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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丛书？丛书就是把两种以上的书编在一起的书。这个名称来源于唐代陆龟蒙的文集《笠泽丛书》。他把自己的歌、诗、赋、颂、铭、记、传、序等各种体裁的作品编成一集，称之为“丛书”。后人则把不同的书编成一套书才称为丛书。宋代人王楙还把自己的杂著笔记称作《野客丛书》，实际上只是一种书。可见丛书这个名称的转义，是宋代以后的事。最早以丛书命名的，大概是明人程荣编的《汉魏丛书》，那是万历年间的事了。
然而，汇编众书为一集的做法，却由来已久。汉代人把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经”，可能已经把它编纂在一起了。至晚在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把蔡邕等人校定的《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书编为《熹平石经》，就是一部经学丛书。它不仅是编，而且也刻了，不过不是刻在木板上而是刻在石碑上而已。可惜的是，现在没有《熹平石经》的整部拓本留传于世。唐文宗时也曾刻过石经，开成二年（836），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 （《旧唐书·文宗纪》），《九经》已经合编为一百六十卷，大概是石经的拓本，显然已视为一套书了。后唐明宗时又依照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广颂天下（《五代会要》卷八），似乎已是整套发行的。此后，“九经”就成为经书的一个总称了。
关于丛书的起源，清代人叶名沣在《桥西杂记》的《丛书》条里说：“宋温陵曾慥集《穆天子传》以下二百五十种为《类说》，是则后世丛书所由昉。”《类说》收书有二百五十种之多，可是它对原书大加删节，实际上是一种摘要性的选本。在叶名沣之前编成的《四库全书》，把《类说》列在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提要说：“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而取其奇丽之语，仍存原目于条首。”如果说这种“杂纂”之书才是丛书的起源，那么马总的《意林》比曾慥《类说》更早，而比《意林》更早的还有梁庾仲容的《子钞》（已佚）和唐魏征的《群书治要》（清末才从日本找回来，所以《四库全书》未收）等书。《四库全书》不收丛书，只在杂家类杂纂之属里收了《意林》《绀林集》《类说》等十一种书。其中包括有《说郛》和《古今说海》两部大书，现代人一般都把它看作丛书了。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丛书之刻始于宋人》条说：“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诚为便于购求之事。宋人《儒學警悟》《百川学海》二者，为丛书之滥觞。”因而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和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也都以俞鼎孙、俞经所编的《儒学警悟》列为丛书之首。叶德辉谈的是“丛书之刻”，因此我们可以暂时不讨论丛书编纂之始的问题。但是谈到丛书的刻印，还是要涉及丛书的界限问题。除上述的《意林》《绀珠集》《类说》等书早有刻本之外，还有合集和自著全集算不算丛书，也还需要讨论。如《中国丛书综录》总集类所收的《晋二俊文集》（陆机、陆云的合集），刻于庆元六年 （1200），比刻于嘉泰二年（1202）的《儒学警悟》还早两年。《中国丛书综录》独撰类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的自著丛书类都著录了《陆放翁全集》之类的书。如果自著全集可以算是丛书的话，那么像收有《归田录》《集古录跋尾》等专著的欧阳修《居士集》，收有《天彭牡丹谱》《人蜀记》等专著的陆游《渭南文集》等，也都可以算是丛书了。不过现存的《渭南文集》刻于嘉定十三年（1220），晚于《儒学警悟》；而欧阳修《居士集》初刻于绍熙二年（1191）的本子已经不存，现存的是元代重刻本了。总之，宋刻本的自著文集往往收入各种著作，清人章学诚据此认为唐宋大家的文集应属子部（《校雠通义·宗刘第二》），现在列人丛部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至于收书是否完整，似乎也是丛书的标准之一。有人认为像《说郛》之类的节钞本就不能算丛书，又未免太苛刻了一些。《四库全书》不收丛书，所以把《说郛》之类的书列在杂家类杂纂之属。《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丛部”都收录了《说郛》及类似的丛书如《古今说海》《说郛续》等。如果要求丛书所收的必须是全书的话，那么有许多辑佚汇编之类的书也都算不上丛书了。当然，如果在目录里还保留着杂家类杂纂之属的类目，也不妨把一部分书列为杂纂，不过区分起来是很难的。因此各家书目的分类法略有不同，也不能强求一致。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汇编和类编两大类（如《中国丛书综录》），也可以分为普通丛书、专科丛书和地方丛书三大类（如《丛书集成初编目录》），也有人分为汇编丛书、地方丛书、家集丛书和自著丛书四大类（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研究者来说，专科丛书当然最便于使用，但以往专科丛书不多，尤其大部头的丛书都是汇编性质的。其特点是各科兼收，如叶德辉所说的“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其缺点是卷帙太大，个人往往无力购置，也不一定实用。所以当代编印的丛书，多数是以类相从的专科系列了。
清代人编的丛书很多，最大的一部丛书就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乾隆以前重要的古书差不多都已收入了。现在有了影印本，一般较大的图书馆都已人藏，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利用。为什么说“有选择”呢？因为《四库全书》的书并不全是好版本，如果某一种书已经有了新的注本、校点本、标点本，就可以不必用《四库》本了。还有其他古本、珍本、精校精注本的书，也不必再用《四库》本。除非进行专题研究，还需要用《四库》本来校勘一下，看看它有没有独特的地方。
现代人编的丛书，有一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是把一百部丛书汇编而成的大丛书。1935年，商务印书馆选定宋、元、明、清四代的丛书一百部，编成《丛书集成》，分批出版，原计划分订四千册，每册一号，共四千号，已出了三千四百六十七册，不幸遇上抗日战争爆发，出书中断，就成为功亏一篑的未完工程。就是这样一部没有出齐的丛书，在五十年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原来许多罕见的书就可以在《丛书集成》里找到了。 1983年，中华书局在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后，重印了已出的部分。接着，又陆续补印了未出的五百三十三册，于是《丛书集成》终于成为全璧了。 《丛书集成》在出版专家张元济先生的倡导下，设计非常周密，从它的凡例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许多特点。如：
丛书百部的选择标准，以实用与罕见为主；前者为适应需要，后者为流传孤本。
所选丛书的子目约六千种。一书互见于几种丛书的，去其重复，实存四千一百种。一书在不同丛书中，详略不一者，取最足之本；其同属足本，无校注者取最前出之本，有校注者取最后出之本。
为了经济实用，绝大部分以五号字排印，并加了断句。有不宜排印者则改为影印。
各书顺序，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编了目录，便于检索。这是一个按学科分类的书目，把丛书的子目分类编目法推进了一步。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录前有一个《丛书百部提要》，对每一部丛书作了精当概括的解题。虽然只有一百篇，但学术性很强，完全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至今还是最早的一部丛书总目提要。
《丛书集成》所选的，都是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丛书。从内容来说，所收普通丛书八十部，即汇编性的丛书，占了绝大多数。专科丛书十二部，下分经学二部、小学三部、史地二部、目录学一部、医学二部、艺术一部、军学一部。从数量来看专科丛书的确不多，这应该说是时代的局限，因为《集成》收书至清刊为止。地方丛书八部，其内容实际上还是综合性的。
本书集古今丛书之大成，收书种数比《四库全书》还多出百分之十八强。不少罕见的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而大部分的书还是比较实用的。由于它书价低，占地小，中小型的图书馆入藏了一部《丛书集成》，就等于具备了一百部丛书，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丛书集成》所取版本有不少优点，我们可以把它与《中国丛书综录》的著录略作比较。如《集成》所收的《三代遗书》是重印本，已经增补了一种《三坟》；而《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还是初印本，只有六种。又如《稗乘》，《集成》所收的是孙幼安校刊本，与《四库全书》杂家类存目著录的版本相同；而《综录》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黄昌龄重印本著录。黄本妄加挖改，把孙幼安改成黄昌龄，《晋文春秋》书前原署“秣陵陈玄胤校”也改作“新安黄昌龄校”，实际上是冒名顶替（参看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又如《宜稼堂丛书》，《集成》所收的有十二种，而《综录》所著录的只有七种。《粤雅堂丛书》，《集成》所收的有二百零八种，而《综录》所著录的只有一百八十种。《丛书百部提要》曾有说明：“始于道光庚戌，至咸丰乙卯，成二十集，凡一百二十八种。后又成续集，凡五十八种。继以三编，至同治壬戌，成十二种，事忽中止。至光绪乙亥，又成十種，而三编以毕。……亦有编全书为三十集者，续集中之《孝经音义》《东观奏记》《疑龙经》《撼龙经》反未刊入，岂重编时版已散佚耶？”《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正是分为三十集的版本。
前人编印丛书一般都是随刻随印，陆续出版，没有总的目录，各家藏本往往多少不一。从总的情况看，《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是全国四十一家图书馆所藏的丛书，书目比《丛书集成》多二十七倍，好的版本当然比《集成》更多，但《集成》编印得早，也有它的优越之处。
《集成》收书的版本都经过认真的选择，如凡例所规定的，“详略不一者，取最足之本；其同属足本，无校注者取最前出之本，有校注者取最后出之本”。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因此每种书的前面都有版本取舍的说明，有的书还作了相当认真的校勘。如《孔氏谈苑》书前扉页后面印上了一段很长的说明：
本馆《丛书集成》初编所选《宝颜堂秘笈》《艺海珠尘》皆收有此书。《宝颜》本四卷，《艺海》本五卷，内容同。《宝颜》本讹脱较多，故据《艺海》本排印，有讹脱处则据《宝颜》本改正。又如《虢石》条“援手刮之”，《宝颜》“援”作“缓”；《王彦祖梦人告试题》条“其后过试”，《宝颜》作“第后过省”；《跋祭》条“遣太常礼院官”，《宝颜》“遣”作“知”；《竦议五路进讨》条“营幕中”，《宝颜》作“营汉中”……皆未敢擅改，而录《宝颜》本异文于此。
校勘做得比较细致，可惜的是还没有用《唐宋丛书》作校勘，而且在异文的取舍上也有失误，如卷一《生前嫁妇死后休妻》条中的“王雱”，实当据《宝颜》本和《唐宋》本作“王旁”，是王安石的次子（参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又如《新编分门古今类事》，用的是《十万卷楼丛书》本，卷六《群玉仙籍》条原有十个缺字，都作空框，而《集成》本却分别补上了“曰某黼黻庙堂”和“某固是玉”十个字，实在是错误的，当据《青琐高议》作他校。如果编者是根据别本校补的，也应该说明来源。
《丛书集成》所选大多数都是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较高的丛书，但也有个别选择不精的。例如《龙威秘书》是从前人丛书中摘抄汇集而成的一部再生品，其第一集“汉魏丛书采珍”是从《汉魏丛书》选辑而来，第四集“晋唐小说畅观”大体是根据《五朝小说》和《唐人说荟》翻印的，第五集“古今丛说拾遗”大多采自宛委山堂本《说郛》，其中还列入了《说郛杂著》，成为丛书里的一种小丛书，割裂琐碎，已经到了不堪卒读的地步，而前人“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弊病，《龙威秘书》却全部承袭下来了。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说：
顾复贾人贸利，撮拾雕镌，如《说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说》，如《龙威秘书》，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捃华》，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殆尽。
鲁迅所批评的丛书，《丛书集成》里就收了《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和《龙威秘书》三种，因此《集成》里小说部分的质量较差。这也反映了明清人对小说书的轻视。古代丛书编者往往蹈袭了“贾人贸利”的恶习，粗制滥造，最害人的是改题撰人，造成混乱。《集成》中的唐人小说，主要取自《古今说海》和《龙威秘书》，但商务初版却大多没有印出。中华书局补印时，也只能按照原计划照印了。由于原编者预先确定了书号和册数，而中华补印本又过多地采用了影印法，又造成了装订厚薄不匀的弊病。
又如《正谊堂全书》所收文集多为节本，不是好版本。此外如《欣赏编》这部小丛书，虽然罕见，但价值实在不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存目曾指出：“书出陶宗仪《说郛》者十之八九（按：实指重编本《说郛》），皆移易其名。其《说郛》所无一二种，亦皆妄增姓氏，别立标目，非其本书。至于改窜屠隆《碑帖考》，尤多舛戾。”看来此书并不值得列在百种丛书之内。
查阅丛书，不能不利用《中国丛书综录》。尽管它不可避免地有所遗漏和不无小误，但无疑是一部非常好的工具书。它分为总目、子目、索引三部，检索丛书最为方便。
（选自《文史知识》）
然而，汇编众书为一集的做法，却由来已久。汉代人把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经”，可能已经把它编纂在一起了。至晚在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把蔡邕等人校定的《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书编为《熹平石经》，就是一部经学丛书。它不仅是编，而且也刻了，不过不是刻在木板上而是刻在石碑上而已。可惜的是，现在没有《熹平石经》的整部拓本留传于世。唐文宗时也曾刻过石经，开成二年（836），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 （《旧唐书·文宗纪》），《九经》已经合编为一百六十卷，大概是石经的拓本，显然已视为一套书了。后唐明宗时又依照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广颂天下（《五代会要》卷八），似乎已是整套发行的。此后，“九经”就成为经书的一个总称了。
关于丛书的起源，清代人叶名沣在《桥西杂记》的《丛书》条里说：“宋温陵曾慥集《穆天子传》以下二百五十种为《类说》，是则后世丛书所由昉。”《类说》收书有二百五十种之多，可是它对原书大加删节，实际上是一种摘要性的选本。在叶名沣之前编成的《四库全书》，把《类说》列在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提要说：“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而取其奇丽之语，仍存原目于条首。”如果说这种“杂纂”之书才是丛书的起源，那么马总的《意林》比曾慥《类说》更早，而比《意林》更早的还有梁庾仲容的《子钞》（已佚）和唐魏征的《群书治要》（清末才从日本找回来，所以《四库全书》未收）等书。《四库全书》不收丛书，只在杂家类杂纂之属里收了《意林》《绀林集》《类说》等十一种书。其中包括有《说郛》和《古今说海》两部大书，现代人一般都把它看作丛书了。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丛书之刻始于宋人》条说：“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诚为便于购求之事。宋人《儒學警悟》《百川学海》二者，为丛书之滥觞。”因而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和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也都以俞鼎孙、俞经所编的《儒学警悟》列为丛书之首。叶德辉谈的是“丛书之刻”，因此我们可以暂时不讨论丛书编纂之始的问题。但是谈到丛书的刻印，还是要涉及丛书的界限问题。除上述的《意林》《绀珠集》《类说》等书早有刻本之外，还有合集和自著全集算不算丛书，也还需要讨论。如《中国丛书综录》总集类所收的《晋二俊文集》（陆机、陆云的合集），刻于庆元六年 （1200），比刻于嘉泰二年（1202）的《儒学警悟》还早两年。《中国丛书综录》独撰类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的自著丛书类都著录了《陆放翁全集》之类的书。如果自著全集可以算是丛书的话，那么像收有《归田录》《集古录跋尾》等专著的欧阳修《居士集》，收有《天彭牡丹谱》《人蜀记》等专著的陆游《渭南文集》等，也都可以算是丛书了。不过现存的《渭南文集》刻于嘉定十三年（1220），晚于《儒学警悟》；而欧阳修《居士集》初刻于绍熙二年（1191）的本子已经不存，现存的是元代重刻本了。总之，宋刻本的自著文集往往收入各种著作，清人章学诚据此认为唐宋大家的文集应属子部（《校雠通义·宗刘第二》），现在列人丛部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至于收书是否完整，似乎也是丛书的标准之一。有人认为像《说郛》之类的节钞本就不能算丛书，又未免太苛刻了一些。《四库全书》不收丛书，所以把《说郛》之类的书列在杂家类杂纂之属。《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丛部”都收录了《说郛》及类似的丛书如《古今说海》《说郛续》等。如果要求丛书所收的必须是全书的话，那么有许多辑佚汇编之类的书也都算不上丛书了。当然，如果在目录里还保留着杂家类杂纂之属的类目，也不妨把一部分书列为杂纂，不过区分起来是很难的。因此各家书目的分类法略有不同，也不能强求一致。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汇编和类编两大类（如《中国丛书综录》），也可以分为普通丛书、专科丛书和地方丛书三大类（如《丛书集成初编目录》），也有人分为汇编丛书、地方丛书、家集丛书和自著丛书四大类（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研究者来说，专科丛书当然最便于使用，但以往专科丛书不多，尤其大部头的丛书都是汇编性质的。其特点是各科兼收，如叶德辉所说的“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其缺点是卷帙太大，个人往往无力购置，也不一定实用。所以当代编印的丛书，多数是以类相从的专科系列了。
清代人编的丛书很多，最大的一部丛书就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乾隆以前重要的古书差不多都已收入了。现在有了影印本，一般较大的图书馆都已人藏，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利用。为什么说“有选择”呢？因为《四库全书》的书并不全是好版本，如果某一种书已经有了新的注本、校点本、标点本，就可以不必用《四库》本了。还有其他古本、珍本、精校精注本的书，也不必再用《四库》本。除非进行专题研究，还需要用《四库》本来校勘一下，看看它有没有独特的地方。
现代人编的丛书，有一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是把一百部丛书汇编而成的大丛书。1935年，商务印书馆选定宋、元、明、清四代的丛书一百部，编成《丛书集成》，分批出版，原计划分订四千册，每册一号，共四千号，已出了三千四百六十七册，不幸遇上抗日战争爆发，出书中断，就成为功亏一篑的未完工程。就是这样一部没有出齐的丛书，在五十年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原来许多罕见的书就可以在《丛书集成》里找到了。 1983年，中华书局在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后，重印了已出的部分。接着，又陆续补印了未出的五百三十三册，于是《丛书集成》终于成为全璧了。 《丛书集成》在出版专家张元济先生的倡导下，设计非常周密，从它的凡例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许多特点。如：
丛书百部的选择标准，以实用与罕见为主；前者为适应需要，后者为流传孤本。
所选丛书的子目约六千种。一书互见于几种丛书的，去其重复，实存四千一百种。一书在不同丛书中，详略不一者，取最足之本；其同属足本，无校注者取最前出之本，有校注者取最后出之本。
为了经济实用，绝大部分以五号字排印，并加了断句。有不宜排印者则改为影印。
各书顺序，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编了目录，便于检索。这是一个按学科分类的书目，把丛书的子目分类编目法推进了一步。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录前有一个《丛书百部提要》，对每一部丛书作了精当概括的解题。虽然只有一百篇，但学术性很强，完全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至今还是最早的一部丛书总目提要。
《丛书集成》所选的，都是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丛书。从内容来说，所收普通丛书八十部，即汇编性的丛书，占了绝大多数。专科丛书十二部，下分经学二部、小学三部、史地二部、目录学一部、医学二部、艺术一部、军学一部。从数量来看专科丛书的确不多，这应该说是时代的局限，因为《集成》收书至清刊为止。地方丛书八部，其内容实际上还是综合性的。
本书集古今丛书之大成，收书种数比《四库全书》还多出百分之十八强。不少罕见的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而大部分的书还是比较实用的。由于它书价低，占地小，中小型的图书馆入藏了一部《丛书集成》，就等于具备了一百部丛书，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丛书集成》所取版本有不少优点，我们可以把它与《中国丛书综录》的著录略作比较。如《集成》所收的《三代遗书》是重印本，已经增补了一种《三坟》；而《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还是初印本，只有六种。又如《稗乘》，《集成》所收的是孙幼安校刊本，与《四库全书》杂家类存目著录的版本相同；而《综录》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黄昌龄重印本著录。黄本妄加挖改，把孙幼安改成黄昌龄，《晋文春秋》书前原署“秣陵陈玄胤校”也改作“新安黄昌龄校”，实际上是冒名顶替（参看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又如《宜稼堂丛书》，《集成》所收的有十二种，而《综录》所著录的只有七种。《粤雅堂丛书》，《集成》所收的有二百零八种，而《综录》所著录的只有一百八十种。《丛书百部提要》曾有说明：“始于道光庚戌，至咸丰乙卯，成二十集，凡一百二十八种。后又成续集，凡五十八种。继以三编，至同治壬戌，成十二种，事忽中止。至光绪乙亥，又成十種，而三编以毕。……亦有编全书为三十集者，续集中之《孝经音义》《东观奏记》《疑龙经》《撼龙经》反未刊入，岂重编时版已散佚耶？”《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正是分为三十集的版本。
前人编印丛书一般都是随刻随印，陆续出版，没有总的目录，各家藏本往往多少不一。从总的情况看，《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是全国四十一家图书馆所藏的丛书，书目比《丛书集成》多二十七倍，好的版本当然比《集成》更多，但《集成》编印得早，也有它的优越之处。
《集成》收书的版本都经过认真的选择，如凡例所规定的，“详略不一者，取最足之本；其同属足本，无校注者取最前出之本，有校注者取最后出之本”。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因此每种书的前面都有版本取舍的说明，有的书还作了相当认真的校勘。如《孔氏谈苑》书前扉页后面印上了一段很长的说明：
本馆《丛书集成》初编所选《宝颜堂秘笈》《艺海珠尘》皆收有此书。《宝颜》本四卷，《艺海》本五卷，内容同。《宝颜》本讹脱较多，故据《艺海》本排印，有讹脱处则据《宝颜》本改正。又如《虢石》条“援手刮之”，《宝颜》“援”作“缓”；《王彦祖梦人告试题》条“其后过试”，《宝颜》作“第后过省”；《跋祭》条“遣太常礼院官”，《宝颜》“遣”作“知”；《竦议五路进讨》条“营幕中”，《宝颜》作“营汉中”……皆未敢擅改，而录《宝颜》本异文于此。
校勘做得比较细致，可惜的是还没有用《唐宋丛书》作校勘，而且在异文的取舍上也有失误，如卷一《生前嫁妇死后休妻》条中的“王雱”，实当据《宝颜》本和《唐宋》本作“王旁”，是王安石的次子（参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又如《新编分门古今类事》，用的是《十万卷楼丛书》本，卷六《群玉仙籍》条原有十个缺字，都作空框，而《集成》本却分别补上了“曰某黼黻庙堂”和“某固是玉”十个字，实在是错误的，当据《青琐高议》作他校。如果编者是根据别本校补的，也应该说明来源。
《丛书集成》所选大多数都是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较高的丛书，但也有个别选择不精的。例如《龙威秘书》是从前人丛书中摘抄汇集而成的一部再生品，其第一集“汉魏丛书采珍”是从《汉魏丛书》选辑而来，第四集“晋唐小说畅观”大体是根据《五朝小说》和《唐人说荟》翻印的，第五集“古今丛说拾遗”大多采自宛委山堂本《说郛》，其中还列入了《说郛杂著》，成为丛书里的一种小丛书，割裂琐碎，已经到了不堪卒读的地步，而前人“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弊病，《龙威秘书》却全部承袭下来了。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说：
顾复贾人贸利，撮拾雕镌，如《说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说》，如《龙威秘书》，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捃华》，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殆尽。
鲁迅所批评的丛书，《丛书集成》里就收了《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和《龙威秘书》三种，因此《集成》里小说部分的质量较差。这也反映了明清人对小说书的轻视。古代丛书编者往往蹈袭了“贾人贸利”的恶习，粗制滥造，最害人的是改题撰人，造成混乱。《集成》中的唐人小说，主要取自《古今说海》和《龙威秘书》，但商务初版却大多没有印出。中华书局补印时，也只能按照原计划照印了。由于原编者预先确定了书号和册数，而中华补印本又过多地采用了影印法，又造成了装订厚薄不匀的弊病。
又如《正谊堂全书》所收文集多为节本，不是好版本。此外如《欣赏编》这部小丛书，虽然罕见，但价值实在不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存目曾指出：“书出陶宗仪《说郛》者十之八九（按：实指重编本《说郛》），皆移易其名。其《说郛》所无一二种，亦皆妄增姓氏，别立标目，非其本书。至于改窜屠隆《碑帖考》，尤多舛戾。”看来此书并不值得列在百种丛书之内。
查阅丛书，不能不利用《中国丛书综录》。尽管它不可避免地有所遗漏和不无小误，但无疑是一部非常好的工具书。它分为总目、子目、索引三部，检索丛书最为方便。
（选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