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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个家庭，从幸福到不幸是巨大的落差，从不幸的打击中站立起来找到方向重新向着幸福进发是漫长的过程。
2008年5月中旬的一天，赵民和妻子高宇新发现两岁的女儿大小便失禁了，起初，他们以为女儿受了惊吓并没在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好转，还发现女儿不爱说话了。想吃西瓜拿不到，就拉妈妈的手示意妈妈拿给她，也不说“我想吃西瓜”。
那个一个月前还用稚嫩的声音背《三字经》的小姑娘不说话了，那个搂着妈妈脖子将小脸蛋贴在妈妈脸颊表示亲昵的“小天使”不理人了。赵民夫妇带女儿去公园玩，“丢下”她躲在一旁观察，女儿若无其事地玩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也不知道找爸爸妈妈。
女儿的状态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不但无法停住，还在加速下跌。赵民夫妇深感无法把控的恐惧，赶紧带女儿就医。6月11日，那是他们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一纸诊断书，无情地宣告了他们不愿相信的结果：自闭症。
“三翻六坐八爬”，女儿的哪一步发育都没落后于人，从叫“爸爸妈妈”到主谓宾一项不缺的整句表述，孩子的语言能力可以说是超前的！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是不是误诊？于是，夫妇俩抱着热切的希望带女儿跑更权威的医院，第二家，第三家，不同的医院，诊断的结果却完全相同。并且，医生告知，自闭症目前还是医学难题，全世界尚无完全治愈的病例。
对于任何父母，这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深夜，赵民夫妇看着熟睡的女儿，多么希望这是一场梦啊。高宇新哽咽着问赵民：“明天早晨，太阳升起，一觉醒来的女儿，还会是以前那个健康活泼的女儿。是不是？是不是？”赵民握着妻子的手，连连说：“是的，是的。”可是，无情的现实却是连这样的梦都不让他们做完整。女儿下半夜就醒了，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又入睡。这，也是自闭症的一个表征。
对于突然变故，只有两种选择，懦者转身逃避，勇者挺胸向前。赵民和妻子无疑是后者。他们咨询了许多专业机构，分析了大量信息之后，针对女儿的病情，做出了如下决定：第一，作为母亲，高宇新辞职回家专职陪护女儿；第二，积极寻医问药与康复训练同步进行；第三，全部心血和感情投入到女儿身上，不考虑生第二个孩子。
做出决定不易，执行决定很难，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仍然坚持决定更难。7月，高宇新辞掉了证券公司的高管职务，10月，女儿开始了在康复机构的行为干预和矫正治疗，他们将家从市里搬到了通州的农村。为此，赵民每天上班路上要花费2个多小时。时值金融危机爆发，赵民所在的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承担了大量的危机应对和处置工作，加班加点成为常态，赵民每天早起晚归，其中的辛苦不言自喻。
租的房子没有暖气，他们只能靠电暖气取暖，康复训练不仅在机构进行，回到家还要严格地按着计划接着做。教女儿认识苹果，学会要用三天时间。女儿没有泛化能力，在这个场合教她叫“阿姨”，换了个场合她就不知道了，还要教。艰苦，劳累，这些还不算什么，最致命的是看不到改观，不知道等在前面的是什么。
为了防止孩子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专家建议养小动物。赵民买来了一只小鸡让女儿喂养，小鸡不知饥饱，第二天就撑死了。赵民拎着死掉的小鸡到楼下去埋，天正下着雨，这个硕士研究生毕业、刚过而立之年对生活和事业都有着美好规划的汉子，此刻的心里写满了“绝望”，妻子放弃了事业，精力全部给了女儿，自己将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用在女儿身上，可是，却依然看不到一丝亮光。自从成年就没流过眼泪的他再也挺不住，失声恸哭，泪水和着雨水一起在脸上流淌。
可是，擦干泪水回到家，他目光坚定，依然是这个家的天。他和妻子一起四处打探医治信息，不放过一次机会，将女儿的检测报告寄往美国进行诊断，把孩子的头发寄往日本进行检测。2010年，当得知香港有一家医院能诊断自闭症是否由肠道菌群引发时，便立刻联系前往诊治，但结果是女儿的肠道菌群正常，发病原因依然不明。
每一条医治的线索都让他们满怀希望，但每一次的结果又都复归失望。急过脑过痛过苦过，最终依然理性地接纳、积极地面对：发病原因不明就不用药，这可以说是“科学决策”；康复训练尽管成效不大也缓慢，但还是要坚持，这意味他们的努力付出要一如既往；女儿一定要接受融合教育，无论如何要上普通的幼儿园和小学，而不是专门的机构和培智学校。夫妇两人一人对内，一人对外。高宇新陪女儿做康复训练，阅读有关书籍，向专家请教，和患儿家长交流，几近成为专家。赵民负责托关系找朋友联络幼儿园，看起来比高宇新的任务整齐单一，可做起来却十分艰难。一家又一家的幼儿园，在得知他们女儿的情况后，无一例外地“拒收”。眼看着女儿早就过了入托年龄，依然由母亲全天候陪着在专业机构接受着专业培训，没有机会和普通的小朋友一起过集体生活，赵民真是心急如焚。最终，还是组织出面协调，将女儿插入了与机关有关系的一家幼儿园的中班，但每天只能上半天。可这已经让赵民夫妇非常感动了，这是女儿与普通小朋友一起学习生活的机会啊！
在训练机构，女儿与其他小朋友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可在幼儿园，女儿各方面都相差很多。那一次公开课，赵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参加的，他太想看看女儿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情形了！可是，一进教室他就感到了心酸，没有小朋友愿意和女儿一起玩游戏，她被冷落在一旁。老师叫女儿回答问题时，女儿刚站起来还没开口，就招来了小朋友的哄笑。
这是女儿融入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赵民和妻子总能在难过之后重新积聚力量，在短暂的动摇之后更加坚定。五年来，他们的家搬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为了方便女儿训练和上课；五年来，他们一有假期就带女儿出去玩，目的是让女儿更多地接触社会和自然。五年来，他们牺牲了所有的娱乐时间，始终与女儿相依相伴。
生活的重负，没有丝毫影响赵民的工作。他致力于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在银行业风险监测与评估、金融风险处置、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任务繁重时，他不仅加班加点，还主动放弃年休假，仅2013年加班就达57天。他先后获得人民银行“青年岗位能手”“优秀党员”等称号，还荣获了化解金融风险突出贡献奖。妻子辞职在家专心照料女儿，让他特别放心，但工作之余，他还是竭尽全力替妻子分担，一起去上家长培训班，早晨送孩子上学，晚上回家陪孩子做功课、玩游戏。他担心妻子脱离社会过久，鼓励支持她每月有几天到朋友开的公司做财务工作。而作为妻子的高宇新也努力承担着一切，尽量不让丈夫分散精力。去香港诊治时，女儿才四岁，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她一人带着女儿提着一只大箱子，人生地不熟地经过了四天的辗转。事后讲起，自己都惊叹当时的勇气。
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于自闭症，应该是百倍努力一分回报。目前，赵民的女儿正在普通小学上二年级。以前，赵民拥抱女儿，女儿两臂松松地垂着，没有一点儿回应。这几天早晨送女儿上学，赵民伸出手来，女儿已经有意识去牵了。更让赵民和高宇新激动的是，晚上赵民加班不回家，女儿会主动问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这说明她感到了需要和想念，这对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是非常难得的。
女儿的一点点进步都会让赵民和妻子幸福很长一段时间。赵民说，生活改变了他许多，女儿教会了他许多。他和妻子在磨难中获得了成长进步，他们的心态平和了，心胸开阔了，更加理解他人包容他人，更容易获得满足和幸福。现在，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女儿能自理，第二目标是女儿能自立。为此，他们夫妇相携相扶带领着女儿一起向着希望前行着。
2008年5月中旬的一天，赵民和妻子高宇新发现两岁的女儿大小便失禁了，起初，他们以为女儿受了惊吓并没在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好转，还发现女儿不爱说话了。想吃西瓜拿不到，就拉妈妈的手示意妈妈拿给她，也不说“我想吃西瓜”。
那个一个月前还用稚嫩的声音背《三字经》的小姑娘不说话了，那个搂着妈妈脖子将小脸蛋贴在妈妈脸颊表示亲昵的“小天使”不理人了。赵民夫妇带女儿去公园玩，“丢下”她躲在一旁观察，女儿若无其事地玩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也不知道找爸爸妈妈。
女儿的状态就像自由落体一样，不但无法停住，还在加速下跌。赵民夫妇深感无法把控的恐惧，赶紧带女儿就医。6月11日，那是他们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一纸诊断书，无情地宣告了他们不愿相信的结果：自闭症。
“三翻六坐八爬”，女儿的哪一步发育都没落后于人，从叫“爸爸妈妈”到主谓宾一项不缺的整句表述，孩子的语言能力可以说是超前的！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是不是误诊？于是，夫妇俩抱着热切的希望带女儿跑更权威的医院，第二家，第三家，不同的医院，诊断的结果却完全相同。并且，医生告知，自闭症目前还是医学难题，全世界尚无完全治愈的病例。
对于任何父母，这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深夜，赵民夫妇看着熟睡的女儿，多么希望这是一场梦啊。高宇新哽咽着问赵民：“明天早晨，太阳升起，一觉醒来的女儿，还会是以前那个健康活泼的女儿。是不是？是不是？”赵民握着妻子的手，连连说：“是的，是的。”可是，无情的现实却是连这样的梦都不让他们做完整。女儿下半夜就醒了，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又入睡。这，也是自闭症的一个表征。
对于突然变故，只有两种选择，懦者转身逃避，勇者挺胸向前。赵民和妻子无疑是后者。他们咨询了许多专业机构，分析了大量信息之后，针对女儿的病情，做出了如下决定：第一，作为母亲，高宇新辞职回家专职陪护女儿；第二，积极寻医问药与康复训练同步进行；第三，全部心血和感情投入到女儿身上，不考虑生第二个孩子。
做出决定不易，执行决定很难，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仍然坚持决定更难。7月，高宇新辞掉了证券公司的高管职务，10月，女儿开始了在康复机构的行为干预和矫正治疗，他们将家从市里搬到了通州的农村。为此，赵民每天上班路上要花费2个多小时。时值金融危机爆发，赵民所在的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承担了大量的危机应对和处置工作，加班加点成为常态，赵民每天早起晚归，其中的辛苦不言自喻。
租的房子没有暖气，他们只能靠电暖气取暖，康复训练不仅在机构进行，回到家还要严格地按着计划接着做。教女儿认识苹果，学会要用三天时间。女儿没有泛化能力，在这个场合教她叫“阿姨”，换了个场合她就不知道了，还要教。艰苦，劳累，这些还不算什么，最致命的是看不到改观，不知道等在前面的是什么。
为了防止孩子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专家建议养小动物。赵民买来了一只小鸡让女儿喂养，小鸡不知饥饱，第二天就撑死了。赵民拎着死掉的小鸡到楼下去埋，天正下着雨，这个硕士研究生毕业、刚过而立之年对生活和事业都有着美好规划的汉子，此刻的心里写满了“绝望”，妻子放弃了事业，精力全部给了女儿，自己将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用在女儿身上，可是，却依然看不到一丝亮光。自从成年就没流过眼泪的他再也挺不住，失声恸哭，泪水和着雨水一起在脸上流淌。
可是，擦干泪水回到家，他目光坚定，依然是这个家的天。他和妻子一起四处打探医治信息，不放过一次机会，将女儿的检测报告寄往美国进行诊断，把孩子的头发寄往日本进行检测。2010年，当得知香港有一家医院能诊断自闭症是否由肠道菌群引发时，便立刻联系前往诊治，但结果是女儿的肠道菌群正常，发病原因依然不明。
每一条医治的线索都让他们满怀希望，但每一次的结果又都复归失望。急过脑过痛过苦过，最终依然理性地接纳、积极地面对：发病原因不明就不用药，这可以说是“科学决策”；康复训练尽管成效不大也缓慢，但还是要坚持，这意味他们的努力付出要一如既往；女儿一定要接受融合教育，无论如何要上普通的幼儿园和小学，而不是专门的机构和培智学校。夫妇两人一人对内，一人对外。高宇新陪女儿做康复训练，阅读有关书籍，向专家请教，和患儿家长交流，几近成为专家。赵民负责托关系找朋友联络幼儿园，看起来比高宇新的任务整齐单一，可做起来却十分艰难。一家又一家的幼儿园，在得知他们女儿的情况后，无一例外地“拒收”。眼看着女儿早就过了入托年龄，依然由母亲全天候陪着在专业机构接受着专业培训，没有机会和普通的小朋友一起过集体生活，赵民真是心急如焚。最终，还是组织出面协调，将女儿插入了与机关有关系的一家幼儿园的中班，但每天只能上半天。可这已经让赵民夫妇非常感动了，这是女儿与普通小朋友一起学习生活的机会啊！
在训练机构，女儿与其他小朋友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可在幼儿园，女儿各方面都相差很多。那一次公开课，赵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参加的，他太想看看女儿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情形了！可是，一进教室他就感到了心酸，没有小朋友愿意和女儿一起玩游戏，她被冷落在一旁。老师叫女儿回答问题时，女儿刚站起来还没开口，就招来了小朋友的哄笑。
这是女儿融入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赵民和妻子总能在难过之后重新积聚力量，在短暂的动摇之后更加坚定。五年来，他们的家搬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为了方便女儿训练和上课；五年来，他们一有假期就带女儿出去玩，目的是让女儿更多地接触社会和自然。五年来，他们牺牲了所有的娱乐时间，始终与女儿相依相伴。
生活的重负，没有丝毫影响赵民的工作。他致力于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在银行业风险监测与评估、金融风险处置、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任务繁重时，他不仅加班加点，还主动放弃年休假，仅2013年加班就达57天。他先后获得人民银行“青年岗位能手”“优秀党员”等称号，还荣获了化解金融风险突出贡献奖。妻子辞职在家专心照料女儿，让他特别放心，但工作之余，他还是竭尽全力替妻子分担，一起去上家长培训班，早晨送孩子上学，晚上回家陪孩子做功课、玩游戏。他担心妻子脱离社会过久，鼓励支持她每月有几天到朋友开的公司做财务工作。而作为妻子的高宇新也努力承担着一切，尽量不让丈夫分散精力。去香港诊治时，女儿才四岁，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她一人带着女儿提着一只大箱子，人生地不熟地经过了四天的辗转。事后讲起，自己都惊叹当时的勇气。
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于自闭症，应该是百倍努力一分回报。目前，赵民的女儿正在普通小学上二年级。以前，赵民拥抱女儿，女儿两臂松松地垂着，没有一点儿回应。这几天早晨送女儿上学，赵民伸出手来，女儿已经有意识去牵了。更让赵民和高宇新激动的是，晚上赵民加班不回家，女儿会主动问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这说明她感到了需要和想念，这对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是非常难得的。
女儿的一点点进步都会让赵民和妻子幸福很长一段时间。赵民说，生活改变了他许多，女儿教会了他许多。他和妻子在磨难中获得了成长进步，他们的心态平和了，心胸开阔了，更加理解他人包容他人，更容易获得满足和幸福。现在，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女儿能自理，第二目标是女儿能自立。为此，他们夫妇相携相扶带领着女儿一起向着希望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