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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框架”概念自其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各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陆续发展为一项重要理论。本文通过对“框架”概念源流和理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历程和成果，也发现了一些基于当前传播格局下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传播权力泛化背景下框架理论本身研究及理论应用也亟待创新和突破。最后，本文以当下互联网传播格局和信息环境为背景，对国内框架理论研究提出三点展望：理论内涵及阐释的发展与更新;新媒体环境下的理论应用深化;国际传播格局下的文化视角研究。
【关键词】 框架 框架分析 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
一、框架理论的源流与发展
1955年，人类学家贝特森在论文《游戏与幻想理论》中首次提出了“框架”这一概念，指传播行为中的双方对于解释其传递符号所共享的一套诠释规则。随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此产生了不同的探讨，复旦大学教授潘忠党和美国学者科斯基（Pan & Kosicki，1993）将两个领域对于框架理论的探讨总结为两条源流[1]：其一是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74）最早将“框架”一词引入大众传播领域，他在《框架分析》中将“框架”定义为个人具有的一种认知结构，他认为“框架能夠帮助人们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信息”[2];其二是认知心理学领域，艾克森基恩在其著作《认知心理学》中将“框架”解释为一种“基模”[3]，即人们脑中所存在的，理解并赋予所接收信息意义的一套认知结构。基模侧重于分析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以及认知背后的心理结构，而戈夫曼对于“框架”的定义则更加强调“框架”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
框架理论又称框架分析，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新闻传播领域，90年代后传入国内，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所关注的重要理论。众多学者对于“框架”一词的概念界定在细节上也有所不同。恩特曼（Entman，1993）将“框架”视为一种媒介研究范式，认为“框架”能够强调事物的某种定义，阐释事物之间的关系、道德评价以及示意某种解决方法，以此来凸显事物的某些特点和属性[4];美国学者盖姆森（Gamson，1989）则认为“框架”是一组具备组织性的、为事件提供阐释意义的核心观点。潘忠党提出框架理论包含三大研究领域——话语、话语的建构和话语的接收[5]。这三大范畴也提示了框架分析的三大研究领域：1.研究生产过程的生产框架;2.进行文本分析的内容框架;3.探究影响效果的影响框架，或者叫受众框架。“生产、内容、影响”的分类方式也为后来我国多数学者在进行框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时所沿用。
二、国外框架理论研究综述
框架理论自引入大众传播领域起，一直是传播学界所关注的重点理论。国外学者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较为全面和深入，包括对其理论本身的研究、“框架”内涵和源流的探讨;也包括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对新闻框架的形成、演变、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以及针对新闻报道案例所进行的框架分析，例如恩特曼和麦库姆斯（McCombs，2004）等学者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在一些重大事件报道中所采用新闻框架的建构过程和动态变化。
框架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与应用，但众多学者对于其概念的阐释和界定一直以来尚为形成统一意见。恩特曼认为，框架分析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案例分析的新视角，其应用无处不在，但框架理论仍是一个“零散的”“破碎的”范式。在论文《框架：对断裂范式的澄清》中，恩特曼尝试对“框架”进行定义的同时，也提出了新闻框架的四种功能：提供问题定义、阐释事件缘由、提供道德评判、暗示解决方法。坦卡德（Tankard，1991）在论文《媒介框架：概念和测量的方法》中探究了框架分析的研究方法，总结归纳了以往各学者的观点，并肯定了盖姆森等人“框架是新闻内容的中心观点”的框架定义。
国外学者在对框架理论的研究中，经常将框架理论与启动效应、议程设置等理论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概念内涵与理论应用。对于框架理论、启动效应和议程设置这三个理论，塞缪尔（Samuel L.Popkin，1994）认为它们的内涵十分相似，实际应用中可以互换。麦库姆斯（2001）则将框架看作是议程设置的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当中的核心部分。
三、国内框架理论研究综述
框架理论引入国内以后，国内学者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热度高但对于理论本身关注较少，认识论研究不足，采用框架分析进行的实证研究较多。本文对近年来国内框架理论研究成果做一次梳理。
框架理论引入国内后，不少传播学者对理论提出新的理解。复旦大学教授黄旦（2005）认为，框架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媒介的生产，即媒介如何建构意义并影响受众对于事物的认知。框架理论的研究应该聚焦于功能主义视角，新闻生产中媒介产品的文本建构或者生产框架分析应该是理论的研究重点。[6]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传播格局的不断演变，国内利用框架分析对于新闻报道的实证研究的重心也从最开始报纸等传统媒体逐渐转向以网络媒体为主的新兴媒体。例如孟令晋、郑勇华（2020）7通过收集整理5家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平台的疫情相关报道，分析了国内主流媒体在新冠疫情系列报道当中新闻框架的建构和应用，发现人民日报、新华网、湖北日报等媒体均以“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为准则建构新闻框架，注重正面宣传效益，积极推动了社会应对疫情时的处置工作。同时，各媒体之间的报道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包括知识科普、一线采访、疫情动态跟踪等方面，框架各有侧重并形成互补。
新兴媒体的勃兴不断重构着信息传播格局，传统新闻报道的生产框架和影响框架在新环境下的应用面临着许多挑战。李劭强（2018）从近年来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出发，指出主流媒体新闻框架建构在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逐渐变得碎片化和多元化，传播权力泛化带来的话语权分散也使得新闻框架难以适用于当下的信息环境和舆论场域。随着传统受众不断被互联网赋权，传播权的分化和去中心化重构着信息传播格局，框架理论的应用研究也亟需突破与创新。 四、未来框架研究展望
自互联网引入我国起，媒介科技和信息通讯技术更迭迅速，以适应新信息环境的需求，媒体融合亦成大势所趋。官媒、民媒、自媒体三足鼎立的新传播格局之下，主流媒体新闻框架建构逐渐失效，网络环境下主流舆论的引导以及社会共识的凝聚变得尤为重要。同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当中，我国外宣格局的建设亟需完善和加强。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于国内框架理论研究提出三点展望：
4.1理论内涵及阐释的发展更新
国内关于框架理论相关的研究中，对于分析特定新闻事件的实证研究较多，而对于理论本身概念的阐述、框架的形成、理论动态的发展关注较少。场域不断在变化，情景不断被重构，在持续的变动中提出更适应新环境的理论阐释，从宏观的形成过程和微观的实证研究上共同把握，有助完善框架理论研究结构体系和理论应用。
同时，任何理论都应当遵循动态发展的过程。框架理论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和其它理论进行相互联系和整合。例如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或是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相关理论的整合有助于从微观到宏观上完善和深化理论研究体系，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传播效果研究范式也会在理论联动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和更新。
4.2新媒体环境下的理论应用深化
在网络媒体日益勃兴和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框架理论的应用需要关注到传播手段的复杂化和传播主体的泛化。视频、图文、HTML5、数据新闻等内容载体和形式逐渐融入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框架分析对象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新闻文本或者单一媒体机构，而需要在宏观的网络传播格局下进一步发展框架分析研究。
随着技术的不断变革，在媒介化社会的语境下，泛众传播让新闻生产框架变得多元而无所适从，而舆论引导又成为当下舆论工作要务。主流媒体想要在混杂的舆论场域中引导新闻专业主义的归位，其媒介框架的应用就需要考量到多主体的传播情景和纵横交织的社会诉求，新闻生产框架亟待更彻底、更大胆的创新，以及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其应用。
4.3国际传播格局下的文化视角研究
國家的对外传播和宣传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从宏观的文化视角对国际传播进行对比框架分析，有助揭示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外媒介背后的新闻框架建构过程，反映其报道的新闻立场和方针，为我国对外宣传和舆论工作提供详实的理论支持。目前国内对于国际报道的框架分析研究较少，尚不成体系，需要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积累经验。
参 考 文 献
[1] Pankosicki G Z . Framing Analysis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3.
[2]E.Goffman.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M] .New York： Harper &Row，1974.
[3]艾森克，基恩.认知心理学[M].高定国，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Entman，R.M（1993）.Framing：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4）.
[5] 潘忠党. 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 [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6 （1） .
[6]黄旦. 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31-232.
[7]孟令晋，郑勇华.主流新媒体“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框架分析——基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的报道[J].东南传播，2020（09）：27-31.
李凌宇（2000），男，汉族，四川广安，本科，学生，研究方向：网络与新媒体。
【关键词】 框架 框架分析 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
一、框架理论的源流与发展
1955年，人类学家贝特森在论文《游戏与幻想理论》中首次提出了“框架”这一概念，指传播行为中的双方对于解释其传递符号所共享的一套诠释规则。随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此产生了不同的探讨，复旦大学教授潘忠党和美国学者科斯基（Pan & Kosicki，1993）将两个领域对于框架理论的探讨总结为两条源流[1]：其一是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74）最早将“框架”一词引入大众传播领域，他在《框架分析》中将“框架”定义为个人具有的一种认知结构，他认为“框架能夠帮助人们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信息”[2];其二是认知心理学领域，艾克森基恩在其著作《认知心理学》中将“框架”解释为一种“基模”[3]，即人们脑中所存在的，理解并赋予所接收信息意义的一套认知结构。基模侧重于分析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以及认知背后的心理结构，而戈夫曼对于“框架”的定义则更加强调“框架”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
框架理论又称框架分析，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新闻传播领域，90年代后传入国内，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所关注的重要理论。众多学者对于“框架”一词的概念界定在细节上也有所不同。恩特曼（Entman，1993）将“框架”视为一种媒介研究范式，认为“框架”能够强调事物的某种定义，阐释事物之间的关系、道德评价以及示意某种解决方法，以此来凸显事物的某些特点和属性[4];美国学者盖姆森（Gamson，1989）则认为“框架”是一组具备组织性的、为事件提供阐释意义的核心观点。潘忠党提出框架理论包含三大研究领域——话语、话语的建构和话语的接收[5]。这三大范畴也提示了框架分析的三大研究领域：1.研究生产过程的生产框架;2.进行文本分析的内容框架;3.探究影响效果的影响框架，或者叫受众框架。“生产、内容、影响”的分类方式也为后来我国多数学者在进行框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时所沿用。
二、国外框架理论研究综述
框架理论自引入大众传播领域起，一直是传播学界所关注的重点理论。国外学者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较为全面和深入，包括对其理论本身的研究、“框架”内涵和源流的探讨;也包括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对新闻框架的形成、演变、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以及针对新闻报道案例所进行的框架分析，例如恩特曼和麦库姆斯（McCombs，2004）等学者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在一些重大事件报道中所采用新闻框架的建构过程和动态变化。
框架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与应用，但众多学者对于其概念的阐释和界定一直以来尚为形成统一意见。恩特曼认为，框架分析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案例分析的新视角，其应用无处不在，但框架理论仍是一个“零散的”“破碎的”范式。在论文《框架：对断裂范式的澄清》中，恩特曼尝试对“框架”进行定义的同时，也提出了新闻框架的四种功能：提供问题定义、阐释事件缘由、提供道德评判、暗示解决方法。坦卡德（Tankard，1991）在论文《媒介框架：概念和测量的方法》中探究了框架分析的研究方法，总结归纳了以往各学者的观点，并肯定了盖姆森等人“框架是新闻内容的中心观点”的框架定义。
国外学者在对框架理论的研究中，经常将框架理论与启动效应、议程设置等理论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概念内涵与理论应用。对于框架理论、启动效应和议程设置这三个理论，塞缪尔（Samuel L.Popkin，1994）认为它们的内涵十分相似，实际应用中可以互换。麦库姆斯（2001）则将框架看作是议程设置的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当中的核心部分。
三、国内框架理论研究综述
框架理论引入国内以后，国内学者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热度高但对于理论本身关注较少，认识论研究不足，采用框架分析进行的实证研究较多。本文对近年来国内框架理论研究成果做一次梳理。
框架理论引入国内后，不少传播学者对理论提出新的理解。复旦大学教授黄旦（2005）认为，框架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媒介的生产，即媒介如何建构意义并影响受众对于事物的认知。框架理论的研究应该聚焦于功能主义视角，新闻生产中媒介产品的文本建构或者生产框架分析应该是理论的研究重点。[6]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传播格局的不断演变，国内利用框架分析对于新闻报道的实证研究的重心也从最开始报纸等传统媒体逐渐转向以网络媒体为主的新兴媒体。例如孟令晋、郑勇华（2020）7通过收集整理5家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平台的疫情相关报道，分析了国内主流媒体在新冠疫情系列报道当中新闻框架的建构和应用，发现人民日报、新华网、湖北日报等媒体均以“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为准则建构新闻框架，注重正面宣传效益，积极推动了社会应对疫情时的处置工作。同时，各媒体之间的报道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包括知识科普、一线采访、疫情动态跟踪等方面，框架各有侧重并形成互补。
新兴媒体的勃兴不断重构着信息传播格局，传统新闻报道的生产框架和影响框架在新环境下的应用面临着许多挑战。李劭强（2018）从近年来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出发，指出主流媒体新闻框架建构在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逐渐变得碎片化和多元化，传播权力泛化带来的话语权分散也使得新闻框架难以适用于当下的信息环境和舆论场域。随着传统受众不断被互联网赋权，传播权的分化和去中心化重构着信息传播格局，框架理论的应用研究也亟需突破与创新。 四、未来框架研究展望
自互联网引入我国起，媒介科技和信息通讯技术更迭迅速，以适应新信息环境的需求，媒体融合亦成大势所趋。官媒、民媒、自媒体三足鼎立的新传播格局之下，主流媒体新闻框架建构逐渐失效，网络环境下主流舆论的引导以及社会共识的凝聚变得尤为重要。同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当中，我国外宣格局的建设亟需完善和加强。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于国内框架理论研究提出三点展望：
4.1理论内涵及阐释的发展更新
国内关于框架理论相关的研究中，对于分析特定新闻事件的实证研究较多，而对于理论本身概念的阐述、框架的形成、理论动态的发展关注较少。场域不断在变化，情景不断被重构，在持续的变动中提出更适应新环境的理论阐释，从宏观的形成过程和微观的实证研究上共同把握，有助完善框架理论研究结构体系和理论应用。
同时，任何理论都应当遵循动态发展的过程。框架理论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和其它理论进行相互联系和整合。例如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或是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相关理论的整合有助于从微观到宏观上完善和深化理论研究体系，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传播效果研究范式也会在理论联动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和更新。
4.2新媒体环境下的理论应用深化
在网络媒体日益勃兴和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框架理论的应用需要关注到传播手段的复杂化和传播主体的泛化。视频、图文、HTML5、数据新闻等内容载体和形式逐渐融入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框架分析对象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新闻文本或者单一媒体机构，而需要在宏观的网络传播格局下进一步发展框架分析研究。
随着技术的不断变革，在媒介化社会的语境下，泛众传播让新闻生产框架变得多元而无所适从，而舆论引导又成为当下舆论工作要务。主流媒体想要在混杂的舆论场域中引导新闻专业主义的归位，其媒介框架的应用就需要考量到多主体的传播情景和纵横交织的社会诉求，新闻生产框架亟待更彻底、更大胆的创新，以及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其应用。
4.3国际传播格局下的文化视角研究
國家的对外传播和宣传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从宏观的文化视角对国际传播进行对比框架分析，有助揭示不同国家或地区对外媒介背后的新闻框架建构过程，反映其报道的新闻立场和方针，为我国对外宣传和舆论工作提供详实的理论支持。目前国内对于国际报道的框架分析研究较少，尚不成体系，需要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积累经验。
参 考 文 献
[1] Pankosicki G Z . Framing Analysis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3.
[2]E.Goffman.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M] .New York： Harper &Row，1974.
[3]艾森克，基恩.认知心理学[M].高定国，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Entman，R.M（1993）.Framing：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4）.
[5] 潘忠党. 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 [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6 （1） .
[6]黄旦. 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31-232.
[7]孟令晋，郑勇华.主流新媒体“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框架分析——基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的报道[J].东南传播，2020（09）：27-31.
李凌宇（2000），男，汉族，四川广安，本科，学生，研究方向：网络与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