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月25号,《南方周末》刊登了王彬彬举报汪晖抄袭的文章,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几位学者随即在各媒体发声,集体挺汪,一些著名学术论坛也对抄袭事件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宽容,同时却声称要对举报者王彬彬的“动机和来头”进行围剿盘查。在王彬彬看来,汪晖迟迟未到的回应已不再重要。学术界这场为抄袭行为辩护的游戏本身比一个偶发的抄袭行为更显得“有趣”。
4月5日上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接到《南都周刊》记者电话时有点激动。这是他“举报”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走向公众视野后的第10天,王彬彬从一开始就期待的“学术界的严肃回应”却迟迟没有到来。
“我不是个搞人的人,我从来没有想把汪晖放倒的意思,我跟他无冤无仇。我就是发现了这么一本书,里面有严重的抄袭问题。现在我把证据都拿出来,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是他们说什么呢?调查我的动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王彬彬在电话里高声说道。
“纠察队长”王彬彬
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最初发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3月25日被《南方周末》再次刊载后成为了公众话题,更在学术界激起了热议。
《反抗绝望》原名为《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是前任《读书》杂志主编、现清华大学教授汪晖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它是汪晖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力重大的学术名著。对于为何对汪晖这本诞生于20年前的专著产生兴趣,王彬彬的解释是:“我也教现代文学,讲鲁迅,有不少学生写论文时会提到或引用这本书,我觉得有必要看一下,否则不好指导学生。”
2009年夏天,王彬彬阅读了该书200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经汪晖亲自修订的新版。与其他几本书对比之后,王彬彬发现汪晖在《反抗绝望》的写作中存在“明显而严重的剽窃行为”。
王彬彬指出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张汝伦等四人的五部专著。他将汪晖的抄袭手法归为4类: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抄式。《反抗绝望》中汪晖的抄袭涵盖了这所有方式。其中,汪晖对勒文森的著作《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抄袭尤为明显。王彬彬举例了勒文森的一段论述: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在《反抗绝望》里将其全盘挪用,除了去掉了一个顿号,就只是将所有梁启超的名字替换成了鲁迅。
“读者(读到这里)应该已经笑起来了!”王彬彬有些得意。
风波的另一方当事人汪晖却缺席了。正在国外出席学术会议的他通过短信回复媒体:“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3月27日,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率先回应汪晖涉嫌抄袭问题。钱理群说,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存在引文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他坦言自己和汪晖走得比较近,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对于该书的成书过程也比较清楚。钱理群强调,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于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都认为王彬彬举出的例子中,汪晖是犯了引文、注释不规范等“技术问题”,但不涉及“道德层面的剽窃”。
“王彬彬一文很大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他在文中大谈文风,我恰恰对他的文风很反感。你看他在文章里那种冷嘲热讽、那种得意洋洋,让人不舒服,这不利于善意的批评。”赵京华说。
王彬彬军人出身,作为文学批评家一向以“酷评”著称,王蒙、余秋雨、金庸、王朔等都曾受过他的口诛笔伐。张扬跋扈的文风让王彬彬树敌不少。
同一天,一篇名为《学术“私律”与“莫须有”》的帖子出现在了豆瓣网上,作者“钟彪”对王彬彬的大部分观点进行了驳斥:对于汪晖已注明“参见某某书”的很多引用,王彬彬认为是一种“掩耳盗铃式抄袭”,钟彪则直斥王彬彬过于苛责,并指责王彬彬对于“偷意”一词的界定相当随意。
“王彬彬的批评方法不好,会模糊焦点。”青年学者杨早认为。王彬彬写文章随心所欲,只求痛快淋漓,很容易让读者对他个人产生反感——反而忽略了他的批判对象。
“又一轮对汪晖的围剿开始了。”ID名为“苏门答腊”的网友说,他是豆瓣汪晖小组里的活跃分子。“王彬彬想把事情闹大,不过现在声响还不够。”
汪晖小组里的大部分组员对王彬彬的批评无法认可。一些人认为,“学术本来就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眺望”、“按照王老师的说法,他名字的第三个字彬抄袭了第二个彬。”另一些人认为王彬彬“文风幼稚、专骂人”,可以不予理会。还有一种怀疑占据了小组讨论里的不小板块。一位名叫“自由派肥操”的网友提问:“汪晖是得罪什么人了吗?是因为他立场上倾向新左派,且有影响力,于是某些人就要弄他吗?”“如果只是一篇学术争论,为什么在《文艺研究》登过后还要发在《南方周末》这种大众媒体上?”
这项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一向以来,《南方周末》被认为是“自由派”的阵营,思想立场上与汪晖所代表的“新左派”相对立。南方周末刊发王彬彬的反汪之文,亦被某些网友解读为若干年前一场派系之争的延续。
“一稿两投是很正常的,只要编辑接受,我为什么不可以?《文艺研究》删了我两千多字,《南方周末》全文刊发,我当然要发。”在谈到这个话题时,王彬彬提高了嗓门,火气明显上来。“《南方周末》的阅读版,每期1万多字的批评,新书旧书都有,谁的都能批,为什么一批到汪晖就这么多人敏感?我倒想知道呢。”
剽窃,还是学术失范?
争论很快淹没了天涯、关天茶舍等各大思想论坛。仅以豆瓣小组为例,除“汪晖”组外,“读品”、“读书”等小组首页上的话题也全部被汪晖事件覆盖。“挺汪”和“反汪”网友各自为政,激辩不已。一方面,“反汪派”不断提出汪晖抄袭的新证,网友欧文、VIVO等发掘出《反抗绝望》抄袭所涉对象还包括李龙牧、陈瘦竹等作者的论文以及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Mclellan)的著作。另一方面,一些关于此事讨论的言辞激烈的帖子频频被删。网友心岳曾在“中国思想论坛”发帖转载王彬彬文,帖子立即被删,甚至很快被禁止发言。该论坛的回应是:“事件在学术界已澄清,论坛希望冷却有关讨论。”
“学术界效率好高。”心岳感叹。
在各种为汪晖辩护的声音中,“往复论坛”上ID“孟繁之”的声音也相当抢耳:“我觉得这事倒反映了汪晖早年做研究生时的刻苦用功,这做卡片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能毕其功的。”
对于这个以北京高校教师注册为主的史学论坛上出现如此言论,“反汪”派网友大呼“学术堕落”。
“为汪晖辩护的人根本拿不出证据嘛,我们一直在拿证据,他们呢,一直在考察我有什么动机、什么阴谋、什么派系之争,这些都是‘文革’式的语言。”王彬彬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太不怕了。”
“我本意是引起学术界讨论,汪晖也说让学术界澄清,但现在学术界讲的什么80年代学术不规范、技术失误,这些名词都是蒙大众、蒙学术圈外人的。学术圈里谁不明白啊?这就是抄袭。”
在对汪晖是否抄袭的界定上,多位学者都提到了“80年代学术不规范”的说法。按照社科院研究员赵京华的说法:“汪晖这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而学术界严格地讲究学术规范是90年代以后的事。”
“我也是80年代读书的人,说80年代没有学术规范是侮辱我们这一代人。”王彬彬对于这种说法非常不屑,“80年代陈平原、李泽厚等人的著作无论引文、注释都相当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被指剽窃的《反抗绝望》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在大陆出版,仅仅过了几个月,汪晖主编办起了《学人》杂志。首次在大陆提倡“学术规范”的,正是这本《学人》。
“退一万步说,我读的是2000年经汪晖亲自修订的版本,80年代的学术不规范问题,经过多次修订,到2000年难道还没有改正吗?”
“如果是说成文的、严格的学术规范,中国学界到现在也没有建立。”同济大学学者王晓渔告诉记者。在西方,学术著作和论文的体例格式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规范,有时研究生只因十几个字母的定语就必须重改整篇报告,《芝加哥手册》或《MLA》指南是人人案头必备书。“但现在我们讨论汪晖的事情,说的是一个人有主观意图的抄袭,这和学术规范成不成文基本没有关系。”王晓渔认为。
在记者就此问题向十多位学者咨询,除秦晖和许纪霖拒绝接受采访外,包括徐友渔、崔卫平、傅国涌、张闳、萧功秦在内的近十位学者均表示,80年代没有学术规范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80年代的小偷就不是小偷吗?”徐友渔反问道。“现在,人们不追究小偷,反倒追查那个抓小偷的人,质问他有什么动机。”
傅国涌则表示,王彬彬做的是完全正常的学术批评,学界应该给予赞赏。“有人说他不通世故,但是现在我们就缺他这样傻的人。”
“学术规范一直都有,这是做学问的人的常识。”63岁的学者陈家琪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当然现在,学术抄袭跟学术利益相关。现在的学术利益比80年代大很多,学术制度很成问题,逼得一些人不得不去抄袭。”
“学术不规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辩解,和网络上大部分辩解一样,这是狡辩。”同样研究鲁迅的学者止庵提出了和钱理群们不一样的看法。“其实我不觉得汪晖这次抄袭的情况本身是大事。真正的问题出在学界和读者对这事的反应上——在郭敬明身上出现过的事现在又出现了一次:你抄,我也拥护你。”
“现在这个世界变得没有是非了,黑白不分。网络上的狡辩我看着很好笑。”
看“大陆学者写的二手书”
博士学位论文被质疑有抄袭嫌疑,该由谁来负责调查?王彬彬强调,汪晖的论文面世已有多时,不该仅仅停留在媒体辩论,也不能仅仅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而应该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
由于缺少中立的、第三方的学术机构来进行日常监督、纠错与惩罚,大量的抄袭仍在明目张胆地进行。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至少有三起论文抄袭事件一度震动学界。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的博士学位论文均被指抄袭。几所高校均被要求对抄袭者认真处理,其结果是,张光芒教授被要求退出了南大现代文学研究中心,黄庆则被西南交大学术委员会认定有抄袭行为,被取消了博士学位与博导资格。
“这些只是学术腐败的冰山一角。”学者傅国涌说。“当前学术界非常恶劣,整个学术体制有问题,犬儒主义、功利主义、拉帮结派盛行。”傅国涌认为汪晖的抄袭“确凿无疑”,但他认为“学术界不会因为一次汪晖被揭发事件风气就变好的。”
截至4月5日,无论是汪晖现任教的清华大学,还是当年授予汪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均未发出任何官方声音。记者采访了同为清华大学学者的秦晖与格非教授,两人均拒绝对汪晖事件发表看法。格非简单地告诉记者:“学校有专人负责处理这个事。”
“这次汪晖不出来回应,钱理群就成了汪晖的官方代言人了,这我不明白。”王晓渔说,“钱理群和汪晖的关系很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的意见根本不能作为第三方意见。”傅国涌也说,研究鲁迅的圈子不大,钱理群的言论更多是对汪晖的个人感情。
对于80年代大陆有无学术规范的看法,香港学人梁文道的看法有些不同。其时他在香港念大学期间常常购读大陆翻译的学术论著,“读得一头雾水”,相反看“大陆学者写的二手书”却别开生面。
“(当时的)许多学者外文不到家,但是领悟力奇高,又肯埋首苦读,一本洋书翻得烂透之后,再下笔就全成了自己的心里话了。”梁文道甚至透露,当时他们玩过这种“学术小游戏”,专门查找那些所谓“原创著作”的真正源头,这一玩不得了,“发现多数今日成名学者早年都当过文抄公”。
“那个年代有谁管学术规范的?我甚至觉得当时学界对抄袭根本有一套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认知,不只不以为耻,还视为稀松平常。”梁文道说,他举例李泽厚也在一套美学译丛的前言里说,80年代的中国大陆,快速引入新知比什么都重要,其余的事将来再说。
“毕竟百废待兴,没人顾得上这些许细节。一本大书没有参考书目、一篇论文的直接引用与作者复述竟然混杂不分,其它毛病就更不待言了。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有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算是学术论著,顶多就是通俗读物,然而,他们还是靠着这种书取得大学里的崇高教职。”梁文道说。而正是这批人,现在把持着各大高校,到底什么是“学术标准”亦由他们来制定。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连读书人算不算抄人家东西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梁文道笑叹,“这三十年走过的路恍如迷雾,我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事人汪晖日前表示,将于4月10日由美国回国,届时将回应正处于风口浪尖的“抄袭门”事件。
该条新闻下,有网友评论,“拼命帮汪晖辩护的人有没有自保的嫌疑?”这次汪王事件或许只是开场。
4月5日上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接到《南都周刊》记者电话时有点激动。这是他“举报”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走向公众视野后的第10天,王彬彬从一开始就期待的“学术界的严肃回应”却迟迟没有到来。
“我不是个搞人的人,我从来没有想把汪晖放倒的意思,我跟他无冤无仇。我就是发现了这么一本书,里面有严重的抄袭问题。现在我把证据都拿出来,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是他们说什么呢?调查我的动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王彬彬在电话里高声说道。
“纠察队长”王彬彬
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最初发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3月25日被《南方周末》再次刊载后成为了公众话题,更在学术界激起了热议。
《反抗绝望》原名为《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是前任《读书》杂志主编、现清华大学教授汪晖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它是汪晖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力重大的学术名著。对于为何对汪晖这本诞生于20年前的专著产生兴趣,王彬彬的解释是:“我也教现代文学,讲鲁迅,有不少学生写论文时会提到或引用这本书,我觉得有必要看一下,否则不好指导学生。”
2009年夏天,王彬彬阅读了该书200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经汪晖亲自修订的新版。与其他几本书对比之后,王彬彬发现汪晖在《反抗绝望》的写作中存在“明显而严重的剽窃行为”。
王彬彬指出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张汝伦等四人的五部专著。他将汪晖的抄袭手法归为4类: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抄式。《反抗绝望》中汪晖的抄袭涵盖了这所有方式。其中,汪晖对勒文森的著作《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抄袭尤为明显。王彬彬举例了勒文森的一段论述: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在《反抗绝望》里将其全盘挪用,除了去掉了一个顿号,就只是将所有梁启超的名字替换成了鲁迅。
“读者(读到这里)应该已经笑起来了!”王彬彬有些得意。
风波的另一方当事人汪晖却缺席了。正在国外出席学术会议的他通过短信回复媒体:“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3月27日,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率先回应汪晖涉嫌抄袭问题。钱理群说,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存在引文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他坦言自己和汪晖走得比较近,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对于该书的成书过程也比较清楚。钱理群强调,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于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都认为王彬彬举出的例子中,汪晖是犯了引文、注释不规范等“技术问题”,但不涉及“道德层面的剽窃”。
“王彬彬一文很大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他在文中大谈文风,我恰恰对他的文风很反感。你看他在文章里那种冷嘲热讽、那种得意洋洋,让人不舒服,这不利于善意的批评。”赵京华说。
王彬彬军人出身,作为文学批评家一向以“酷评”著称,王蒙、余秋雨、金庸、王朔等都曾受过他的口诛笔伐。张扬跋扈的文风让王彬彬树敌不少。
同一天,一篇名为《学术“私律”与“莫须有”》的帖子出现在了豆瓣网上,作者“钟彪”对王彬彬的大部分观点进行了驳斥:对于汪晖已注明“参见某某书”的很多引用,王彬彬认为是一种“掩耳盗铃式抄袭”,钟彪则直斥王彬彬过于苛责,并指责王彬彬对于“偷意”一词的界定相当随意。
“王彬彬的批评方法不好,会模糊焦点。”青年学者杨早认为。王彬彬写文章随心所欲,只求痛快淋漓,很容易让读者对他个人产生反感——反而忽略了他的批判对象。
“又一轮对汪晖的围剿开始了。”ID名为“苏门答腊”的网友说,他是豆瓣汪晖小组里的活跃分子。“王彬彬想把事情闹大,不过现在声响还不够。”
汪晖小组里的大部分组员对王彬彬的批评无法认可。一些人认为,“学术本来就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眺望”、“按照王老师的说法,他名字的第三个字彬抄袭了第二个彬。”另一些人认为王彬彬“文风幼稚、专骂人”,可以不予理会。还有一种怀疑占据了小组讨论里的不小板块。一位名叫“自由派肥操”的网友提问:“汪晖是得罪什么人了吗?是因为他立场上倾向新左派,且有影响力,于是某些人就要弄他吗?”“如果只是一篇学术争论,为什么在《文艺研究》登过后还要发在《南方周末》这种大众媒体上?”
这项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一向以来,《南方周末》被认为是“自由派”的阵营,思想立场上与汪晖所代表的“新左派”相对立。南方周末刊发王彬彬的反汪之文,亦被某些网友解读为若干年前一场派系之争的延续。
“一稿两投是很正常的,只要编辑接受,我为什么不可以?《文艺研究》删了我两千多字,《南方周末》全文刊发,我当然要发。”在谈到这个话题时,王彬彬提高了嗓门,火气明显上来。“《南方周末》的阅读版,每期1万多字的批评,新书旧书都有,谁的都能批,为什么一批到汪晖就这么多人敏感?我倒想知道呢。”
剽窃,还是学术失范?
争论很快淹没了天涯、关天茶舍等各大思想论坛。仅以豆瓣小组为例,除“汪晖”组外,“读品”、“读书”等小组首页上的话题也全部被汪晖事件覆盖。“挺汪”和“反汪”网友各自为政,激辩不已。一方面,“反汪派”不断提出汪晖抄袭的新证,网友欧文、VIVO等发掘出《反抗绝望》抄袭所涉对象还包括李龙牧、陈瘦竹等作者的论文以及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Mclellan)的著作。另一方面,一些关于此事讨论的言辞激烈的帖子频频被删。网友心岳曾在“中国思想论坛”发帖转载王彬彬文,帖子立即被删,甚至很快被禁止发言。该论坛的回应是:“事件在学术界已澄清,论坛希望冷却有关讨论。”
“学术界效率好高。”心岳感叹。
在各种为汪晖辩护的声音中,“往复论坛”上ID“孟繁之”的声音也相当抢耳:“我觉得这事倒反映了汪晖早年做研究生时的刻苦用功,这做卡片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能毕其功的。”
对于这个以北京高校教师注册为主的史学论坛上出现如此言论,“反汪”派网友大呼“学术堕落”。
“为汪晖辩护的人根本拿不出证据嘛,我们一直在拿证据,他们呢,一直在考察我有什么动机、什么阴谋、什么派系之争,这些都是‘文革’式的语言。”王彬彬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太不怕了。”
“我本意是引起学术界讨论,汪晖也说让学术界澄清,但现在学术界讲的什么80年代学术不规范、技术失误,这些名词都是蒙大众、蒙学术圈外人的。学术圈里谁不明白啊?这就是抄袭。”
在对汪晖是否抄袭的界定上,多位学者都提到了“80年代学术不规范”的说法。按照社科院研究员赵京华的说法:“汪晖这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而学术界严格地讲究学术规范是90年代以后的事。”
“我也是80年代读书的人,说80年代没有学术规范是侮辱我们这一代人。”王彬彬对于这种说法非常不屑,“80年代陈平原、李泽厚等人的著作无论引文、注释都相当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被指剽窃的《反抗绝望》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在大陆出版,仅仅过了几个月,汪晖主编办起了《学人》杂志。首次在大陆提倡“学术规范”的,正是这本《学人》。
“退一万步说,我读的是2000年经汪晖亲自修订的版本,80年代的学术不规范问题,经过多次修订,到2000年难道还没有改正吗?”
“如果是说成文的、严格的学术规范,中国学界到现在也没有建立。”同济大学学者王晓渔告诉记者。在西方,学术著作和论文的体例格式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规范,有时研究生只因十几个字母的定语就必须重改整篇报告,《芝加哥手册》或《MLA》指南是人人案头必备书。“但现在我们讨论汪晖的事情,说的是一个人有主观意图的抄袭,这和学术规范成不成文基本没有关系。”王晓渔认为。
在记者就此问题向十多位学者咨询,除秦晖和许纪霖拒绝接受采访外,包括徐友渔、崔卫平、傅国涌、张闳、萧功秦在内的近十位学者均表示,80年代没有学术规范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80年代的小偷就不是小偷吗?”徐友渔反问道。“现在,人们不追究小偷,反倒追查那个抓小偷的人,质问他有什么动机。”
傅国涌则表示,王彬彬做的是完全正常的学术批评,学界应该给予赞赏。“有人说他不通世故,但是现在我们就缺他这样傻的人。”
“学术规范一直都有,这是做学问的人的常识。”63岁的学者陈家琪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当然现在,学术抄袭跟学术利益相关。现在的学术利益比80年代大很多,学术制度很成问题,逼得一些人不得不去抄袭。”
“学术不规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辩解,和网络上大部分辩解一样,这是狡辩。”同样研究鲁迅的学者止庵提出了和钱理群们不一样的看法。“其实我不觉得汪晖这次抄袭的情况本身是大事。真正的问题出在学界和读者对这事的反应上——在郭敬明身上出现过的事现在又出现了一次:你抄,我也拥护你。”
“现在这个世界变得没有是非了,黑白不分。网络上的狡辩我看着很好笑。”
看“大陆学者写的二手书”
博士学位论文被质疑有抄袭嫌疑,该由谁来负责调查?王彬彬强调,汪晖的论文面世已有多时,不该仅仅停留在媒体辩论,也不能仅仅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而应该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
由于缺少中立的、第三方的学术机构来进行日常监督、纠错与惩罚,大量的抄袭仍在明目张胆地进行。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至少有三起论文抄袭事件一度震动学界。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的博士学位论文均被指抄袭。几所高校均被要求对抄袭者认真处理,其结果是,张光芒教授被要求退出了南大现代文学研究中心,黄庆则被西南交大学术委员会认定有抄袭行为,被取消了博士学位与博导资格。
“这些只是学术腐败的冰山一角。”学者傅国涌说。“当前学术界非常恶劣,整个学术体制有问题,犬儒主义、功利主义、拉帮结派盛行。”傅国涌认为汪晖的抄袭“确凿无疑”,但他认为“学术界不会因为一次汪晖被揭发事件风气就变好的。”
截至4月5日,无论是汪晖现任教的清华大学,还是当年授予汪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均未发出任何官方声音。记者采访了同为清华大学学者的秦晖与格非教授,两人均拒绝对汪晖事件发表看法。格非简单地告诉记者:“学校有专人负责处理这个事。”
“这次汪晖不出来回应,钱理群就成了汪晖的官方代言人了,这我不明白。”王晓渔说,“钱理群和汪晖的关系很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的意见根本不能作为第三方意见。”傅国涌也说,研究鲁迅的圈子不大,钱理群的言论更多是对汪晖的个人感情。
对于80年代大陆有无学术规范的看法,香港学人梁文道的看法有些不同。其时他在香港念大学期间常常购读大陆翻译的学术论著,“读得一头雾水”,相反看“大陆学者写的二手书”却别开生面。
“(当时的)许多学者外文不到家,但是领悟力奇高,又肯埋首苦读,一本洋书翻得烂透之后,再下笔就全成了自己的心里话了。”梁文道甚至透露,当时他们玩过这种“学术小游戏”,专门查找那些所谓“原创著作”的真正源头,这一玩不得了,“发现多数今日成名学者早年都当过文抄公”。
“那个年代有谁管学术规范的?我甚至觉得当时学界对抄袭根本有一套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认知,不只不以为耻,还视为稀松平常。”梁文道说,他举例李泽厚也在一套美学译丛的前言里说,80年代的中国大陆,快速引入新知比什么都重要,其余的事将来再说。
“毕竟百废待兴,没人顾得上这些许细节。一本大书没有参考书目、一篇论文的直接引用与作者复述竟然混杂不分,其它毛病就更不待言了。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有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算是学术论著,顶多就是通俗读物,然而,他们还是靠着这种书取得大学里的崇高教职。”梁文道说。而正是这批人,现在把持着各大高校,到底什么是“学术标准”亦由他们来制定。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连读书人算不算抄人家东西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梁文道笑叹,“这三十年走过的路恍如迷雾,我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事人汪晖日前表示,将于4月10日由美国回国,届时将回应正处于风口浪尖的“抄袭门”事件。
该条新闻下,有网友评论,“拼命帮汪晖辩护的人有没有自保的嫌疑?”这次汪王事件或许只是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