扺掌真疑空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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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夏天,我(凌梅生)在北京的时候,前往红庙北里拜谒周汝昌先生,相聚欢会,言笑晏晏,时虽酷暑,如坐春风。言谈之间,周先生深情地回忆起我的父亲凌道新。他颤颤巍巍拉着我的手说,他这一生有两个终身难忘的同学和朋友,一个是黄裳,一个是凌道新。他还说,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凌道新的文章。现谨以此文,表达对汝昌先生的追思之情,同时也寄托对先父的深切怀念。
  周汝昌(1919—2012)和凌道新(1921—1974)为天津同乡,也是天津南开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两度同窗。二人身处津门,自幼学兼中西,不但英美文学造诣精深,且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年轻时,旧体诗已作得相当娴熟。后来又分别受业于顾随和吴宓,成为一时才俊。
  1941年底,燕大被日本人封校,两人动如参商,十余年音书不通。等到再次相见,已是天翻地覆之后的1952年夏天,地点则是远离京华的蜀中。周汝昌在他的《异本纪闻》中回忆说:“1952年春夏之间,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安顿在华西坝。第一位来访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珍珠港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遇,他已早在华大任教,真是他乡故知之遇,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庙,薛涛井墓,都是我们偕游之地,倡和之题,也曾共同从事汉英译著的工作,相得甚欢。”
  同窗友朋经历易代之变,在成都旧雨相逢,那种亲切和投契自不待言。凌道新比周汝昌年龄略小,称周汝昌为“兄”,呼周夫人毛淑仁为“嫂”。在华西大学时,凌道新常到周家,和周汝昌快谈作诗,与其家人相处融融,还颇为幽默地随周汝昌子女的口风,称毛淑仁为“母亲”。一日,周汝昌邀凌道新在家里吃饺子。凌道新即席赋诗:“澒洞风尘十度春,居然重见眼中人……莫云锦里终岑寂,犹有来朝万事新。”周汝昌和诗《喜道新兄来寓食水饺即席有句率和元韵》答云:“几番风雨送残春,万里殊乡值故人。识面共怜颜色改,呼名独见语声亲。行厨愧我尊无酒,倚句多君笔有神。暂向西窗贪剪烛,明朝新我更须新。”两首诗共同流露出易代沧桑的感慨,殊乡重逢的惊喜,还有明朝新我的美好憧憬。
  周、凌二人才堪伯仲,志趣相投,交情日笃。成都这座古城极具文化底蕴,激起了两位诗人浓厚的诗兴。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们频频酬唱,佳篇迭出,结下高山流水的诗谊。
  成都杜甫草堂是诗歌的圣地,因而也是周、凌酬唱的重要内容。八月末的锦城秋意凉凉,两人一连多日偕游草堂,拜谒诗圣。少陵草堂茂林修竹,曲水清波,环境清幽,最是动人诗兴。8月24日,周汝昌作《用陈先生寅恪人日遊工部草堂韵约道新同访》一诗:
  旧宅荒祠系我情,瓣香久已治心觥。
  不须雅儒悲同代,未废江河幸几生。
  饿死故应书乱世,兹遊早是见升平。
  小车似醉旋陈迹,一片新秋又锦城。
  凌道新作《和汝昌兄约谒工部草堂》一首:
  可有江郎未尽才,解嘲无计且衔杯。
  不须春兰重重缚,何惜劳心寸寸灰。
  千古文章同一痛,初秋风雨漫相催。
  连宵如梦城西宅,杜老祠堂乘兴来。
  次日,二人诗兴未尽,再度重游。周汝昌有《壬辰七夕前一日即果谒草堂因再作》诗。凌道新《奉和汝昌兄同谒工部草堂》有句云:“千秋史笔光芒在,万口诗篇字句新。独对残碑无一语,欲将双泪吊斯人。”表达了对诗圣的景仰和凭吊之情。又一日午后,两位诗人再次来到浣花溪,田野、古树、流水、水鸟、夕阳,美景如画。周汝昌感赋《浣花溪小立怀杜与道新》,凌道新有《奉和汝昌兄浣花溪之作》。此外,凌道新还有《再和汝昌兄三首》,其中一首还言及唐代女诗人薛涛所居之碧鸡坊。
  成都期间,周汝昌和凌道新吟咏杜甫草堂、武侯祠、薛涛井的诗非常多,可惜诗稿保存不善,多已散佚,或馀残稿。他们在酬唱赠答、同题共作而外,还曾联句作诗。1952年立秋时节,二人同至成都人民公园,茶肆品茗,谈诗论道,其时所作联句诗尚完整保存在周汝昌诗集中,题为《立秋日与道新茶肆联句》。
  上面言及的十多首诗,仅是当年夏秋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周、凌二人所作唱和,如果考虑到散佚诗作的数量,其唱和之盛,诗谊之醇,堪称一段难得的文坛佳话。
  当年十月,全国高校实施“院系调整”,周汝昌和凌道新分别从华西大学外文系调整至四川大学外语系和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十月二十四日,凌道新行赴重庆,周汝昌有诗赠别:“万里初来意外逢,谁言此会更匆匆……锦城未用频回首,却羡东游是向东。”意外相逢乃复言分,惜别之情溢于言表。凌道新抵达北碚西南师院后,有和诗寄赠周汝昌:
  回首京华忆旧逢,蜀都聚散也匆匆。
  骑驴竟遇文章伴,旅食端疏酒茶供。
  独夜楼台听宿雨,百年身世时征蓬。
  别来心绪君知否?几度梦魂锦水东。
  原本同在华西坝朝夕论道的诗友,自此东巴西蜀,分别有年。对身处成都的周汝昌,凌道新常怀千里命驾之想。1953年8月暑假,凌道新专程从重庆至成都看望周汝昌。他们分别在对方的锦册题诗,以求取对方笔墨的方式来表达“知音者希,真赏殆绝”之感叹。周汝昌在凌道新的锦册题诗《喜道新至自渝》(癸巳中元夕所作),并附记道:“余与道新燕京一别几十馀年,不期于锦城六月过从,乃复言判,手曾有句纪之。今夏道新重游旧地,乃更得数日之聚,一破索居之苦,赋此发道新,笑叹也。”诗云:
  玉露年年感受新,锦筵聚散最关人。
  诗才三日翻怜别,酒肆重来岂厌频。
  扺掌真疑空一代,会心难得竟兹辰。
  东川西蜀皆沉滞,下峡何当我与君。
  “扺掌真疑空一代”,是视对方为旷代知音,更是以绝代风华自相期许。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首那个特殊的时代,再来细细赏读这首诗,真令人生出难以言说的万千感慨!周汝昌诗书双绝,相得益彰,册页笺纸落款“射鱼邨豎拜稿”,并钤一枚方形阳文篆印,印文为“玉言金石寿”。   九月七日,他们又同游成都人民公园。凌道新有诗纪之:
  漂泊西南十一春,隋珠照夜古精神。
  凭谁能话凄凉事,面子终怜憔悴身。
  花发鸟啼当换世,天空海阔更无人。
  欲言风谊师先友,肯把文章谒后尘。
  周汝昌步其诗韵,以《公园茶肆勉应道新见赠之韵》答和之。诗后附注云:“道新语寒假重遊锦城以此坚之。”由此可知,二人应有寒假锦城重聚之约。凌道新返渝之后,有《遣兴》、《简汝昌》二诗寄赠,周汝昌亦有《答谢道新元韵》作答。
  当此之时,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出版,轰动一时,凌道新为友人感到由衷的喜悦,特意与吴宓先生共邀周汝昌赴西南师院一聚。周汝昌在《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一文中回忆说:“我与道新别后,彼此相念,书札唱和;至秋冬之际,来札叙及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不久,彼校师友亦皆宣传,并已得吴宓先生寓目与评价,希望能谋一晤,面叙‘红’情。因只有寒假方能得空,于是邀我于上元佳节到渝一游,藉慰离怀,兼会诸位谬赏之知音。那时成渝铁路已通,我果于约期前往,道新特自北碚赴重庆车站相迎。我一出站,见他伫立栏外,丰采依然,心中无限欣喜。”这一天,是1954年2月17日。
  周汝昌到北碚后,下榻于西南师院团结村二舍五号凌道新的宿舍,前后小住约一周时间,其间拜谒前辈大师,结识学界同好,更于2月20日夜晚在凌道新宿舍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楼梦》学术座谈会,即学界所称的“红烛会”。周汝昌晚年回忆说:“那个夜晚,华灯书室,说《梦》话芹,气氛十分热烈而又新鲜,在我这‘级别不高’的人生、学术经历中,这样的聚会确是唯一而无二的。”可见,这次“红烛会”给他留下了铭感终生的深刻印象。
  如果说在华西坝的日子可以称作两位昔日同窗的“成都唱和”,那么,周汝昌在北碚小住前后的这一段时间,诗人兴会,以诗传情,形成一个完全不亚于成都时期的酬应唱和的高潮,此又可以名之曰“北碚雅集”。周汝昌在北碚期间,赋七绝四首赠凌道新:“来北碚会道新弟,把手契阔,殊慰索居。道新为题新证二律,清辞妙绪,淑婉见情,尤深喜幸。亦作小绝句以报,并为他日话旧之资云尔。”其三、四云:
  (三)
  拨火敲诗夜不眠,重钞邮惜费蛮笺。
  山云自是无言客,冷落红妆剧可怜。
  (四)
  真个巴山夜雨时,他年却话不须疑。
  预怜明日分襟处,剪烛先题忆别诗。
  第三首诗注:“道新友某女士在座,道新竟时亦长吟不顾,故云。”此处“某女士”指凌道新女友、未婚妻傅启群。据梁归智《周汝昌传》记载周先生的回忆:2月20日“红烛会”之后,他就在凌道新寓所住宿,向凌道新讲述缪钺大年初二车站读诗的情景,二人都哈哈大笑。凌道新又高声朗读缪钺为《新证》所题的两首诗,不断击节赞叹。这时,凌道新的未婚妻傅女士来看男朋友,见周、凌二人只顾在那里念缪钺的诗,也就默默地坐在屋角静听欣赏。第二天,周汝昌把这些前后因缘写成一组绝句,寄给缪钺,周汝昌记得其中两句是“一时惊动路边客”、“冷落红妆亦可怜”,前者指缪钺路边吟诗,后者指傅女士静听。缪钺后来说:“你把我们诗文交契的首尾一切,都写全了。”
  凌道新亦步韵四绝作答,其一云:“传闻元白是诗俦,两地慈恩一梦游。觉后不须更惆怅,果然携手古梁州。”元白指的是中唐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两人都曾经入蜀,友情深挚,元稹贬通州(今四川达州)期间,白居易正谪居江州(今江西九江),诗书往来,吟咏不绝,留下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唱和诗,文学史上美称为“通江唱和”。“古梁州”指今巴蜀之地。“觉后不须更惆怅”云云,显然是以元、白来比况自己和周汝昌之间的诗谊。
  2月22日,周汝昌离开北碚返回成都。此次与吴宓、凌道新等学界诗友的雅集,令他格外高兴。周汝昌特意购得一方端砚寄赠凌道新以作纪念,并作书信告之。凌道新即写下《汝昌书告得砚相赠书此先谢》:
  书道相遗砚一方,感君情意喜能狂。
  酬诗难敌元才子,琢石容猜顾二娘。
  怅望林峦空待鹤,漫经沧海几生桑。
  从知断帖摩挲事,日日临池到夕阳。
  此诗韵律苍凉,情意深挚,可以感知凌道新才情并茂的诗艺水准。诗中有得赠端砚的欣喜,有漫经沧海的感慨,也有成渝分别的怅惘,应该算是“北碚雅集”的馀韵了。
  真应了那句话,走得最快的都是最美的时光。周、凌二人谁也没有料到,重庆北碚一别,竟是他们此生的永别。1954年4月,周汝昌书信告知,他即将告别成都,奉调北京。凌道新得信后,有《昨接汝昌兄书惊知即返京赋别四首》,其四云:
  感君肝胆照乾坤,前席虚时肠内温。
  痛为别催魂欲断,泪因情落眼频昏。
  低徊素纸佳诗句,省识山阶旧屐痕。
  怅望古今一挥手,交亲元白几人存?
  当年出川赴京无直通铁路,周汝昌拟绕道重庆水路,希望和凌道新再见一面。但当凌道新接到周汝昌到达重庆后信函,告知因行时仓促,不能作别,凌道新黯然神伤,遂有《五月十九日得汝昌自渝旅舍书曰已买棹东下晤别无由又言哑儿思念不觉黯然乃赋三首》,其三云:
  万里江山一叶舟,从今旧话剑南游。
  杜公心事输归客,李掾生涯逐荡鸥。
  只为情怀难入梦,几回风雨怯登楼。
  京尘濯后书须寄,北极伫看意未休。
  “杜公”当然是指杜甫,“李掾”则是指曾入剑南东川幕府的晚唐大家李商隐。凌道新深受杜甫影响,其七律最能见杜诗沉郁顿挫之韵致。因此,有识者对凌道新的诗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堪入“今诗三百首”。周汝昌则评价说:“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而且英文造诣也高,实乃难得之俊才。”
  此后,两位挚友一在北京,一在北碚,事业歧路,命运分途,各自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周汝昌调至北京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部编辑,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中华传统文化及《红楼梦》的研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幸得逃出生天,终成一代名家。凌道新则命途多舛,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晚唐诗人崔珏《哭李商隐》诗云:“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可以用来评说凌道新未展长才的风雨人生。他和周汝昌各自山重水复的命运轨迹,则折射出难以言说的历史沧桑。
  今天,距离周、凌二人的“成都唱和”与“北碚雅集”,时间过去了六十年。周先生归返道山也已两年,而家父凌道新于1974年含冤离世,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周汝昌与凌道新之间心神两契的诗谊,那个时代的学人风范,只在历史的空谷里留下依稀可闻的馀响,我们听着父辈的足音,情不自禁发出长长的叹息,这叹息,正像父亲在诗中所感叹的那样:“花发鸟啼当换世,天空海阔更无人。怅望古今一挥手,交亲元白几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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