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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７年２月号的《人民音乐》上发表了刘靖之先生的文章，题目是：《音乐作品乐派之本——有关“新世纪中华乐派”之历史思考》。文章对《“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人民音乐》２００３年第８期）里的有关论述谈了不同的看法，并对“五四”前后至今受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音乐元素和民族器乐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客观的符合史实的分析和简述。刘先生这种求同存异的学者风范和探索历史与民族音乐发展之规律的精神，是我等晚辈学习的楷模，其论述的确不失为一家之言。然而，刘先生在讨论谢嘉幸“走出西方”论点时所说的“金融、科技、工业等与物质生活有关的行业都可以全球化，唯独文化艺术不可以，也不应该全球化，否则全世界各民族都穿同一款式服装、吃同一种食物、听同样的音乐，那不是闷死人吗！”是笔者不敢苟同的。因为，对这一问题认识和理解的正确与否，既会影响到“昨天”的音乐史实，又会影响到“今天”的音乐现实，更会影响到“明天”的音乐发展，所以，在这里笔者很有必要阐发一下自己的想法，以求教于刘先生和音乐界的同仁们。
我们从报刊杂志上找，我们从音像网络上看，关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科学技术“全球化”等问题的论述，丰富多彩已达到俯拾即是的程度。然而，在当下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乃至文化艺术等领域，“全球化”这一概念是一个多范畴、多维度的无定语的物质与思想的跨国交流的概念，它可以指向和描述任何一个领域的物质性跨国运作和思想交流。“全球化”既不是学者们语言文字作秀，也不是某些国家与政府的刻意安排，而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主要是经济文明和高科技交通、信息文明）和精神文明（主要是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高度发展到今天，由世人丰富、活跃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来决定的。因此，“全球化”是有坚实的人性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基础的，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针对音乐文化而言，自８０年代以来“文化趋同派”所认同的——音乐文化的“全球化”就意味着音乐文化的趋同化，这是和刘先生的观点相一致的。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人性意识的淡漠。因而，就产生了像刘先生的那种“文化趋同”派的观点，岂不知就人的客观特性而言，既使人类走向了理想的大同，文化走向世界一体化，人性也会有审美的不同、兴趣和爱好的不同，也不会使文化艺术完全趋同化的。第二，狭隘的民族文化意识。他们认为纯正的民族文化还是不受异域文化的影响、侵袭或不受所谓的“污染”为好，企图把民族文化禁锢在过去那种原始封闭的生态里，保持所谓纯正的原汁原味。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理念下的民族音乐文化实践，作为“博物馆艺术”样式进行整理、收藏和保护是可以的，但作为人们划时代的精神食粮那就显得味道不足了。第三，哲学社会常识的忽略或匮乏。刘先生认为“……与物质生活有关的行业都可以全球化，唯独文化艺术不可以，也不应该全球化……”，其本身就违背了哲学关系和社会逻辑。因为，经济基础决定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所以，音乐文化本身和其依附的经济基础既有人种、地域、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又有彼此之间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二者是依附性的、对立统一的，而不是相悖的。在此，笔者认为：只要一个人种、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人文传统的根和魂在，这种母语文化的差异就决定了文化艺术“全球化”是很难达到文化艺术的“全球一体化”或趋同化的，这就像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在分析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花儿”中所说的“处于杂居地区的各民族，可能在交流中相互接近，但绝不会完全失掉自己的民族习性。”①乔先生的论断意味着：不失掉自己民族习性的各族，就会自然保持各自的音乐文化传统，创造有别于异族的音乐文化。长期处于杂居区的回、汉、撒拉、东乡、土、保安、裕固等民族的音乐都不失其各自固有的民族属性，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全球化”以后就会失去各自的民族属性而达到趋同吗？回答是否定的。
乐之人性化。乐之人性化是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相互依存的必然产物。上不说远古的“韶乐”和“葛天氏之乐”等与人的灵魂与民俗相关的音乐传说，下不说《乐记》等著述的精神与精髓，单说建立在人类探索性和好奇心之上的音乐的传播性，就足以说明：音乐的人性化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世界化”的。首先，人性精神需求的一般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特殊性。人的生存规律告诉我们，人性不但具备基础性的物质需求（衣食住行等等），同时还需要一般的精神需求和特殊的精神需求。一般精神需求包括休闲、娱乐、游戏、交流、郊游等，属于生活中的直接组成部分；特殊精神需求包括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电视、电影等，属于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部分。一般而言，当人们的物质需求与一般性精神需求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或物质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时，人们会自然地追求特殊的艺术需求。这种关系所凸显的正是人性精神需求的一般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特殊性的对立和统一。从远古的神话、乐舞、游戏、传说，到现在的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电视、电影等，都可说明这一问题。其次，人性精神需求的自私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共享性。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利用人的自私性和与人的社会性相互协调来推动的，因此，作为精神层面的人的自私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有机平衡，同样对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集中体现在：人性精神需求的自私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共享平衡性。也就是说不管人具有多么丰富的内心世界，或音乐方面的自娱自乐性，但人对艺术特别是对音乐艺术的共享性，是人性自娱性的必然产物，这是一般的相对论原理，是矛盾体的两个侧面。即：人性既具有个体性、自私性又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高科技运输技术、通讯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全球化和音乐全球化是一样可能的。再次，看人性精神需求的开放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传播性。人性不但具有物质需求的开放性，同时也具有精神需求的传播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人性本质的“两性”开放需求，是和人类共同具有的好奇心和探索、展示心理紧密相连的。因此，作为音乐精神的传播性是直接建立在人性精神需求的开放性之上的。具体表现在：任何人、任何国家和民族在继承和发展自身音乐文化的同时，既渴望把自己的音乐文化介绍和展示给别人或别的国家和民族，又渴望欣赏和学习到别人或异域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在这种学习别人发展自身的过程中，我的音乐融合你的，你的音乐融合我的，都是避免不了的。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学习别人的东西，最难能可贵的一点：那就是都自然地留住了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根。正像刘先生文章中所表述的那一样，“五四”之后的乐歌和艺术歌曲从整体上看，虽具有抄袭、模仿、移植的成分，但我们民族音乐的成分不但有而且是在逐渐地多起来的，也可以说一开始就有的。这就是保留了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根啊！因而，人性精神需求的开放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传播性，也是音乐文化可以全球化的人性化基础。这里的“全球化”仍然不是全世界各民族都穿同一款式的服装、吃同一种食物、听同样的音乐，而是指不同“根系”的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相互传播与共荣。就人性的客观本质和音乐的人性化本质而言，只要人性还有探索、好奇的“围城”心理，只要人性还有思想的不同和欣赏及物欲的偏好，音乐文化的趋同化是不可能的。
乐之社会化。乐之社会化是人的群体社会化需求与精神需求相互依存的必然产物。在人类上万年的音乐历史文明中，不管是某种乐器的产生与完善，还是某种乐曲或乐舞的产生与发展，总是随着人类交流的足迹而达到一定社会化的。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有人性和社会性封闭状态下的“小音乐文化”现象，那也是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暂时性的。比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纳西古乐、侗族大歌以及诸多所谓“原生态”的音乐文化，不都渐渐地冲出封闭的境遇走向舞台，走向世界了吗！尽管在中国的音乐历史文明中“任何‘流派’都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正是由于凡是‘流派’都会要巩固和传承自身被类型化的模式，这就会自然伴随出现程度不同的消极性因素。”然而，“任何一种‘流派’，如果坚守固守不变的个别性风格，它终将又会形成新的惯性势力而束缚新的创新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借鉴与融合。②”当然，这也是“物极必反”规律的最一般显现而已。因为，音乐的社会化就如同人性的社会化一样，尽管有各“乐派”和“流派”的不同体系，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还是以人性的社会化和地域化为基础的，所以，音乐随着科技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发展由最初的群体化而后又发展到“流派”化、社会化，现在已经在向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一，人类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需要多元音乐文化的共享和共荣。人类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是人性社会化主客观规律的集中体现，音乐作为人的心灵与表演有机结合的产物，除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娱自乐性之外，社会性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温床。因此，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人们拿自己的音乐文化当作家常便饭享用的时候，为使自身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学习和享用一些异域和异族或异国的音乐文化，这既是人之本性，也是人之社会化之必然。其二，音乐的社会属性和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种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同时需要另类音乐文化的参照和推动。音乐的社会属性和发展规律是建立在人的一般社会属性和发展规律之上的必然产物，当某个人、某个民族和某个国家利用自身的母语文化在继承与发展的音乐之路上阔步前进的时候，不但需要自身遗传基因的内驱力和母语文化的孕育力，同时还需要异域音乐文化的参照和推动力。其基本原理是：一个主体的人不但可以直接认识自身，同时还可通过客体的人和事物的参照、学习和借鉴，而更好地辨别自身和认识自身。音乐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当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音乐，不断以丰富多彩的异域音乐文化作为参照和学习借鉴的对象时，那么，他们的音乐就会显示出更加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一些自生自灭的音乐文化现象，大概就是与之相悖而使然的。因此，音乐的社会共享性和音乐的社会参照性仍然是音乐走向“全球化”的内在动力和诱因。
乐之艺术化。乐之艺术化，是指音乐产生与发展的一般技艺性和规律性。具体包括：音乐创作的技法与规律；音乐唱、奏的技艺规律和娱乐与情感、审美创造规律；以及音乐欣赏的娱乐性、情感性和审美想象等等。这些音乐艺术化的基本规律和属性，都是在人性化和人性社会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并保持着自身传承、发展和变异的基本规律，以至于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脚步，“人”到哪里就把音乐艺术带到哪里、影响到哪里。因此，音乐走向“全球化”有如下几种可能：其一，就专业的音乐创作规律而言。在世界各国的音乐历史上，一般都是创作兼演奏两体合一的，专业音乐创作的产生是近百余年来逐渐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因此，不管专业的音乐创作还是兼职的音乐创作，都有一个人性社会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具有社会化性质的作曲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除自然驾驭自身的母语文化承载乐思（或音乐创作）外，还在人的探索欲望和社会交往的进程中，必然受到异域音乐文化的参照和影响。就像西方的普契尼能创作东方的《图兰多》和《蝴蝶夫人》是一个道理；就像周文中先生把中国的音乐文化带到西方去栽培传播也是一个道理。这说明一种音乐文化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承受着两种力的作用，一种是母语文化基因的内驱力，另一种是受异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外助力。没有外助力的音乐文化实际是一种封闭的音乐文化，封闭的音乐文化就有可能落入自生自灭的境地。同时也说明音乐创作的技艺性，音乐创作的娱乐性，音乐创作的情感性和音乐创作的审美性，是可以相互交流和共享的。因此，随着现代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现代“地球村”的形成，音乐走向“全球化”不是不可能的，而是早已开始了。其二，就音乐演唱和演奏的基本规律而言。音乐演唱和演奏的基本规律是体现音乐艺术化的实质性内涵，它主要表现在音乐演唱和演奏的技艺之上。所谓音乐审美的感性特征和音乐审美的理性特征，就是音乐技艺身上的一副重担，前者用“感性”装载着心灵的娱乐和情感，后者用“理性”装载着心灵的审美和创造。因此，肩负技艺的音乐艺术本身，在其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是既可以近距离地“走亲访友”，也可以远距离地“跨国旅游”的。因为，音乐的艺术化是建立在人性社会化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所以，“三大男高音”来北京“紫禁城”献艺和宋祖英２００６年到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谭晶等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献艺都是音乐可以“全球化”基本例证。其三，就音乐理论的创建和交流规律而言。就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言，音乐理论是依附于演唱和演奏技艺的必然产物，其本质就是揭示演唱和演奏的基本规律并使其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和人类的精神需求。所谓音乐演唱学、音乐演奏学、音乐考古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乐器制作学等等，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只不过上述各个学科的指向性和包容性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演唱和演奏学侧重于现实的演唱、演奏技艺；音乐考古学则侧重于明古鉴今；音乐人类学侧重于用音乐的窗口或视角探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民族音乐学侧重的是民族或族群文化与音乐产生与发展的关系；乐器制造学科侧重于现实的乐器制造工艺和方法等等。诚然，无论这些学科的指向性和包容性有多么大的区别和不同，也无论它们彼此之间的侧重点和关联点有多么的相近和相异，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还是不分族群、不分国家、不分民族的一如既往地发生着的。因此，不管任何国家、任何地域的任何音乐理论，都在不断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着自己，同时也在不断经历着人性社会化和音乐理论全球化的洗礼和考验。近百年来西方的音乐理论、意大利的美声唱法和民族音乐学及音乐人类学等学科在东方的引进和发展，也是音乐可以全球化的最好例证。
人类的文化现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样式和文化形态。平时政府部门所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凸现的也是经济对于文化的基础性作用和文化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或反作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就如同神话中的“亚当”与“夏娃”的关系一样，若二者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能使人类得以延续，可以说经济的“亚当”走到哪里，文化的“夏娃”就跟到哪里。经济和文化在相互联系中，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和其基本的运动规律。人类的音乐艺术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何尝不是如此呢？金融、科技、工业等与物质生活有关的行业都可以全球化，文化艺术乃至音乐艺术就可以独守“闺房”吗？！
音乐文化是可以全球化的，全球化意味着不同文化口味的调适、参照、借鉴、学习和共享。应该说：音乐文化的“全球化”是人性的需求，是社会的需求，是艺术本身的需求。
①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第119页。
②伍国栋《岂一个“乐派”了得——传统音乐流派与“中华乐派”刍议》，《人民音乐》2007年第2期，第23页。
（本论文受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资助，立项号０９ＣＷＹＪ０２）
肖桂彬 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张清华 山东省沂南职业教育学校音乐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我们从报刊杂志上找，我们从音像网络上看，关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科学技术“全球化”等问题的论述，丰富多彩已达到俯拾即是的程度。然而，在当下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乃至文化艺术等领域，“全球化”这一概念是一个多范畴、多维度的无定语的物质与思想的跨国交流的概念，它可以指向和描述任何一个领域的物质性跨国运作和思想交流。“全球化”既不是学者们语言文字作秀，也不是某些国家与政府的刻意安排，而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主要是经济文明和高科技交通、信息文明）和精神文明（主要是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高度发展到今天，由世人丰富、活跃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来决定的。因此，“全球化”是有坚实的人性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基础的，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针对音乐文化而言，自８０年代以来“文化趋同派”所认同的——音乐文化的“全球化”就意味着音乐文化的趋同化，这是和刘先生的观点相一致的。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人性意识的淡漠。因而，就产生了像刘先生的那种“文化趋同”派的观点，岂不知就人的客观特性而言，既使人类走向了理想的大同，文化走向世界一体化，人性也会有审美的不同、兴趣和爱好的不同，也不会使文化艺术完全趋同化的。第二，狭隘的民族文化意识。他们认为纯正的民族文化还是不受异域文化的影响、侵袭或不受所谓的“污染”为好，企图把民族文化禁锢在过去那种原始封闭的生态里，保持所谓纯正的原汁原味。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理念下的民族音乐文化实践，作为“博物馆艺术”样式进行整理、收藏和保护是可以的，但作为人们划时代的精神食粮那就显得味道不足了。第三，哲学社会常识的忽略或匮乏。刘先生认为“……与物质生活有关的行业都可以全球化，唯独文化艺术不可以，也不应该全球化……”，其本身就违背了哲学关系和社会逻辑。因为，经济基础决定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所以，音乐文化本身和其依附的经济基础既有人种、地域、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又有彼此之间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二者是依附性的、对立统一的，而不是相悖的。在此，笔者认为：只要一个人种、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人文传统的根和魂在，这种母语文化的差异就决定了文化艺术“全球化”是很难达到文化艺术的“全球一体化”或趋同化的，这就像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在分析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花儿”中所说的“处于杂居地区的各民族，可能在交流中相互接近，但绝不会完全失掉自己的民族习性。”①乔先生的论断意味着：不失掉自己民族习性的各族，就会自然保持各自的音乐文化传统，创造有别于异族的音乐文化。长期处于杂居区的回、汉、撒拉、东乡、土、保安、裕固等民族的音乐都不失其各自固有的民族属性，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全球化”以后就会失去各自的民族属性而达到趋同吗？回答是否定的。
乐之人性化。乐之人性化是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相互依存的必然产物。上不说远古的“韶乐”和“葛天氏之乐”等与人的灵魂与民俗相关的音乐传说，下不说《乐记》等著述的精神与精髓，单说建立在人类探索性和好奇心之上的音乐的传播性，就足以说明：音乐的人性化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世界化”的。首先，人性精神需求的一般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特殊性。人的生存规律告诉我们，人性不但具备基础性的物质需求（衣食住行等等），同时还需要一般的精神需求和特殊的精神需求。一般精神需求包括休闲、娱乐、游戏、交流、郊游等，属于生活中的直接组成部分；特殊精神需求包括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电视、电影等，属于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部分。一般而言，当人们的物质需求与一般性精神需求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或物质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时，人们会自然地追求特殊的艺术需求。这种关系所凸显的正是人性精神需求的一般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特殊性的对立和统一。从远古的神话、乐舞、游戏、传说，到现在的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电视、电影等，都可说明这一问题。其次，人性精神需求的自私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共享性。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利用人的自私性和与人的社会性相互协调来推动的，因此，作为精神层面的人的自私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有机平衡，同样对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集中体现在：人性精神需求的自私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共享平衡性。也就是说不管人具有多么丰富的内心世界，或音乐方面的自娱自乐性，但人对艺术特别是对音乐艺术的共享性，是人性自娱性的必然产物，这是一般的相对论原理，是矛盾体的两个侧面。即：人性既具有个体性、自私性又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高科技运输技术、通讯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全球化和音乐全球化是一样可能的。再次，看人性精神需求的开放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传播性。人性不但具有物质需求的开放性，同时也具有精神需求的传播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人性本质的“两性”开放需求，是和人类共同具有的好奇心和探索、展示心理紧密相连的。因此，作为音乐精神的传播性是直接建立在人性精神需求的开放性之上的。具体表现在：任何人、任何国家和民族在继承和发展自身音乐文化的同时，既渴望把自己的音乐文化介绍和展示给别人或别的国家和民族，又渴望欣赏和学习到别人或异域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在这种学习别人发展自身的过程中，我的音乐融合你的，你的音乐融合我的，都是避免不了的。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学习别人的东西，最难能可贵的一点：那就是都自然地留住了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根。正像刘先生文章中所表述的那一样，“五四”之后的乐歌和艺术歌曲从整体上看，虽具有抄袭、模仿、移植的成分，但我们民族音乐的成分不但有而且是在逐渐地多起来的，也可以说一开始就有的。这就是保留了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根啊！因而，人性精神需求的开放性与音乐精神需求的传播性，也是音乐文化可以全球化的人性化基础。这里的“全球化”仍然不是全世界各民族都穿同一款式的服装、吃同一种食物、听同样的音乐，而是指不同“根系”的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相互传播与共荣。就人性的客观本质和音乐的人性化本质而言，只要人性还有探索、好奇的“围城”心理，只要人性还有思想的不同和欣赏及物欲的偏好，音乐文化的趋同化是不可能的。
乐之社会化。乐之社会化是人的群体社会化需求与精神需求相互依存的必然产物。在人类上万年的音乐历史文明中，不管是某种乐器的产生与完善，还是某种乐曲或乐舞的产生与发展，总是随着人类交流的足迹而达到一定社会化的。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有人性和社会性封闭状态下的“小音乐文化”现象，那也是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暂时性的。比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纳西古乐、侗族大歌以及诸多所谓“原生态”的音乐文化，不都渐渐地冲出封闭的境遇走向舞台，走向世界了吗！尽管在中国的音乐历史文明中“任何‘流派’都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正是由于凡是‘流派’都会要巩固和传承自身被类型化的模式，这就会自然伴随出现程度不同的消极性因素。”然而，“任何一种‘流派’，如果坚守固守不变的个别性风格，它终将又会形成新的惯性势力而束缚新的创新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借鉴与融合。②”当然，这也是“物极必反”规律的最一般显现而已。因为，音乐的社会化就如同人性的社会化一样，尽管有各“乐派”和“流派”的不同体系，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还是以人性的社会化和地域化为基础的，所以，音乐随着科技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发展由最初的群体化而后又发展到“流派”化、社会化，现在已经在向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一，人类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需要多元音乐文化的共享和共荣。人类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是人性社会化主客观规律的集中体现，音乐作为人的心灵与表演有机结合的产物，除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娱自乐性之外，社会性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温床。因此，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人们拿自己的音乐文化当作家常便饭享用的时候，为使自身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学习和享用一些异域和异族或异国的音乐文化，这既是人之本性，也是人之社会化之必然。其二，音乐的社会属性和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种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同时需要另类音乐文化的参照和推动。音乐的社会属性和发展规律是建立在人的一般社会属性和发展规律之上的必然产物，当某个人、某个民族和某个国家利用自身的母语文化在继承与发展的音乐之路上阔步前进的时候，不但需要自身遗传基因的内驱力和母语文化的孕育力，同时还需要异域音乐文化的参照和推动力。其基本原理是：一个主体的人不但可以直接认识自身，同时还可通过客体的人和事物的参照、学习和借鉴，而更好地辨别自身和认识自身。音乐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当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音乐，不断以丰富多彩的异域音乐文化作为参照和学习借鉴的对象时，那么，他们的音乐就会显示出更加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一些自生自灭的音乐文化现象，大概就是与之相悖而使然的。因此，音乐的社会共享性和音乐的社会参照性仍然是音乐走向“全球化”的内在动力和诱因。
乐之艺术化。乐之艺术化，是指音乐产生与发展的一般技艺性和规律性。具体包括：音乐创作的技法与规律；音乐唱、奏的技艺规律和娱乐与情感、审美创造规律；以及音乐欣赏的娱乐性、情感性和审美想象等等。这些音乐艺术化的基本规律和属性，都是在人性化和人性社会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并保持着自身传承、发展和变异的基本规律，以至于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脚步，“人”到哪里就把音乐艺术带到哪里、影响到哪里。因此，音乐走向“全球化”有如下几种可能：其一，就专业的音乐创作规律而言。在世界各国的音乐历史上，一般都是创作兼演奏两体合一的，专业音乐创作的产生是近百余年来逐渐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因此，不管专业的音乐创作还是兼职的音乐创作，都有一个人性社会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具有社会化性质的作曲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除自然驾驭自身的母语文化承载乐思（或音乐创作）外，还在人的探索欲望和社会交往的进程中，必然受到异域音乐文化的参照和影响。就像西方的普契尼能创作东方的《图兰多》和《蝴蝶夫人》是一个道理；就像周文中先生把中国的音乐文化带到西方去栽培传播也是一个道理。这说明一种音乐文化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承受着两种力的作用，一种是母语文化基因的内驱力，另一种是受异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外助力。没有外助力的音乐文化实际是一种封闭的音乐文化，封闭的音乐文化就有可能落入自生自灭的境地。同时也说明音乐创作的技艺性，音乐创作的娱乐性，音乐创作的情感性和音乐创作的审美性，是可以相互交流和共享的。因此，随着现代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随着现代“地球村”的形成，音乐走向“全球化”不是不可能的，而是早已开始了。其二，就音乐演唱和演奏的基本规律而言。音乐演唱和演奏的基本规律是体现音乐艺术化的实质性内涵，它主要表现在音乐演唱和演奏的技艺之上。所谓音乐审美的感性特征和音乐审美的理性特征，就是音乐技艺身上的一副重担，前者用“感性”装载着心灵的娱乐和情感，后者用“理性”装载着心灵的审美和创造。因此，肩负技艺的音乐艺术本身，在其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是既可以近距离地“走亲访友”，也可以远距离地“跨国旅游”的。因为，音乐的艺术化是建立在人性社会化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所以，“三大男高音”来北京“紫禁城”献艺和宋祖英２００６年到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谭晶等到维也纳“金色大厅”献艺都是音乐可以“全球化”基本例证。其三，就音乐理论的创建和交流规律而言。就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言，音乐理论是依附于演唱和演奏技艺的必然产物，其本质就是揭示演唱和演奏的基本规律并使其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和人类的精神需求。所谓音乐演唱学、音乐演奏学、音乐考古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乐器制作学等等，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只不过上述各个学科的指向性和包容性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演唱和演奏学侧重于现实的演唱、演奏技艺；音乐考古学则侧重于明古鉴今；音乐人类学侧重于用音乐的窗口或视角探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规律；民族音乐学侧重的是民族或族群文化与音乐产生与发展的关系；乐器制造学科侧重于现实的乐器制造工艺和方法等等。诚然，无论这些学科的指向性和包容性有多么大的区别和不同，也无论它们彼此之间的侧重点和关联点有多么的相近和相异，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还是不分族群、不分国家、不分民族的一如既往地发生着的。因此，不管任何国家、任何地域的任何音乐理论，都在不断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着自己，同时也在不断经历着人性社会化和音乐理论全球化的洗礼和考验。近百年来西方的音乐理论、意大利的美声唱法和民族音乐学及音乐人类学等学科在东方的引进和发展，也是音乐可以全球化的最好例证。
人类的文化现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样式和文化形态。平时政府部门所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凸现的也是经济对于文化的基础性作用和文化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或反作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就如同神话中的“亚当”与“夏娃”的关系一样，若二者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能使人类得以延续，可以说经济的“亚当”走到哪里，文化的“夏娃”就跟到哪里。经济和文化在相互联系中，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和其基本的运动规律。人类的音乐艺术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何尝不是如此呢？金融、科技、工业等与物质生活有关的行业都可以全球化，文化艺术乃至音乐艺术就可以独守“闺房”吗？！
音乐文化是可以全球化的，全球化意味着不同文化口味的调适、参照、借鉴、学习和共享。应该说：音乐文化的“全球化”是人性的需求，是社会的需求，是艺术本身的需求。
①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第119页。
②伍国栋《岂一个“乐派”了得——传统音乐流派与“中华乐派”刍议》，《人民音乐》2007年第2期，第23页。
（本论文受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资助，立项号０９ＣＷＹＪ０２）
肖桂彬 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张清华 山东省沂南职业教育学校音乐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