参考国内外企业员工安全态度和安全行为的成熟量表，成熟量表本身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因企业安全氛围测量量表仍不成熟，本研究虽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4个维度，但还有待量表的开发和验证。其次，对游客的调研数据属于横截面数据，因此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准确性。旅游地安全氛围是一种环境变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旅游业具有淡旺季特征，淡旺季的旅游地安全氛围以及游客安全行为都是有差别的。因此，需要未来进一步收集不同时间段的数据。此外，本研究的调查地点只选择了海南三亚和厦门两地，本研究的测量量表以及研究结论在运用、推广到其他类型的旅游地安全氛围研究时，还值得进一步验证和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Zheng Xiangmin， Xie Chaowu.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Tourism Safety and Security Study（2016） [M]. Beijing： Soc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123； 148. [郑向敏， 谢朝武. 中国旅游安全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3； 148.]
[2] Zheng Xiangmin， Xie Chaowu.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Tourism Safety and Security Study（2013） [M]. Beijing： Soc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3： 23； 283. [郑向敏， 谢朝武. 中国旅游安全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3； 283.]
[3] Zhang Xilin. A brief research on the cause and mechanism in tour security accident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23（4）： 542-546. [张西林. 旅游安全事故成因机制初探[J]. 经济地理， 2003， 23（4）： 542-546.]
[4] Wu Ying， Yang Yongjun. Discussion on the accident causing theory [J].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07， 14（1）： 87-89. [伍颖， 杨用君. 事故归因理论探讨[J]. 安全与环境工程， 2007， 14（1）： 87-89.]
[5] Zohar D. Safety climate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0， 65（1）： 96-102.
[6] Lu Bai， Chen Pei， Fu Gui. Research and design for the safety climate’s questionnaire[J].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4（1）： 47-50. [陆柏， 陈培， 傅贵. 安全氛围调查问卷的研究与设计[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08， 4（1）： 47-50.] [7] Brown R L， Holmes H. The use of a faetor-analytie procedure for assessing the validity of an employee safety climate[J]. Model Accident Analysis Prevention， 1986， 18（6）： 455-470.
[8] Cooper M D. Phillips R A. Validation of a safety climate measure [A] // Annual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Conference， Birmingham：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C]. 1994： 3-5.
[9] Williamson A M， Feyer A M， Cairns D. Th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safety climate： The role of safety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J]. Safety Science， 1997， 25（1）： 15-27.
[10] Cooper M D. Phillips R A.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safety climate and safety behavior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 2004， 35（5）： 497-512.
[11] Du Xuesheng. Research on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Coal Mine Safety Culture [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2010. [杜學胜. 煤矿企业安全文化系统化建设研究[D]. 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2010.]
[12] Hou Yubo. Social Psychology[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2-113. [侯玉波. 社会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12-113.]
[13] Zhang Yi. Safety cognition： Conception， construction and relevant variables[J].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rket， 2011， 27（12）： 1139-1142. [张一. 旅游安全认知：内涵、结构及相关变量[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1， 27（12）： 1139-1142.]
[14] Wen Xingzhong. Civil Aviation Pilot Occupational Safety Consciousness Research [D]. 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2008. [文兴忠. 民航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初步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08.]
[15] Borman W C， Motowidlo S J. Expanding the criterion domanin to include elements of contextual performance[A] // Schmitt N， Borman W C. Personnel Selection in Organizations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3： 71-98.
[16] Wu Yuanyuan. On the security of backpacking tourism [J]. 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09， 31（S1）： 53-56. [吴媛媛.背包旅游安全研究[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31（S1）： 53-56.]
[17] Neal A， Griffin M A. A study of the lagged relationships among safety climate， safety motivation， safety behavior and accidents at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6， 91（1）： 946-953.
[18] Zhang Jiangshi， Fu Gui， Liu Chaojie， et 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afety climate and behaviour [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9， 24（2）： 15-18. [张江石，傅贵， 刘超捷， 等. 安全认识与行为关系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24（2）： 15-18.]
[19] Jiang Li， Li Yongjuan. The role of safety motivation in safety performance model： A multilevel model from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20（1）： 35-44. [蒋丽， 李永娟. 安全动机在安全绩效模型中的作用：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J].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20（1）： 35-44.] [20] Liu Suxia， Mei Qiang， Zhang Zanzan. On the evolution of workers’ safety compliance behavior in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Systems and Management， 2012， 21（2）： 275-282. [刘素霞， 梅强， 张赞赞. 中小企业员工安全遵守行为演化路径[J]. 系统管理学报， 2012， 21（2）： 275-282.]
[21] Griffin M A， Neal A. Perceptions of safety at work： A framework for linking safety climate to safety performance， knowledge and motivation[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0， （5）： 347-358.
[22] Zhang Guiping.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 safety climate on organization safety performance [J]. Softy Science， 2013， 27（4）： 61-64. [张桂平. 组织安全气候对安全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J]. 软科学， 2013， 27（4）： 61-64.]
[23] Liao Junfeng， Zhou Fan.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afety atomosphere [J]. Chinese Journal of Ergonomics， 2012， 18（3）： 75-78. [廖俊峰， 周帆. 安全氛围研究回顾与展望[J]. 人类工效学， 2012， 18（3）： 75-78.]
[24] Sun Jun， Yan Sen， Du Chuny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afety atomosphere on the safety perform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2014， 14（2）： 60-64. [孙峻， 颜森， 杜春艳.建筑企业安全氛围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及实证[J].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4， 14（2）： 60-64.]
[25] Liang Zhendong. Intervention of the miner’s unsafe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machine-environment-management system[J]. China Mining Magazine， 2014， 23（4）： 20-24. [梁振东. 人-机-环-管系统管理视角下的矿业员工不安全行为干预对策研究[J]. 中国矿业， 2014， 23（4）： 20-24.]
[26] Wu Jianjin， Geng Xiulin， Fu Gui.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afety atmosphere to employee safety behavior based on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ethod [J].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9（3）： 80-86. [吴建金， 耿修林， 傅贵.基于中介效应法的安全氛围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13， 9（3）： 80-86]
[27] Wu Mingzheng. Theory and Experiment Study on Implicit Attitude [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4. [吴明证. 内隐态度的理论与实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8] Feng Jianying， Mu Weisong， Fu Zhetian. The review of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buy [J].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11）： 7-9. [冯建英， 穆维松， 傅泽田.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研究综述[J]. 现代管理科学， 2006， （11）： 7-9.]
[29] Wu Bihu， Wang Xiao， Li Mimi. A study on percept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s on travel safety[J]. Journal of Guilin Institute of Tourism， 2001， 12（3）： 62-68. [吳必虎， 王晓， 李咪咪. 中国大学生对旅游安全的感知评价研究[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12（3）： 62-68.]
[30] Zou Tongqian， Chen Yun， Hu Xiaochen. Study progress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adventure tourism [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1）： 86-92. [邹统纤， 陈芸， 胡晓晨. 探险旅游安全管理研究进展[J]. 旅游学刊， 2009， 24（1）： 86-92.] [31] Zou Qiaorou， Xie Chaowu. Tourist safety behavior： The origin and a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7）： 109-117. [鄒巧柔， 谢朝武. 旅游者安全行为：研究源起与国内近十年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 2013， 28（7）： 109-117.]
[32] Wu Dayong. Study on shift work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J]. China Metallurgical Education， 2008， （2）： 77-79. [伍大勇. 对组织管理中态度转变工作的思考[J]. 中国冶金教育， 2008， （2）： 77-79.]
[33] Luo Xiaoguang， Liu Yu.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permarket customer repurchase intention [J]. Science-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009， 11（6）： 84-88. [罗晓光， 刘宇. 超市顾客重购意向影响因素分析[J]. 科技与管理， 2009， 11（6）： 84-88.]
[34] Wei Ting.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mpirical Study on Educational Games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Players [D].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1. [魏婷. 教育游戏参与者行为意向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35] Hu Yan， Xu Bailong. Intermediary effet-based analysis of effects of enterprise safety climate on safety bahavior[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 2014， 24（2）： 132-137. [胡艳， 许白龙. 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4， 24（2）： 132-137.]
[36] Ye Xinfeng， Li Xinchun， Wang Zhining. Scale development of safety climate in coal mine [J].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Forum， 2013， 28（5）： 107-112. [叶新凤， 李新春， 王智宁. 煤矿企业安全氛围量表开发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 28（5）： 107-112.]
[37] Bai Kai. Travel Behavior[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3： 171. [白凯. 旅游行为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171.]
[关键词]旅游地；安全氛围；安全态度；安全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2-0104-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2.015
引言
近年来，我国涉旅安全事故數量及伤亡人数居高不下，涉旅安全事故形势依然严峻。从不同区域来看，华东地区涉旅安全事件远高于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等地区也是涉旅安全事件多发区域；从事故类型来看，以旅游交通事故、登山探险事故、涉水溺亡事故等3类事故为主[1]。旅游交通事故发生次数最多，导致的伤亡最为严重。涉水溺亡事故中，沿海城市和滨海、岛屿旅游景区因强热带风暴、台风等自然灾害对游客安全的影响较大，损失严重[2]。从事故原因来看，人为因素导致的涉旅事故灾难最多，其原因主要为旅游者安全意识薄弱，风险防范能力偏低；旅游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不够，违规或不当操作；以及司机的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交通路况差等[1]。这反映了旅游地安全环境、旅游从业人员安全态度和游客安全行为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理应引起深入反思。
以往学者们针对旅游安全事故致因，较多研究认为“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是不安全的旅游环境、不安全的旅游行为以及不安全的环境和行为在同一时空交叉相遇”[3]，“事故因果连锁”理论认为“人员?机械设备?环境?管理”4要素是导致安全事故的关键因素[4]。后续的研究转向对旅游安全事故发生的关键因素及机理进行分析，而对于旅游环境、旅游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探讨。因此，本研究尝试探索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
滨海旅游地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地类型，海滨独特的地理位置、纯天然的岛屿资源和环境，备受游客青睐。但滨海旅游地特殊的区位和环境，所产生的自然灾害性事件也常现报端，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地盗窃、犯罪、购物欺诈等社会治安问题也愈加严重，如三亚“宰客”、鼓浪屿 “天价菜”的旅游遭遇。随着现代媒体对旅游安全事件的频繁报道和广泛传播，游客的呼声和舆论的发酵，滨海旅游地安全事件成为旅游安全管理不可回避的显性难题。媒体频频报道的旅游安全事故，揭示了旅游地人员、管理、环境、设施等不安全氛围给自由行走的游客带来的恐惧，游客人身、财物受到损害，也不禁让游客质疑，这样的旅游地安全吗？然而，每逢节假日、“黄金周”，事故多发的滨海旅游地为何依然游客蜂拥而至、络绎不绝？由此，本研究探索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寻找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的中间“黑箱”，以此对当前旅游地安全氛围不佳，但游客依然产生了选择旅游体验的安全行为的研究问题做出科学解释和理论回应。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相关概念界定
1.1.1 旅游地安全氛围
安全氛围的概念最早由Zohar提出[5]，而后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全氛围的概念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于工作环境的安全认知或信念；二是对同事安全态度和安全行为的知觉；三是在企业内，一系列可被员工认知的关键要素所组成，这些要素能够反映企业安全文化属性以及安全管理现状[6]。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的安全氛围及其影响维度，属于组织的安全氛围范畴。旅游地是一个聚集当地居民、游客、旅游企业、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等多个利益相关的组织，旅游地也是一种集旅游资源、旅游活动项目、旅游地面设施、旅游交通和市场需求为一体的空间复合组织。旅游地是一个组织系统，也就必然有它的安全氛围，但旅游地与企业组织的安全氛围还存在差异，主要有：（1）从主要对象上看，企业的对象一般是被统一安全培训过的员工，而旅游地的对象是来自不同文化、且充满个体差异的游客。（2）在组织环境方面，企业环境对于员工而言较为固定，是一个惯常环境，而旅游地环境相对于游客而言是一个非惯常环境。（3）在安全氛围载体方面，企业主要以其内部的物质环境、安全制度以及管理员为主要载体，旅游地则不仅包括旅游地自然、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管理环境等，同时，旅游地的从业人员、当地居民以及游客自身也成为主要载体。（4）从安全氛围营造方面看，企业员工对安全氛围的认知依靠安全培训、安全检查、演练，而游客对安全氛围的认知主要靠旅游从业人员告知、旅游地标识系统提示、安全员提醒，以及游客之间的安全行为感染等。（5）在安全氛围营造动力源方面，企业主要由管理员与员工一起营造；旅游地安全氛围营造者主要是旅游管理人员、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地居民和游客等。本研究认为旅游地安全氛围是整个旅游地环境的综合，由被游客认知的旅游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管理环境以及旅游地从业人员、当地居民以及在场的游客的安全行为所组成的，能够反映旅游地当前的安全状况和旅游地安全管理现状，是独立于游客的感知和理解而存在。
关于安全氛围的影响维度，Zohar最早提出了8个影响因素[5]，Brown和Holmes认为安全氛围包括3个影响维度：管理层关注程度、管理层采取的措施和员工的风险认知[7]。Cooper和Phillips研究认为企业安全氛围有管理者安全态度、员工工作压力和安全培训、组织的安全管理方法、安全的社会地位、工作场所风险、对安全人员和安全委员会的重视程度等维度[8]。Willianson等探索总结出安全氛围由处事态度、对风险的认识、积极的安全参与、个人安全动机等构成[9]。Cooper和Phillips将安全氛围分为员工安全培训、管理层的安全态度、工作环境的危险水平等7个维度[10]。杜学胜对矿业企业安全氛围研究，得到了4个安全氛围因子：管理层的安全承诺、员工的安全培训、员工的安全参与和员工的安全意识[11]。可见，安全氛围的影响维度尚未形成一个较统一的划分，现有的影响维度也难以阐释和测度安全氛围，但大多涉及人、环境、管理等因素。本研究基于系统安全理论提出的系统安全事故涉及4个要素：人员、环境、机械设备和管理因素。环境因素，不良的生产环境影响人的行为和对机械设备产生不良的作用；管理因素，管理的欠缺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因素，但却是重要因素，因为管理对人、机、环境都会产生作用和影响[4]，因此，旅游地环境因素、人的因素、设施因素以及管理因素共同构成旅游地安全的氛围，旅游地安全氛围包括人员安全氛围、设施安全氛围、环境安全氛围、管理安全氛围4个维度。其中，人员安全氛围具体由旅游地管理部门对游客安全的态度、旅游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及安全监督行为、游客及居民对旅游安全的态度等内容构成；设施安全氛围包含旅游地游乐设施设备与游客防护用品是否齐全与先进等；环境安全氛围包含旅游地游乐场所自然与人文环境，如购物环境、乘车环境、社会治安环境、用餐环境及住宿环境的安全；管理安全氛围由现场管理和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力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1.1.2 游客安全态度
Freedman提出，态度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事物、观念或他人稳固的（由认知、情感和意向3个成分组成的）心理倾向[12]；态度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由认知、情感与意向3种心理成分构成。认知成分指人们对外界对象的心理印象，包括有关的事实、知识和信念。情感成分指人们对态度对象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情感。意向成分指人们对态度对象所预备采取的反应，它具有准备性质[12]。据此，安全态度则指对安全问题具有的心理倾向。安全态度包括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3个维度，其中，安全认知，主要指安全主体对安全的特性、本质、规律、规章以及活动对象、手段等知识、技能和法规的认知[13]；安全情感是指人类对安全问题的感受与评价，它表现为热爱安全工作、仇恨违章作业、向往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遗憾安全知识欠缺、满意安全防护设施等的心理体验、心理活动[14]；安全意向，就是人们预计遇到安全问题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它可以反映人们的安全意识水平[14]。本研究认为，游客安全态度是游客对旅游地环境整體（包括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事物与现象）的安全认知，对旅游地安全产生的具有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的心理倾向，是对旅游安全的重要性进行估量后所产生的较为稳定的某种看法或意向。鉴于Freedman态度理论，本研究认为游客安全态度包括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3个维度。游客安全认知是游客对旅游地某一安全对象（人、物、环境等）的特性、本质、规律、规章以及活动对象、手段等知识、技能和法规的认知。游客安全情感是游客对旅游地某一安全对象（人、物、环境等）的感受与评价，即对人、物或环境等所作的情感判断。游客安全意向是游客预计遇到旅游安全问题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它可以反映游客的安全意识水平。
1.1.3 游客安全行为
Borman等认为，安全行为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与事故有关的有意识的行动综合，通过一系列行动最终达到预期的安全目标[15]。同理，游客如果缺乏经验、应急、救助、逃生等技能，很可能因无法及时自救而遇险[16]。因此，可以认为游客安全行为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遵守旅游地管理制度与章程，规避不安全及危险因素，主动参与旅游地安全环境建设。在安全事故中进行自我救助时，也能对其他游客进行救助，并最终达到保护自己及其他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
关于安全行为的维度，Neal和Griffin[17]、张江 石[18]、蒋丽和李永娟[19]、刘素霞[20]等人认为安全行为包含两个维度：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安全参与行为指员工参与安全讨论、应急演练活动等的行为；安全遵守行为指为了维持工作场所安全个人必须执行的关键活动，包括遵守操作规程、穿戴个人防护用品等。Griffin和Neal、张桂平认为安全遵守是员工为了维持工作安全而进行的活动，而那些自愿的安全行为，被称为安全参与的行为[21-22]。游客安全行为理应包括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个维度。游客安全遵守是游客在旅游地进行旅游体验活动时，遵守旅游地安全管理规章和守则，依照安全须知，规避不安全及危险因素从事旅游活动的行为。游客安全参与是游客在旅游体验活动，不仅保护自身安全，而且还参与旅游地安全管理和安全氛围的营造，如通过对其他游客的帮助、引导和建议，在遭遇旅游突发事件时能积极参与应急救援等行为。
1.2 研究假设
1.2.1 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
自从企业安全氛围这一概念提出以来，研究的重点一直关注安全氛围结构的探索以及与安全结果指标之间关系的检验[23]。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讨论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的关系。孙峻等研究结果表明，工作环境和安全意识对员工安全行为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24]。而管理层承诺对营造安全氛围起主导作用，并通过工作环境和安全意识作用于员工安全行为。刘海滨和梁振东研究表明，安全氛围通过影响不安全行为意向，进而影响不安全行为[25]。吴建金等发现，个体安全认知感在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26]。依据“刺激?态度?反应”理论，当游客进入旅游地，便会受到旅游地安全氛围这个环境变量的刺激，旅游地安全氛围中的人员安全氛围、设施安全氛围、环境安全氛围、管理安全氛围都会影响着游客的安全认知、安全情感以及安全意向，并最终促成游客安全行为的发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2.2 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
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目前并没有得到非常严格的实证证明[27]。但现有的许多态度预测行为和行为意向的模式大量存在于消费领域的研究，如周应恒等认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态度影响了购买意愿[28]。Kim和 Littrell采用Fishbein研究证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态度会影响他们对纪念品的购买意愿[28]。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安全管理中，员工面对所在企业的规章制度，都会有自己的评价并且形成自己的态度，有些员工认可了企业的规章制度，其在行为方式上就会自觉遵守。心理与行为密不可分，游客安全行为必然经过复杂的心理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游客的安全观念意识被研究表明会极大地影响游客安全行为。吴必虎等研究发现大学生游客的旅游安全感知影响了出游决策行为[29]。邹统钎研究了探险旅游安全行为与探险旅游主体认知之间的关系[30]。谢朝武研究认为环境风险因素、旅游项目经营者、从业人员、安保条件及游客自身安全意识都对游客的旅游行为安全构成威胁[3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1：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情感成分在态度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情感是态度转变的关键，而行为倾向是伴随认知、情感而发生的，因此，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态度的本质就是人们对态度对象情感的强烈程度和趋向[3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2：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大量研究证明，如果能够正确地测量行为意向，就可以非常精确地预测大部分的社会行为[33]。在对行为研究的各种理论中，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向是预测行为的最佳变量，个体对特定行为的意向越强，表示他越有可能执行该行为[34]。因此，旅游行为意向指的是游客要采取旅游行为的倾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3：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理论模型构建
结合以上的理论基础和和提出的研究假设，运用“刺激-态度-反应”理论模型进行理论推演，本研究构建“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态度-游客安全行为”的理论模型（图1）。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项发展
本研究涉及的研究变量包括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行为以及游客安全态度。研究变量的测量工具主要是借鉴以往的研究文献中使用的成熟的测量量表，结合本研究对象和目的进行了适当修正。调查问卷包括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态度、游客安全行为测量题项以及社会人口统计特征题项4个部分，采用Likert 5级量表形式。
旅游地安全氛围的测量工具是参考Zohar提出的安全氛围测量量表[3]。安全氛围量表尚未存在统一的细分维度，但基本涵盖了“人员-机械设备-环境-管理”安全氛围4个方面。人员安全氛围题项包括“该地居民不会排斥外来游客、该地导游在导览前和游览过程中会提醒注意安全、该地景区（点）保安人员能够及时制止/警告游客的危险行为、该地游客之间有时会相互提醒注意安全”等。机械设备安全氛围包括5个题项，例如“该地旅游安全警示标识随处可见、该地酒店都有灭火器和安全出口标识、该地随处都可听到广播在播报景区相关信息、该旅游地水上游乐项目都配有救生衣及救生圈等设备”等。环境安全氛围包括5个题项，例如“该地商家明码实价没有遇到欺诈情况、该地没有听闻有游客被打/被盗或被抢情况、该地用餐后没有出现海鲜中毒情况、该地酒店住宿条件比较潮湿/蚊虫多、该地没有听闻有游客晒伤情况”等。管理安全氛围的题项包括“该地很多海上游乐项目都是私人承包的、该地海上游乐项目都配有救生员、该地旅游交通工具（车、船）没有超载情况”等。
游客安全态度测量工具参考了态度理论[12]，将游客安全态度设置成“游客安认知”“游客安全情感”“游客安全意向”3个维度，游客安全认知的题项包括“我了解擅自游入非游泳区可能带来的危险、我了解脱离团队独自游玩可能带来的危险、我了解雨天户外游可能带来的危险、我了解野生动物对人类可能的伤害、我了解野外旅游需要准备一些自救物品”等；游客安全情感包括“如果我在旅游地不慎受伤会不由自主地慌张、如果在旅游地遭遇抢劫我会去追回被抢物、如果遇到旅游地人员拥堵/排队时间长我会烦燥以及参与探险游乐项目时我常常会玩得兴奋过头”等4个题项；游客安全意向包括“在旅游地遇到困境我一般是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才求助、在旅游地遇到困境我总是怀抱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法、在旅游地遇到困境我会毫不犹豫寻找各种解决方法”等3个题项。
游客安全行为的测量工具主要是参考Neal和Griffin[21]、吴建金等[26]；张桂平[22]、胡艳等[35]的安全行为测量量表，包括安全遵守与安全参与两个维度。游客安全遵守包括“我遵守导游要求遵守的一些安全行为规范、我有时会提醒我的伙伴或其他游客遵守安全规章制度、我根据旅游地安全标识牌内容对景区进行游览、参加刺激性游乐项目时我会根据工作人员的安全示范进行游玩、参加海上游乐项目等活动时我会按要求做好救生防护准备”等5个题项；游客安全参与的题项有6个，例如“在旅游地遇到困境我会报警求助、在户外旅游遇到困境滞留时我会保存食物备用、在户外旅游遇到困境滞留时我懂得如何避寒、在户外旅游遇到阻碍时我会放弃游玩原路返回、在户外旅游遇到困境滞留时我努力宽慰我的同伴、当看到其他游客遇到危险情况我会尽力帮助他”等。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调研地选择海南三亚和厦门旅游地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选择海南三亚和厦门作为样本点搜集数据主要是因为两地近年来曾有过“天价海鲜宰客”“游客与商贩打架”等负面新闻见诸报端，网络传递出的游客在旅游地的旅游经历和遭遇，揭示了旅游地的安全氛围。但在携程网口碑榜中，三亚则是榜上有名的游客最想去的旅游地之一。因此，调查该地的样本数据可以解释旅游地安全氛围是如何影响游客的安全行为。调研采用随机拦访的方式，主要以三亚和厦门各景区景点作为调研地，获取本研究所需的样本数据。
本研究在小樣本初始测试之后，经过对小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的问卷题项，再进行正式样本数据收集。正式样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剔除了无效问卷165份，有效率达到84%。样本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在性别方面，男性占48.1%，女性占51.9%。从年龄来看，18岁以下的受访者较少，仅占0.8%，18～24岁的年青人占35.3%，25～35岁的年轻人较多，占42.9%，36～45岁、46～55岁和56～65岁以上的分别占10.3%、5.4%、4.4%，66岁以上人数较少，占0.8%。受教育程度特征中4.4%的受访者是初中以下文化，14.3%的受访者拥有高中或中专文化，28.4.0%的受访者拥有大专文化，本科文化受访者占45.4%，7.5%的受访者拥有研究生学历。在出游方式方面，通过旅行社组团的占40.3%，散客自由行的占59.6%。总体而言，从调查的正式样本数据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看，样本具有代表性。
3 结果及分析 3.1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3.1.1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值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发现旅游地安全氛围测量题项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748、0.700、0.728和0.844，游客安全态度测量题项的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789、0.810和0.754；游客安全行为测量题项的2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17和0.871，均高于0.7的标准，且各题项?总体相关系数均大于0.35，信度较为理想，说明各指标均通过了信度检验，各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内部一致性。
3.1.2 效度检验
在效度检验方面，本研究使用的测量题项均来自较为成熟的测量量表，且经专家意见修改，并经过初始测试修正，说明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对于建构效度，则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予以检验。检验发现：旅游地安全氛围测量题项的KMO值为0.866，大于0.7；巴特勒球形检验值为4967.096，自由度为153，显著水平均达到0.000；游客安全态度的KMO值为0.859，大于0.7；巴特勒球形检验的值为3698.972，自由度为78，显著水平均达到0.000；游客安全行为的KMO值分别为0.868，大于0.7；巴特勒球形检验的值为3964.722，自由度为55，显著水平均达到0.000，各维度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5，说明各测量维度的相关系数矩阵间存在公因子，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表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3.2 研究假设检验
3.2.1 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机制测量的检验
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构测量模型的建模原则，构建由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游客安全遵守和游客安全参与构成的结构模型。采用并采用AMOS 17.0软件对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以及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进行整体拟合优度分析，同时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作用的验证结果如表1所示，主要路径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分析看，χ?/df=1.815<3，CFI和TLI分别为0.962、0.951，都大于0.9；RMSEA的值为0.031小于0.1；GFI=0.937，AGFI=0.916，均大于0.9的理想值；PNFI、PCFI分别为0.718、0.752均大于0.5；说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数据适配性较好，各项指标适配均基本达到要求。
3.2.2 游客安全态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检验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安全遵守、安全参与）影响关系的中介效应，依照以下3步进行分析：
第一步，以旅游地安全氛围为自变量，以游客安全遵守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是否存在显著，若显著，继续进行检验。第二步，以旅游地安全氛围为自变量，以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第三步，以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和安全意向为自变量，以游客安全遵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和旅游地安全氛围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同时观察旅游地安全氛围的回归系数的差异，进而判断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由表2显示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第一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β为0.325，p值小于0.001；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在第二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p<0.001）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在第三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和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同时对游客安全遵守进行回归时，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遵守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中介变量存在中介效应，而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仍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但β值下降，所以，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其中仍然起着中介作用。即表明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采用与上述同样的方法对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影响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第一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回归系数β为0.325，p值小于0.001；在第二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p<0.001）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第三步回归模型中，旅游地安全氛围和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同时对游客安全参与进行回归时，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而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仍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但β值下降，所以表明游客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依据以上分析，计算得出中介效应的作用结果。其中，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94（0.383×0.245）、0.081（0.347×0.234）和0.056（0.227×0.246），同时，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之间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0.289、0.250和0.172。而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35（0.383×0.092）、0.100（0.347×0.289）和0.009（0.227×0.038），同时，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0.074、0.211和0.018。 从游客安全态度中介效应分解情况可以发现游客安全态度的3个维度（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行为（安全遵守、安全参与）影响关系的中介效应、总效应以及中介效应的相对作用大小。显见，游客安全认知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中介作用相对于游客安全情感、游客安全意向两个维度的中介作用都较大；而游客安全情感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中介作用相对于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意向两个维度的中介作用都较大；总体上看，游客安全态度的三维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之间中介效应的作用大于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作用。
3.2.3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分析
利用AMOS 1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检验，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如表1所示，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路径系数均在p<0.0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依据表1所显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和p值，对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逐一进行检验。
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的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之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54、0.48、0.3，p<0.0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因此，验证结果支持本研究假設“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作用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来看：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之影响路径系数为0.04、p<0.001，说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影响效果较小。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之影响路径系数为0.33、p<0.001，表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影响显著效果。因此，验证结果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设“H1游客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的作用中，部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44，p<0.001，说明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05，p<0.001，说明游客安全认知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43，p<0.001，说明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55，p<0.001，说明游客安全情感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13，p<0.001，说明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13，p<0.001，说明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因此，验证结果部分支持本研究假设“H3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合游客安全态度的中介效应检验，可以验证研究假设“H2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成立。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以海南三亚和厦门旅游地的游客问卷调查数据为例，探讨了滨海型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态度和游客安全行为的结构效度分别进行检验，验证了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均满足信度和效度要求。总结归纳出旅游地安全氛围包括人员安全氛围、设施安全氛围、环境安全氛围和管理安全氛围4个方面内容；游客安全态度由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情感和游客安全意向3个维度构成；游客安全行为由游客安全遵守和游客安全参与2个维度构成。
（2）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旅游地安全氛围、游客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与游客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游客安全态度对游客安全行为的作用中，部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作用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通过游客安全态度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发现，游客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安全参与行为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游客安全认知相对于游客安全情感、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遵守行为的中介作用都较大；而游客安全情感相对于游客安全认知、游客安全意向在旅游地安全氛围与游客安全参与行为的中介作用都较大。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检验结果显示：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游客安全遵守行为指为了保护游客个人人身、财产安全所必须执行的关键活动。在对旅游地的回访调研发现，游客对旅游地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以及景区安全警示与安全提醒经常视而不见，不论是立在景区门口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还是散放在具有安全隐患点的警示牌，还是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的安全提醒或建议，多数游客在旅游地仍然无法做到安全遵守。上述结论与在企业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影响关系研究，如叶新凤认为安全氛围对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6]，存在差异。
（2）实证结果表明：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遵守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根据态度三元论，游客安全意向越强时，游客越可能会遵守旅游地安全规章制度。但当游客安全意向越强时，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却可能越弱，这貌似与态度三元论的原理不符。但根据旅游者行为学理论，态度对象的属性对人们形成旅游态度而言，就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所寻求的基本利益。换句话说，人们认为某一个具体事物的属性是否重要，与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有关[37]。游客安全参与行为是对安全环境建设的一种主动参与行为。游客安全意向涉及游客个人安全，而游客安全参与，则涉及更多的是旅游地环境安全的建设及其他游客的安全。因此，当理解了获益是人们旅游和决策关心的东西时，游客安全意向对游客安全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也就合理了。 4.2 实践启示
本研究通过探索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旨在通过研究结论引导旅游地管理部门进行科学的安全管理实践。
（1）针对旅游地安全氛围较差，但游客安全情感或安全意向很高的情况。利用官方网站或景区电子屏幕，实时监测并发布滨海旅游地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信息，以及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旅游警示信息，引导游客安全游玩、防范风险。从目前来看，滨海旅游地设施氛围对旅游地安全氛围的作用却相当有限，尤其是设施氛围中的标识牌系统，游客常常对旅游地的标识牌视而不见。因此，在游客安全情感或安全意向很高的情况下，可通过改变旅游地安全设施氛围，对游客安全态度进行引导。安全标识牌对每一个类型的景区都是传统和常见的，但在滨海旅游地，旅游安全事故多发易发，标识牌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标识牌设计时，可设计仿真的危险物放置在安全标识牌周围以引起游客的注意，如内容为“注意有蛇出没”的安全标识牌上可缠绕一只仿真蛇。内容为“风大浪急、请勿游泳”的警示牌，可搭配台风呼啸或海浪拍打海岸的音响效果，音响效果应与标识内容相呼应。
（2）针对旅游地安全氛围较差，游客安全情感或安全意向很低的情况。重视现场安全人员的配备。滨海旅游地，随时都可能发生游客私自下水游玩或进入危险海域的情况，同时，滨海旅游地常常多山，山海美景吸引更多的游客攀爬拍照行為，安全隐患随处可见，在游客安全情感或安全意向偏见的情况下，应考虑在游客旅游全过程，增加景点安全讲解人员，增强游客对滨海旅游地易发事故特点的了解以及安全防范知识的学习。增加景区安全监督员，针对游客不遵守旅游地安全规章制度的行为，给予及时的制止和安全引导服务。端正游客安全态度，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旅游者的安全态度一直是旅游安全管理的重点、难点。历来的旅游安全与突发事故案例表明，应对当前一些变幻莫测、难以预料、无规律可循的旅游突发事件的关键是游客本身的安全态度、防范技能与自救能力。滨海旅游地因特殊的安全环境，更需设置一个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每天定时组织游客（志愿者）参与安全演练和安全培训，这对营造旅游安全氛围和引导游客安全态度都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探讨旅游地安全氛围对游客安全行为影响机制，虽然研究结果支持了部分研究假设，但依然存在诸多研究不足：首先，在本研究量表设计中，主要参考国内外企业员工安全态度和安全行为的成熟量表，成熟量表本身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因企业安全氛围测量量表仍不成熟，本研究虽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4个维度，但还有待量表的开发和验证。其次，对游客的调研数据属于横截面数据，因此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准确性。旅游地安全氛围是一种环境变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旅游业具有淡旺季特征，淡旺季的旅游地安全氛围以及游客安全行为都是有差别的。因此，需要未来进一步收集不同时间段的数据。此外，本研究的调查地点只选择了海南三亚和厦门两地，本研究的测量量表以及研究结论在运用、推广到其他类型的旅游地安全氛围研究时，还值得进一步验证和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Zheng Xiangmin， Xie Chaowu.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Tourism Safety and Security Study（2016） [M]. Beijing： Soc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123； 148. [郑向敏， 谢朝武. 中国旅游安全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3； 148.]
[2] Zheng Xiangmin， Xie Chaowu.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Tourism Safety and Security Study（2013） [M]. Beijing： Soc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3： 23； 283. [郑向敏， 谢朝武. 中国旅游安全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3； 283.]
[3] Zhang Xilin. A brief research on the cause and mechanism in tour security accident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23（4）： 542-546. [张西林. 旅游安全事故成因机制初探[J]. 经济地理， 2003， 23（4）： 542-546.]
[4] Wu Ying， Yang Yongjun. Discussion on the accident causing theory [J].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07， 14（1）： 87-89. [伍颖， 杨用君. 事故归因理论探讨[J]. 安全与环境工程， 2007， 14（1）： 87-89.]
[5] Zohar D. Safety climate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0， 65（1）： 96-102.
[6] Lu Bai， Chen Pei， Fu Gui. Research and design for the safety climate’s questionnaire[J].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4（1）： 47-50. [陆柏， 陈培， 傅贵. 安全氛围调查问卷的研究与设计[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08， 4（1）： 47-50.] [7] Brown R L， Holmes H. The use of a faetor-analytie procedure for assessing the validity of an employee safety climate[J]. Model Accident Analysis Prevention， 1986， 18（6）： 455-470.
[8] Cooper M D. Phillips R A. Validation of a safety climate measure [A] // Annual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Conference， Birmingham：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C]. 1994： 3-5.
[9] Williamson A M， Feyer A M， Cairns D. Th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safety climate： The role of safety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J]. Safety Science， 1997， 25（1）： 15-27.
[10] Cooper M D. Phillips R A.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safety climate and safety behavior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 2004， 35（5）： 497-512.
[11] Du Xuesheng. Research on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Coal Mine Safety Culture [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2010. [杜學胜. 煤矿企业安全文化系统化建设研究[D]. 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2010.]
[12] Hou Yubo. Social Psychology[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2-113. [侯玉波. 社会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12-113.]
[13] Zhang Yi. Safety cognition： Conception， construction and relevant variables[J].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rket， 2011， 27（12）： 1139-1142. [张一. 旅游安全认知：内涵、结构及相关变量[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1， 27（12）： 1139-1142.]
[14] Wen Xingzhong. Civil Aviation Pilot Occupational Safety Consciousness Research [D]. 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2008. [文兴忠. 民航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初步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08.]
[15] Borman W C， Motowidlo S J. Expanding the criterion domanin to include elements of contextual performance[A] // Schmitt N， Borman W C. Personnel Selection in Organizations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3： 71-98.
[16] Wu Yuanyuan. On the security of backpacking tourism [J]. 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09， 31（S1）： 53-56. [吴媛媛.背包旅游安全研究[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31（S1）： 53-56.]
[17] Neal A， Griffin M A. A study of the lagged relationships among safety climate， safety motivation， safety behavior and accidents at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6， 91（1）： 946-953.
[18] Zhang Jiangshi， Fu Gui， Liu Chaojie， et 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afety climate and behaviour [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9， 24（2）： 15-18. [张江石，傅贵， 刘超捷， 等. 安全认识与行为关系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24（2）： 15-18.]
[19] Jiang Li， Li Yongjuan. The role of safety motivation in safety performance model： A multilevel model from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20（1）： 35-44. [蒋丽， 李永娟. 安全动机在安全绩效模型中的作用：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J].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20（1）： 35-44.] [20] Liu Suxia， Mei Qiang， Zhang Zanzan. On the evolution of workers’ safety compliance behavior in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Systems and Management， 2012， 21（2）： 275-282. [刘素霞， 梅强， 张赞赞. 中小企业员工安全遵守行为演化路径[J]. 系统管理学报， 2012， 21（2）： 275-282.]
[21] Griffin M A， Neal A. Perceptions of safety at work： A framework for linking safety climate to safety performance， knowledge and motivation[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0， （5）： 347-358.
[22] Zhang Guiping.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 safety climate on organization safety performance [J]. Softy Science， 2013， 27（4）： 61-64. [张桂平. 组织安全气候对安全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J]. 软科学， 2013， 27（4）： 61-64.]
[23] Liao Junfeng， Zhou Fan. Review and prospect of safety atomosphere [J]. Chinese Journal of Ergonomics， 2012， 18（3）： 75-78. [廖俊峰， 周帆. 安全氛围研究回顾与展望[J]. 人类工效学， 2012， 18（3）： 75-78.]
[24] Sun Jun， Yan Sen， Du Chuny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afety atomosphere on the safety perform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2014， 14（2）： 60-64. [孙峻， 颜森， 杜春艳.建筑企业安全氛围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及实证[J].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4， 14（2）： 60-64.]
[25] Liang Zhendong. Intervention of the miner’s unsafe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machine-environment-management system[J]. China Mining Magazine， 2014， 23（4）： 20-24. [梁振东. 人-机-环-管系统管理视角下的矿业员工不安全行为干预对策研究[J]. 中国矿业， 2014， 23（4）： 20-24.]
[26] Wu Jianjin， Geng Xiulin， Fu Gui.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afety atmosphere to employee safety behavior based on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ethod [J].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9（3）： 80-86. [吴建金， 耿修林， 傅贵.基于中介效应法的安全氛围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13， 9（3）： 80-86]
[27] Wu Mingzheng. Theory and Experiment Study on Implicit Attitude [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4. [吴明证. 内隐态度的理论与实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8] Feng Jianying， Mu Weisong， Fu Zhetian. The review of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buy [J].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11）： 7-9. [冯建英， 穆维松， 傅泽田.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研究综述[J]. 现代管理科学， 2006， （11）： 7-9.]
[29] Wu Bihu， Wang Xiao， Li Mimi. A study on percept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s on travel safety[J]. Journal of Guilin Institute of Tourism， 2001， 12（3）： 62-68. [吳必虎， 王晓， 李咪咪. 中国大学生对旅游安全的感知评价研究[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12（3）： 62-68.]
[30] Zou Tongqian， Chen Yun， Hu Xiaochen. Study progress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adventure tourism [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1）： 86-92. [邹统纤， 陈芸， 胡晓晨. 探险旅游安全管理研究进展[J]. 旅游学刊， 2009， 24（1）： 86-92.] [31] Zou Qiaorou， Xie Chaowu. Tourist safety behavior： The origin and a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7）： 109-117. [鄒巧柔， 谢朝武. 旅游者安全行为：研究源起与国内近十年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 2013， 28（7）： 109-117.]
[32] Wu Dayong. Study on shift work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J]. China Metallurgical Education， 2008， （2）： 77-79. [伍大勇. 对组织管理中态度转变工作的思考[J]. 中国冶金教育， 2008， （2）： 77-79.]
[33] Luo Xiaoguang， Liu Yu.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permarket customer repurchase intention [J]. Science-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009， 11（6）： 84-88. [罗晓光， 刘宇. 超市顾客重购意向影响因素分析[J]. 科技与管理， 2009， 11（6）： 84-88.]
[34] Wei Ting.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mpirical Study on Educational Games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Players [D].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1. [魏婷. 教育游戏参与者行为意向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35] Hu Yan， Xu Bailong. Intermediary effet-based analysis of effects of enterprise safety climate on safety bahavior[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 2014， 24（2）： 132-137. [胡艳， 许白龙. 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4， 24（2）： 132-137.]
[36] Ye Xinfeng， Li Xinchun， Wang Zhining. Scale development of safety climate in coal mine [J].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Forum， 2013， 28（5）： 107-112. [叶新凤， 李新春， 王智宁. 煤矿企业安全氛围量表开发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3， 28（5）： 107-112.]
[37] Bai Kai. Travel Behavior[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3： 171. [白凯. 旅游行为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